Th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ungfu World
——Based on Louis Cha’s Works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Dr. Prof. Jean-Pierre Sean

新垣平译

Dedicated to

Dr. Louis Cha Leung-yung

in friendship and admiration

谨以友谊和崇敬

将此书献给

查良镛博士

Till the horizon of sky，flies snow.

To shoot a white deer, withan arrow!

Leaning against green Mandarin Ducks, The magic knight smiles at the book, as below.

大雪纷飞，直到天际

箭矢射向，一头白鹿

倚靠着绿色的满大人鸭，神奇的骑士

微笑地看着下面这本书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目录

导论

西方人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冲突

武术世界在中国出现的条件

中国武学的基本特质和类别

文献回顾；查良镛博士的研究

第一部　中国武术世界的起源（史前—公元960年）

第一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0年）

越国女士的传说

江河与湖泊：诸国混战时代的社会流动者

游侠的出现及其历史影响

中华帝国的建立与游侠的消亡

第二章　中古时代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宗教根源（公元前100年—700年）

《黄帝内经》与道教的诞生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武学理论的重要性

达摩与慧可；少林武学的形成

少林寺与武曌的统治

第三章　8—10世纪的宗教与武术家（700年—960年）

八世纪的佛教、道教及诸宗教

唐代诗人与武术

唐代后期政治与女性游侠

宗教的衰落和吕岩教团的西征

唐朝的灭亡与武学传承的继续

第二部　两宋：武术世界的个人主导时代（960年—1279年）

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

政治与社会转变；江湖与武术世界的形成

宋代国际形势与武术世界轴心的形成

武术世界的非正统势力

慕容家族的计划：雁门关事件

乔峰的兴衰与少林寺之役

第五章　女真侵宋战争与武术世界低谷（1094年—1162年）

少林寺之役之后的武术世界

女真侵宋战争及其对武术世界的打击

武学的正典化进程

第六章　五绝体系的确立与调整（1162年—1227年）

少林的衰落与全真教的崛起

南宋-金对峙下的武术世界格局

第一次华山论剑及其后果

蒙古的崛起；金国武术集团的挑战

蒙古西征；第二次华山论剑

第七章　宋末武术世界与蒙宋战争（1227年—1279年）

从成吉思汗之死到大胜关会议

蒙古武术集团的建立；全真教的分裂

两次襄阳战役与南宋的灭亡

第三部　元明：武术世界的门派主导时代（1279年—1600年）

第八章　元代门派政治与明教运动（1279年—1336年）

元代门派政治的兴起

明教复兴运动

明教的分裂与转化

第九章　从明教到大明帝国（1336年—1368年）

武当与少林走向斗争

六大门派对明教的围剿

张无忌的统治与反元统一战线的建立

少林寺会议与张无忌之死

明教战争与明帝国的建立

第十章　明代前期的门派体系与秘密宗教（1368年—1440年）

明太祖对武术世界的政策

明朝内战与武当的鼎盛

明教残余势力与日月教的兴起

五岳剑派的崛起；与日月教的冲突

第十一章　明代中期的武术世界战争（1440年—1514年）

15世纪下半叶的武术世界格局

反魔教斗争与日月教的内乱

1511年的少林寺战役

五岳并派运动：太室山会议及其结果

五岳派的覆亡；武术世界内战的结束

第十二章　侠客岛的武术乌托邦运动（1514年—1600年）

门派政治的中衰

作为武术世界乌托邦的侠客岛

长乐帮的崛起与侠客岛的失败

第四部　晚明与清：武术世界的帮会主导时代（1600年—1911年）

第十三章　明清之际的战争与武术世界的动荡（1600年—1644年）

明代晚期社会与帮会的兴起

满洲的崛起与辽东战争

李自成与华山派的活动

从明朝灭亡到清朝迁都

第十四章　清朝征服中的汉族抵抗运动（1644年—1662年）

南明诸政权的兴亡

清世祖的统治；神龙教兴起

郑成功的海上战争

第十五章　康熙初年的武术世界与政治版图（1662年—1674年）

陈永华建立天地会

鳌拜的专权；庄廷鑨与苏克萨哈案

鳌拜的覆灭与桂太监的崛起

五台山之役：西藏、少林与清廷

第十六章　吴三桂的覆灭与清朝走向巩固（1670年—1689年）

反吴三桂运动与吴三桂的国际联盟

反清联盟的流产

三藩战争开始；武术世界的行动

三藩的覆灭、征服台湾和对俄国的和约

第十七章　从准噶尔战争到世宗被刺（1690年—1735年）

噶尔丹与桑结嘉措的覆灭

康熙末年的政局；天地会的余波

清世宗的统治与武术世界

第十八章　清高宗与天地会的密约及其破灭（1735年—1759年）

高宗即位与天地会的复兴

于万亭与高宗会晤；陈家洛的上台

高宗与天地会的秘密协议

天地会卷入回部战争

高宗的背盟与复汉计划的失败

第十九章　高宗后期的帝国与武术世界（1759年—1799年）

清廷对武术世界的政策变化

胡苗范田家族的仇杀

全国掌门人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掌门人会议的过程及后果

1780年的玉笔峰之役

天地会的再度振兴；高宗之死

第二十章　武术世界在晚清的衰亡（1800年—1911年）

白莲教之乱与南四奇体系

寻宝狂热：武术世界的新浩劫

1820年之后的帝国与武术世界

义和团：武术世界的最后一战

结语

附录

附录一　金庸武侠史年表

附录二　武术世界重大集会及比赛列表

附录三　金庸武侠时代丛考

侠客行

笑傲江湖

鸳鸯刀

连城诀

白马啸西风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导论

西方人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冲突

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来的许多世纪中，访问中华帝国的西方旅行家们，从商人到使节，从传教士到军人，在丰富多样的各类中国旅行记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从未提及一个武术世界（world of martial arts）或者江湖空间（space of rivers and lakes）的存在。这一点常令我们感到惊讶，但却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保护者和朋友，即远比他们更为熟悉中国社会的官员、地方绅士和平民，对此也仅有极其有限的了解。一般的居民对此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某位匿名的“骑士”忽然出现，杀死了某个本地的黑帮头子，或者不知姓名的“采摘花朵的窃贼”（Flower-Picking Thief）又蹂躏了某位富翁的美丽女儿这样的市井流言；在文人的作品中，曾不时流露出对游侠骑士和“剑仙（Sword-Immortals）”的向往，但成为帝国官僚的吸引力对他们而言远远大于进入这一领域；在帝国朝廷的正式文告中从未承认这个秘密世界的存在，虽然它谴责其中的许多人是叛乱分子、邪教徒和穷凶极恶的盗匪；帝国的将军们和情报系统的官员或许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但是他们不会对一般居民透露这些不适宜的信息，否则会引起皇帝陛下臣民们的严重不安：整个中华帝国，通过其自身意识形态的透镜来看，是被“上天之子”和儒家哲学的权威所照耀的中央之土，这里不允许存在不受皇权支配的黑暗领域。虽然事实上，这样的领域一直存在着，如同中国道家哲学中的阴与阳，它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帝国结构形成对立和互补。但对此，并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话语加以描述。对于远离这一领域的人们来说，它是无可名状的黑暗混沌。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之前从未了解中国社会中除了官员、士大夫和底层民众之外的另一层面。但自从1840年的第一次英华贸易战争后，西方人的势力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事务，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一秘密世界发生冲撞，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悲剧性的。

西方人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始于1853年，当时，刚刚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来劳工，他们逐渐将民间的各种秘密社团引入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这些秘密社团的组织者们很快发现这个处于中国政府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地带是他们进行反政府活动的绝佳场所。三合会（天地会的一个分支）的首领刘丽川统一了当地的若干会党，成立了上海小刀会。他们在1853年9月7日发动了起义，攻占了上海及其周边的若干县城，并向此时在帝国南部发动叛乱的太平军政权称臣。对于这些手持小刀、挥舞拳脚的奇特叛军，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们最初保持了谨慎的中立。但连年的叛乱严重影响了西方商人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并导致各强权的干预。在叛乱开始一年后，法兰西的军舰轰开了上海的城墙，两百多名法军随即攻入上海城，结果他们在遭到惨败后不得不退出上海。这一失败令法国人印象深刻。他们没有再度进攻，而是联合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围困了上海。不久后，叛军粮食短缺，不得不设法突围，他们在夜间离开了上海，部分被清军和西方国家的军队所杀，另一部分投奔了在南京的太平军，这样就结束了西方人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碰撞。¹

第二次大规模的碰撞发生在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天地会（Heaven and Earth Society）的武术家刘永福于1866年在广西组建了一支“黑旗军”（Black Flags），进行反政府活动。不久后，这支军队被迫撤退到越南，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正在入侵越南的法国军队，并不可避免地与后者发生了冲突，这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战争开始后，刘永福的军队与清朝政府达成和解，并在1885年3月的镇南关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军。但在几天后的驱骡战役中，即使精锐的黑旗军也在法国人的优势火力下遭到了重创，伤亡超过七千人。此时在巴黎，儒勒·费理（Jules Ferry）内阁的倒台及时阻止了战争形势的逆转，战争最后以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和约结束。²

更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1899年—1900年的拳民之乱（Boxer Rebellion）。似乎在一夜之间，数以万计的半吊子武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三个月前还是朴实的乡民——仿佛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挥舞着“消灭洋人”的旗帜，勇敢地向他们所能见到的一切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发动了歇斯底里的攻击。这些拳民相信他们的内功和拳术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西方枪炮的打击，这种狂妄的自信弥漫在中国朝野间，甚至感染了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孝钦皇太后。在西方人的武力威胁下她狂妄地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宣战。不出意外地，这次战争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八国联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³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传统的中国武术世界第一次遭遇到了中华帝国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敌人——工业革命后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并发现后者的强大远远超过自己之前所遭遇到的一切强敌。在上述的三次冲突中，中国的武术家们尽管也取得过局部的胜利，却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血肉之躯无法与西方人的枪炮相抗衡。这个悲剧性的遭遇最终导致了中国武术世界的解体，而它的敌人甚至并未注意到其存在。

一位反对者或许可以举出孙禄堂、杨露蝉、霍元甲等帝国晚期著名的武术家来论证中国武术界的延续性，但是少数精英的出类拔萃难以掩盖整个体系的衰败。正如在当代中国，仍然有少数精通儒学的学者存在，但是无可否认儒学作为主流思想已经走向没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国武术上，一旦原本试图学习武术的青年发现，他们花费二十年时间所学到的高深格斗技巧往往敌不过一个孩童手上的一把手枪时，中国武术的没落就无可避免了。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武术和江湖的分道扬镳。武术不再成为江湖空间中的主导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火药和子弹。事实上，在拳民之乱后仅仅几年，天地会等秘密社团就已经拜服在热兵器的威力之下，并用之来暗杀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商雅森博士（Dr. Sun Yat-sen）就是靠这些用热兵器武装和重组的帮会势力建立了同盟会，在1911年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权。

中国武术系统的衰落和玛雅人的天文学失传，或者古希腊的数学在中世纪被遗忘一样，是世界文明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毋庸置疑，中国人在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其特殊的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掌握了对于人类身体运动的精确把握之技巧，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其潜能。但是这些成就的绝大部分，已经被现当代的中国人民所遗忘。西方人直到最近的时代——首先应该感谢李小龙先生和查良镛博士——才对此有所认识。

在美国，1973年，马萨诸塞州首次承认了针灸的合法地位，此后在五十一个州都陆续得到了合法化，今天，有一万多美国人在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人体技术，而接受过其治疗的美国人民多达数千万人。但是点穴的技术已经失传，也许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都不会复兴。阻碍这一技术复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科学中根深蒂固的主客体分离的对象化倾向，通过其表面上的技术之胜利，使得主要通过内省和自我调节的方式探索人体的东方智能被深刻地压抑了。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灵魂和身体被当成本质上不同的实体，一切可被经验的事物，都被当成外在对象那样被观察、计算和控制，而通向内心的原始体验之途径则被堵塞了。笔者认为，西方思想最大的误区之一是，这些体验并非仅仅是心灵的（psychic），而同时也是身体性的（bodily）。只有通过这些基本体验本身，才可能对人的身体性存在有本真的（authentic）把握，也才能让心灵成为身体真正的主人，从而产生出让我们今天的生理学无法理解的诸多现象，例如元婴（original embryon）和真气（authentic air）。

人们有时候会想知道，如果西方的科学和东方的古老智慧能够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出怎样的奇迹呢？历史并非没有提供这样的机遇，但是结果却如同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诗中所哀叹的那样：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东方与西方，永远碰不上。

武术世界在中国出现的条件

已故的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武学或武术科学（The science of martial arts）出现在中国而非西方？这个问题可以被视为李约瑟问题（The question of Needham）——为什么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而出现在西方——的反题。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在这篇导论中，我们将对此做一番先行考察。

在任何文化中，都有格斗技巧或广义的武术的存在，但只有在中国文明中，武术的发展才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技艺的范畴，而深入到理论反思的层面，因此，成为了一门基于对人体之深入了解的学术。无疑，这一点是武术在中国文明中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一点仅仅在中国文明，而非在其他文明中也得到同样的发展呢？为什么似乎同样出色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西方文明中没有发展出类似的高等学术呢？

在此我们还不能就中国文明本身的特质考察其具体机制，但是仍然可以从一般方面勾勒出武学在中国产生所需要满足的若干条件。首先无可置疑的是，任何可能发展出武学的民族，必须是一个具备文明的民族。亦即这一民族具有能够记载和传承其武术成就的文字系统。诸如黑非洲的黑人、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爱斯基摩人，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无论其表现得有多么骁勇善战。他们那里不存在城市、文字和礼仪建筑，也就不存在武学。

不仅如此，这种可能诞生武学的文明应当具有高于城市、农业、金属冶炼和文字等一般文明条件的更高级内涵，即对人体及其活动能力的自我认识。这一点必须借助哲学和科学的概念或范畴进行内在反思。在这一反思的基础上，对于武术的学术推进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武学的基础在于更为广泛的一般人文学科，特别是医学和哲学的建立。这一点就排除了许多相当古老的文明，如埃及、巴比伦、赫梯、古波斯和印加的候选者资格，而将可能诞生武学的文明限定在经历过文明飞跃的“轴心时代”的诸民族及其继承人身上。

令武学成为可能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文明的寿命。武学基于主体体验的性质就排除了现代科学型的技术爆炸的可能性。这一学科的发展，并非在一个公认的基础上通过推理和演绎的方式向前推进，也并非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去统计和区别经验，而是通过习武者自身的内在体验而积累对自己身体的操纵技巧。每一个习武者都必须从头逐一获得这些特殊体验，而没有科学中现成的公式可以背诵。武学发展的缓慢，必然要求长时期的稳定文明发展。而这一点上很少有现存的文明能够和中国文明相比，这一文明至少具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在五个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中，巴比伦和埃及的古文明早已经灭绝；与之同时诞生的以色列和希腊文明虽然以某种形式延续到了今天，但是都经历过数世纪以上的断裂时期。在犹太人那里，首先是毁灭性的巴比伦之囚，其次是135年失败的巴克巴起义（Bar Kokhba Revolt）之后长达两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自此以后，寄居各地的犹太人虽然仍以某种形式保存其文化典籍和信仰，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其他文明的严重影响，而无法保持独立的文化自治。

而在希腊和罗马文明那里，首先是公元前1200年之后多利安人入侵所造成的数世纪的希腊黑暗时代，其次是自西罗马帝国覆灭到加罗林文艺复兴之间的又一黑暗时期，如果不考虑到诸如罗马人对希腊的占领或维京海盗的劫掠所造成的文明损失的话。另外一些年轻的次生文明，譬如帕提亚文明、伊斯兰文明、吐蕃文明和高棉文明，其发展时间之相对短促更毋庸论矣。似乎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具有发展出武学的这一必备条件。

发展出武学的第三个条件，是战争的普遍和频密。中国武学的繁荣，与其历史上战争的频繁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在同样好战的一些文明中，如中世纪的西欧和武家政权下的日本，也发展出了高明的武术技巧，如果不是它们的历史远比中国为之短暂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文明中也将发展出高级的武学。但对于印度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耐人寻味。诚然，在印度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战争。但印度的长期分裂并没有像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诸国混战”时代一样，催生出对于统一的迫切需求。这或许是因为热带的地理环境并不像中国的大河农业区一样需要中央集权政府的统一管理。相对而言，酷暑的煎熬令印度人成为了更为虔诚的宗教民族。他们在内心世界追求和梵天合一的最高境界。在印度，高度发展的自我反思的心灵哲学确实催生了武学的某些基本形态，如瑜伽术。但是非世俗化的宗教文化和和平主义的盛行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在3世纪以后，佛教将这些武学的基本元素带到了中国，譬如特别是菩提达摩（Bodhidharma）在中国北方的传教，印度的内省哲学和中国本土的武术元素相结合，就带来了中国武学的重大突破。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发展武学所需要的第二条件“文明的长寿命”和条件三“军事冲突的普遍和频繁”某种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特别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战争——往往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西方人熟知642年阿拉伯人焚毁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件，并常常对后者进行尖刻的指责。但是同一时期的西欧文明毁灭的情形更加惨不忍睹，在5世纪蛮族入侵的浪潮过后，整个西欧已经没有人懂得希腊文，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正确使用拉丁文。只有通过阿拉伯译本的中介，西方人才在几个世纪后再次寻回了部分古典世界的知识成就。

类似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中国文明中。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中国内战中，项羽将军在推翻秦帝国后，焚烧了存放大量手抄书籍的阿房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断裂。甚至若干最为重要的经典也一度或永久失传； 554年，在中国南北分裂的时代，战败的南方皇帝萧绎（508-554）在被俘前烧毁了他所收集的十四万册书籍，导致后一个王朝的国家藏书仅存三万册。

更具威胁性的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侵略。譬如，在东晋到南北朝（316年—589年）时期，中国北方的文化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人口最少时仅有数百万，许多北方地区的汉语都绝迹了。而就对武术传承的破坏性影响而言，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1234年—1279年）是最为显著的。大批优秀的武术家——包括当时最负盛名的“北方游侠”郭靖——死于惨烈的战争，许多古老的流派被灭绝，珍贵的武学典籍亡佚，导致13世纪下半叶的武术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断代。在元帝国建立后，蒙古政府进一步禁止汉人习练武术，尽管蒙古人的统治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但是悲剧性的后果已经造成：此后的武学水平，像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一样，再也没有恢复到宋代时的高峰。

但是，如果比起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以及一千年后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攻陷后的遭遇，或者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对印度长达近九个世纪的统治而言，中国文明在蒙古帝国统治下所遭到的损失仍然是可以忍受的。以宗教的名义，中国的武学仍然继续传承着，并且进入了门派政治时期，最终，蒙古人的统治被武术家所领导的革命推翻。⁴总体而言，中国文明历史的战争之频繁不逊于其他任何文明，而其传承之悠久和连续却超过大多数现存文明。可以说这一特征就是武学得以在中国，而且仅仅是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的条件。

中国武学的基本特质和类别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需要花一些篇幅对中国武学的基本特质和分类进行概述。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并非关于武术科学本身的研究，而是考察在其影响之下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但是西方读者应当对中国武学本身的特质有基础性的认识，否则在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无法索解。

中国人对于武学有着非常具体精细的分类，我们不拟在此详细讨论。一般说来，武学就是用于身体格斗的知识和技巧。它本身可能建立在非常深邃玄妙的哲学和神学理论上，但是无论其意蕴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何种层面，用于格斗始终是其根本目的。太极拳这样的普及性拳术，被人仅仅视为锻炼身体的某种柔和的体操，但历史上有很多记载，证明这种拳术足以在几秒钟内折断敌人四肢的骨骼，或者让敌人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逐渐耗尽体力而倒毙。

但是，并非所有的武学都直接用于格斗。大体而言，武学可以分为“能力培养”和“格斗技巧”两类。二者的关系类似于军队的技术装备水平和采用的具体战术。缺少骑兵的军队，势必难以采取蒙古骑兵的骚扰作战，正如没有飞行器的军队无法进行空袭。同样，如果掌握了威力惊人的武器，之前的精巧战术也就成为多余：当代美军在轰炸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自然无须汉尼拔的“坎尼（Cannae）”战术。⁵武术家的基本能力，主要是力量、速度和准确度三个方面。对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在实战性的训练中得到增强，还有许多专门的培养方式。依照培养方式的不同，就产生了外家（the external school）和内家（the internal school）两个主要学派。

外家学派的基本思想相当简单，即各种能力可以通过相关的训练而得到培养：如果你想要自己有力量，就去练习举重，如果想要速度快，就去练习跑步，如果想要准确性高，可以练习掷飞镖或打靶。简而言之，我们每天在健身房和运动场所实践的就是外家学派的思想，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都卓有成效。在中国有个著名的故事可以突显这一点：少林寺的青年僧侣们被要求每天从一棵大约三英尺高的小树苗上跳过去，最初这显得轻而易举，然而小树不断地长高，而学生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每天都跳得更高一些。到了两三年后，一个优秀的僧人就可以轻易地从七八英尺高的树上跃过，或许超过今天的世界纪录。

内家学派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并不排斥外在的训练，但是更注重于静坐、默思和呼吸吐纳等似乎完全与格斗能力无关的行为和体验。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内向反思实现对身体和意志的精确控制。

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读者可以尝试着自己盘膝静坐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结果往往是很快就感到心烦意乱无法忍受。我们会有一种想要摆脱静坐，让身体动起来的冲动，必须活动自己的肢体才会感觉舒适。这一点观察表明，在我们身上，身体服从心灵的命令的表现只是一种肤浅的假象，心灵不仅对于身体的控制能力极为薄弱，而且常常被后者的各种微妙需要所左右。内家学派的训练就是为了实现心灵对身体的绝对精确控制，或者，摆脱这种二元论的表述，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与人的融合”：心灵和身体的完全融合和协调。

以拳击为例，一般人在打架的时候习惯性地挥动手臂，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杀伤力。一本初级的拳击教程都会首先告诉学生：应当利用腰和肩转动的力量而非手臂本身。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如何缺乏了解和把握，人们的动作往往笨拙而无效率。外家学派对于个别身体功能的训练，当然有助于实现对身体的把握，但是对于内家学派来说，这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内家学派的基本理论，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spinozism）的东方翻版：意识和身体是同一个“实体”在不同属性上的体现，对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或方面都有与之对应的意识。因此，可以通过对意识本身的体验和把握而深入到身体性存在的基本方面。

我们在此不拟涉及有关具体的经脉与穴位理论——其真伪和具体机制仍然有待现代医学去证实。在此只需要提及，在内家学派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内力（inner power）”的学说，该种学说认为，通过内向投射的方式，可以认识到并且积聚一种奇特的人体能量，这种能量被认为是一切力量增强，速度变快，耐力提高等表面效应背后的原因，如同汽车油箱里的汽油。

这种对人体自我控制能力提升的实体化解释事实上不无可疑。我们认为，所谓内力，事实上是人体内部自我协调的关系范畴。当然，一些史料指出内力有可能在不同主体间相互传递，如果这一现象存在，无疑佐证了内力的实体性质。但毋宁说，这种神秘的实体是人实现自我控制的一种介质，或许是一种生物激素。它或许能够作用于人体的运动终板，形成强有力的生物电信号，使得内力家能够远比常人更有效地支配自身的骨骼和肌肉。对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目前刚刚展开。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获得这方面更为丰富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转向武学的技艺方面。关于这些技巧，在格斗武学中，常常依照使用武器与否和武器的种类进行分类。赤手空拳的搏斗术依照主要运用的身体部位，可以分为使用手和使用腿两大类。腿法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脚的踢或踹的动作来伤害敌人，双腿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所谓的连环腿，就是通过双脚的连续踢出而叠加其杀伤力；但使用手的武学却非常繁复：依其运用方式，可以分为拳法、掌法、爪法和指法。一般说来，掌法是用手掌的边缘去进行砍削。但具有内功的格斗家常常用掌心进行拍打，这种对普通人而言较为低效的格斗方式因为能够得到内力方面的支持而为一些武术家所青睐。同样，另一种特殊的武学是指法，即通过手指戳或捏的方式传递内力。这种武学如果没有内力的配合，就很难收到什么效果。在当代中国，一些优秀的武术家可以用一只或两只手指的支撑让身体倒立，而在历史上，某些指法甚至可以利用内力造成空气中的冲击波，在数英尺内进行超距攻击，堪比手中握有一把无形的长剑。

使用武器的格斗术，一般按武器的种类进行分类，总体上可以分为手执武器和投射武器两类。前者是指通过手的执握可以进行长时间使用的武器，譬如刀和剑，后者是指一次性的投掷或发射出去的武器，譬如飞镖或其他暗器。大型的或机械性的远射武器，譬如石炮和连弩一般不在武学的研究之类。事实上使用这些武器也不需要对身体动作有特殊要求。按照使用武器的不同，存在着刀法、剑法以及使用各种投射武器的特殊技巧等。一般说来，有多少种武器，就有多少种与之配合的格斗技术。其中刀法和剑法是最为重要的。刀法较为易学而实用，具有可观的杀伤力；剑法则较难掌握，但可塑性和运用的空间更大，能够和武术家的内在精神契合得更圆满，被普遍认为是最高等的武术。

这些格斗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被严格区分成各种招式（manoeuvers）。所谓的“招式”既不仅仅是一个姿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固定的一连串的动作，对其中每一个动作的标准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要求，类似于现代体操中的动作环节。这一点曾经令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在变化无穷的实战中完全搬用这些固定的动作似乎是愚蠢的做法。更好的方式似乎仅仅确定一些实用的基本原则，而将具体的攻击动作留给学习者进行自由发挥。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人的武学理论是他们文化传统的翻版：生搬硬套，墨守陈规，拘泥传统，而压制一切个人自由和创造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看似合理的指责很难得到实证方面的辩护。悖论的是，正是这种以固定招式（也被称为“套路（fixed ways）”）为主体的武术体系造就了中国人杰出的武学成就。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中国武术体系中几乎为每一种对敌的状况（包括敌人的远近，使用武器的种类，摆出的姿势等）都准备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招式。这些招式往往是在长期的实战中所凝固而成的最佳策略，或者是过去的著名武术家精心设计，并在格斗实践中得到验证的产物。很显然，在没有时间仔细思考的对敌情境下，记忆力比临时发挥的思考能力更重要。运用一个现成的招式，不需要任何思考就可以发挥极大的威力，这显然比临时决定的攻击方式更为高效。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之前的许多年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记忆和练习，直到学习者达到可以近乎本能地使出的程度。就此而言，中国人的武学思想表现了突出的实践智慧。实际上，西方世界在一些军事操练上也采用了类似的原则，譬如马其顿方阵和罗马的龟甲阵，每一个步伐和动作都是固定的。但是从未在个人层面上像中国人那样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这种由各种招式所组成的格斗方式也并非无懈可击。最明显的问题是，对于任何固定化的招式都可以仔细研究其具体的攻防原理，从而发展出破解的方法。当然，破解招式的也仍然是招式。这一点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武学的发展：一方面，原有的招式不断被破解；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被破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招式“补丁”和新版招式。这种发展并非完全是良性的，有时候变成了经院哲学之间的辩论：破解招式的招式与破解破解招式的招式的招式之间打得火热，但是对于不理会这些招式的一般人，却反而丧失了效力。在13到14世纪之间，一些杰出的武学家提出了“没有招式就胜过一切招式”的思想，从根本上杜绝了被破解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思想所进行的武学实践，在武术大师之间的较量上卓有成效。这部分是因为大师们对武术招式的精通已经使他们不必拘泥于任何具体的招式，但这一点难以用于武术界的中下层，也并未动摇以招式为主体的中国武学的基本结构。

有少量罕见的格斗方式是不需要或很少需要使用招式的，譬如次声波攻击（常被称为“狮子的怒吼”）和心理催眠（有时被称为“移走灵魂的法术”），但通常都需要建立在充实内力的基础上。还有一些野史所记载的格斗方式显然是过分神话了的，如利用意念操纵飞行的剑进行自动攻击，在此可以忽略。另外，利用各种毒素进行攻击是武术世界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也有一些流派擅长此道，譬如四川的唐氏家族和云南的一些秘密宗教。毒药的炼制和使用并不属于武术科学的范畴，而属于医学或生物学，但是其恐怖的杀伤力与武术相似，这也足以令毒药专家们弥补他们在武术造诣上的不足，和一流的武术家们相提并论。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格斗术之外，还有一些次生的武学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轻功（arts of lightness），这种武学可以说是田径运动中的许多项目的总和：跳高、跳远、短跑和长跑等等。简言之，轻功主要是穿越各种复杂的地形，在不同方向上尽可能快速移动的能力，可以用于逃走和追击敌人。另一项次要的非格斗武学是水功（water arts），即在水下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不用说，这些次要分支仍然间接服务于格斗的目的。

这些粗略的叙述如果尚不能使读者对于中国武术的本质和构成有直观了解的话，那么如下的概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武术的根本特征，即是通过特殊的学习和训练，掌握远远超出常人的身体能力和技术。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特殊的天赋或血统，人就可以通过学习，超越自身的极限。或许正是由于学习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中国人称之为“武学”。这一点的重大意义将在正文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文献回顾；查良镛博士的研究

古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6年）曾经慨叹，在秦代之前的武术家事迹，由于不被历史编撰者重视和记载，大部分都已经湮没了。⁶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在一般的历史文献中，仅仅当武术家的活动影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时，才会加以有限的记载，很多时候（譬如在明教史中）由于当局的形象和利益，这些记载也是建立在篡改和扭曲的基础上的。在野史和笔记中可以找到略微丰富些的资料，但也不容乐观。在传奇、小说和戏剧中固然有较多的描绘，但又往往过于夸张，不能随意采用。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梳理和对比多种史料，才能辨认出其中真实的武术家事迹，并且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猜测的性质。故而，许多学者曾经断言，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术世界史，是不可能的。

这一情况在香港历史学家查良镛的卓越研究之后，或多或少改变了。查良镛出生于1924年，在二战期间曾担任重庆的图书馆管理员，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家大学任职。他于1955年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 the Ch’ien-lung Emperor and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本书的重点是清高宗弘历与红花会（Red Flower Society）在1758年的一项秘约及其破灭。查良镛综合了清宫秘档、地方志、红花会的几种会簿、维吾尔人的口头史以及当时的许多笔记、诗文和私人信函，详实可信地梳理出事件的进程。这一著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许多传统史学家斥之为小说家言。不过随着论战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赞同查良镛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即清高宗的真正血统问题在近年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DNA测序研究得出了结论：高宗男性直系后裔的Y染色体和其他旁支的清代皇室的后裔毫不相同，相反，却和海宁的陈世倌家族完全吻合。⁷这标志着查良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的胜利。

当然，查良镛的这部早期著作仍有不少缺陷，譬如他武断地认为红花会是于万亭所创建的一个新社团，而没有注意到红花会只是天地会一个主要分支为了掩护自身存在的一种别称，来自于天地会著名的红花亭。于万亭是天地会的复兴者而非另一个秘密社团的首创者。天地会的这种别称还有很多，譬如添弟会、仁义会、平头会、双刀会和三合会等，是天地会的特有现象。⁸他因此也未能将红花会放在天地会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有所驳正。

查良镛的第二部专著是出版于翌年的《绿色血液之剑：袁承志与明清政治》（A Sword of Green Blood: Yuan Ch’eng-chi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这部著作是对17世纪中叶一个小军阀袁承志的主题研究。此人史学界本来只有有限的了解，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部将，在1645年曾经盘踞山东，与清军交战，后来逃离大陆。查良镛指出这位袁承志是袁崇焕之子，受到武术世界的支持，广泛参与了明末的许多事件并在深层次上改写了历史，这部作品受到学界赞誉，但相对关注较少。

1957年出版的第三部专著《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 Condor—Shooting Heroes: A Biography）是一部更为成功的作品，此书研究了13世纪的南宋武术家郭靖的事迹并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武术世界的“五绝”体系。查良镛在其中提出了集团分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后了武侠史学的研究范式。在1959年出版了其续作《神圣的雕之罗曼史》（Romance of the Divine Condor），通过阐述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演进，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进。

在致力于宋代武侠史的同时，查良镛仍然继续着对清代中期武侠史的探索，并推出了两卷本的《飞翔狐狸：一位18世纪游侠的个案研究》（Flying Fox：Studies into an individual Kinght-errant in the 18th Century），上部《狐狸，飞过雪山》（Fox Flies over Snowy Montains）出版于1959年，下部《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The Flying Fox’s Youth）出版于1960年。其中对于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和1780年的玉笔峰战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1961年他出版了《天之剑与龙之刀：元代武术世界与地下宗教》（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er：the Kungfu World and Underground Cults in the Yuan Dynasty）。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元朝时期摩尼教的研究，也详细讨论了当时武术世界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演替及其对元末政治军事冲突的影响。自发表后，就成为该领域不可代替的基础书目。

同年他在《中国武侠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满大人鸭子刀的传说与历史》（“The Mandarin Duck Sabers：Legend and History”），从一起武术家叛乱活动的个案出发，对清世宗时期的武术特务和反清运动进行了论述，不过这篇论文只是依据清宫档案和民间传说对相关史实的简略描绘，因此并不很受重视。

同年发表的另一篇长文《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Crying White Horse, Gone with the Wind）是对清代中国武术家与哈萨克人族群冲突与融合的散文化描述。1963年的《秘密如同城市》（Secret is Like a City）则讲述了在清代的寻宝热潮时期，一个西藏武术派系和中国武术世界的冲撞。这些作品由于主要基于口述史的整理，故而难以精确地确定年份，之后的史学家为了考察其所发生的具体时代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但迄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同样出版于1963年的《天神与龙的战争史：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History of Wars between Heavenly Gods and Dragons：Kungfu World in Late Northern Song）是一部学界期待已久的巨著。本书将武侠史研究向前推进到了11世纪，并详尽重构了当时武术世界的基本构成和主要事件。其中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通过对若干契丹文文献的破译，证明了十一世纪末辽国的南院大王萧峰和宋朝野史中记载的丐帮首领乔峰是同一个人，并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对于萧峰在1094年辽国南侵中的作用做了细致研究。

1965年出版了《游侠之歌：或一个武术乌托邦的覆灭》（Song of Kinghts-errant：or the Fall of a Kungfu Utopia）。此书讨论了在明代中后期的一次组建跨门派武术科学研究机构的伟大尝试，这一尝试因研究者们滥用武力对武术世界进行杀戮和统治而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武术世界在16世纪下半叶的陡然衰落。

查良镛用了之后的两年精心撰写了《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明代中期武术门派与教派的战争》（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Wars between Martial Schools and Cults in the Mid-Ming Period），此书出版于1967年，正值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史学作品讨论了明代所谓正教与邪教的交战期间，主要门派和秘密宗教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内部权力斗争。查良镛反对将地下宗教视为正义的农民起义、将主流门派视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被认为是丑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任我行。查良镛也因此受到香港左翼人士的攻击和人身威胁，一度暂时离开香港，并中止了武侠史研究。

在1970年，查良镛开始了一项充满野心的研究计划，他打算从最早期开始，写作一部全面的中国武侠史。其第一章“越国女士的剑（Sword of the Lady of the Yue Kingdom）”顺利完成。这一章节研究了武侠史上最早的人物“越国女士”，指出她与范蠡之间的隐匿联系。不过，之后的研究由于涉及上古和中古历史，材料匮乏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查良镛最后放弃了这个宏大计划。只将“越国女士的剑”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作为替代，他出版了一部普及的小书《三十三位武术家》（Thirty-three Martial Artists），对公众简单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武术家。

查良镛的最后一部武侠史著作返回了他所熟谙的清代研究。此即讲述清代早期武术和政治传奇人物韦小宝的传记《鹿鼎公爵传》（A Life of Duke Ludingius），这本书写了三年之久，出版于1972年。在这部巨著中，他对于清代初期的历史和秘密社团活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刻画。该书也往往被认为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代表作。

此后查良镛脱离了武侠史学术领域，投身于报业，创办了《明报》。他在1975年仍然出版了一部历史著作《袁崇焕传》，但并不属于武侠史的范畴。在1978年他修订了自己的早期研究，并在2000年后对自己的著作再度修订，在其中他根据史学研究的进展更正了自己的许多早期观点，不过并非所有武侠史研究者都能同意这些修改。

查良镛的著作（以及其同时代的学者陈文统）奠定了当代中国武侠史研究的基础。在他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后，由于倪聪、陈平原、孔庆东、严家炎、陈墨、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格拉汉姆·恩斯肖（Graham Earnshaw）、约翰·明福德（John Minford）、冈崎由美、铃木清一等中国、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能够在更为广泛而全面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因而一部系统性的中国武侠史也呼之欲出了。

然而在查良镛著作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历史时段空白，从几十年到上百年不等。这些时期由于资料的匮乏而无法得出史学上可确证的成果。这些查良镛所止步的地方今天仍然令我们感到困难。金童、全庸和金庸新的一些作品可以填补这些空白，但与查良镛体系的矛盾之处却无法忽视，因而被认为并非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这些空白时段的武术世界历史，我们可以通过正史和野史著作以及民间口述史加以探究，虽无法得出一个全面的图景，却可以看到基本的发展脉络。

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真正全面系统的中国武术世界史问世，本书作为一部“简明”的介绍，在综合查良镛和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武术世界在漫长的中华帝国历史中的起源、发展和衰亡的主要脉络，并对其中的若干关键事件加以深入探究。由于上述的困难，本书中的许多论述仍然只是尝试性的，旨在初步建立一个基本的史学框架，以满足学界的需求。我们殷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丰富而详实的研究出现，将我们对中国武侠史这一引人入胜领域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让-皮埃尔·希安（Jean-Pierre Sean）

新垣平

1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对此有简略的回溯（第260-261页），详细进程请参阅《上海小刀会起义史》。

2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94-297页。

3　同上书，第140-153页。

4　对此的专题研究，请参见《剑桥倚天屠龙史》。

5　指汉尼拔在坎尼会战（公元前216年）中使用的中军后退，让侧翼的军队内卷，对敌军形成包围的著名战术。——译者注。

6　《史记·游侠列传》。

7　李辉、严实、王传超：“分子生物学视角下的清高宗身世问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5卷。

8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64页。

第一部　中国武术世界的起源（史前—公元960年）

第一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100年）

越国女士的传说

公元前485年，薛西斯大帝即位之年。⁹希腊古典文明仍在兴起的前夜，而罗马更是蛮荒之地的蕞尔小邦。在东亚，扬子江出海口以南有一个叫作“越”的小国，它在很长时间内被北部的强大邻邦吴国奴役和掠夺。国王勾践看上去一向顺服于吴国的权威，但内心却矢志反击，然而他的军队的武器和训练却远不如对方。国王为此忧心忡忡。在这一年，一位穿着绿衣服的年轻女士从南方的森林地带来到越国的都城会稽，在宫廷中拜见勾践。女士告诉国王，如果他希望获得胜利，那么必须获得一样东西，叫作剑术。

“什么是剑术？”国王困惑地问。

“它的道理看上去微小而简易。”女士说，“但它的意蕴却很深远。道有大门，也有‘阴’和‘阳’，当开门关门的时候，就会产生阴阳强弱上的变化。用手来搏击的道理，在内部用精神来充实，在外部表现为确定的仪态。看上去像安静的妇人，出击时像凶猛的老虎。准备好形态，等待着气息，和你的意志一同前往……”

对这种空洞的言论，国王不免感到怀疑。女士似乎早已料到，补充说：“我说的真理，可以让一个人胜过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胜过一万个人。请您试验一下，就会看出它的威力。”

女士拔出宝剑，国王让宫廷的武士们和她较量，却都被这位女士用快捷巧妙的动作轻易击败。于是勾践衷心地感到佩服，任命她为教练，让她把剑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在三年后，学会剑术的越国军队突袭吴国，攻破了它的都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吴国在不久后被灭亡，而越国也得以建立持久的霸权。¹⁰

这是剑术，或者更一般地说，武学（Martial Learning）在中国诞生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中含有许多较晚时期的虚构，以至于已经很难还原出事件的原貌。但其中包括了不可忽视的真理：中国武术诞生于古代世界的军事活动中。这些活动的历史比越国的女士（the Lady of Yue）要古老得多。

在令人生畏的越国女士出场之前，独特的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了数千年以上。在新石器时代末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发展出了定居的农业文化，若干讲原始汉藏语的族群从西部向东方迁徙，逐渐占据了华北地区，他们是后来汉民族的祖先。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一个叫作“商”的权力中心在黄河流域兴起，并不断向四周扩张，成为了第一个历史时期的王朝。¹¹商王朝建立了壮观的宫殿和城墙，并提供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一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祭祀文字。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商是一个好战的政权，频繁地和周边各民族交战，并将大量的俘虏用于祭祀。

但中国史书上第一场有确切记载的战争是公元前11世纪的商周战争，这场战争中，在关中平原兴起的周族在其领导人姬发的率领下向东方进攻，颠覆了已经存在了六个世纪的商王朝。决定性的会战在商都城附近的“牧野”发生，这场会战据估算发生在公元前1045年。据称商王武装了大批奴隶上战场，但他们被姬发的仁慈所感动，反过来向自己的主人开战，最后战场上所流淌的鲜血能够让木棒都漂浮起来。¹²

商周战争是中国文明最为古老也最为深刻的秘密所在。主流的儒家学者们热情歌颂它为得到“天命”的正义之师战胜邪恶暴君的典范；而在民间传奇中，这场战争却成为妖魔和神祇对抗的舞台，是血与火的角力，妖术和仙法的比拼。¹³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商周战争展现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强盛的王朝终将归于灭亡，但中国文明本身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却能够展现自身的持续力量，甚至成为推动这种更替的动力。

在牧野之战中，出现了关于“剑”的最早记载。周族的首领姬发使用一种称为“轻吕”的武器击刺敌人，这是剑的最初名称。¹⁴这种双面开刃的刀具在突厥语中称为kingrak，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黑海地区，经过数世纪的传播经由中亚草原到达中国。周民族很可能是在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学会了冶炼这种兵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剑是长度不到一英尺的青铜短剑，这一点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¹⁵在马车的冲撞中，短剑不如可以够到较远敌人的矛和戈有用，但在近身格斗中却拥有惊人的杀伤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剑的应用随着战争的频密和步兵作战增加而变得日益普遍。

在牧野之战中也出现了战阵的应用。在姬发的战前誓词中，他要求战士们按照一定的步法和动作出击，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¹⁶周的军团所使用的可能只是简单的密集型方阵，战术目的仅限于形成牢不可破的正面以击垮敌军，但这一战士间密切配合、融为整体的精神将孕育出后世许多高度发达的复杂阵法。

在推翻了商王朝后，姬发和他的后裔们自称为“天的儿子（The Son of Heaven）”，将统治的合法性归结于天帝的眷顾。他们建立了比商统治地域更加广袤的西周王朝。接下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一种与氏族宗法关系结合的复杂礼仪制度和文化体系的迅猛发展，在许多重要意义上这一时代都为后来中国文明奠定了基础，常常被后世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黄金时代。

西周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由于其技术水平的限制，周的统治者并没有采用后来的官僚流动制度进行行政治理，而是将在其控制下的土地划分为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封地，由周的王室成员、贵族以及当地首领统治，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其自治，但要求其对周王进贡和提供军队，这类似于欧洲中古的封建采邑制度。对于专制王权的统治而言，这种封建主义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笼罩在周王头上的“天的儿子”的光环会逐渐暗淡，掌握了自治权的地方封臣会谋求更大限度的权力和威严，统治权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虽然经常被描述为牧歌式的黄金时代，但周王朝自建立后仍然一刻不停地进行着高强度的战争。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得知，周一方面在扬子江与淮河流域征讨当地的野蛮民族，另一方面则为了守卫渭河流域而和西北的游牧民交战。因此在近三个世纪中，中国的战争艺术仍在继续演化，军事训练也成为贵族教育的一部分。

王室享有至高权威的西周时代结束于公元前771年的一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被野蛮人夷为平地。古代历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归咎王上被邪恶的妃子所迷惑，将帝国的烽火预警体制当成取悦宠妃游戏，从而导致了防御体系的瘫痪。¹⁷但撇开周王宫廷中的问题不论，西周崩溃主要的原因仍在于被称为“猃狁”或“犬戎”的西北游牧民族长期的压力。¹⁸镐京的沦陷是华夏国家的都城第一次被北方蛮族所摧毁，类似的事件还将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南方农业地区的定居民族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斗争自此之后从未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古代历史运动的主旋律，主宰王朝的兴亡和文明的盛衰。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斗争也塑造了中国武术世界的基本特质。

在公元前770年，周王朝在东部的洛阳地区得到了重建，但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黄金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一系列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随之而兴起，试图掌握王室衰落后的权力真空。此后数个世纪，在数百个诸侯国间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兼并战争，直到只剩下最大的几个国家，越国与吴国的兼并战争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被诗意地称为“春与秋（Spring and Autumn）”，¹⁹它是军事活动高速进化和转型的时期。越国的女士就出现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她的出现意味着武术从其军事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雏形的武术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武术开始涌现的催化剂。在“春与秋”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以马拉战车的冲击为主。但在其后期步兵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了，特别在扬子江流域，亦即吴国和越国所在的地区，由于众多的丘陵、河流与湿地存在，车兵的运用大受限制，较灵活的步兵更受青睐。步兵作战更为强调个人独立的格斗能力，成为孕育武术家的温床。为了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此时的佩剑进一步普及并且逐渐加长。出现了欧冶子等著名铸剑工匠，吴国和越国也制造了当时工艺最精良的青铜剑，但要训练士兵熟练掌握这种新兵器并不容易，其中的许多动作技巧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难以让士兵自己摸索。学会了运用剑并发展出新技巧的武术家对常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当这些技巧在军队中被普及后，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在越国女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比越国的女士更早一些出现的是被称为“刺客（assassins）”的职业杀手。第一位有记载的“刺客”，亦即第一个脱离军事的武术家，叫作曹沫。他是一个善于格斗的士兵，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鲁国，其格斗才能被鲁国大公所赞赏，从而被拔擢成为将军。在与齐国的战争中，鲁国被迫投降并割让大片土地。在签订和约的会议现场，曹用一把匕首在各国首脑面前劫持了齐国的统治者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迫使他放弃对鲁国领土的要求。当桓公被迫在口头答应他的要求后，他平静地扔掉匕首并走下台阶。愤怒的桓公想要立刻撕毁口头承诺，但他的丞相管仲却看出曹沫具有再度冲破卫士的保护圈且杀死桓公本人的实力，最终劝说他正式同鲁国签订了条件温和的协议。²⁰

如果说曹沫并未真正刺杀桓公，那么在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刺客则真正符合了这个名称。刺客专诸在公元前515年用藏在鱼肚中的一把匕首刺杀了吴国的国王僚。几年后，一个独臂剑士要离刺杀了僚的儿子庆忌——后者本人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格斗家。大多数刺杀都发生在偷袭的情况下，刺客设法接近目标，在必要的情况下取得其信任，然后将其狙杀而死。但也有例外：在公元前397年，一名持剑男子公然闯入戒备森严的韩国宰相侠累的官邸，在冲破层层关卡后杀死了侠累本人，又击毙了几十名卫士后自杀身亡。几天以后，这名刺客被人认出是著名的勇士聂政。即使从最严苛的标准来看，这位聂政都是一名令人生畏的武术家。²¹

刺客的出现意味着武术已经脱离群体的军事行动而具有了独立的形式。这首先依赖于格斗技术的发展，使得格斗能力远高于一般士兵的职业武术家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刺杀国君或大臣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刺客的出现又刺激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被刺杀，国君和重要官员必须要配备更训练有素的贴身卫士，后者本身可能也是专业的武术家。而这也对刺客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在这种进攻-防御的游戏中，武术也在飞速进化。但在这一时期，武术家显然还谈不上拥有独立活动空间，刺杀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武术仍然是世俗权力的附庸。

但越国女士的故事却是一个例外，她并非将武术用于格斗本身，而是当成一种技艺传授给他人。诚然，她的剑术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并用于之后的吴越战争。但故事里的年轻女士并非出身军旅，而是来自南方森林的居民，据说她豢养了一头猩猩作为宠物，并从后者的敏捷动作中学到了剑术。显然这不再是被动的经验积累，而是主动的创造过程；最后，虽然曾经教授越国的军队，但越国女士并非越王的臣属或将领，而拥有自由身份和独立的人格。在教会越国的军队学会剑术之后不久，她就离开了越国的宫廷而不知去向。

在各种意义上，这一传奇的女士都与被豢养的刺客迥异，而符合此后几百年中“游侠”的标准。或者她本人就是最早的游侠，或者她是早期游侠所信奉的一位女神。无论如何，对于之后的武术家们，越国的女士一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其所代表的理念是：武术家的价值在于帮助国家和君主实现正义的事业，但却不受政治权力的摆布。

江河与湖泊：诸国混战时代的社会流动者

如果曾在公元前485年到访越国宫廷的女剑术家确实存在，那么她无疑认识勾践最重要的参谋范蠡。据说正是后者向勾践引荐了这位神秘的女士。查良镛博士指出她是被英俊的范蠡吸引才来到会稽。但因为吴国的美丽王妃，也是越国的女间谍施夷光占据了范蠡的心，而令她伤心地离开了。²²但据说在公元前473年吴国的都城姑苏被越国攻陷时，越国女士曾经再度出现在范蠡身边并见到了施夷光。此后，吞并了吴国的勾践开始为范蠡的过大权力以及与女剑术家的可能联系而感到不安。为了预防来自国王方面的加害，范蠡很快也离开了越国。越国女士此时是否陪同在他身边则不得而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范蠡“乘着小舟，在江河与湖泊上漂浮着”，²³顺利地脱离勾践的掌握，前往北方。

“江河与湖泊（rivers and lakes）”或“江湖（rivakes）”，并非某种偶然的指称，而是形象地指出了在这一时代逐渐形成的、覆盖中国本部的水道网络。在依赖人力和畜力进行交通时代，水以其流动性和浮力对于人群的交通和货物的运输有可观的优势。在勾践与越国女士见面的同时，吴国正在开凿一条沟通扬子江和淮河的运河，以便吴国运输军队到达北方。吴国被消灭前夕，这条运河已经建成，被称为邗沟。范蠡可能就是通过太湖、扬子江和邗沟到达北方的齐国。不久后他就在齐国成为一位著名的商人，其贸易范围远达南部的楚国。²⁴

覆盖全国的商业贸易的兴起更加依赖于江河与湖泊，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禹贡》中不厌其烦地勾勒出全国的水道体系及各地货物的运输方式。²⁵在长年的旅行中，商人及船员成为了农业社会中第一批脱离土地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江河与湖泊”不只是到达目的地的工具，而本身就成为了生活居所与生存方式。在一两个世纪之内，更多的人群开始沿着江河与湖泊的网络在各个方向流动，一个广袤的社会空间开始形成。

吴越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仍然在继续。通过“春与秋”时代的兼并浪潮，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北方的燕国，南方的楚国以及中部的韩国、赵国和魏国等七个强国主宰了中国的文明地域（但勾践的越国不在其列，它在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灭亡了），国家间的吞并暂时中止，而代之以两个多世纪间七个强国之间不厌其烦的边境战争和反复无常的外交，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的统一为止。这一时期被称为“诸国混战时代（warring-states period）”。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全面化，过去几千人的贵族战争游戏已经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动辄几十万人的、动员全国各个阶层的全面战争。其间的差距可以比拟为从普瓦提埃（Poitiers）到凡尔登（Verdun-sur‐Meuse）之间的距离。²⁶

这一时代的中国仿佛是一场绵延两个世纪的血腥战场，但另一方面，有许多商业和文化兴盛的迹象向我们表明其和平与繁荣的一面。正如17和18世纪频繁的欧洲战争不能掩盖商业贸易的增长和随着封建制度被君主专制取代，各主要国家内部和平的实现，同样，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的中国，七个主要强国的竞争在扩大战争规模的同时，也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另一方面，贵族的封建采邑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也使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平民社会的雏形。牢固的上下等级秩序融化在增强的社会流动性里，工商业在迅速发展中；战争和商业的共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国际交通网络，令人民、商人和知识分子能够相对惬意地在各国间往来。在“江河与湖泊”中畅游的人士日益增多。

自“春与秋”时期以来，社会地位下降的底层贵族和提升的上层庶民，逐渐融为一个新的阶层，亦即“士”。这一阶层缺乏世袭的政治权力，在经济上也并非富有，但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担任一些事务性的公共职位，或者充任君主和上层贵族的顾问，他们是后来帝国时期的学者-官僚（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的雏形。但与统一帝国时的学者-官僚不同，他们并没有效忠某个特定政权的义务，而能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君主侍奉。士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或文士（men of letters），但武士（warriors）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武术家也以士的身份出现，他们虽然往往充任宫廷的高级武士或贵族的近身仆从，但是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军事领域。

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也热衷于招揽武士，观看他们的武技，甚至和他们比赛。齐国以招揽“技击之士”为其效力而闻名，被讽刺为不实用的作法。²⁷而秦国的国王嬴荡（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本人就是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招募了任鄙、乌获、孟说等一流的武术家来到他的宫廷中，并赐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御用武术家团体。武术家们也恭维他的武术天赋，让他也以武术家自居。公元前306年，他进行了一次武术表演，在举起一只青铜的大锅后，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随后死去了。他在死后被尊称为“悼武王”，意思是“悲剧的功夫之王”（the Tragic Martial King）。

比嬴荡稍晚的赵国国王赵何也是一名剑术爱好者。根据哲学家庄周的记载，在他的宫廷中一度有三千名剑术师，每天都进行剑术的较量，每年至少有上百人死伤。²⁸在公元前3世纪，剑的长度已经和后世相似，最长的可以达到四英尺左右。这一时期的剑术必然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中国武术世界剑术体系的滥觞。赵国成为当时剑术发展的中心之一，司马迁告诉我们，他的直系祖先司马凯就是赵国的一位著名剑术家，著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武术著作《剑论》。²⁹

很自然地，在剑术家和其他武师之间广泛存在着好斗的风尚，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骑士一样。庄周说，他们一言不合，就相互怒视，然后拔剑将对方的脖子砍断，或者不幸地被对方刺穿肚腹。³⁰在武术家之间并没有自治关系，武术虽然已经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政治和军事。武术家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恩主，但只向主人效忠，而对其他武术家毫无认同感，无论今天的人们对此怎么评价，这是他们获取个人尊严的方式。

但这一历史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在当时的“江河与湖泊”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关系和组织。

庄周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与其让两条鱼在陆地上用唾液来湿润彼此，不如让它们在江河与湖泊中相互忘却。”³¹无论作为事实的叙述还是作为哲学隐喻，“江河与湖泊”都意味着自由空间，其特性来自于水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作为水的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社会的限制；第二，作为液体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权力的束缚，因此意味着一个既不被血缘家族关系所限定，也不被各级政府所约束的特殊领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这一流动性的特征就将这个在各国各地间不断往来的商人、知识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领域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区分开来。虽然大多数人只是临时性地进入这个领域，不久就复归故乡或是安身在君主的宫廷之中，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些临时性的关系，其中一些逐渐凝固为固定持续的互动模式。

进而在这一新的社会领域，人与人之间按照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关系联合起来并进行互助，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派系。中国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一百个学派之争论”，也应当放在这一视角下进行诠释。“一百个学派”并非只是单纯的思想学派，也并非只是政治派别，而是处于各国之间的江湖空间中相互斗争的力量。这一社会领域并非由武术家统治，但和后来的武术世界仍然不无相似。

在这一原始的江湖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儒家，他们是伟大的贡福修斯（Confucius，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传人，在古代的经典诠释和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尽管一般说来，各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不感兴趣，但仍然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威，而各级官员也有很多是他们的学生。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门修斯（Mencius），尽管几乎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政府职位，却有充足的资金能够在各国间进行舒适的旅行，并受到国君和贵族的礼遇。³²而门修斯仅仅属于儒家的八个支派之一。

与倾向于服务政府的儒家相比，墨家是更为纯粹的社会势力。墨家是一个严密的宗教性组织，创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墨修斯（约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在中下层的“士”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它在很多方面可以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相比，譬如对博爱的价值的强调，对于清贫生活的重视，对人文和科学的研究，以及互助的友爱精神等。与后者不同的是，墨家更热衷于参与俗世政治并推行其主张，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墨修斯本人就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一次侵略。但在墨修斯死后，这一组织分裂为三个派别。这一悲剧性的分裂令墨家的影响力大为削弱了。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和儒家并列的、影响最大的两大派系之一。

道家是劳西乌斯（Laocius）的继承人，此人被认为是贡福修斯的老师，但其哲学倾向与后者大相径庭。这一学派主张在自然中寻求“道”的本原，反对人刻意的作为。道家对人的身体存在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从而也开拓了武术家对自身潜能的认识之路。但只有在几个世纪后，这一认识才能结出硕果。

阴阳家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家和魔法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热衷于用“阴阳”和五种元素的理论解释一切。阳代表白昼、肯定与正面，阴代表黑暗、否定和负面，阴阳家认为一切事物都由二者的关系构成，但它们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永远在相互依赖和转化中。根据阴和阳的不同结合，又出现了金属、木头、水、火焰和土壤五种基本元素，它们构成了世界万物。这一理论为后来的中国医学以及武术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战争离不开专业人士，因此兵家占有显赫地位。这一流派从名称就可以看出专注于军事方面，其范围不仅包括对战略和战术的研究，也包括日常的军事训练。它的代表吴起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训练了杰出的精锐步兵“魏武卒”，对其的要求几乎和铁人三项一样严格：手执长戈、背负五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携带重量达六十磅的军粮，连续急行军二十英里后仍然能够保持体力并立即投入战斗的士兵，才能够成为武卒并享受优厚待遇。³³

毫无疑问的是，在兵家中包括了武术家，公元1世纪的班固称之为“兵技巧家”，并在他修订的图书目录中收入了几种重要的武术典籍，譬如《剑道》三十八篇，《手博》六篇，可惜全部已经佚失了。³⁴武术家们虽然在概念上仍然被归入军事范畴，但在学术上已经开始了独立的发展。加上儒家的基本理念、墨家的地下组织以及道家和阴阳家的玄学理论，几乎所有后世武术世界的要素都能在这一早期的国际流动性领域中找到其萌芽。

游侠的出现及其历史影响

在“诸国混战”时代的后期，亦即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被称为“旅行骑士”或“游侠（knights-errant）”的一个新社会阶层。“游侠”是上述一系列历史现象的结果，他们属于新生的“士”的一员，无疑是武士。他们可能是墨家的秘密组织的一员，也可能受到儒家思想的启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习过一定的武术，或者天生就具有过人的身体素质。与投效各国君王的武士不同，游侠们不承认政治权威对自己的管束，他们具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正义观念，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独立执行正义——往往使用法律和礼教所不允许的暴力。当时的一位思想家把他们和儒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抱怨说：“儒生们用文章败坏法制，而游侠们使用武力打破禁令。”³⁵

无论游侠拥有怎样的起源，他们注定将成为江湖空间长期的主宰。他们的兴趣既不在于金钱也不在于政治权力，更不用说人文学术。他们自命为正义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而这是任何统治者都要求垄断的权力。只有在统治者的权柄所无法控制的流动性领域里，游侠们才夺取了这一权柄。经济和文化上统一而政治上分裂的这几个世纪恰恰是游侠们的黄金时代。正如“游侠”这个称号所暗示的一样，他们在各国间进行经常性的旅行。从东海之滨到关中平原，从黄河以北的旷野到长江以南的森林都是他们的王国，而没有任何一个国王能够控制如此广袤的区域。国王和官员们不仅难以运用国家权力去消灭他们，甚至还被迫对他们表示尊重，否则他们就可能和敌国联合起来对自己构成更加致命的威胁。

庄周曾经记载了一名叫作“盗跖”的神秘人物，他有九千名勇猛的部下，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四处出没，进行公开的劫掠，令任何诸侯国都感到畏惧。贡福修斯对此感到不安，他亲自去拜见盗跖，劝说他建造一座城市，成为遵守法律和习俗的真正统治者。盗跖却对此表示不屑，认为他目前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快乐。³⁶除去这个故事的夸张的寓言成分不谈，这里典型地反映出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游侠的价值观：他们尽管被统治者视为强盗和匪徒，却为能够自由地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而感到自豪。

不过关于秦代之前游侠的具体生活与世界，我们除了其存在外几乎没有可靠的知识。司马迁曾经抱怨过，官方的和知识分子的记载中都不愿意记录这些令他们尴尬的现象。³⁷因此仅仅当游侠和政治相碰撞时，他们的活动才会被记录在案，而这只是其丰富生活的一个侧面。

但是，如果仅仅将游侠当作东方的浪漫骑士，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游侠的道德观往往被私人情感和关系所左右，而悖于我们所熟悉的伦理观念，更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游侠在经济上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仍然要依赖于贵族阶层的供养，只是因为各强国之间的对峙和分裂才令他们得以较自由地四处旅行。而正如欧洲的骑士一样，游侠的伦理也包括效忠于优待自己的领主。关于这一点，典型的例子是3世纪中期的“四位大人（Four Lords）”，他们是几个主要国家的高级贵族，因为供养了大量游侠而被视为游侠的代表，并充分利用这一身份干预各国的政治和军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游侠被各国的政治权力所控制，相反，这些政治力量本身被游侠化了。它们脱离了自己的历史根基，而在各国之间漂移不定，宛如大地上的海盗。

以最著名的孟尝大人田文（？—前279）为例：他是齐国国王的侄子，也是一个大封邑的领主，自青年时代就热衷于招揽有特殊才能的人士为自己效力，以至于有数千名游侠从各国来投靠他。依赖这些下属的力量他取得了很高的名望，并一度成为秦国的首相。然而在公元前298年他被罢免并收监。他的武士们虽然拥有可观的力量，但仍无力和秦国的军队相抗衡。此时他的一位默默无闻的部属潜入王宫中的宝库，偷出一件珍贵的狐皮大衣并献给国王的姬妾，当后者在国王面前展示大衣并告知是孟尝大人所赠送时，国王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告：既然孟尝能够轻易取得深藏在宝库中的狐皮大衣，那么他的生命也处于时刻可能潜入王宫的游侠的威胁下。他很快不动声色地释放了孟尝。孟尝和他的游侠们以最快速度逃离秦国，当他们狼狈的队伍经过赵国的时候，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嘲笑。愤怒的孟尝和他的属下屠杀了数百人并洗劫了一座县城之后才离去。³⁸

孟尝回到齐国后，由于他强大实力长期为国王所畏惧和戒备。当国王最终决定铲除他时，他再次出逃到了魏国并戏剧性地成为魏国首相。公元前285年，他主导了一个反齐的国际联盟并在不久后的战争中击溃了齐国。此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齐国并迫使新的国王向他臣服。只有在他死后，齐国才和魏国一起瓜分了他的势力。

孟尝大人这位现实版的盗跖是游侠中的君主，也是君主中的游侠。他的一生代表了公元前3世纪江湖世界和政治版图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直到一个半世纪后，历史学家司马迁经过他的故乡，仍然为那里剽悍狂野的民风感到惊奇。他被告知，这些居民都是当年追随孟尝大人的游侠们的后裔。³⁹

类似的游侠传奇也出现在赵国的平原大人赵胜（？—前251）和魏国的信陵大人魏无忌（？—前243）的事迹中：平原大人最著名的功绩是他的随从毛遂劫持了楚国的国王，迫使后者批准了对赵国的军事援助。⁴⁰信陵大人是魏国国王的弟弟，以对游侠极其尊重而享有盛名。他曾亲自驾着马车去迎接一位籍籍无名的游侠侯赢，让他坐在尊贵的座位上。侯赢去集市上访问他的朋友朱亥，信陵大人就在一边和颜悦色地拿着缰绳等待。

这种谦卑令他获得了珍贵的报偿，不仅游侠们都来追随他，而且在前257年，当他想要救援正在被秦军蹂躏的赵国时，侯赢和朱亥为他效命，帮助他夺得了魏国一支大军的主导权。侯赢提供给他准确的情报，让他从魏王那里偷来调兵的凭证，伪托国王的名义去指挥一支军队。负责的将军对有所怀疑，朱亥就用衣袖所带起的空气震荡杀死了他，他的死法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不懂得武术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以为他将一块数十磅的生铁放在袖口里。⁴¹

依赖游侠们的帮助，信陵大人最终调动了军队。他用这支军队去帮助赵国，迫使正在围攻赵国首都的秦国大军撤退。信陵大人赢得了赵王的感激，他后来长期居住在赵国，赵国的游侠们纷纷投靠他，让他拥有了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有谣传说他会篡夺魏王的王位，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帮助魏国击退了秦国的进犯。⁴²

信陵大人以崇高的骑士精神受到尊敬，但在早期世纪中，游侠们的格斗造诣仍然相当有限。越国女士的传说可能夸张了当时剑术的力量，真实历史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剑术家获得了改变历史的机会，但却又失去了。

虽然有信陵大人这样杰出的反秦领袖，当时代进入到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秦国仍然形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东方各国在军事上已经无力和西方的秦国对抗，他们现在不得不向游侠们求助。公元前227年，传统的暗杀对策被提出了，一位富有盛名的剑术家被请来并受到最高贵宾的礼遇。他们经过周密的部署，让这位剑术家伪装成燕国使节，以向秦国贡献土地的名义觐见国王。当然，在觐见之前必须要解除使节的兵器，因此他们事先将一把用剧毒炼制的匕首裹在携带的地图里，只要割破国王的皮肤，他就会死去。当国王饶有兴趣地观看燕国割让给秦国的领土时，剑术家拔出了匕首并刺向国王。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场所有的大臣都惊呆了，在国王面前他们都不被允许携带武器，而拥有武器的禁卫军远在宫殿之外。因此，这是一场武术家和国王之间的面对面搏斗。战斗延续了大概不到一分钟时间。国王被剑术家追得狼狈奔逃，好不容易才拔出身上的佩剑，但最后出现了令人难堪的一幕：剑术家的大腿被国王刺中而难以行动，他掷出匕首，也被国王躲过。当他失去武器后，国王就在他身上刺了许多剑，令他血流如注。而国王本人则毫发无伤。⁴³

在被剁成肉酱之前，这位名叫荆轲的剑术家声称自己要生擒国王，不想下杀手才被对方重创，另外，显然国王本人也有一定的武术造诣。即便如此，荆轲的专业水准也是令人怀疑的。事后，曾经和荆轲有过交往的剑术师鲁句践说，自己早已发现荆轲是一个可疑的骗子。有一次他只是瞪了荆轲一眼，他就惊惶地逃走了。⁴⁴

但这与其说是荆轲个人的不足，毋宁说反映了公元前3世纪武术整体发展的不足：它只是一系列相对简单的动作技巧而缺乏“内力”的支撑，专业化的程度相当有限。这一限制不仅使得武术世界无力向政治世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也令它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稳定存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诸国混战的格局被统一的帝国取代后，力量的天平就立刻倾斜了，尚未定型的江湖空间在空前强大的政治权力之前相形见绌。荆轲和国王之间的搏斗仿佛预示了这个悲剧的结局。在六年后，这位叫作嬴政的国王（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的建立与游侠的消亡

公元前227年所发生的未遂刺杀事件激起了嬴政的愤怒，也为秦国的兼并事业提供了绝好的理由。在接下去的五六年间，秦国的军队发动了最后的征服战争。公元前221年，所有的敌对国家都被消灭了。嬴政还将统治范围扩展到之前闻所未闻的地区，除了北方匈奴人统治的草原外，秦国国王成为了整个已知世界的主人。从珠江流域到辽东地区，从东海之滨到四川盆地，秦国的军队在东亚大陆上占领了后来将永久成为中国主体的一大块地区，将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划分为数十个由国王派遣官吏统治的省份，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建了统一的国家大道，强制推行统一的文字和度量单位，收缴并销毁兵器和文化典籍，以至于屠杀反对其统治的知识分子——这一系列举措将被日后的各王朝所仿效。

为了纪念自己超越一切先王功绩，嬴政国王为自己订作了更显赫的头衔“皇帝”。这中国第一位皇帝在历史上的正式称号是“皇帝一世（Emperor the First）”。为了配合这个头衔，他为自己修建了奢华的行宫和壮观的陵墓。他还在中国北部修建了长达2600英里的“长城（The Great Wall）”，以及在远离文明中心的南中国海附近开凿运河——在此之前文明世界的触角从未伸展到那里。即使不考虑这些工程实际的难度，单单进行后勤供应就是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些工程显然依赖于对帝国臣民人力资源近乎无限制的攫取。所有的臣民都被编入严密的户籍登记制度被严格管理，他们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服漫长的兵役和徭役，并且随时可能被迁徙到自己从未听说过的边境地区去为帝国边防服务。

平民虽然不满，但至少在这一时期他们可以享有多少世纪以来第一次实现的普遍和平。然而对于被征服国家的贵族，被禁止言论的儒家学者和被严密监控的游侠来说，秦帝国的统治令他们不啻落入地狱——他们在帝国的等级制度中并未享有任何优越地位，而要像低下的平民一样被征服者所欺辱和压榨。他们很快全心投入到推翻帝国的密谋之中。

公元前218年在博浪沙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的事件，是游侠张良实施的。当皇帝的车队来到博浪沙时，张良和另一位武术家从远处向他们投掷巨大的铁锤，但未能击中皇帝本人的马车。张良和他的同伴随即逃离现场，此后帝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搜捕也未有成效。两年后，当皇帝巡视咸阳时，发生了另一次更危险的刺杀，但最终刺客被卫士们杀死。⁴⁵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皇帝一世创造了历史上被刺杀次数最多的皇帝的记录。

无论这些刺杀行动如何失败，在公元前210年，皇帝一世还是在巡游的道路上死去了。在他死后他的小儿子胡亥以可疑的方式夺取了皇冠，被称为皇帝二世。但二世并不具有他父亲的统治权威和能力。被压抑的反对势力们看到了机会，第二年，起义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三大阶层——破产的农民、亡国的旧贵族和游侠与士人——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征服者。第一场帝国时代的中国内战开始了。

战争进行的顺利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秦帝国老朽的战争机器再也难以顺利运行。公元前207年，一位有游侠背景的楚国贵族后裔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在巨鹿会战中歼灭了秦军主力，他的下属、沛公爵刘邦胜利地进军关中，皇帝二世在此前已经死于宫廷政变，新君主是二世的侄子子婴，他不敢再采用皇帝的称号并很快向刘邦投降。沛公爵在统治了几天关中后，又不得不迎接实力更为雄厚的项羽进入咸阳。项羽无情地杀死了子婴并焚毁了咸阳的皇宫，以这种残暴的手段正式宣告了秦帝国的灭亡。

几乎在一夜之间，东方国家的旧王族们纷纷宣布独立并建立临时政府，而人民似乎也乐于看到昔日的世界重返，唯一消失的似乎只有秦国。项羽将军在秦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几个小的诸侯国，看上去这就完成了一切工作：美好的黄金时代重新回来了。

但这只是旧时代最后的谢幕式。中华世界的各个角落已经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流动性江湖的网络，以及随后秦的铁腕统治下被熔铸为一体，全国性的反秦运动在事实上更强化了这一点。秦短暂的帝国实验失败了，但是社会精英们对于帝国的统一理念已经接受。项羽所代表的旧秩序很快和刘邦（前256—前195）所代表的新兴力量发生了激烈内战。

刘邦出身于华中沛县的平民家庭。在诸国混战的最后时代，他曾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游侠，并且是信陵大人的崇拜者。在帝国建立后，刘邦结束了游侠生涯，满足于一名底层官吏的生活。但当帝国开始崩溃时，刘邦和本县的游侠朋友们也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一个蓬勃的军事集团，并不断壮大，自称沛公爵。在占领咸阳后，项羽封他为汉国王，封地在关中和四川之间贫瘠而边远的汉中，以当地的河流汉水得名。这绝不能让曾经统治过咸阳的刘邦满意。他在公元前206年发动反叛，向新建立的分封秩序发起挑战。在202年，刘邦最终击败了项羽，迫使他自杀。此后刘邦举行了登基典礼，成为了中国第三位皇帝，建立了汉帝国。“汉”这一名称遂由一条中部的河流上升为中华帝国的国号。

与仅仅统治了中国十五年的秦王朝不同，汉帝国的统治则有数世纪之长，足以将让“汉”这一国名成为中国主体族群的代称。在头一个世纪中，汉帝国的主要麻烦是北方的匈奴入侵。直到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的统治时期，通过几次直到贝加尔湖的大规模北伐，匈奴人的危机才得以解除。在匈奴的威胁消失后，中国的版图大幅扩张，具有了今天的规模。从朝鲜半岛到蒙古高原，从咸海之滨的希腊化国家到云南和贵州的蛮族地带，都臣服于汉帝国的统治下。

除了军事上令人瞩目的成就。武帝时代还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对儒家学派的推崇和对游侠的打击。在诸国混战年代，儒生和游侠被视为导致社会混乱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个阶层都对社会不满，但前者以鼓吹上古黄金时代的标准而闻名，而后者则诉诸个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帝国的统治者发现事实上很容易和儒家达成一致，只要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统治集团，他们就会把帝国的统治说成是黄金时代的再现。事实上利用儒家的标准选拔官吏也为刚刚消灭传统贵族的帝国解决了稳定统治的问题。在公元前134年，武帝宣布贡福修斯的学说为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的一切学术统统废除。此后，儒家的官僚体系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项稳定结构，仅仅在13到14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略有动摇。

相对于儒家学派来说，游侠是一个远为棘手的问题。他们自“诸国混战”时代到秦汉帝国时期一直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的政治因子。汉帝国可以说是由一群游侠们建立的政权。由于旧贵族的消灭，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平民社会，这使得游侠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社会基础。交通的便利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帝国境内随意游荡，彼此结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游侠，如朱家、田仲、剧孟和王孟。他们似乎已经利用所掌握的田产和工商业形成了庞大的地下网络，能够调动大量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隐隐和帝国相抗衡。有时候甚至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公元前154年的一次波及全国的大叛乱中，著名的游侠剧孟倒向了帝国政府一边，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政局，使得叛乱被迅速平定。人们说，得到了剧孟就好像征服了一个国家一样。⁴⁶

虽然帝国本身缘起自飘荡在“江河与湖泊”之上的游侠集团，但随着帝国的日益巩固，它早已不再依赖游侠的支持，也越来越不能容忍后者的存在。在游侠得到社会崇敬的同时，世俗政治权力却早已变得比以往强大百倍，力量的天平逐渐失衡。在公元前154年叛乱平定后，大清洗开始了。数十位著名的游侠以莫须有的罪名和他们的家族一起被诛杀。

在武帝即位后，对游侠的打击更为严厉。他们被强制迁徙到首都长安，从自己的势力根基被连根拔起。一位当时著名的游侠郭解从山东被迁徙到长安后，在那里他又很快重建了自己的关系网络。他的仇家杨季主企图打垮他，结果自己和家人却一个接一个地死在郭解的手上。郭解对法律公然的藐视令皇帝忍无可忍，命令当地的官吏逮捕他。但郭解在秘密势力的掩护下得以成功地脱身，销声匿迹。在一次大赦的法令颁布后，郭解又出现了，而此时已经无法判处他之前的罪行。对郭解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一关键时刻他的跟随者杀死了一个对他不逊的儒生。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杀人罪名很快安在了他的头上，他和他的整个家族都被政府迅速处死。⁴⁷汉帝国最大的游侠势力就这样被摧毁了。郭解只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其他游侠不是同样遭到杀戮就是变成帝国的顺民。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游侠现象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

令游侠在几百年中几乎彻底消失的并不仅仅是帝国的镇压。或许更重要的是武帝统治时期的财政危机所造成的政策转向。由于帝国的扩张，在北方和西北进行的对匈奴战争造成了政府巨额的财政亏空，迫使皇帝在公元前118年下诏，改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放任政策，实行新政，其中主要内容包括盐铁和酒类贸易的国有化和加征高额的商业税，另外被称为“均输”“平准”的政策是将商人所贩卖的东西作为贡赋缴纳给国家，由政府统一进行分配和买卖，并严禁商人抬高物价。这一套政策在充实国库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繁荣的商业，使得帝国迅速向以统治集团为中心的农业国家回归。在重农主义的打击下，商人们纷纷将商业资本转化为田产和农奴，建立商业帝国的野心被拥有大庄园的梦想所取代。而一旦他们安定下来，就被迫得接受汉帝国的行政治理。

在公元前1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对匈奴的战争，以及帝国的沉重劳役和赋税压迫使得中国人口减少了差不多一半，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也迅速萎缩了，如果不是消失了的话：这不仅意味着交通和食宿的成本大为增加，更意味着游侠所赖以活动的社会流动性也逐渐凝固：除了帝国本身之外，再无横跨整个帝国的体系。舟船往来的江湖世界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流民聚集的山林。武侠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经济史的一种表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第二个游侠时代直到唐代才会出现，而真正的江湖和武术世界在北宋时期才会形成，这绝非偶然。

第二章　中古时代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宗教根源（公元前100年—700年）

《黄帝内经》与道教的诞生

在毁誉参半的武帝时代后，汉帝国的荣耀仍然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此后便是漫长的衰落。公元9年，帝国政权在动荡中被丞相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所篡夺。然而王莽本人的政府在全国性的起义中被推翻。在公元25年，一名叫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的皇室远亲恢复了汉帝国的名号，但实际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政权，被称为后汉或东汉。刘秀被称为光武帝。在后汉的治理下，原来的由江湖网络构成的全国性平民社会消失了，随之兴起的是地方豪族统治的庄园经济。虽然商业网络仍然存在，但对于社会流动性只有微小的贡献。

这并不意味着后汉是一个较少变化的僵死社会，事实上，两种崭新的社会元素——道教和佛教——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嗣后的中国历史，武术世界的产生与之密不可分。我们将首先考察前者。

在光武帝和之后的几个皇帝治下，后汉一度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与稳定。但自1世纪末以来，随着一系列无异于傀儡的孩童皇帝上台，帝国的政治中枢开始被皇后的家族和宦官群体两种势力所左右，在政局动荡中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使得地方豪族的势力在缺乏中央制约的条件下更为壮大。而随着帝国政治的腐败，被称为“太平道”的原始道教浪潮开始在华北蔓延。

道教源自道家学派，当武帝宣布皈依儒家后，这一学派成为官方的弃儿。但在官员和士大夫的生活中，这一学派找到了新的出路，在仕途上受挫的道家信徒们仿效劳西乌斯学派的另一位大师庄周，将道家的理念应用到内心世界，以寻求心灵的宁静。这一内在化的转向与阴阳家的学说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人体科学诞生的温床。

在前汉帝国灭亡前夕，著名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受政府的任命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宫廷藏书整理工程。他和他的同事们将所见到的图书分为六个类别，加以记录和说明，最后的成果是一本叫作《别录》的图书目录学著作。这部著作中首次记录了一部奇特而深邃的著作《黄帝内经》。这部作品据称是公元前27世纪黄帝和他的大臣岐伯的对话录，记载了关于人体的内在构造和医学的基本原理。

事实上在刘向之前，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到过这部自称来自远古的对话录。因此，《黄帝内经》可能仅仅成书于晚近的一两个世纪，是当时迅速综合的道家、阴阳家和医学实践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体现出这样的理念：人体是和天地相对应的小宇宙。在人体中正如和外在世界一样，同样有着江河流动，这就是被称为“十二经脉”的系统。经脉分为阴阳两种，分别传递阴气和阳气，阳气上升而阴气下降，作为生命运动所需的能量循环不息。⁴⁸

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后两千年中的中国人体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蕴含了这样的理想：人体与自然界本身一样具有不朽的可能性，只要充分调和气息，发挥自己的潜能，就能够成为“真人”，获得永生。这些思想在此后几个世纪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道教的基础。

公元2世纪中叶，一种新宗教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其神学主张一种至高的真理或“道”在“气”的作用下产生了天地和世界万物，以及各种民间崇拜的鬼神。这一切据说来自一位叫于吉的神秘大师，于吉在2世纪上半叶编撰了一部道教经典《太平经》（The Bible of Peace），并影响了此后许多道教派别。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一张角创立了“太平道”（Pacific Tao）并吸引了很多信徒。184年，太平道发动了“黄色头巾”（Yellow Turban）起义，给了衰落的后汉帝国以致命的打击——帝国此后数十年中崩溃瓦解，最终分裂为三个独立王国。于吉本人在政治上并没有张角那么大胆，他远离动乱的北方，逃到安定的长江下游，在那里享受被民众崇拜的晚年生活，直到公元200年被当地的军阀孙策斩首为止。

在于吉和张角在东部活动的同时，另一名道教缔造者张陵和他的家族则在西部的汉中地区秘密缔造他的宗教王国。与很快覆灭的太平道不同，张陵以一种天才的方式使得他的教派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宗教势力之一：他要求入教者捐献大约四十千克的大米作为费用。用这种方式他迅速屯积了大量的粮食，并以此救济了很多贫民，从而令自己声名远扬。张陵的家族靠囤积的大量粮食轻易控制了帝国西南部一个省份的经济命脉，他的孙子张鲁（？—216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国。张鲁在215年向控制华北的曹操（155年—220年）投降并受到礼遇，此后他的宗教传播到帝国的各个省份，并以“天师道（Heavenly Master Tao）”之名为人所知。张陵的后代世袭了“天师”的职位，在每一代都得到政府的册封。

天师道因其对符咒的重视而闻名，他们宣称能够通过在黄纸上书写类似文字的符号召唤鬼神和避免灾祸，为此他们编造了繁复庞杂的神灵系统以服务于他们的召唤。由于对外在神祇的依赖超过了对身体修炼的要求，这一最古老的道教派别并未在武侠史上留下深刻痕迹。但道教的精神已经被这些早期流派传播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在3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奇特的道教法师：如左慈、甘始、郄俭、费长房和华佗，他们据说长生不老，拥有神奇的力量，能施行各种幻术并能预见未来。⁴⁹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道教的修行者，深谙《黄帝内经》，通过艰深繁复的修炼过程开发出自身的各种潜能，在民间传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这些道教法师采用了多种有趣的修炼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后来的武术家所沿袭。譬如静坐以及用特殊的方式呼吸，食用用水银和铅制成的液剂和药丸，或者在性行为时用意念控制射精，保持阳具的长久勃起（中国人称为“房间中的艺术（arts-in‐the-chamber）”）。更为重要的是，华佗发明了一种模仿五种动物动作特点的健身体操，被认为对后来的武术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这些修炼方法的效果究竟如何？由于史实已经湮没在许多明显荒诞的传说中，对此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下一些描述：他们具有超常的移动能力，即使骑马也难以追赶；他们刀枪不入，不为任何打击所伤害；他们能够施行多种魔法，譬如点石成金和分身万千；他们驻颜有术，甚至能够死而复活。无论在这些传说中有多少夸张和误解的成分，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道教法师和几个世纪后武术大师的相似性。后者往往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开发出超人的内力、轻功和感官的敏锐，以及某种控制心灵的幻术。

但在这一时期，这些新发展出来的人体科学仍然尚未和古老的武术技巧相结合。3世纪最著名的武术家几乎都是军人，譬如号称“与万人相匹敌”的关羽和张飞，他们拥有冲入一支军队杀死其主帅，而自身毫发无伤的能力。但他们既不理解修仙的神话，也未曾梦想过利用道教的修炼方法增加自己的战斗力。道教法师们则与之相反，醉心于飞向天国的美梦而对单纯的格斗能力不屑一顾。譬如，对人体科学有深入了解的华佗毫无武术根基，只是一位有神秘色彩的医生，并且最终被曹操杀死了。在许多世纪之后，我们所追踪的这两条线索才会合二为一，令宏伟而瑰丽的武术世界得以出现。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武学理论的重要性

如果与从西方传来的另一种福音相比，甚至打垮了汉帝国的道教也不免相形见绌，此即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这一信仰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并在此后许多世纪中不断向外扩张。在公元初年中国人通过中亚接触到了这一宗教。当地国家在长安的使节们或许开始劝说他们的中国保护人接受释迦牟尼的真理。公元64年，光武帝之子、汉明帝刘庄（57年—75年在位）梦见了金色的神在他的宫廷里飞翔，一些可能已经知晓佛教的大臣竭力将其归为佛陀的显灵。于是皇帝派遣两名使者到西方去探求这一陌生信仰的真谛，他们带回了一些佛教僧人，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这就是佛教征服中国的开始。⁵⁰

在3世纪之前佛教的传教事业并未取得明显成功。佛教寺院主要服务于从中亚来的外国人，除了作为贵族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奇玩物外，这一异国风情的信仰对于民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从2世纪末期开始，战乱和饥荒显著地增加了中国人的宗教需求。

后汉帝国在“黄色头巾”起义后，陷入了近四十年的内战，并于220年分裂为三个部分，这一过程中其人口已经从超过6000万下降到不到1000万，人口损失是惊人的。在公元280年的短暂统一后，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涌入中国内地，汉族政权再次向南方退却，历史进入了约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时期。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华北地区被战争和动荡所蹂躏，社会各阶层都无法享有安全感。佛教由于宣称要将一切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比道教更出色地适合了民众的需要。因而，在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同一时期，佛教征服中国的伟大历程开始了。

在佛教日益进入中国的同时，它也迅速被卷入中华帝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大批中国民众和精英的皈依，佛教攫取了惊人数量的社会资源，当佛教僧团大张旗鼓扩张时，不免与帝国相冲突。5世纪的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和6世纪的周武帝（561年—578年在位）都曾经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反佛教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皇帝都是虔诚的道教徒。这些运动并未摧毁佛教在民间的根基，但却有效地遏制了佛教试图独立或凌驾于帝国权威的任何努力。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佛教最终通过融入和攫取江湖网络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对于统治者的平等意识（他们曾宣布对于帝王不需要礼拜），对于世俗生活的唾弃以及寺院经济的独立组织形式使得他们在一切帝国臣民之中最不依赖帝国政府的管理。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纸上一个个不透明的黑点，虽然单独而言全都处于帝国的阴影下，但一旦江湖网络被建立起来，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为其提供稳定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江湖的流动性也使得寺院能够彼此联络并相互庇护和应援，从而提供了对抗帝国的可能基础。事实上寺院不仅仅是僧侣的庇护所，也在慈善的名义下，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诗人和知识分子提供暂时性落脚和居住的场所，这无疑有利于它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

更重要的是，佛教也在武学的产生和发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学在公元6到7世纪的诞生。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佛教一向以对虚无的追求和非暴力主义而闻名，这似乎与武学的宗旨——在格斗中战胜对方——格格不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并未和武术的发展有明显的联系（与上述近似武术家的道教法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要理解佛教与武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深入到佛学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去。

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将宇宙视为因果联系的网络，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因果联系中，并在因果联系中消灭。显然，人类的痛苦都产生于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因果联系中，在其中也形成了虚构的自我概念。因此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成为佛教主要关心的内容。现代人认为人的自我死亡就是这样的解脱。但是佛教徒却被“灵魂转世（reincarnation）”的学说所困扰。他们认为灵魂自身中有一种力量，能够在人死后保持自身的存在并将自身带入一个新的身体。因此，真正的解脱必须脱离转世轮回（Saṃsāra），这就要求在人生前就通过对宇宙与自身真谛的认识消除灵魂中固执自身存在的力量。

在佛陀死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佛教徒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解放或者涅槃（nirvana）。但在公元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却嘲笑这种幼稚的思想，称之为“小乘”：亦即没有办法带其他人上路的单座车。真正的涅槃，他们认为，并非刻意去追求涅槃本身，因为任何去刻意追求到的东西都并非真正的涅槃。涅槃必须要摆脱执着于涅槃的状态本身。因此“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者“菩萨”就代替了佛陀成为新的目标：重要的不是自身脱离轮回，而是救助他人脱离苦难和不幸。为此，人们必须积极地参与到世间生活以及轮回中去，在其中体验万物的空洞性本身。

佛教的大乘运动，使得它能够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和改变俗世生活。与此同时，从小乘时期发展而来的佛教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将意识划分成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和意念等诸多层次——被大乘佛教转化为对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研究。在对人类心灵的深层认识中，最为著名的是无著和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这一派别提出，在意念之下有一个更基本的层次，被称为“末那识”，亦即自我意识最基本的层面。这一概念对西方思想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的哲学家称之为“统觉（apperception）”。然而在末那识的背后，是更为本源的“阿赖耶识（Aṣṭavijñāna）”，这是一种甚至比自我意识更深层的结构，它蕴含着无数意识流的“种子”，被视为人类意识之执着的最终起因。这十分接近于弗洛伊德和荣格所提出的无意识（unconciousness），但西方思想对这一点的认识迟了一千五百年之久。

我们认为，正是佛教哲学对阿赖耶识等心理深层现象的认识开启了武学发展的新空间。正如导论中已经指出的，武学发展的源泉在于人类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及对其潜能的开发，这必然依赖于对于心灵现象及其与身体之关联的深刻研究。关键在于设想出一种基本的活动模式使得人能够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调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和骨骼。然而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却成为产生这一有效模式的最大阻碍。由于心灵和身体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唯一可能的身体运动模式只能是人的思维和意志对身体的控制模式。亦即由心灵单方面去操纵身体的活动。不断强化的意志控制事实上塑造出一个粗暴的心灵和一个被动的身体，而更为微妙和丰富的可能性就此被扼杀了。

在佛教和道教那里，心灵从未具有如此基本的地位。道教徒将心灵和身体统一归为“气”的运动，并且在修炼过程中不断抑制心灵的指挥欲望，让“气”自然地在人体内不断运行。而佛教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消除自我的痕迹，通过阿赖耶识的概念，佛教徒认识到一个深于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因此，静坐和内省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修行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让躁动的心灵安静下来，聆听身体内在的呼唤。在此，一个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第三项呼之欲出。二者必然通过某种更基本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如果掌握了这一结构，就得到了生命的真正源泉。毫无疑问，佛教和道教对于心灵和身体的结合结构并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却通过主观的意识体验接触并驯服了这一层面，这也成为他们可能对身体运用自如并调动人体最大潜能的关键所在。⁵¹

佛教对于潜意识的精神结构和道教对于经脉的身体结构的概念之间的融合正是中国武学诞生的奥秘所在。这一融合自从佛教和道教接触以来一直在发生着，但是公元5世纪与6世纪之交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伟大的佛教武学大师菩提达摩（Bodhidharma，？—535）和他缔造的少林学派。

达摩与慧可；少林武学的形成

菩提达摩，常常被简称为达摩，是从印度来华的佛教僧侣，他于5世纪末在广州登陆，首先在南中国活动，并曾经在南方梁朝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和皇帝萧衍（502年—549年在位）讨论佛教教义。达摩是瑜伽行派的传教士，他依据一部叫作《楞伽经》的著作主张通过“禅定（Dhyāna）”的方法达到对阿赖耶识的体验，“禅定”是一种通过长时间静坐集中精神的方式，经过长期的练习可以产生出奇异的身体体验。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达摩强调静坐必须对着空洞的墙壁，以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扰。

达摩试图教导萧衍履行这种有效的修行方式。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却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佛教的热爱：首先宣誓成为僧侣，再由大臣们从国库拨巨款，从佛寺中将他赎回，以此途径对佛教寺院提供慷慨的经济支持。这位甘于奉献自己的皇帝对达摩所提倡的坐牢式修行术却毫无兴趣。达摩受到了冷遇，不得不失望地离开浮华的南方帝国，到北方的魏国去传播他的新教义。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漂过扬子江的。

当达摩来到北方的中心洛阳后，失望地发现等待他的局面并不比南方更好。当地的佛教市场已经被各种夸夸其谈的宗派所占领，而后者并联合起来攻击他是异端。达摩在洛阳也无法栖身，于是在527年躲避到不远的嵩山中，这座神圣的山被中国人视为大地的中心，被称为“中央之山”，具有特殊的神圣意义。

在几十年前的495年，北方的魏孝文帝（471年-499年在位）下令在嵩山上建立一座佛教修道院，称为少林寺，并任命印度学者跋陀作为院长。在跋陀死后，少林寺希望继续招揽印度僧侣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于是迎接达摩入驻。菩提达摩在少林寺的活动缺乏可靠史料。唯一确定的是他在三十年代收了一名叫作慧可（487年—593年）的门徒。他无疑还有其他学生，但是慧可最得到他的宠爱。慧可有着道教和武术的背景，为了成为达摩的门徒，他不仅在雪地站了三天，而且砍断了自己的一条胳臂。据说这种自残行为让达摩看到了慧可修习禅定的决心和潜质，或者他只是被吓坏了，总之他接受了慧可作为自己的弟子。事实证明，慧可是一名聪慧过人的学生，达摩在死前将衣服和饭碗传给了慧可，象征着他得到了自己的真传。

慧可堪称武术世界的圣保罗（St. Paul）。在某种意义上，他比达摩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史书记载他年轻时曾经研究过道教的养生学，这构成了他学习禅定的身体基础。在传统上，达摩被视为七十二种少林寺武术的创始人，而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考察表明，这一荣誉应该归于许多后世的僧侣，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慧可。许多证据显示，或许他才是少林寺最重要的武学典籍《易筋经》的真正作者。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易筋经》是慧可在达摩死后，从他身上发现的。然而达摩似乎不可能熟练掌握作为《易筋经》基础的经脉和穴位学说，这或许是将两个独立事件混淆的结果。慧可在达摩遗体上发现的，是梵文手抄本的《楞伽经》，这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手稿，此后一直被珍藏在少林寺的图书馆里，直到十三世纪离奇被窃。⁵²《易筋经》则是独立的发明，既基于中国的经脉理论又吸收了印度的脉轮（cakram）学说。有趣之处在于，本书有两个版本，即梵文本和中文本分别流传。⁵³由于《易筋经》的哲学基础是佛教和道教的融合，本书几乎不可能写于印度。因此，梵文本很可能是中文本的翻译。但是没有史料表明少林寺曾试图将《易筋经》传到印度，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翻译？

这一点可以从慧可的生平找到答案。在6世纪中叶，北方的魏王朝进一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政权——东魏和西魏——而相互攻战。少林寺正好处于双方争夺的中心地带。在这一时期，慧可携带着《楞伽经》的梵文手稿逃离了混乱的华北，来到中国西南部的峨嵋山隐居。在那里他结识了另一名来华印度僧人般刺密谛。慧可可能拿出自己正在撰写的《易筋经》与般刺密谛就佛教学理和其与瑜伽修炼方面的共性加以研讨。⁵⁴大概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易筋经》被他们翻译为梵文的形式，并且加上了图示。因此，《易筋经》同时产生了两个版本，此后一直被保存在少林寺。这似乎是唯一能够解释梵汉两个版本并存的理由。

当慧可躲藏在西南山区时，东方和北方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北方帝国分裂时，北方军阀侯景在失势后向南方的皇帝萧衍表示效忠。萧衍高兴地接纳了这个投诚者，后者却并无忠诚之心，于548年在建康发动叛乱，劫持了萧衍并囚禁了他。萧衍悲惨地死于禁闭之中。侯景的叛乱被梁朝军队镇压后，萧衍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宝座又开始了内战，梁朝在分崩离析中走向毁灭。

两个北方政权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瓜分南方帝国的机遇，它们开始积极插手南方的内战。公元554年见证了梁王朝最后的毁灭。西魏王朝的军队占领了梁朝在长江中游的新都城江陵。皇帝萧绎被杀，在城破前，他焚毁了一座藏有几十万部书籍的皇家图书馆，其损失不下于几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毁灭，据说中国当时书籍的四分之三毁于这次焚烧。他并下令藏匿了大批皇室珍藏的黄金和珠宝。这个宝藏一直没有被占领军发现。直到一千多年后才再度现世。⁵⁵

梁王朝被消灭后，一位陈霸先将军（503年—559年）在557年建立了陈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建立者的姓氏命名的王朝。但经过侯景的叛乱，南方帝国的力量已经大为损耗，并难以恢复。在北方东魏和西魏的对立持续着，但是政权更迭为北齐和北周。577年在鲜卑人的北周统一北方后，北方在大分裂以来的近三个世纪之后，终于对南方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如果北周能够消灭陈朝，那么一个非汉族的政权将第一次征服中国全境。不过在北周对陈开战之前，其皇室又产生了内部继承危机。在580年，实权落于汉人杨坚（541年—604年）之手，在第二年，杨坚将北周改组为隋朝。因此，华北在被蛮族占领数个世纪后，再一次被汉族政权所统治。

在589年，杨坚对陈王朝宣战，并命令其军队沿扬子江全线向南方进军。这次南征仅仅遭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很快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自316年的西晋灭亡以来中国第一次统一在同一个帝国之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漫长的内战时期，慧可一直在四川撰写《易筋经》和另一部相对次要的武学著作《洗髓经》。北周统治时期发起了浩大的反佛教运动，慧可也不可能在此时回到北方。在杨坚称帝后，慧可终于返回了残破而冷落的少林寺，重新招收僧徒和传授武术。慧可活了百岁之久，死于公元593年。在这位佛学和武术大师死后，他的弟子似乎分成了两个派别。慧可本人最喜欢弟子僧璨，并宣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僧璨只是一个虔诚的佛学家而对武学了解有限。他及其门人面对新兴武术僧侣完全缺乏竞争力，很快就被后者排挤而离开了少林寺。僧璨和他的继承人们此后一直在南方各省份活动，并创立了佛教理论中著名的禅宗。另一方面，一旦武术僧侣占据了统治地位，少林寺也从一个普通寺院转变为历史上第一个武学门派。

我们已经有这一门派早期若干重要活动的史料，虽然还远不足以揭示其历史全貌。但是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少林的武学传承开始之后不久，就深深卷入帝国权力斗争的漩涡。

隋朝的创造者杨坚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在他成为中国统治者后不久就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改革。例如将进行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以及建立以考试为标准的官僚选录制度，对于后来的中华帝国形态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他在604年死去后，他的儿子杨广（604年—618年在位）继承了帝位。杨广是一个比乃父更加野心勃勃的君主，为了维系对新征服的南方的统治，他下令调动数百万民夫，开凿一条全长超过一千英里的大运河，将扬子江和黄河连接起来。同时，他也继承了父亲对城市建设的爱好，首先在洛阳，其次在扬州建立了不逊色于长安的新都城。

杨广不仅希望让中国，而且希望让整个世界都拜倒在自己脚下。他首先对北方的突厥，随后对东北的高句丽发动了战争；对高句丽的战争旷日持久，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反讽的结果是，隋炀帝的一系列扩张努力最终带来了建立不久的帝国的崩溃。

在611年以后，混乱而血腥的内战再一次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618年，杨广的表亲唐公爵李渊（566年—635年）占领关中平原，建立了唐帝国，并在此后的十年间消灭了其他竞争者，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不过这位开国之君的光彩，很大程度上被他杰出的儿子李世民（599年—649年）所掩盖了，后者不仅是他统一中国战争中的主要参谋和助手，并且在626年发动政变，获得了帝位，史称唐太宗。

这一时期武学家们也第一次明确参与了最高权力的角逐。在615年左右，一个叫作李靖的青年从一位重要大臣的官邸拐带了一个高级妓女红拂，从长安出逃，去太原投奔李世民。他在长安附近遇到一个骑驴的神秘人物，此人给人的最深印象就是满面胡须，因此被称为“大胡子先生”（Mr. Whiskers）。大胡子明显觊觎李靖情人的美色，这一点激怒了李靖，但因为顾忌对方的武力而不敢声张。大胡子在李靖面前展示了一个自己砍下的人头，并公然吃下死人的内脏，令李靖和红拂都恐惧万分。李靖刻意讨好大胡子，并邀请他一起前往太原。后者表示不屑，他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但见到李世民后，大胡子为其魅力所折服，然而仍然坚持等待一个善于相面的道教法师到来，再听取他的意见。翌日，该法师在见到李世民后，告诉大胡子，这个国度他无法染指，劝他去别的地方。大胡子感到十分沮丧，不久就离开了中国，前往东南亚，临走前他传授给李靖《易筋经》，并声称是从达摩传下来的经典。⁵⁶

这则逸事中所包含的信息极其丰富，并且能够解答许多历史上的谜团。就其拥有《易筋经》的抄本而言，大胡子无疑是少林派的弟子他显然不是，或者已经不是僧侣，对肉食和美色都表现得十分贪婪。可以确定的是他对自己的武学造诣十分自信，并打算以此而君临天下。不幸的是，他对相面术过于迷信，以至于因为道教法师的话而打消了一切政治雄心。此后，出于《易筋经》的作用，李靖很快在武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唐朝建立后他成为李世民的亲信卫士，或许也是李世民和少林寺发生联系的中介。在621年对军阀王世充的战争中，一些站在唐朝一边的少林寺僧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帮助李世民取得了胜利。少林僧侣集团此后成为李世民的关键武力后盾之一。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后，对以昙宗为首的十三名少林僧人给予了封厚的奖赏，并且赐予了少林寺4000亩的良田作为其经济保障。⁵⁷

另外，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位被大胡子所信任的道教法师早已经被李世民所收买，因此才欺骗这个可怕的劲敌离开中国。这位法师或许是楼观派的岐晖，或许是上清派的王远知。这两位著名道士都因为对唐政权的热心支持而出名。事实上，在李渊和李世民建立唐帝国的道路上，道教发挥了比佛教大得多的作用。

根据记载，李氏家族是劳西乌斯或李耳的直系后裔，而一直以来，道教人士都宣扬劳西乌斯的后裔会成为皇帝。李渊父子当然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日益被佛教压制的道教徒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扭转败局的机会。楼观派和上清派是从4世纪以来就分据南北的两大道教派系，在这一点上看来达成了难得的一致。在李渊率兵从太原进入关中的远征中，楼观派的掌教岐晖发动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李渊的进军。而上清派甚至在李渊起兵前就派王远知去传授给他预示李氏王朝将要兴起的天命。⁵⁸当李渊称帝后，他第一时间宣称自己是劳西乌斯的嫡系子孙，并将道教尊奉为国教，不仅超过佛教，甚至超过自汉代以来地位就牢不可破的儒家。

有理由认为，这种做法会引起佛教方面的强烈不满。事实上，在太宗统治期间，有一个佛教僧侣法琳公然宣称皇帝是鲜卑人的后裔，与劳西乌斯毫无关系。太宗在愤怒之下逮捕和流放了他，他很快死于流放的路上。可能是为了防止佛教方面反弹，也出于对少林寺强大武术实力的忌惮，太宗在同一时期下令将少林寺拆分成多座寺庙，并以防范海盗的名义将其中的一部分僧人迁徙到南方的福建地区，在莆田地区建立了著名的南少林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少林分寺，但大都在不久之后衰亡了。

少林寺与武曌的统治

少林在南北分裂后有所削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僧人的迁徙也加快了少林武术的传播。在李世民统治的晚期，中国僧侣玄奘（602年—664年）从印度留学归来，受到了李世民的厚遇，似乎意味着佛教地位的回升。在李世民于649年死去后，佛教徒们又找到了新的希望：他的儿子和继承者高宗李治（628年—683年）是一个较为温和的统治者。他对于佛教宁愿采取柔性控制而非刚性压制的方式。高宗开办了政府出资的翻译机构，协助玄奘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经书，令佛教徒感到颇受鼓舞。

更为重要的是，一颗倒向释迦牟尼的政治新星正从帝国的宫廷之中冉冉升起，并很快将变成君临四方的太阳。李世民一个默默无闻的嫔妃武媚（624年—705年），因为迷住了新皇帝李治而令他违背了家族伦理，在时人的厌恶目光中成为后者的宠妃和皇后，并取得了几乎和皇帝并列的政治地位。当皇帝在664年打算废黜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武媚已经攫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而不再听命于因为长期神经性头痛而身体孱弱的皇帝。667年李治命令太子摄政，事实上实权已经转移到武媚手上。

佛教徒们欢呼雀跃于李氏皇族的衰落——对他们来说，这直接意味着道教的没落。而武媚既然无法得到劳西乌斯的保佑，也必须乞援于释迦牟尼的法力。在武媚的支持下，佛教再一次占据了上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武媚在680年与少林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少林为她的父母修建了佛塔，并与少林方面通信往来不绝。在683年，武媚又挟持重病的皇帝巡视了少林寺，并赋诗一首。⁵⁹在李治于同年年底死后，武媚又以为死去的皇帝祈祷为名，对少林寺进行了丰厚的赏赐，这显然是在未来可能的政变中争取少林武僧的支持。少林僧人对此心领神会。

李治死后，武媚以太后的身份成功地摄取了皇权。此后她越来越多地呆在洛阳，和附近的少林僧侣关系密切。然而，也由于皇太后的身份，武媚的权力只能在她生前维持，在她死后，李世民的子孙将再一次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教诸神将再一次凌驾于佛教之上。为此，佛教徒进行了中国政治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政治冒险：他们决定让身为太后的武媚成为真正的皇帝。

690年见证了佛教徒所导演的一出闹剧：许多神奇的自然现象在一夜之间出现，若干晦涩的歌谣在长安和洛阳的大街上被传唱，预示着上天莫测的旨意。此时一部前所未闻的佛教经典《大云经》出现了，经书中断言，弥勒佛已经化身为女子，来到世间，并将实现带给人们和平与幸福的统治。这显然打动了武媚的心。在同一年她废除了儿子的皇位，登基成为第一位女皇帝，将国号改为“周”，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更适合自己身份的名字：武曌，意思是太阳和月亮一起在空中照耀。作为对佛教徒的报答，她下令将佛教立为国教，并将许多重要的僧人封为公爵。

在武曌宫廷中最受尊重的僧人是僧璨的传人神秀（606年—706年），他被视为禅宗的第六位继承人——然而据说禅宗所传承的达摩的衣服和饭碗，却在神秀的同学慧能（638年—713年）的手中。慧能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佛学天才，禅宗在南方的主要教区都倒向慧能。但神秀却赢得了帝国上层的青睐，并受到长安宫廷的礼遇。武曌本人都对他亲自行跪拜礼。⁶⁰神秀本人也和少林寺关系亲密，当时重要的少林僧侣法如、慧安和元珪，都是神秀的同学或门徒，神秀的受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林寺的支持。⁶¹

在696年，武曌令人意外地在嵩山举行了一次封禅仪式。这一经典仪式的目的是通过祭祀天地，显示皇帝超越时代的光荣业绩。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封禅的地点选在少林寺所在的嵩山而不是通常的泰山，这是嵩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到这一殊荣。封禅之后，武曌来到少室山祭祀后土并造访了少林寺——供奉她母亲的佛塔就在那里。显然，这次封禅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抬高少林的地位并巩固与少林的亲密关系。

虽然武曌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但新建立的佛陀所庇佑的周王朝仍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继承人。武曌如果将皇位交给自己和李治所生的儿子们，那么帝国等于重新回到了李氏家族的手中，如果将皇位交给和自己同姓的侄子，则又缺乏母子之间的亲和力。或许是出于这一考虑，武曌在称帝后不久就找来了许多美男子并与他们交合，希望拥有非李氏家族的亲生后裔。但即使是弥勒佛转世的皇帝，能够完成凡人所无法想象的事业，也不能超越自然的界限——年逾六十的她不可能再生孩子。

继承人的问题就这样耽误下来而从未获得明确解决。直到705年，当武曌重病垂危的时候，一批政治冒险家发动了政变，逼迫年迈的女皇退位，将皇位交还给她的儿子李显，即唐中宗。这个消息令佛教徒们惊恐不已。政变成功后，武曌在退位后不久就死去，她的家族也被清洗出政治舞台。但是新政府无意对佛教进行清算。在706年，神秀死后，中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同时对少林寺的慧安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并可能得到了后者的保证。在707年，中宗让慧安返回少林，去弹压那里的反李唐势力。一场潜在的僧兵叛乱被消除了。慧安在709年死于少林寺。

第三章　8—10世纪的宗教与武术家（700年—960年）

八世纪的佛教、道教及诸宗教

佛教与道教绵延数个世纪的斗争，在武曌的时代后，终于告一段落。作为劳西乌斯的后裔，李氏诸帝再一次恢复了道教的至高地位。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也同样是弥勒佛化身的武曌皇帝的子孙。武曌死后，仍然被作为一位伟大的皇后隆重地和先夫合葬。正如上章所阐述的，中宗对于佛教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但耐人寻味的是，禅宗的传承系统在玄宗李隆基（713年—756年在位）统治初期被动摇了，慧能的传人，所谓南宗的神会向北宗的神秀传人挑战，并宣称自己才是达摩的真正继承者。李唐帝国明确倒向了神会一边，从而给予了神秀系统致命的一击。慧能的学说成为最流行的佛教哲学，慧能以主张“顿悟成佛”为名，事实上否定了达摩学说中通过长期静坐而集中精神的禅定主义。这一点对于佛学本身或许只是学术性的争论，但对于佛教武学却有毁灭性的影响。至少佛教武术家长期进行内力修习的宗教合法性基础被取消了。

南宗禅学的盛行使得少林寺在佛教中成功地被边缘化，并在之后几百年中一直保持沉寂。有理由认为，这一点和帝国政府的授意不无关系。神会和官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756年发生的内战中曾经积极筹募军费。在神会于760年死后，他被官方加封为禅宗的第七代祖师。此后南宗取代了北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另一方面，道教也正在发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在道教运动初期盛行的粗糙的信仰模式和朴素的修炼方法，正在被日益精密的形而上学理论所改造。这一点无疑受到大乘佛教的影响。成玄英、蔡子晃、黄玄颐等道教理论家，逐渐将反思和冥想的佛教禅定方法应用道教的宗教实践上，他们被称为重玄主义者（meta-metaphysicians），投身于双重超越（tran-transcendentalism）的事业中，既是对世间生活的超越，也是对彼岸世界的超越。第一重超越克服了世俗生活的诱惑，而使学者进入到对自我身体和心灵深层结构的把握中，第二重超越克服了对于神道信仰和成为先人的目标的执着，而趋向一个更为纯粹的结构。亦即为超越自我而超越自我。这一点和禅宗的反信仰主义一起，共同导致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武学，或者更广义地说，把握人类心灵和身体之学术，从宗教母体上脱落，在破除一切外在膜拜的心灵自省中，和武术修习结合起来。

一部佚名的重要作品《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特征。这部作品只有几百个单词，全文如下：

人能清静，天下贵之。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莫得，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既无其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寂无其寂。无寂寂无，俱了无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静矣。心既自静，神即无扰。神既无扰，常清静矣。既常清静，及会其道，与真道会，名为得道。虽云得道，实无所得。

人们或许会怀疑，这些晦涩的宗教语言与武术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但是通向艰深的人体科学的唯一路径，就是对人类身体的精确掌控，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达到对人类心灵之躁动的驱除。宗教家们发现，人类可以用意志来驱除这些躁动：欲望、情绪、杂念等等。但是这样必须付出让意志掌控一切的代价，正如一个响亮的声音驱散了其他一切噪音，但却使得真正的安宁变得更加不可能。为此，必须进行第二重的超越运动，亦即从意志的控制中超越出来。让心灵和身体抒发自身。而佛教和道教的反意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关键条件。当修习者投入到“清静”的境界中，即连意志也沉寂的时候，庄周所描述的天籁之音就能够被听到，修习者可以感受到“元气”在人体的十二经脉内永恒不息的循环运动，令人心醉神迷。

除了在哲学和人体科学上突飞猛进的佛教和道教外，公元8世纪中国的宗教舞台上还有一些较为次要，却绝不能忽视的其他成员。譬如基督宗教的聂思脱利派在李世民的时代渗透到了远东，并进入了中国本部和蒙古高原，最后到达朝鲜半岛。一些史学家甚至提出他们可能到达过日本。他们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即“光明之宗教”。武曌曾热心地扶植这一宗教，尽管她本人可能从来没分清楚景教和佛教的区别。无论如何，到了8世纪初，已经有大批基督宗教的教堂和修道院矗立在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带，并吸引了许多从贵族到平民的信徒。著名的郭子仪将军据说就是一个景教徒。

另一方面，自从穆罕默德的时代以来，伊斯兰的信仰一直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在扩张中。这一信仰首先以阿拉伯帝国的军事活动，其次以阿拉伯商人的商业交通，迅速与中华帝国发生了接触。帕米尔高原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争夺的前线，与此同时，许多阿拉伯海商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属于中国的东京湾，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但是在史料中鲜见伊斯兰教的传教记录。在唐时代，伊斯兰教基本上只限于穆斯林侨民中，而不能进入中国人的信仰市场。这或许是因为伊斯兰教以军事征服为主体的传教方式在鼎盛的中华帝国面前并没有用武之地。

不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姊妹宗教取得了比它们大得多的成就。这就是波斯人摩尼（Mani，216—276）在中东建立的摩尼教，这一信仰宣称光明与黑暗在永恒的斗争中，而灵魂所堕入的世俗世界已经陷入黑暗，必须通过纯洁的信仰才能得到救赎，使灵魂返回光明世界。694年摩尼教进入了中国，并加入到对武曌的造神大合唱中。为此它主动改造了自己的信仰，将拯救世界的明尊和弥勒佛等同起来。在二十年的时间内，摩尼教的传教运动迅速展开了。但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玄宗在位时，他表现出对于摩尼教的厌恶，断定这一信仰完全是伪装成佛教的异端邪说，并在732年下令禁止。⁶²摩尼教和帝国政府的第一个蜜月期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奇特的信仰在中国诡谲莫测的命运的开始。

唐代诗人与武术

8世纪，当唐帝国进入鼎盛时期，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游侠文化的全面复兴。商业的发达和科举制度的推广显著地鼓励了青年人走出家乡，到广阔的世界去闯荡。一个不甘心农民命运的青年，可以加入军队，在咸海之滨和从所未见的外族搏杀，用血汗博取军功，也可以登上载着丝绸和香料的商船，到东南亚去和美丽的马来少女调情。当然，最具有吸引力的还是前往帝国的中心长安，通过典雅工整的诗句博得丞相和皇帝的欢心，成为受人尊敬的帝国官员。即使是在考场上失败的考生，只要有足够的钱，也可以浪荡在扬州或广州的酒馆里，结识各色各样朋友：诗人、妓女、道士、和尚以及侠客。在帝国境内和境外，社会交往的网络再次活跃起来。在宗教运动中诞生的武学之火种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传播。

李白（701年—762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他代表着中国的诗歌传统，表现出对于游侠和武术家的高度敬仰。他是帝国皇室的远亲，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在幼年时代迁到四川居住，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传统的儒家经典和文学著作，也接触了占卜、道法及剑术等非主流的知识。在他的少年时代，曾经失踪过一年多，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跟随一位叫作赵蕤的侠客学习。不久，他又和另一位道士一同在山林中隐居。当他成人后，就带着道经和匕首，开始了在帝国境内的大旅行（Grand Tour）。他曾经杀过人，并以此自豪。“我愿意将身体托付在银色的刀尖上。”李白曾写道，“在红色的尘埃中夺走人的生命。”⁶³

诗人李白本人或许只有相当有限的武学成就。但他对于道教武学和侠客精神的推崇使他成为武术世界在精英文化中的代言人。他的一首名作“游侠之歌”一直被武学家们视为对自身的最高赞誉，这首诗在武侠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全文翻译如下：

赵国的骑士，匈奴的头盔，

吴国的弯刀，冰雪般明亮，

银色的鞍辔，雪白的骏马，

少年啦飞驰，如同流星。

每走十步就谋杀一个人，

就这样走上一千英里。

当一切结束后，洗去衣服上的血迹

再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闲暇，与信陵大人对坐，

脱下宝剑，横在膝前，

用烤肉招待朱亥，

也劝侯赢痛饮美酒。

说出的承诺，在三杯酒后

让五岳的山脉也显得轻浮。

眼睛中有花朵，耳中感到热量。

磅礴元气，化为一道白色的长虹。

挥动黄金之锤，拯救国家，

让整个都城为之震惊。

一千年来，两位雄壮的游侠。

给大梁城以荣耀。

即使死去，游侠的骨骼仍然散发香气。

无愧于世间的英豪。

可是有谁呵，能够在书斋中，

研究玄妙的经典，直到满头白发？

这首诗有若干有趣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显然是在歌颂游侠的自由奔放，以及对正义的维护。另一方面，似乎作者也意识到，要在武术学上取得过人的成就，成为杰出的游侠，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对道教形而上学加以精深掌握。这是将8世纪的意识投射到千年前的结果，当时的游侠已经被武学所严格地武装起来。正是在武学上永无止境的追求，成为游侠们的最高内在价值。

这首名诗并非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在几个世纪后的武术学巅峰时期，一位武学大师在东海的一个岛屿上刻下李白的这首作品，并为每一句诗句发明了一套武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武学体系直到明代后期才重现人世，并且给武术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这就是武侠史中奇特的谜团“16世纪大灭绝”（详见第十二章）。

在诗人们热衷模仿游侠的时代，武学的影响也深深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其他角落。譬如，一位叫作公孙大娘的舞蹈家，因为擅长舞剑而受到从宫廷到民众各阶层的广泛欢迎，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学家，但她的成功无疑受益于兴盛的武学文化。李白的朋友杜甫（712年—770年）写了一首赞美她的诗：

在过去，有一位美人公孙小姐。

舞动宝剑，惊动了遥远的地方。

观众们集聚在一起，如同高山。

他们无不感到恐惧，神色仓皇。

天空和大地啊，似乎也在赞叹。

好像远古的英雄，射下天上太阳。

又如天上的神帝，在群龙中翱翔。

剑光到来，宛如雷霆收起了怒火。

剑影停下，仿佛江海的清波粼粼。⁶⁴

公孙大娘或许是后武曌时代女性新形象的象征。在这一时代，许多青年女性被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的事迹所鼓舞，对男性附庸的传统命运感到不满，而和她们的男伴一起追逐无上权力的荣光。譬如武曌的孙女安乐公主，向她的父亲中宗皇帝提出了大胆的继位要求。武曌的秘书上官婉儿，作为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中国文学界的领袖。在主流领域之中，女性的挑战很快被复兴的男权主义所挫败。然而在男人统治的政治和律法之外，女性们却最终找到了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发展的崭新领域——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武侠世界。在8世纪，即使不算公孙大娘，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游侠。

唐代后期政治与女性游侠

男性对女性的优势，体现在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几乎一切领域，但事实上仅仅奠基于一个简单的生物学事实：身体的结实和力量的强大。就此而言，新兴武学对人的身体潜能的几乎无限提升，即使尚未颠覆这一差距，也使之变得不再重要。一名女武术家，如果说面对同样的男武术家并无优势，那么至少战胜一般的蛮汉并无困难。在诸如剑术，轻功等技巧性活动中，女性并不逊色于男性，如果不是优势更大的话。越国女士等较早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毫不奇怪，在武学发展和游侠复兴的第8世纪，女性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有资料表明，在武曌统治时期，一个身份神秘的青年女性在峨嵋山捣毁了一个反政府的政治集会，并击败了一些声名显赫的武术家。有消息称这一女性是武曌的侄女，不过这一点从未得到确认。⁶⁵这或许也反映出当时迅速转变的武学界对正在崛起的女性势力的不安。大概四十年后，在8世纪30年代，整个长安的地下社会似乎由另一名青年女性所掌握：她能够随意到皇宫中偷盗藏品，也可以到监狱中救出被严密看守的囚犯。这一被称为“车中的女人”的神秘人物显然掌握娴熟的轻功，她可能和另一名同在长安的，被称为“针线少女”的女郎有关，有目击报告称，此女子曾经飞跃上一座高塔之顶。但当人们想要弄清楚她的身份时，她就离奇消失了。⁶⁶

在帝国强盛的和平年代，这些报告都是零散不全的，仅仅作为升平时代的猎奇式点缀。但在之后的帝国衰败和军阀混战时期，在拥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女性游侠的地位更加突出，也有更加详细的记录。

在8世纪上半叶，即渴望开疆拓土又不愿意打仗的中国人将他们的国防几乎全部交给了向他们效忠的其他民族。其情形类似于外籍雇佣军。玄宗任命中亚的粟特人安禄山（703年—757年）和史思明（703年—761年）为东北亚的军事长官，让他们率领自己的族人为帝国看守东北前线。玄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做法的危险性。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秘密的拜火教徒，他们利用帝国的军费为自己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私人军队，并梦想着征服中国，建立自己的神权王朝。在756年叛乱开始了。叛军很快席卷了中国东部地区，并攻打通向首都的关隘潼关。然而潼关的坚固超过了安禄山的预计，同时帝国的地方军队很快开始了反攻。人们估计，叛乱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平定。

但此时玄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轻率地命令主将哥舒翰出战。安禄山在黄河边伏击了哥舒翰的部队，最终唐朝的军队在野战中被全歼。叛军随即攻占了潼关，然后向长安挺进。唐朝政府在极度混乱中向西部撤退。玄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逃到四川盆地，却发现自己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的太子李亨和父亲分手后，在甘肃继位并掌握了实权，称为唐肃宗。然而财政的濒临崩溃和军费的激增令新皇帝头疼不已。为了缓解窘境，帝国不得不向回鹘人借兵，这一突厥民族的旁支此时已经皈依了摩尼教。

出于外交上的理由，肃宗解除了对摩尼教的禁令。在回鹘人加入战团后，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帝国方面倾斜。但是战争一直延续到763年春天，中国北方人口可能有三分之一死于漫长而残酷的战乱。战争结束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家族被毁灭了，但是他们的军队的一部分却仍然在其他将军的统领下保存了下来，并对帝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实行有效统治——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一直被蛮族的语言和文化所主宰。因此，帝国的表面胜利事实上只是漫长的停火协议。野心勃勃的众多军阀仍然窥伺着权力的宝座，而长安完全无力控制。另一方面，自从肃宗开始，皇帝的权力也部分落入了宦官手中——这些被阉割的皇帝仆人在汉王朝后期曾经事实统治过中华帝国，现在他们再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唐帝国走向它在8世纪的衰落和9世纪的毁灭。

在8世纪后期，在长安和各军阀集团不断交替的敌对和臣服关系中，中华帝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出现的奇特状态：既不是统一，也不是分裂，既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这一政治局面促进了刺客与游侠文化的繁荣。已经发展了两个多世纪的新武术运动开始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利用为军事手段的补充。当然，武术家们也反过来利用了这一点，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领域领域拓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这和公元前3世纪的情况不无相似。然而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女性游侠在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史思明的原部下、潞州军阀薛嵩（？—773年）的婢女红线。她是薛嵩的亲信，充当了秘书、保镖或许还有情妇的角色。当薛嵩的管辖区即将被另一个军阀田承嗣——曾经是效忠于安禄山的将军——武力并吞时，薛嵩打出了这张王牌。红线在严密的防卫下从田的床头盗走了一个金盒。当薛嵩在次日派使者将金盒送还给田将军后，后者显然为这种含蓄的威胁惊呆了，并放弃了一切试图吞并潞州的尝试。在不久后，红线离开了薛嵩，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⁶⁷

在一代人之后的9世纪初，出现了另一位著名的女性游侠聂隐娘。在传说中，她是魏博军镇将军聂锋的女儿，但从小被一名神秘的佛教修女掳走并授以剑术。据她的口述，那名修女还有其他的女性徒弟。聂隐娘显然热衷于游侠的冒险和杀戮生活。但她找了一个平庸的磨镜工匠作为丈夫。

在聂锋死后，聂隐娘开始为魏博军阀、田承嗣的旁系后裔田弘正（764年—821年）效力。田弘正的帐下网罗了许多技能高超的游侠——这或许是田承嗣时代被红线刺激的结果。在一次任务中，聂隐娘被派遣去刺杀刘悟将军，此人是田弘正最大的敌人李师道的大将。然而刘悟成功地令她转而为自己效力，用以对付田弘正派来的其他杀手。聂隐娘杀死了一名叫作精精儿的刺客，并欺骗了另一名刺客空空儿：他刺向刘悟的一剑击中了刘悟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玉石。而此人因为太骄傲，杀人不愿意出第二剑。因为一剑落空而飘然远去。⁶⁸

据约翰生博士的研究，这一离奇的刺杀事件事实上是聂隐娘和空空儿联合导演的一出骗局。目的是威吓刘悟并使聂隐娘取得其信任。正是聂隐娘策反了刘悟，使得后者在819年的兵变中杀死了李师道并向田弘正投降，这比单纯的刺杀对田弘正更为有利。⁶⁹不久，聂隐娘便离开了刘悟。若干年后，刘悟的儿子在四川见过她一面，此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越女剑派的口头传述中曾经提到一位唐朝的女剑术家改革了一套古代“越国女士”所流传下来的剑术，使之更为现代化和实用化。⁷⁰从时代来看，此人极有可能是聂隐娘，或许她才是越女剑派的真正的创始人。

即使这位聂隐娘并不直接和越女剑法相关，这些证据也足以表明，在唐朝中期已经有一个女性剑派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中唐的地方政局。另一名成员可能是荆十三娘，关于此人只有极少的记载，证明她是一个在当时罕见的女性商人并且具有惊人的武术造诣。⁷¹无论如何，考虑到这一时期武学方面记载的极度匮乏，有关女性游侠和刺客的记录足以给人深刻的印象，向研究者显示出正在复兴的江湖世界逐渐繁荣景象。

其他武学进展方面，此时也出现了少林以外的一些宗派，譬如创始于先天年间（712年—713年）的“先天拳”，是一个源自道教修炼术的重要拳术派别。这一派别在唐朝相当繁荣，一些著名的武术人物，譬如宣慈寺的看门人，被指认为这一派别的成员，此人曾经拦下街头飙马的贵族青年和维护他的宦官并将其打倒，事后也无人敢于报复。⁷²这一古老的流派直到清朝后期仍然存在，但早已丧失了在武术界的优势地位。⁷³

唐代的知识分子经常记载他们路遇神秘的武术家的遭遇。这些记载即使不都是真实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术世界的日益壮大，并和主流社会网络有着密切的接触。但是在主要记述中，武术家都是以个人身份行动的，门派和帮会远远没有发展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并且，从红线和聂隐娘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武术家仍然依附于割据地方的军事势力，而这些势力能够存在，又是由于唐时期门阀世家主宰地方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从相当多数的武术家都是僧侣、比丘尼或者道教修士的情况来看，诸如少林寺这样的宗教组织是武术家主要的培养机构和庇护所。军事和宗教两大载体仍然是武术家的基本归宿。只有在下一个时代，武术家们才能获得充分而完全的自由。

宗教的衰落和吕岩教团的西征

在9世纪初期，宗教势力在中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佛陀的舍利子被迎入长安时，疯狂的人群几乎可以和耶路撒冷与麦加的宗教朝圣相比。而道教也被渴望永生和超能的皇室与贵族所虔诚地信奉，唐代有好几位皇帝据说就死于道教的修炼药物之下。不过这一切已经是最后的辉煌。845年，唐武宗李瀍（814 —846）下令禁止佛教和其他来自西方的宗教，为七个世纪的大宗教时代划上了句号。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寺庙和修道院被拆除，大片的田地被没收，神职人员被迫恢复世俗的身份。在沉重的政治迫害下，佛教失去了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优越地位，曾经能够和皇室分庭抗礼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为帝国的稳定和和谐而效力，成为它此后生存的主要理由。

然而相对于其他西方宗教的命运来说，佛教仍然可称幸运，无论如何，它再一次承受了来自帝国政府的摧毁性打击而仍然延续了下来。但是其他的一系列宗教：祆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从此之后销声匿迹。特别对于摩尼教来说，这是从开元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无情镇压。它的一小部分幸存了下来，然而却再也不敢公开露面。对这一宗教来说，争取官方和上层人士的支持，然后伺机入主中国的既定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事实上，即使没有845年的迫害，在9世纪的中国，摩尼教也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教派。它缺乏佛教那样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也不具有道教的修炼思想那种对高层的诱惑。随着回鹘人的衰落，它甚至失去了最后的外援。摩尼教徒将这一失败归结为对黑暗的可耻妥协：这是来自明尊的惩罚。在这次打击后，幸存的摩尼教徒们在仇恨中转变了方向：帝国政府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了黑暗势力的代表，而作为光明的儿女，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推翻黑暗的持久统治，让光明普照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了斗争他们必须在民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并帮助他们抵抗黑暗的压迫。这使得他们向着秘密教团的方向迅速转化。并虽然此时他们还很弱小，但几个世纪后，恢复元气的摩尼教将会令整个世界发抖。

在此人们会认为，在消灭和抑制了一切传统宿敌之后，道教将取得前所未有的垄断地位。它确实一度做到了：渴望永生的唐朝皇帝们将道教作为自己唯一的希望，并将对佛教的摧毁作为对祖先劳西乌斯的最高献祭。但这一光荣也是短暂的，唐朝皇帝对道教的痴迷，让他们习惯于服用道教法师献上的小药丸，在其中含有铅、汞、硫、砷等多种剧毒的金属。这些成分可疑的药品成为扼杀皇帝们的元凶。武宗本人于846年死于药物中毒。他的继承者宣宗（846年—859年在位）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反对他的政策，却继承了他对道教炼丹术的痴迷，因而也在859年中毒而死。这两起臭名昭著的事件沉重打击了道教的声誉，诚然出于政治理由，道教仍然被奉为帝国的官方宗教，但人们对于道教的痴迷却在这些丑闻的打击下消退了。这一点引发了道教的重大改革。

因此我们看到，在9世纪下半叶，几乎一切宗教势力都陷入了衰退之中。但同时这种衰退又是一个新变革时期的征兆。这一变革引起了武学史上的又一次革命。一个继慧可以来最伟大的武学家出现了，他的原名并非十分著名，但此人的另一个名称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的。他叫吕岩，又称吕洞宾。被民间认为是一位神奇的仙人。

关于吕岩的生平我们既知道的太多，又知道得太少。关于他的传说太多，但是能够确证的却只有少数。他活动于9世纪中期，在青年时代曾经广泛地学习道教、佛教和儒家的思想，并曾经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官员。但在不久后他厌恶了官吏生活，开始了游侠生涯。他无疑精通剑术，并且在道教修士钟离权的指导下掌握了精深的身体技术，因此留下了被视为仙人的种种神奇事迹。因为对当时主导的丹药学说不满他发展出一套新的丹药理论，即为后代道教人士和武学家所熟知的内丹学。

相对于外丹学说在金属熔炉中用通过化学反应炼制药品，内丹学说则指出，应当将身体作为熔炉，人的体液作为药物，意念作为火焰进行“内在的”修炼。这一学说在道教中最初作为解释为什么服食药物会中毒而死的理论：因为缺乏了内丹的配合，外在的丹药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吕岩的老师钟离权即持此种理论。事实上，这一说法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恰恰由于内丹修炼的弥补，才缓解了外丹的毒害。吕岩更多地转向内丹本身的探索，他在9世纪中期撰写了多部丹道学著作：《九真玉书》、《金丹秘诀》、《丹诀演正论》等，以及剑学著作《述剑集》。⁷⁴

从零星的资料来看，吕岩不仅是一个道教武术家，还具有诗人和艺术家的天赋，他喜欢显示自己的神奇禀赋，并戏弄他人，甚至和许多女人——主要是妓女——有着浪漫的传奇。他并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道教修士，也不被严苛的宗教戒律所束缚。对此，人们只能以他是神圣的仙人来加以解释。用西方的观点看，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绝对自由的天才，一个人性解放的先驱，一个道教的歌德或拜伦。然而这位不受拘束的道教改革家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他的晚年，当动乱和战争席卷中国时，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帝国，以保存岌岌可危的文明。

唐帝国走向毁灭的征兆，在最后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宣宗死后变得日益明显。在此后懿宗（859年—873年在位）和僖宗（873年—888年在位）时期，越来越多的动荡和骚乱席卷各个地区。875年发生了王仙芝和黄巢起义。农民军从山东半岛一直打到广州，并在那里屠杀了十多万外国商人。黄巢此后北上，在880年攻占了洛阳和长安，逼迫皇帝再次逃到四川。全国的灾难性崩溃最终到来：战争、屠杀、饥荒和瘟疫再一次令中华帝国奄奄一息。

当全面的黑暗降临之际，在帝国西部仍然有一线光明。长安西北一千多英里长的土地上，在青藏高原和内亚草原的夹缝中，沿着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山麓，有一条狭长的农耕地带，这里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东段，被称为“河西走廊”。自从汉帝国以来，中国人长期都是这一地区的主人。因为远离混乱的中部平原，也不如长江以南地区引人垂涎，河西走廊在许多次中国内战中都能保持相对的中立与和平。自从安禄山叛乱后，西藏的吐蕃帝国吞并了这一传统的中国地区。但在848年，当吐蕃也陷入了内乱时，当地的中国居民在张议潮（799年—872年）的带领下发动了起义，赶走了吐蕃统治者，并取得了整个走廊地区十一个州的统治权。此后在名义上，张议潮的政权成为唐帝国的一部分，被称为归义军。事实上则保持了独立地位。

在内战席卷中国时，无论是腐朽的帝国政府还是残暴的农民军都令吕岩感到厌恶和绝望，生气勃勃的归义军政权成为他保存文明和复兴帝国的希望所在。在9世纪八十年代，吕岩和他的弟子们带着大批从长安和洛阳抢救出来的经卷书籍到达了归义军的总部敦煌，并受到当时的节度使，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831—890）的欢迎。

吕岩的教团并非仅仅以在河西走廊保存自身为目的，而是以归义军为基地向全国施加隐匿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两个吕岩教团的外围组织建立起来了：第一是为了躲避战乱和修炼自身，隐居在中国各个角落的一些武学家，他们由于主要居住在岩洞中——至少号称如此——被尊称为“洞主”，这些人即使不是道教徒，也和崇尚在山林中修行的道教有着亲密的渊源；另一个组织是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各类海盗们，长期以来他们靠着依附于南海的商路而生存，被称为“岛主”。自从黄巢的广州大屠杀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海上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也令他们感到了生活的危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火并。吕岩利用神奇的武学造诣也说服了他们中止内斗，组织起来以恢复帝国的政治秩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遍布中国各个角落的一个隐秘社会：在传统上被称为三十六个洞穴之主和七十二个岛屿之主。他们共同的领导人是被视为神仙的吕岩以及他的弟子们：李凝阳、蓝采和、何琼和刘海蟾。这个秘密道教团体在后来被称为“逍遥派”（the Carefree School），其中很多早期人物被尊为仙人。⁷⁵

在逍遥派组建的时代，唐帝国也在最后的挣扎中。沙陀人李克用（856—908）出兵支持王室，并在885年杀死了黄巢本人。但黄巢之死并未挽救帝国，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局面，李克用和黄巢先前的部将朱温（852—912）等新一代军阀现在成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正当吕岩策划从河西出兵、抑制军阀的势力以控制局面时，890年，张淮深在兵变中被杀，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被推上了归义军节度使的宝座。这使得归义军自身也陷入混乱之中。吕岩挽救帝国的军事行动计划不得不告暂停。而吕岩在翌年的去世使得这一计划即使并未作废，也是无限推迟了。现在，唐帝国的毁灭已经无法挽回。

唐朝的灭亡与武学传承的继续

在907年，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朱温赶下台后杀害，朱温自己登上皇位，成为梁朝的开国皇帝。但这个朝代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885年—926年）宣布复兴唐朝，并在同年消灭了梁朝。然而李存勖并没有劳西乌斯的神圣血脉，他的政权并不被认为是唐帝国的合法延续。他的短暂王朝在936年覆灭。此后，另外三个短命政权——晋、汉和周王朝——在二十多年中轮流统治着中国中部地区。而在帝国的其他省份，有另外将近十个独立王国存在，并相互争斗不休。这一空前混乱的局面被称为“五个王朝与十个王国（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907—960）”，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残酷的时代之一。

然而，在这一混乱无序时期，在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的夹缝中，若干民众的自发组织发展起来。为了自保，少林拳等常见武术也大规模地扩散了。武术家往往成为这些组织的领袖和保护者。这些在混乱中成长起来的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中武术世界的重要角色。

首先是上文提到的由吕岩创建的道教团体，即使在战乱时代，人们对宗教仍然保持敬畏，甚至可能更加尊崇。这导致了许多知识分子投入道教的怀抱之中。吕岩的内丹学说，以其新颖和深刻，更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正如上文所述，修习内丹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武学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一批新的道教武术家。他们往往成为左右时局的重要因素。譬如，吕岩的门徒刘海蟾曾经担任过河北一名重要军阀刘守光的丞相，这可能是吕岩教团试图控制地方政权的一个标志。但随着刘守光的政权在914年被后晋王朝消灭，这一努力无疾而终。

吕岩系统的另一位道教大师陈抟，在历史上的名声也相当显赫。这位著名的道教修士以长时间的睡眠而闻名，有人称他能够连续入睡三年。在956年，周王朝的皇帝世宗柴荣（954年—959年在位）召见过他。此时他和周王朝的一名将领赵匡胤（927年—976年）建立了密切关系。在960年，当他听说赵匡胤已经登基成为皇帝，建立了一个新朝代后，表现得异常兴奋以至于失态，他高声宣称，和平将再次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陈抟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赵匡胤及其继承者们不久就消灭了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对立政权，建立了常常与唐所并称的，延续三个世纪的宋朝。陈抟一直和宋朝官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陈抟的明确倒向无疑使得宋朝的统治者能够在道教徒和武术家中赢得相当一部分力量的支持。

将在后来的武术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丐帮，查良镛认为也始创于从唐末到宋朝之前的动荡岁月。⁷⁶这一点是颇有疑窦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个战乱的时代不可能养活乞丐。但这种说法仍然有部分真理。丐帮可能脱胎于唐末以来底层流民相互帮助的自卫组织或者农民军的一部分，只有在和平时代出现之后才转型为乞丐的帮会。这一原始帮会的成立也意味着武术不再是军人和宗教家的禁脔，也不是精英人士的游戏，而扩散到了底层民众之中。出身平民的赵匡胤可能正是在军旅中学会了一些少林武术（见第四章）。

在军事、宗教以及社会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武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唐代中后期出现了飞跃，形成了以佛教和道教哲学为理论基础，禅定和内丹等修行方式为具体途径的高阶武学，并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内战时代扩散到各个社会阶层。这一切都为一个新的时期做好了准备：当帝国的和平与繁荣再度降临后，一个崭新的武术世界就会出现了。

9　薛西斯（Xerxes）为波斯国王，公元前485—公元前465年在位，曾率百万大军攻打希腊，在《圣经·旧约》中也有记载，对西方世界影响深远。——译者注。

10　《吴越春秋》卷九。

11　在此之前，据称已经有称为“夏”的更为古老的国家形态，但缺乏考古证据。我们遵循《剑桥古代中国史》的先例，将商作为第一个历史王朝。

12　《尚书·武成》。

13　在16世纪，中国小说家陈仲琳将这些神话编撰成了一部神话小说《诸神就业的传奇故事》（The Legend of Gods who Got their Jobs）。

14　《逸周书·克殷》：“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典钺。”

15　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16　《尚书·牧誓》。

17　《史记·周本纪》。

18　参见李峰的研究专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19　“春与秋”的名称源于当时的古史书《春秋》，因为注重于春天和秋天的祭祀礼仪而得名。但在象征意义上，也意味着列国的繁盛和衰落。

20　《史记∙刺客列传》。

21　《史记∙刺客列传》。

22　《越国女士的剑》。

23　《史记∙货殖列传》。

24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5　《尚书∙禹贡》。

26　指1356年英军大败法军的普瓦提埃会战和一战的凡尔登战役。——译者注。

27　《荀子·议兵》。

28　《庄子·说剑》。

29　《史记∙太史公自序》。

30　《庄子·说剑》。

31　《庄子·大宗师》。

32　值得一提的是，门修斯也是真气或内力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曾经自称“我善于培养浩大的真气”，不过他本人的武术家资格颇为可疑。可能他对此只有朴素的感悟和理论上的一些猜测。

33　《荀子·议兵》。

34　《汉书·艺文志》。

35　《韩非子·五蠹》。

36　《庄子·盗跖》。

37　参见《史记·游侠列传》：“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38　《史记·孟尝君列传》。

39　《史记·孟尝君列传》

40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1　《史记·魏公子列传》：“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

42　《史记·魏公子列传》。

43　《史记·刺客列传》。

44　《史记·刺客列传》。

45　《史记·秦始皇本纪》。

46　《史记·游侠列传》。

47　同上。

48　有关的深入研究可参见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第五章。

49　参见张华《博物志》卷五。

50　一些基督教研究者坚称：皇帝所梦见的金色之神是耶稣基督的显现，而使者所带回来的是正在印度传播福音的圣多马，在洛阳也出土了汉译《圣经》的残卷《上帝本纪》。他们更指出皇帝本人临终前已经受了洗礼。只是在79年的白虎观会议后，基督教才受到帝国政府的迫害并在中国绝迹。而佛教徒在几个世纪后篡改了这一史实以突出自己的地位，这一问题仍然在热烈的争论中。

51　参见奥修（Osho）：《中国武学中的印度智慧》（Indian Wisdom in Chinese Martial Learnings）。

52　参见《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四十章。

53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中证实了完全独立于中文版的梵文本的存在。这一秘本曾落入吐蕃僧侣贡却鸠摩手中。

54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十八章。

55　参见本书第二十章。

56　《虬髯客传》。

57　《唐太宗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

58　《中国道教史》，第267-268页。

59　徐长青《少林历史与文化》，第70—71页。

60　《武则天传》，第515-516页。

61　《少林历史与文化》，第79页。

62　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第149页。

63　《赠从弟襄阳少府皓》。

64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65　参见陈文统的著作《女皇和她奇特的精英》（The Regent Empress and her Strange Elites）。

66　《三十三名武术家》，第四章、第十六章。

67　《甘泽谣·红线》。

68　裴铏：《传奇》。

69　《唐代武侠史导论》，第547—564页。

70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二章。

71　《三十三位武术家》，第十章。

72　《三十三位武术家》，第十七章。

73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七章。

74　J.P. 希安：“吕岩与唐代道教的武学转向”，载于《中国武侠史研究》总第十五期，剑桥：1995。

75　参见M. 约翰生《逍遥派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arefree School），第七章。

76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一章。

第二部　两宋：武术世界的个人主导时代（960年—1279年）

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

政治与社会转变；江湖与武术世界的形成

在后周世宗于959年死去后，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他的将领赵匡胤在次年毫不费力地篡夺了帝位，建立了宋政权。宋朝（960年—1279年）最初看上去不过是自“五个朝代”以来的一系列短命王朝中的又一个，但它很快富有成效地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赵匡胤对南方一系列分裂政权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从而将其版图扩大到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区域。在北方，宋和刚刚崛起的契丹帝国（916年—1125年）也开始了持久的对抗，虽然没有取得其领导者所渴望的压倒性胜利，但契丹人南进的步伐毫无疑问被挡住了，这已经足够赋予宋以合法性。用不了多久，宋的臣民就意识到，混乱时代已经结束，中华帝国的秩序再次重建了。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和以往都不相同的新秩序。为了避免武将篡位的悲剧再次发生，中央权力被大为加强了。自唐晚期以来的割据势力被扫荡一空，由帝国政府统一任命官员治理。各地区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性被连为一体。在这一基础上，再度出现了所谓的“江河与湖泊”的全国流动性区域。

作为严格的历史范畴，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武术世界产生于中国历史的“近世”（Modern Times）开端，亦即北宋时期。在此之前，仅仅有单独的武术家——游侠、刺客、僧侣或者军人——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武术流派，而没有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得以发展出诸多复杂互动形式的普遍关系网络和活动空间。

江湖或“江河与湖泊”，正如这个隐喻所显示的，既是关系性的网络，又是可供人活动的空间。虽然在上文中，我们追溯了其在先秦及唐朝的根源，但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态出现于宋代早期。这主要得益于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阶层的消灭，结束了中古时代严苛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会。在10世纪加强的皇权之下，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整个社会第一次成为一个相互流动的平面。契约化的租佃制关系，较宽松的户籍制度，城乡分治的行政体系，平民徭役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复兴，都赋予了宋代平民以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为这种流动性创造了条件。⁷⁷这种流动性既是纵向的，例如从平民成为政府高官，也是横向的，如佃农进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区贸易。特别是在横向上，手工业雇佣关系的普及、商业贸易的发达和全国市场的出现，构成了这种流动性的主要原因。⁷⁸

在这一基本平面之上，在唐代仍然依附于军阀和寺院的武术家们，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领域。水上和陆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连通帝国不同区域的中介，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正如“游侠江湖”“行侠四方”之类的短语所勾勒出的，部分人群通过在江湖世界的不断迁移，通过对流动性本身的隶属，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社会维度。这一领域通过伸展到帝国各个角落的网络和节点，充满了诱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帝国的国家机器无力一一控制，因而成为武术家们角逐的场域。

首先兴起的是抢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装匪徒或“山寨（Mountain Stronghold）”，他们是一群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亡命之徒，以外人难以进入的山林深处作为基地，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将武术最直截了当地运用于非法勾当，宛如依附在人肠道内壁的寄生虫。云州秦家寨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一山寨创立于北宋初期，建立在宋辽边境的太行山脉中，以世代相传的“五虎断门刀法”而闻名，宋朝向辽国输入的商品是他们的主要劫掠对象。

山寨的存在是悖论性的。它既依托于江湖网络，又威胁到了后者的存在。毕竟，武装匪徒的盛行会扼杀江湖体系的流动性，造成交通中断和商业萎缩，从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为解决这一悖论，大部分山寨采取了收取“买路钱”的方法，即过路者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换取道路畅通和自身的平安。通过这种方法，就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转入武术家的手中。

当然，即使支付了相应金额，过路者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特别是对于携带大批财货的富有商人来说。他们必须另寻对策。由此产生了保护商人或其他富豪的雇佣武师。成熟的商业性镖局在北宋时代尚未出现，但已经有许多武术家受雇于有需要的商贾或地主，成为他们的保镖或护院。很自然地，在这一长期结构性对抗中，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镖都需要稳定的武术支持，为之提供人力资源的武术门派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转而成为独立的武术家团体，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强化了对内部成员的控制，转变为较严格的准政治军事组织。

四川的青城派和山东的蓬莱派是最早崛起的两个武术门派，二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青城派源自抢劫商旅的山寨，而蓬莱派则是唐代以来的道教派别，在宋代建立后，伴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江湖世界的形成，二者迅速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武术门派，并趁着宋代统一后短暂的权力真空，在一定时间内几乎瓜分了东部和西部的武术市场，如同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可避免地，二者在扩张中发生了冲突并且开始了百年的仇杀，致使它们也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迅速衰落。

但秦家寨、青城派和蓬莱派只是庞大冰山的一角，在10世纪后半期和11世纪初期的中国，有成百上千这样的山寨、门派、帮会、家族及许多杰出武术家如同寒武纪生命爆发一样飞速涌现，抢占了各主要生态位，其中大部分在不久后就归于沉寂。但也有相当部分延续到几百年之后，分化发展出新的武术家组织，使得武术世界在进化中持续下去。

但在这一时期，无论是门派还是帮会都缺乏后来若干世纪中的严格性和压倒个人创造性力量的体制，相反，它们在很大意义上成为培养天才的个体武术家的土壤，也为这些杰出个人所控制。两宋时代的武术世界的鲜明特征之一，正是由从萧峰到王重阳，从郭靖到杨过这样的个人武术家的风格所左右的。在北宋时代，这些武术家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还相互隔膜，譬如萧峰就几乎不知道逍遥派武术大师的存在，而在南宋时期，武术世界的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武术大师们之间也通过华山论剑这样的活动，形成了统一的体系。

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两宋时代的武术世界是一盘散沙，即使个人也是在其群体环境中涌现的，并且也一贯地按照其所属于的群体的价值观和利益而行动。因此，仍然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武术世界进行群体性的论述和分析。下一节我们将看到，正是在11世纪，出现了以少林-丐帮联盟为核心的武术世界轴心。

宋代国际形势与武术世界轴心的形成

任何一位肯花五秒钟对比一下北宋全盛时期和唐代或元代版图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宋代是中华帝国的严重收缩期，在各个方向上，它都遇到了强大的敌人而难以扩张。在唐帝国的废墟上，经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战乱建立起来的宋王朝，尽管在对其领土实际的控制和整合能力上胜过自玄宗时代以来的唐代后半期，但却从未恢复其鼎盛时代的荣耀。对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区，即使表面的宗主权也不复存在，甚至连北京和山西北部这样的传统汉族区域也被蛮族所占据。

而更为糟糕的是，宋朝发现自己面对着的各方向边境上的异族——契丹人、党项人以及重要性较弱的南诏人——已经并非草原上或森林中的野蛮部落，而是充分文明化，建立起城市和半汉化官僚体系的国家，使用汉字或类似汉字的文字系统，以其发达的军事实力，和汉族政权争夺东亚世界的正统地位。正如北宋怀疑主义思想家包不同（？—1094年）所哀叹的：“开运之后，已无华夏。”⁷⁹

占领蒙古、满洲以及华北北部的契丹帝国或所谓“辽朝”，是第一个进行二元统治的征服王朝，⁸⁰自其建立以来就对中原的汉族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并曾于947年南下侵入到华北的核心区域，占领了当时中国政权的首都开封。在宋王朝建立初期，开国皇帝们曾雄心勃勃地对契丹人多次发起远征，试图夺回传统的十六个汉人州郡，以及迫使对方臣服在中国天子的传统权威下，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由于传统的养马场地区被契丹人占领，以及内部旨在加强中央而削弱边疆防卫势力的军事改革所带来的弊端，宋王朝发现自己在和北方野蛮人的交锋中总是处于严重的劣势。直到1004年的澶渊合约，通过宋朝和契丹名义上兄弟关系的确立，以及宋朝每年向契丹进贡大量白银及布匹，才勉强维持了均势与和平。但这种事实上的南北对峙局面却无法更改，由此，宋朝很难像此前的汉与唐帝国那样，确定无疑地宣布自己得到了“天命”。

不用说，这种无奈的现实使得10世纪和1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悲愤和屈辱，这也是现代“中国”概念的源起。譬如学者石介（1005—1045）在《中国论》中宣称，要让“蛮夷回到蛮夷，中国回到中国，彼此不相混淆”。⁸¹宋朝初期的中国学者们重新发现了两个世纪前的复古主义思想家韩愈，将他尊为中国正统文化的捍卫者，并在文化上努力重建“中国”的正统地位，由此出现了所谓“古文运动”的文化转型。

为了确保宋王朝的正统地位，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还认为有必要对周边国家实行文化封锁。在宋代，向其他国家销售和馈赠汉文书籍，被视为一种犯罪。在1078年，神宗皇帝（1067—1085在位）颁布了一份命令：“在【和辽国的】贸易场合中，除了基本儒学经典外，不允许卖其他的书给外国人，如果私下这么做，将判处三年徒刑，如果严重的话，可以流放一千华里。”⁸²

这一时代精神（Zeitgeist）也在当时的武术世界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中国武术被认为是和古老的中国文明一同衍生的伟大传统，是中国人祖先赐予后代的宝贵遗产，它体现了炎帝和黄帝后裔不仅在文化和道德上，而且在身体能力上的优越地位，外国人没有资格学习和觊觎。正是这种武术正统主义（martial orthodox）的迫切需求使得在11世纪初期——在蓬莱派和青城派短暂的争霸之后——武术世界第一个正统体系得以诞生，亦即以少林和丐帮为二元互补轴心的正统主义联盟。下面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二者。

少林寺自从达摩时代以来，就成为中国武术传统的伟大象征。在唐以后的诸世纪中，少林僧侣在粗陋的达摩武术基础上，通过神秘主义的禅宗神学，发展出了以《易筋经》和《洗髓经》为核心，以“七十二种独特武技”为主体的、繁复而精密的武术体系，在任何时期均拥有一支超过其他派系的庞大武术家队伍。在混乱的“五个朝代和十个王国”时期，少林寺为了保全自身，比以往更加强化了武术训练的地位，它拥有一支强大的僧兵作为自卫的武装力量。在947年契丹攻陷开封后，其先锋部队曾进入少室山进行“打草谷”的劫掠活动，被少林寺的僧人剿灭，令契丹人认识到了中国武术的强大，迫使太宗耶律德光决定退回北方。不久，耶律德光在栾城突然死去，据说就是被少林的重要武僧“十三绝神僧”所刺杀。

而宋朝人更为熟知但又讳莫如深的，是少林寺和开国皇帝赵匡胤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民间传说中，赵匡胤在少林寺学习武术，并创建了著名的拳法“太祖长拳”。⁸³这一说法并无确凿依据，但至少这套拳法来自他本人在军旅生涯中对少林拳术的改良，被公认为属于少林武术的支脉。⁸⁴但在赵匡胤登上帝位后，这些并不体面的历史渊源无人敢于在公开场合提及。无论如何，这些真假难辨的说法进一步神化了少林寺的地位，让它在新兴的江湖世界中处于无可动摇的核心地位。而在江湖网络形成后，少林寺的武术——至少其中较为通俗的部分——通过一代代学徒进入江湖网络而被传播到中国各地，许多支系门派应运而生，他们也或真或假地奉少林寺为自己的祖源。这使得少林寺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武术世界的核心。

虽然少林寺处于武术世界的核心，但也有自身显而易见的弱点。作为一所佛教禅宗思想主导的武术学院，它缺乏全国性的组织（仅在福建莆田有一所管理独立的分校），不参与实际的军事作战，也不公开谋求政治权力。它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不超出嵩山地区，这使得它更多地处于精神领袖的地位，而难以直接出面凝聚武术世界的主流势力投入反异族斗争，但丐帮的诞生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丐帮，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提到的，虽然可以上溯到唐末的流民战争时期，但真正形成稳定的组织是在北宋初期。乞丐的存在是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但乞丐帮会则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社会条件才可能出现：首先，需要有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其次，它只能存在于一个贵族等级结构解体，政治权力控制松散的平民社会，否则大量乞丐很容易沦为私人的部曲或奴隶；再次，这个社会要相对比较富裕，以至于可以供养一个庞大的行乞阶层，当然也不可能太富裕，否则乞丐也就不复存在。

宋代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事实上也是第一个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中国王朝。中古士族社会的崩溃和平民社会的形成为江湖世界的出现提供了平台；工商业的繁盛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其上层成为官员和商人，中层成为工人和仆役，下层则沦为乞丐。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土地，但却惊喜地发现在大城市中行乞也胜过在家乡进行辛劳而收获微薄的耕种。

在此需要稍微提及城市结构的变迁。在宋以前的社会，主要城市是由戒备森严的里坊结构组成，一座城市由若干不大的里坊组成，每一个里坊是由高墙围城成的方块，内部有街道和居民，在街道中心有警戒塔楼，每天击鼓实行宵禁。不用说，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即使有个别乞丐的存在，也难以形成庞大的帮会势力。在宋代初期，统治者试图照搬之前的城市方案，但很快在新兴的商业化浪潮前崩溃，坊墙被拆除，如今天城市一样的沿街开设店铺成为常态。⁸⁵最终形成了人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到的城市景象，这种新的城市结构也成为丐帮等城市帮会兴起的依托。

乞丐帮会本身在理想上是乞丐的互助组织，一个孤立的乞丐是社会的最底层，可以被他人随意欺凌。但如果加入帮会，则会得到来自其他乞丐的庇护，但需要从行乞收入中缴纳一定的比例给帮会组织，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无法行乞或濒临冻死时，帮会也会提供一定的衣食。每个城市中的乞丐头目，俗称为“团头”，倚赖其他乞丐的供养，有一定的资金和田产，生活条件较一般乞丐为优裕。⁸⁶

这种帮会组织往往是地域性的，但是宋朝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品的广泛流通也催生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乞丐帮会的出现，即所谓丐帮。⁸⁷由于宋代的学者-官僚对于底层社会的漠视，这一当时新兴帮会的具体起源目前难以无从考证。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领袖是第五代的汪剑通，他活跃于11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很显然，如果汪是第五代领袖的话，那么之前四代，即使每一代的统治时期都有二三十年之久，也只能上溯到北宋初期，而事实上代际的变迁或许并没有那么缓慢——在汪剑通之后百年的洪七已经是第十八代了。或许真正全国性的丐帮只是在11世纪初才出现。无论如何，这和之前我们的论断是一致的：丐帮——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江湖世界——的兴起和宋代商业社会的形成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在丐帮流传的武术中，以“打狗棒法”（Dog-Beating Stick Techniques）和“降龙十八掌”（18 Subduing-Dragon Palms）最为著名，这二者都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打狗棒法”是使用木棒对敌人和野兽进行打击，再明显不过地代表了丐帮的社会底层属性，反映出底层帮众和狼狗厮杀的经验，而“降龙十八掌”与之不同：它拥有高贵的起源，来自于古老而晦涩的《易经》经文，是地位尊崇的中国古典文明的产物。显然是中国文化精英的创造。由此表明了丐帮的双重属性：既是代表底层的民众和社会上层相对立，也是代表汉族文明和异族的威胁相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时段上，这一双重特性贯穿了丐帮从宋朝到清朝的整个历史。

尽管丐帮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协调和管理数目庞大的乞丐，不让他们变成作奸犯科，甚至犯上作乱的盗匪，也有利于维持帝国统治，政府实际上也是受益者。因此总体而言，官方采取了默认和态度，在各大城市，允许“团头”的半合法存在。但是，全国丐帮帮主和长老这样的高位不受政府的约束，并不和官方发生正面接触，对于宋帝国来说，仍然是可疑的危险分子。

但在上述的民族主义危机面前，丐帮和政府的潜在对立关系变得次要，更重要的是双方作为岌岌可危的汉族政权的上层和底层，必须共同面对异族的敌人。在宋朝和契丹以及西夏的战争中，丐帮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查良镛博士所说：

丐帮一直暗助大宋抗御外敌，保国护民，然为了不令敌人注目，以致全力来攻打丐帮，各种谋干不论成败，都是做过便算，决不外泄，是以外间多不知情，即令本帮之中，也是尽量守秘。⁸⁸

查良镛博士认识到了丐帮和政府的秘密合作关系，但对此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只是片面的。没有说出的隐含原因或许是更令人惊讶的：因为丐帮的成就被归为宋朝政府的军事胜利，使得政府获得合法性，将领和官员们也从中获利，以这种惨烈的方式，丐帮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也向宋朝政府表明自己并无威胁，获得了在法律边缘的存在和政府的不加干涉。当然对于丐帮的武术家来说，这种对国家表示忠诚的方式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荣耀，有利于他们在帮会和整个武术世界中提高和巩固自身的地位。这和12世纪初梁山系统的武术家在获得合法身份后投入和明教及契丹的战争如出一辙。事实上，丐帮和宋朝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宋朝末期，在13世纪和蒙古帝国的长期战争中，丐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两任帮主都死于襄阳战役。

而在少林与丐帮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竞争，但有合作的关系。少林向丐帮提供武术人才（譬如第六代帮主，著名的乔峰就曾是少林的学员），而丐帮则担任少林的外围警戒（譬如丐帮所积极参与的雁门关事件即是为了保卫少林寺），少林被尊为武术世界的精神领袖，而丐帮则负责实际的运作。少林不至于被架空，而丐帮也不会过分膨胀。这种既互补又制衡的关系令双方乃至整个武术世界都能从中获益。这也是和14世纪之后的少林-武当关系的不同之处。

除少林和丐帮外，武术世界的正统势力还包括一系列中小门派、帮会、山寨、寺院及武术家族。如上面提到的蓬莱派、青城派，此外还有清凉寺、聚贤庄园以及慕容家族等等。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公认上述二者的正统地位，同时也被承认为是正统的中国武术传承者。

在这些围绕着武术世界轴心运转的旁支势力中，最特殊的是云南的段氏家族，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延续了三个世纪的国家——大理国（937年—1254年）。

和契丹相似，大理国的建立同样是在唐朝覆灭和宋朝兴起之间的半个世纪，缔造者是段思平（893年-944年），他是一名原南诏官员，但在南诏的一连串政变中获得了权力，成为皇帝。这一段姓家族可能源出汉族的段氏，也可能是当地的白族土著冒认祖先以增加自己的声望。⁸⁹无论如何，在中国的衰落和内战时期，大批汉人南下流落到南诏地区，参与了当地政权，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而段氏家族也从中学到了高深的武术，此后以“一阳指”和“六脉神剑”获得了极大的声名。

大理国的疆土来自于自唐以来长期独立的南诏王国，和宋王朝之间很少领土冲突，并且谦恭地向宋朝朝贡。⁹⁰因此宋朝居民对它没有敌意，相反，因为普遍认为其王室是来自中国本部的汉人武术家，却有特殊的亲切感，类似于今天中国人对新加坡的亲近态度。对于段氏家族而言，声称是汉族后裔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身份，而由于段氏家族的巨大影响，正统势力也很愉快地接纳了这个宋帝国边境之外的同行。大理国的王室成员经常到宋朝境内学习和游历，并结交当地的武术家，以及邀请无量剑这样的正统武术流派到大理国驻扎，这些举措使得大理国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至少是在文化和武术上，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位游历者称大理人：“尊重儒生，礼拜佛教，居住在城市里，和汉人没有区别。”⁹¹这和下面要论及的各非正统势力是很不相同的。

武术世界的非正统势力

相比于日后诸世纪，11世纪的武术世界，最大的特征或许是其开放性。这与北宋王朝本身的对外封闭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又是后者的直接后果。以少林-丐帮联盟为核心的正统派，其势力范围显然止步于宋国边境之内，即使在较为友好的大理境内，也罕见丐帮的分支，更不用说在长期敌对的契丹、西夏和吐蕃疆土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武学体系本身的边境。

事实上，当武学通过江湖网络的传播，在中国内地繁荣兴盛时，虽然正统势力千方百计加以遏止，其相关资源向周边地区的流动仍然是难以彻底禁绝的。上述的大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武术昌盛的时代，如果漠视这一方面，结果将是致命的。不久后，契丹人和西夏人也利用国家资源，建立了他们的御用武术家集团，如果说在民间由于其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无法出现活跃的武术江湖，那么至少在宫廷中，他们拥有能够和汉人匹敌的强大武装。

由于史料稀少，我们目前只能从宋代的汉语文献中窥知其武术家系统的一鳞半爪。譬如，在契丹的皇家卫队“斡鲁朵军”中，聘用了许多汉族武术家，组成特种部队。他们和丐帮曾经多次交锋，并擒获过丐帮第五代帮主汪剑通。⁹²而在西夏则在枢密院之下设立了被称为“一品堂”的官方机构，主要向中国本部地区招募肯为他们效力的武术家，不用说，其中大都是凶恶的亡命之徒，诸如臭名昭著的“四个邪恶之徒”。⁹³

在吐蕃地区，此时一度强大的吐蕃帝国已经分崩离析，远离中国本部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高原条件使得吐蕃人不必担心来自中国本部的进犯。但中国武学也辗转传播到了这里，和来自印度的“脉轮”学说相结合，也催生了贡却鸠摩（Könchog Gyalpo，1034年—1102年）这样著名的吐蕃武术大师。贡却鸠摩的早年生活不详，据说可能与逍遥派方面有所接触，他于1073年在喜马拉雅山之麓建立了知名的萨迦寺，从而创立了吐蕃的萨迦派佛教，并因为被认为拥有无边智慧而被尊为“鸠摩-智”。他被处于青海的唃厮啰国（Rdzong Kha）聘为王室教师，这一政权自认为是古代吐蕃帝国的直系后裔，依然梦想着统一吐蕃全境和征服中国。在贡却鸠摩的帮助下，唃厮啰国在11世纪末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在中华武学体系的外围，除了其他政权外，还存在纯粹武术家集团建立的地下权力。这里指的主要是9世纪的吕岩在河西走廊建立的逍遥派，保留了在内地一度失传的内丹派武学精髓，但由于其后期领导人所奉行的秘密主义政策，每一代只有几名弟子，在宋朝时期陷入衰落。虽然如此，这一门派间接的影响力却是惊人的。在10世纪上半叶，吕岩教团的继承者们在从中亚山脉到中国南海诸岛的广大范围内广泛活动，和相隔数千公里的上百个地方势力建立了密切联系，成立了被称为“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岛岛主”的组织体系。或许逍遥派曾经尝试以此复兴中华帝国，建立政教合一的道教王朝。

这一努力，在宋王朝成立后，特别是在新领袖陈抟和赵匡胤达成秘密协定后被放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逍遥派的具体活动不详。这一门派显然并未被吸纳进主流的正统势力，但在11世纪后期，他们仍然拥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其中一位叫作“天山的儿童婆婆”的侏儒妇女（999—1093）是一名杰出人物，她虽然是女性且身材矮小，但在长达九十多年的漫长寿命中，在天山之巅建立了被称为灵鹫宫的奢华宫廷，她接管了上代的洞主和岛主系统，并将自己对他们的权力强化到绝对专制的程度，然而和她的同学李秋水的长期争斗令她无暇施展更大的野心，而仅仅将这一庞大组织用于剥削财富物资，以供个人享乐。李秋水在成功进入西夏王宫后，建立起同样强大的地方势力，有谣言说，她的一个面首就是著名的贡却鸠摩大师。西夏王朝显然也对这位王妃极为尊敬：她是西夏抵御东方辽宋王朝的进攻和西方天山宫廷的威胁的关键屏障。

“儿童婆婆”和李秋水的还有一位同学无崖子，被她们所共同爱慕，但他对二人都很冷淡，为了躲避她们而主要在中国内地活动，这令逍遥派开始在内地招生。但在六十年代，无崖子和他的得意学生丁春秋之间矛盾日益加深，丁春秋对他暗杀未遂，但令他此后半身不遂，无法行动。丁春秋则逃到了黄河上游的安多地区，⁹⁴在那里设帐授徒，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门派星宿派。

安多当地的人口相当有限，丁春秋的主要学生仍然来自于中国内地，有的是投奔他的亡命之徒，有的是被他拐带的人口，譬如后来背叛他的段紫最初就是从中国腹地被带走的一个贫苦女孩。丁春秋用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教学，使得活下来的学生都具有过人武术造诣并对他十分敬畏。在11世纪70和80年代，丁春秋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基稳固的丁春秋将目光转向东方，期待着像穆罕默德返回麦加一样，以君临天下的姿态重返故土。

但在论述丁春秋悲剧性的东征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回顾主流势力内部的问题与嬗变。

慕容家族的计划：雁门关事件

辽、西夏和大理的崛起在令汉族正统主义者感到愤懑的同时，也令一些早已归化的外族移民产生了同样的野心，在此必须提及的是苏州地区的慕容家族。这一家族是已经灭亡的鲜卑人的后裔。慕容家族的祖先在4世纪的蛮族入侵时期，曾经占领过中国北部，建立了一系列以“燕”为国号的短命政权，但曾经的辉煌早已消逝在诸多世纪的变迁中，除了历史学家，没有人知道这个姓氏的来历，如今他们仅被视为普通的汉族居民，在汉语中，他们的姓氏意为“爱慕容貌”（Admire the Countenance），这令人更加觉得这一姓氏全然源出古典中国的苗裔。

契丹、西夏和大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鲜卑人的后裔所建立的，至少他们的祖先都曾托庇于鲜卑血统之下。既然中国的周边能够重归鲜卑人统治，那么看来这一成功在中国本部被复制也并非不可能。至少这是慕容家族的想法。推翻汉族的政权，重建慕容氏在4世纪的短暂王朝，成为这一家族的秘密目标。

在混乱“五个朝代和十个王国”时期，慕容家族实际的始祖慕容龙城开创了自己家族的武术传统。他的武术渊源难以考证，但他或许从天球的视运动中得到启发，发展出被称为“群星旋转（Stars Spin）”著名武术。这一今天已经失传的武术以建立对称性而著称，能够通过一系列反转的技巧，将对方的攻击以同样的方式返还给对方，使得对方仿佛自己在攻击自己。这种武术风格形象地体现了慕容家族的基本战略：绝不正面攻击敌人，而借用敌人自身的力量暗中操纵，以达到所期待的效果。

慕容龙城在苏州建立了参合庄园，这里很快成为受列国战争所苦的人们的避难所。慕容龙城逐渐将这些流民吸收为自己的家族势力，成为极有影响力的地方豪强，但他尚未开展进一步的行动已经逝世。不久，新建立的宋帝国征服了南方大部分省份，完成了中国本部的统一，无论慕容家族有多大的野心，此刻也不得不隐藏起自身的肌肉。此后一个多世纪里，处于宋王朝腹地的慕容家族没有政治上的轻举妄动，但他们控制了苏州的丝绸产业和太湖渔业，将吸纳的大量资金用于收买地方官员和江湖帮会，一步步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地下王国。

在11世纪60年代，该家族的领袖慕容博被普遍视为中国南部最具实力的武术家。他也和包括丐帮帮主汪剑通，少林寺主持玄慈在内的主流势力上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对于实现颠覆宋朝的政治野心，这些无疑还远远不够。慕容博认识到，无论他个人的武术造诣达到何种惊人程度，在少林-丐帮联盟主导下的武林秩序中，他的家族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唯有前者的势力被扫除一空后，他才有机会成为中原武术世界的新领袖。为此，慕容博策划了著名的“雁门关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已经难以考证。查良镛在《天神与龙的战争史》中的推测由于时代局限和资料欠缺，很难说是令人满意的。⁹⁵譬如，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事件与同一时期契丹耶律重元叛乱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史料对这一叛乱事件的记载也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确凿无疑的是，契丹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在位）的叔叔耶律重元，因为长期未能继位而感到不满，即使被封为皇太叔也未能安抚他，在1063年初，当皇帝在远离首都的荒野狩猎时，重元的儿子率领一支主要由弓弩手组成的军队去伏击皇帝，希望让父亲登上皇位。经过艰难的战斗，叛军被击败了，重元被永久囚禁。当皇帝回到首都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这场未遂政变在辽国皇室和贵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裂痕。为了转移矛盾，耶律洪基提出了被搁置已久的对宋朝作战计划，但很快引起了宋王朝的警惕和民间的恐慌。在这一动荡形势的背景下，慕容博炮制了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谣言，耸人听闻地宣称契丹武士将突袭少林寺，偷取武术典籍。在上述的宋朝禁止书籍出口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谣言显得极为可信并且令人不安。以少林玄慈为首的主流势力很快决定在雁门关拦截并消灭来犯的契丹武士。

慕容博的动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因为据我们所知并不存在这样的图谋。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只能无功而返。或许他试图让契丹方面相信，将会有汉族武术家偷袭刚刚逃过刺杀危机的皇帝，从而派御用武术家阻击，以挑起两个国家武术人之间的相互仇杀。但同样可能的是，他打算将那些著名武术家引到无人之境而亲自出手，消灭自己通向权力道路上的羁绊。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必然在武术世界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而慕容博可以轻易地占据这一真空并登上权力的顶峰。

这一阴谋几乎要获得成功：虽然并未有任何契丹武士出现，但打算迎击敌人的中国武术家们在雁门关地带与来自北方的一个萧氏家族相遇，他们可能是已故的契丹重臣萧阿剌的家人，在重元失败的政变后为躲避皇帝的清洗而逃离契丹。武术家们屠杀了其中大部分人。但是一个叫萧远山的男子却被证明是一位真正的武术大师，他杀死了大部分宋朝的武术家，并使得偷窥的慕容博在惊惶之下逃走。但最后，妻子被杀的痛苦令他在绝望中跳崖自尽，唯一活下来的是他的儿子，一个不满一岁的婴儿，这个孩子令幸存的武术家们产生了恻隐之心，决定将他带走抚养。

慕容博的离奇计划最终并未取得成功，虽然大部分武术家因此而惨死，但是少林方丈玄慈和丐帮汪剑通两大领袖都幸存了下来，并对通报消息的慕容博产生怀疑，慕容博不得不伪造了自己的死讯。如果说玄慈等人曾打算加以调查，那么不久后爆发的小规模边境战争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少林和丐帮都参与了随后的战争，少林-丐帮联盟的轴心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下来。1063年的雁门关事件被逐渐淡忘了。

反讽的是，雁门关事件的最大成果反而是那个遗留下来的婴儿，因为玄慈和汪剑通的负疚感，他被少林寺精心培养。这个孩子很快显露出了武术天才并在其成年后被吸纳入丐帮，并因建立了惊人的功绩而在汪剑通去世后继位为新的帮主，这就是著名的丐帮第六代帮主乔峰（1063年—1094年）。

乔峰的兴衰与少林寺之役

汪剑通选择乔峰为继承人的动机始终是一个谜团，约翰生认为他“出于对乔峰的愧疚之情以及佛教的普世主义……而放弃了中华种族主义的原则”，未免失之理想化。⁹⁶约翰·史密斯归结为乔峰本人的个人魅力和才能的正面影响，虽然是正确的，却未免过于简化。⁹⁷事态的关键在于，乔峰在汪剑通在世时，已经获得了丐帮上下的拥戴，正如查良镛所引用的一位高僧所说：“再后来你立功愈多，威名愈大，丐帮上上下下一齐归心，便是帮外之人，也知丐帮将来的帮主非你莫属。”⁹⁸显然，将帮主的宝座传给乔峰之外的任何人，都会引起权力的失衡，可能给丐帮带来空前的危机。出于忧虑而非期望，才使得汪剑通决定让乔峰得到这一领袖地位。

另一方面，乔峰也是连接少林和丐帮关系的重要纽带。再没有比一桩共同的丑闻更能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了。由于少林应对雁门关事件负主要责任，有乔峰的存在，丐帮就拥有了反向制衡少林的重大把柄。玄慈方丈曾写信给汪剑通，强烈反对他传位的决定，或许并非出于民族主义精神，而是出于对自身地位的不安。可以理解的是，在乔峰即位后，少林与丐帮的联系并未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

在11世纪80年代，乔峰和新崛起的慕容博之子慕容复被公认为最具盛名的武术家，被认为是武术世界新一代的希望——但后者最终被证明并没有和他的名声相吻合的武术造诣。乔峰卓越的管理才能也使得丐帮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作为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他的地位之巩固胜过之前的任何时期。

当然，和任何其他政治组织一样，丐帮内部也有潜在的反对派，譬如副帮主马大元和主要元老之一的陈孤雁。在丐帮中，副帮主是一个超出常规的职位，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由汪剑通所创制，其意图明显在于制衡乔峰的权力。谨慎的马大元被汪剑通告知了乔峰的真实身份这一惊人秘密，因而刻意与之保持距离。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内部派系区别保持在可容许的范围内。如果乔峰没有察觉自己的身份，马大元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揭露这一点。而如果马大元肯保持沉默，乔峰几乎不可能从别的渠道知道自己的真实出身。因此二者一直相安无事。

马大元于1091年因为发现其年轻妻子的通奸事件意外被杀，使得形势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汪剑通的亲笔信落到了马大元妻子康敏和她的情夫全冠清手上，他们即借马大元被杀引起的怀疑进行了一系列地下联络，秘密开展了废黜帮主的阴谋活动。

在一般情况下，废黜一个被广泛认为才干卓著并且深得帮众拥戴的帮主是不可想象的。但全冠清和他的同伙出示了决定性的证据，拉拢各大长老站在了自己一边。乔峰此时正因为一连串谋杀事件而奔走四方，并与大理国王子段誉（即后来的大理宣仁帝）相识。当乔峰发现他们的活动时为时已晚，最终，在1292年苏州的杏子林中发生了政变，真相被揭开了。契丹人担任丐帮帮主是一种不可想象的侮辱，各大长老都要求罢黜乔峰，并请来了比汪剑通资历更老的徐长老主持，乔峰被迫辞职并离开丐帮。如果不是由于他本人令人忌惮的武术造诣，或许还会遭到杀害。

乔峰脱离丐帮初期仍然试图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当丐帮元老们被西夏人囚禁时曾经营救过他们。但这些努力很快由于种种误解而告失败。事实上由于他契丹人身份被揭露而引起的恐慌和迁怒，他很快成为整个武术世界的众矢之的，在几场血腥的械斗后，只能远远逃到宋朝境外。在初步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恢复了家族的本姓“萧”，曾经栖身于东北女真部落并教授他们武术，并和其族长之子完颜阿骨打（1068年—1123年）成为好友。1092年秋天，在数十年的潜伏后，辽国发生了第二次重元叛乱，辽道宗耶律洪基正在东北边境狩猎，被叛军所围困。萧峰解救了他，，并生擒了耶律重元。⁹⁹道宗对他十分感激，并且发现他是重臣萧阿剌的族人，于是封他为南院大王，将南京或燕京（今天的北京）作为他的封地。¹⁰⁰

在乔峰事件之后，陷入严重危机的丐帮急于选举出一位新的帮主。但各名长老的实力均衡和意见不一使得帮主之争陷入僵局，最后不得不在1093年启动比武大会的选举模式。在比武大会上，曾经策划推翻乔峰的全冠清找到了一名武术造诣惊人地高超的青年庄聚贤（？—1094年），击败了其他对手，成为第七代丐帮帮主。

庄聚贤是丐帮历史上最为短暂和神秘的领导人。他总是戴着一个铁制的头盔，据称是原聚贤庄园的继承人游坦之，他的家人死于一次围剿萧峰的战斗，而他本人也被毁容。无人知晓他从何处学到了精深的格斗技艺，但根据史料记载，他确如同超新星一般忽然出现在武术界，以恐怖的手段杀死了无数敌人。但这个年轻人的心智并不健全，父母被杀和自己被毁容的心理阴影可能使他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正是这一点被全冠清所利用。在一次邂逅相遇后，他成功地使得庄聚贤对自己建立了信任。而当他使得庄聚贤成为丐帮帮主后，就将真正的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上。

全冠清用傀儡控制帮会的政治把戏很快引起了帮众的怀疑和长老的反对，形势日益明朗，无论是庄聚贤的铁腕还是全冠清的狡计都难以令他们得到昔日乔峰的无上权威，而全冠清排挤异己的做法使得他的敌人不断增多，不久后，事实上连主要的长老也站在了他们的敌对面。严峻的内部危机迫使全冠清策划了更大的冒险：通过挑战少林，成为真正的武术世界领袖，让庄聚贤和自己获得无可争议的政治合法性。

在以往的少林-丐帮联盟中，虽然丐帮的势力更为庞大，但由于少林古老的地位和在武术世界的崇高声望，也由于历任丐帮帮主或多或少的少林背景，少林寺总处于更高的地位，而真正的盟主往往由少林方丈担任。即使在乔峰当政时期，这一形势也并未改变。少林相当于精神领袖，实际的权力运作则交给丐帮，但这一原本合理的权力结构目前由于丐帮的内部危机而难以维持下去。全冠清劝说庄聚贤以建立广泛的爱国武术联盟为名，要求少林方丈交出名义上的领导权。

总体而言，这种举动的愚蠢不言而喻：如果庄聚贤被少林打败，他和全冠清会立刻遭到政治毁灭，而即使庄聚贤获得了胜利，取得了名义上的领袖地位，也不可能得到少林的衷心合作，更不用说将进一步引起主要势力对于丐帮过分膨胀的警惕。但对于地位岌岌可危的庄聚贤和全冠清来说，这是孤注一掷的政治冒险，并最终导致了少林-丐帮联盟的衰落。

但当危机在1093年爆发之时，面对被庄聚贤所煽动起来的丐帮的压力，少林寺发现自身匮乏化解这一危机的能力。它的精神领袖地位并不能保护自己的寺院在丐帮大军的进攻下被夷为平地。使情况更为糟糕的是，丁春秋严密组织下的星宿派也来到少林寺进行挑战。此时慕容复和他的手下也奔赴少林，试图从中取利。而贡却鸠摩也抱着毁灭少林的野心虎视眈眈。这一切都酿成了武术世界在整个11世纪最大的冲突：少林寺之役。

要从纷繁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史料中理清这场战役的诸多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关各方都极度吹嘘自己作用并贬低他人，使得不同史料也矛盾重重。譬如大理国的史料声称，当时在中原游历的段誉王子参加了这次战役，并且打败了野心勃勃的慕容复。¹⁰¹但是一份来自原慕容家族追随者的材料则声称，段誉是因为和慕容复争夺一位美丽的女郎，而被慕容复所轻易打倒，仅仅是依靠萧峰的帮助才幸免一死，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¹⁰²

可以确知，在1093年12月1日，当庄聚贤率领丐帮人马来到少林寺后，首先和丁春秋的队伍相遭遇，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帮主令人咋舌地很快就屈服在丁春秋的淫威之下。此后，这两股队伍汇为一股，向少林寺进发。少林寺正在为贡却鸠摩的挑战而头疼。在他们可能和少林寺发生正面冲突之前，就被萧峰所拦截。萧峰率少量随从来到少林寺，并在决斗中击败了僭居帮主之位的庄聚贤。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帮助丐帮回到正确的轨道，或许只是为了向丐帮报复。无论如何，丐帮大众对此非常感激，他们在萧峰俘虏庄聚贤并离去后，一拥而上将全冠清杀死。

另一方面，丁春秋也被逍遥派的新领导人所击败。这位被称为虚竹子的神秘年轻人是一名原少林弟子，据说曾经是“儿童婆婆”的面首，被后者爱称为“梦郎（dream-boy）”，并在其晚年得到了她的武术传承。当他返回少林寺后，首先击退了贡却鸠摩的挑战，不久后又帮助萧峰打败和俘虏了丁春秋，并吞并了星宿派的势力。不久后，由于萧峰的父亲萧远山（此人为了复仇，在多年前就伪装为一名少林僧侣活动，并获得了许多情报）的出现，慕容博和慕容复父子的阴谋也被揭穿，萧峰和少林的关系得到了缓解，他在不久后带着随从们安全离开。

据说，有一名匿名的少林老僧人在本次事件中起了重大作用，以不可思议高超的武术造诣化解了一系列矛盾，并使得萧峰和萧远山等人拜服。¹⁰³查良镛采用了这种说法，但事实上这一机械之神（deus ex machina）相当可疑，或许只是由于这次少林的空前危机出人意料得到化解而产生的民众神话。少林方面无疑倾向于散布这种神话，它使得少林一度受到威胁的地位再度显得牢固而高不可攀。有了匿名老僧这样的传说，在此后数十年中少林的地位再也无人敢于撼动，直到北宋王朝的灭亡。

尽管有少林寺之战的辉煌，但萧峰的结局是悲惨的，作为契丹帝国的高级官员，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宋辽战争的漩涡。1093年底，宋哲宗赵煦（1085年—1100年在位）在其摄政的祖母死后掌握政权，开始重用激进的改革派人士，并充满野心地对西夏发动了边境战争，或许是想先击败这个较小的敌人再对付更强大的辽国。

但哲宗的举动不可能不引起辽国的注意，当年轻的宋朝皇帝将大军调往西北边境后，年长的契丹皇帝遂决定乘虚而入，发动多年筹备的南征战争。如果道宗能像他的祖先耶律德光那样攻占开封并灭亡宋朝，东亚的权力均势将被颠覆。毫不奇怪，从以少林-丐帮轴心为代表的主流势力，到大理和西夏的重要武术家们，几乎一切势力都团结起来，试图阻止契丹发动战争。

道宗在1094年春抵达南京，他要求萧峰做好战争准备，但萧峰坚决反对南征战争，耶律洪基愤怒地囚禁了他。他的妻妹段紫逃回宋朝求援，少林和丐帮出于对萧峰的感激，也出于阻止契丹南侵的需要，联络了大批武术家展开营救活动，已经登基成为大理皇帝的段誉也秘密前来。当萧峰获救后，丐帮要求他效忠宋王朝并阻止皇帝的南征。萧峰在两种政治忠诚中越来越感到难以抉择。

当年9月萧峰和武术家盟友们在雁门关拦下了耶律洪基的大军，他和段誉及虚竹一起冲入契丹军中，以史无前例的勇气和力量俘虏了道宗，场景仿佛一场惊心动魄的武术表演。他们胁迫道宗允诺永远不再南下。但在这戏剧性的胜利后，萧峰却因为背叛契丹人的负罪感而自杀身亡。

宋朝的史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

八月，雁门关指挥使张耒奏：“辽主耶律洪基以众二十万犯境。南院大王萧峰为其前锋，峰至关下，欲入寇雁门，我军挫之。峰数战不利，为洪基所责，峰不自安，及洪基至，遂以其众反，攻洪基中军，辽寇大乱，洪基几死。耒见敌自乱，开关进击，辽人大溃，死伤枕籍，将士用命，追亡逐北。赖陛下盛德神谟，格毙峰及其妇阿紫等，斩级千百，洪基丧胆，不战自退。”奏至，帝大嘉赏，谕辅臣曰：“有军马若此，汉唐盛业，亦岂远哉！”¹⁰⁴

既然解除了契丹的威胁，哲宗就开始全力对付西夏。而道宗的南征取消后，也决意先解决西北方蒙古人和东北女真部落的问题，这一转向不无先见之明，然而为时已晚——这两个新兴蛮族将在未来两个半世纪中统治中国北方。

第五章　女真侵宋战争与武术世界低谷（1094年—1162年）

少林寺之役之后的武术世界

自萧峰之死到北宋覆灭（1127年）前夕，武术世界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除了梁山和明教的局部叛乱活动之外，并没有新的大规模活动和冲突。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令人沮丧的，各大势力陷入中衰，旧有的秩序由于内在问题逐渐解体，以至于当巨大的危机在12世纪二十年代降临时，武术世界发现自己全然匮乏可以应对的有效机制。

少林寺之役的创伤难以抚平，紧急情况下对萧峰的营救是丐帮和少林的最后一次重要合作，此后二者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黄金时代。丐帮的新领导人吴长风平庸无能，无法弹压内部各派系，使得这一伟大帮会长期未能从庄聚贤时代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而失去了丐帮的少林虽然由于匿名僧人的传闻而仍然受到尊重，也逐渐萎缩为一个较孤立的门派，加上玄慈方丈和“全面邪恶”叶二娘之间的性丑闻被揭露，本来良好的声誉一落千丈。

在西部，虚竹子统治的逍遥派最初引起了西夏皇室的不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身为西夏皇妃的逍遥派重要成员李秋水保护了西夏不受天山宫廷威胁。但在儿童婆婆和李秋水都死后，新的领导人虚竹子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对西夏也产生了兴趣。他来到银川向夏惠宗（1068年—1096年在位）的女儿银川公主求婚：这位西夏公主可能是李秋水的孙女。

此时贡却鸠摩也陪同唃厮啰国的王子宗赞前往银川求婚，还带领了一支精锐的的吐蕃卫队，引起了西夏方面的不满。唃厮啰国方面可能意在威吓，但公主由于母系的渊源选择了虚竹子，联姻顺利地缔结，这场婚姻令逍遥派和西夏皇室之间再次缔结了牢固的纽带。

唃厮啰国对此深感不满，不过贡却鸠摩在西夏的时候似乎受到严重的创伤，他很快返回了吐蕃南部的萨迦寺，此后脱离了政治，致力于佛学的研究，并于1102年去世。他死后两年，西夏人在逍遥派的帮助下灭亡了这一古吐蕃帝国的孑遗政权。但他所创立的萨迦派却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迅猛发展起来。

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宋朝的统治者哲宗和徽宗（1100年—1126年在位）又相继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入侵战争（1096年—1099年，1114年—1119年）。战争的初期阶段对西夏极为不利。在银川公主的影响下，逍遥派帮助西夏挡住了宋朝大军的进攻，但结果对他们是悲剧性的，他们在损耗实力的同时也被支持宋朝的汉民族主义势力所憎恶，导致进一步边缘化。虚竹子既缺乏野心也缺乏才干，在强势的妻子的左右下，令其门派沦为西夏的附庸。全国性的三十六洞-七十二岛体系，由于虚竹子解除了儿童婆婆时期的毒药控制而趋于解体，使得这一曾经辉煌的门派不久后就步入没落。

在武术世界各主要派系陷入中衰后，之前的潜在势力开始抬头。譬如以“梁山”闻名的反政府武装，事实上就是一伙武术家的聚集，他们并未被少林或丐帮或其他重要武术势力控制和吸收，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11世纪武术世界体系的相对衰落。

摩尼教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虽然自唐朝以来就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传承，但这一外来宗教长期以来只是在东南地区的地下传播，只有在12世纪初叶才在江湖世界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在北宋末年的奢靡风气中，也同样笼罩着末世降临的不祥之感。中上层人士为了满足精神空虚，或纯粹追求新鲜猎奇而开始信奉佛教和道教的各种新流派。半伪装成佛教的摩尼教宣称“清净、光明、大力、智慧”，以简明而清晰的教义，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¹⁰⁵由于“摩尼”常被误解为“魔鬼”的意思，教主方腊（？—1121年）机智地改称为“明教”，意为“光明之宗教”，这个简洁而典雅的名称为之争取了大批新的信众。

宗教本身具有超越于政治忠诚之上的维度，而作为外来宗教的明教对于世俗政权统治更具有不服从性。在势力壮大后，1120年，明教教主方腊在歙县发动了起义，不久攻占了杭州，占领了对宋朝极为重要的东南部。刚刚被宋政府收编的梁山武术家们被派去镇压明教起义。在漫长的鏖战后，他们消灭了方腊，但自身在这场战争中损耗了大半的实力，最后也所剩无几。¹⁰⁶

据查良镛博士的记载，一位刚刚崛起的武术大师黄裳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关于黄裳的武术传承有诸多猜测，但显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众所周知的武术流派，这也是北宋武术世界本身的开放性特征所造成的。黄裳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奉徽宗的命令编撰一部道教经典全集。他本人十分喜爱道教修炼的形而上学理论，搜罗了大量罕见的书籍。他在道教典籍中获取了丰富的经脉和内力学知识，通过自己的摸索，在没有导师的情况下成为一位武学大师。他参与镇压了明教起义并杀死了大部分重要的明教武术家，或许方腊的死也与之有关。

在明教动乱之后，黄裳遭到了明教武术家亲属们的残酷报复，导致他被重创，家人也被杀戮。此后黄裳消失了四十多年，人们一度以为他早已在北宋末的战争中死去，但据说五六十年代他曾短暂出现，并留下了一本呕心沥血的武学典籍——《九阴真经》。¹⁰⁷下文将详细论述这一点。

北宋末期的最后一位武术大师是一位叫作独孤求败的剑术家，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追求失败的孤独的人（the lonely man in search of failure）”，这几乎不可能是真名。人们认为或许他是上一个时代的某一位武术家的化名。甚至有学者认为他就是改名后重新崛起的慕容复。无论如何，独孤求败在徽宗时期驰骋中国南北，寻找能够击败他的人，据记载他曾经拜访少林寺的匿名老僧，但被告知那位大师已经坐化，他也曾造访天山的灵鹫宫，希望和虚竹子比试，但三十年前的灵鹫宫如今已经是一片废墟，无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他到达了大理，去挑战已经年老的皇帝段誉，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也无人知道战斗的结果是什么。不过独孤求败从此没有再挑战他人，他回到中国北方后，在一个山洞中建立了剑冢，号称已经“无敌于天下”。¹⁰⁸

但独孤求败的辉煌已经是旧时代最后的余晖。武术世界自从北宋初年以来的平稳演变即将结束，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将打断一切正常进程，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武术世界的格局。

女真侵宋战争及其对武术世界的打击

女真，或黑水靺鞨，是黑龙江地区一个人口不多的通古斯系蛮族，唐代以前没有人知道其存在。受到唐时期文明化浪潮的影响，他们的兄弟民族粟末靺鞨在唐时期建立了渤海王国。但女真人并未受到文明的很多影响，在11世纪末，当萧峰造访他们的部落时，他们仍然保持野蛮的状态。当时最狂野的幻想家也无法想到，这一蛮族会在区区三分之一个世纪后成为中国北部地区的主宰，并在此后诸世纪中决定性地影响中国和世界之历史。

与萧峰的短暂交往显然唤起了完颜阿骨打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他带领一些青年族人参与了1094年的营救萧峰之役，见识到了南京的繁华壮丽。但不久后，辽道宗发动了报复性的战争，对女真人进行围剿。阿骨打和他受挫的部族不得不退回到满洲边境，恭顺地恢复了对辽朝的进贡：贡品包括珍珠、海东青以及貂皮，令整个部落不堪重负。在此后二十年，女真人表面蛰伏下来，但却积蓄力量，暗中策动一个又一个对契丹统治不满的东北亚部族和自己联盟。并教导青年战士们学习昔日萧峰所教导的若干中原武术：即使没有学到其中最精深的部分，用于群体作战上也有可观的效用。中国武术世界最担心的外流问题以这种反讽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并戏剧性地颠覆了此后的中国历史。

道宗在1101年死去，他的孙子耶律延禧（1075年—1128年）继承皇位，亦即天祚帝。雄心勃勃的阿骨打当时尚未掌握大权，于是和平得以继续保持。1113年，当阿骨打终于继任为女真诸部落首领后，就对契丹人发起了战争。战争的起因——显然只是女真一方找的借口——是阿骨打要求契丹政府交出被囚禁的结义兄长萧峰，这个理由相当无稽，因为萧峰已经在近二十年前死亡。无论如何，对萧峰的死，阿骨打未亲眼目睹也拒绝相信，他宣称萧峰迄今仍被囚禁在南京，要求天祚帝将他释放。辽国对此置之不理，于是阿骨打拒绝进贡，并在短时间内打退了派来进攻他的契丹军队，正式举起反叛的旗帜。

阿骨打于1115年春称帝，国号为“金”，此后与衰朽的契丹帝国的战争进行了八年。最初，女真人对自己的实力还缺乏信心，他们渡过渤海主动要求和南方的宋朝联盟。对于澶渊合约一直心怀不满的宋朝政府接受了联盟，以图收复被契丹侵吞的北部十六州郡。1122年，当女真人大举进攻契丹腹地时，宋军也开始了对燕京的进攻。讽刺的是，即使强弩之末的契丹守军也轻易击败了宋朝军队。最后，燕京被女真人攻占。

当阿骨打本人于1122年底抵达燕京后，立即为萧峰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他宣布出于对这位伟大兄长的敬意，决定将燕京交给宋朝，并在一番交涉后，不顾其臣僚的强烈反对，决定将山西的几个汉族郡县也交由宋朝管理。这或许是出于萧峰影响下对南方汉人王朝的向往，或许是出于对宋朝武术家的担心，毕竟他亲眼见到过萧峰的可怖实力。阿骨打的决定是出于真心还是虚伪不得而知，总之，这位金朝的开国皇帝在1123年忽然去世。他死后的继承人迅速改变了对宋朝的友好政策。

1125年，契丹人的辽朝随着天祚帝的被俘而宣告灭亡。宋王朝沉溺在宿敌毁灭的狂喜中，而丝毫没有觉察到同样悲惨的命运也将发生在自己身上。宋朝在女真与契丹的战争中游移不定，以及在交付燕云诸州上的摩擦，给了女真人以南侵的借口。1125年年底，在阿骨打的弟弟、太宗吴乞买（1123年—1135年在位）的决策下，金军大举南侵，很快夺回了刚刚交给宋人的燕京地区，并继续南下攻城掠地。1126年初，女真人包围了宋都汴梁，在索取了优厚的议和条件后撤军，不到一年后又卷土重来。在1127年1月9日，金军进入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刚刚即位的钦宗皇帝，以及大批宗室贵族，男性沦为苦力，而女性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性凌辱，数千名王室和贵族女性沦为女真人的军妓。

开封的沦陷并非战争的结束，而只是开始。此后十多年中，直到1142年和议的达成，宋金陷入全面战争状态。最初，女真人的铁蹄似乎无往不利，但当他们继续南下之际，长江和江南的纵横水道有效地阻拦了北方骑兵。在战乱中继位的徽宗之子赵构在临安（今天的杭州）重建了宋朝政府，成为南宋（1127年—1279年）的开国之君高宗（1127年—1162年在位）。在站稳脚跟后，抵抗派将领统率下的宋军在三十年代发起了反攻，收复了可观的失地。而宋朝原将领和民间武术家所领导的北方义军也纷纷发动暴动，拒绝接受女真人的统治，以忠于宋朝的旗号，在黄河流域建立广阔的游击区域，令新晋的女真统治者十分头疼。

然而武术世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12世纪20和30年代的战争消耗了整整一代宋朝武术家。丐帮、少林及其他主流武术派系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譬如河朔群雄组建的八字军、马大元的族孙马扩领导的五马山寨，云州秦家寨的红巾军，以及原梁山集团张荣的山东船队。但和后来的襄阳地区类似，虽然其中坚力量是各武术派系及其江湖势力，但名义上仍然由宋朝官员或皇族领导。这些抵抗运动展现出的宋代武术世界的基层组织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都因为彼此缺乏协调和统一而先后归于失败。这不能不归咎于少林寺之役的负面影响。

女真人在此展现了熟练的统治手腕：在其进入中国本部之初，首先在广阔的汉族地区扶植若干傀儡政权，让宋朝的原臣民们自相残杀，然后再逐一击破，一步步站稳脚跟。南方孱弱的新政府自顾不暇，对北方的民兵也心存猜疑，或许还认为是武术世界试图趁机篡夺政治大权的尝试。另外，高宗皇帝本人的父母——徽宗和韦太后——都已经成为金朝的俘虏，并且对方还掌握了原来的正统皇帝钦宗，这对他的合法性也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高宗的抵抗只能是半心半意的。

南宋政府的潜在担忧也并非全无依据，至少一些武术派系表现出了反叛的倾向。方腊之后明教的新教主钟相以“勤王”的名义组织宗教军团，占领了两湖地区，但很快自立为明王，不再服从宋朝管束。1130年，钟相本人因为修炼“乾坤大挪移”的高深武术发生错误而猝死，他的大部分根据地也被军阀孔彦舟吞并，而归于金朝的傀儡政权之下。残余势力在护教法王杨么的率领下退守洞庭湖。

在12世纪3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武术家和及其他势力开始团结在岳飞将军的旗帜下。岳飞本人是一位有成就的武术家，属于少林支系，是武术家周侗的弟子，这位大师以培养了梁山系统的若干武术家而名扬天下。岳飞本来只是宋军中一名低级军官，但在战争中建立功勋而不断升迁，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1134年他收复了襄阳地区，次年又击破了明教在洞庭湖最后的据点，杀死了杨么，此后在高宗不无犹豫的支持下，岳飞开始了筹划已久的北伐，收复了大片的失地。

在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岳飞收服了一大批卓越的武术家，如神射手牛皋、杨家将传人杨再兴以及太行山忠义社首领梁兴，也使得更广大的武术世界将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几次成功的战役后，他的名声甚至盖过了皇帝本人。1140年的最后一次北伐令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女真人的主力被击败和歼灭，黄河以南一个接一个的郡县被奇迹般光复，最后，通向故都汴梁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并且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岳飞军队的脚步。然而损失也极为巨大，武术家杨再兴等人就惨死于北伐战役。

正当岳飞打算收复汴梁时，却突兀地接到了高宗全线撤退的命令——这既是出于对金朝的畏惧，更是出于对岳飞本人的忌惮，因此许多年的努力归于白费，岳飞的军团不情愿地撤回南方，已经收复的疆界很快又沦陷在女真人的手中。1142年，岳飞被高宗以“可能会有”（probably having）的谋反罪名杀害，同年宋金签署了和约，以淮河为界限划分了疆界。高宗对金朝俯首称臣，作为报偿，金朝归还了已经死去的徽宗的骸骨以及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但是仍然扣留了钦宗，后者在1156年死于黑龙江地区。

岳飞的遇害激起了武术世界的普遍愤怒，整个武术世界对宋朝的政治忠诚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双方再也没有恢复真正的信任。失去了皇帝名义的号召，也使得抵抗运动难以继续。更加不可忽视的是，战争中整个武术世界的损耗巨大，要恢复元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等到武术世界再度兴起之时，又是整整一代人的岁月过去了。当宋朝在1162年为岳飞恢复名誉时，在北方，金朝的统治已经日益巩固，随着老一代人的故去，北宋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南方的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南北分治的现实，即使收复国土的意愿还没有全盘丧失，至少是大为淡化了。

南北宋之交的宋金战争长达近二十年，数千万人死于这场惨烈的战争。随着一批批武学菁英在宋金战场上陨落，北宋时代的武术世界体系消亡了。少林和丐帮的二元轴心不复存在，大量上个世纪叱咤风云的武术流派和组织在战争中凋零乃至消失。武术世界为保存中华帝国的血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付出了自身半毁灭的代价。但在这一艰危时局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武术家，虽然人数寥寥，却成为半个世纪后武术世界复兴的新希望。

武学的正典化进程

大约在12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消失多年的武学耆宿，徽宗时期的武术大师黄裳重新出现，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他因为受到武术世界的追杀而一直隐居在偏僻的乡村，潜心研究新的武术技能。经过小半个世纪的努力，他成功了，但当他再度出现时，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南北分裂的国家，昔日的仇敌们已经全部死去，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二三十年前的宋金战争。他所知道的武术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在北方，大量小的门派和帮会——譬如蓬莱派和秦家寨——都灭亡了，只有最大的几个得以幸存，而当局势稍微稳定后，若干新的势力又涌现出来。

作为上一个时代最后的孑遗，黄裳也已经年近百岁。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成了一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九阴真经》，然后死去。这部书集合了黄裳所知道的道家武学的精华，是自吕岩以来几个世纪间内家武学的总结，注定将在嗣后两百年中深刻影响武术世界的命运。

《九阴真经》并非这一武侠史低谷时代唯一的成就。另外几部同样伟大的武学著作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譬如常与之相提并论的《九阳真经》，据称也在同一时期写成，并以夹注的隐蔽方式写在《楞伽经》的梵文经文里，被收藏在少林寺的图书馆。可以肯定，作者是目睹了时局剧变的一位少林僧人。作为金统治区仅存的原宋朝武学中心，少林寺有理由担心会遭到女真人的洗劫。毕竟，虽然有大批训练有素的武僧保护，但和千万人的军队对抗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以隐匿方式写下来的武学典籍，也可以视为一种保存的手段：即使藏经阁沦陷，武术书籍都被焚毁，写在《楞伽经》经文中间的《九阳真经》也可能以宗教典籍的形式躲过被毁灭或落入异族手上的厄运。不过这一秘密不久就失落了，少林寺本身也一无所知，直到一个世纪后，一名负责管理图书的僧侣才偶然发现这部经书的存在。

在稍早一些时候，年迈的独孤求败也整理了他的剑术，提出了他的反招式主义思想。独孤求败认为繁琐的武术招式并无意义，一切剑术及其他武术都可以归结为数百种变化，每一个都存在漏洞，只要抓住其漏洞便能获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就对抗剑术、刀法、鞭法、暗器等各种常见兵刃的进攻归纳出了九类基本的应对技巧，每一类有超过三百种式样，这一崭新的武学发展后来被称为“独孤九剑”。但在宋元时代并没有这一武学的使用纪录。无法设想如果这一武术有后人传承，为何会找不到任何纪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独孤九剑也以文字形式被保存在某个秘密地点，直到两百多年后的明朝中叶才被发现。

同时，从被攻破的北宋宫廷中也流落出了据传为一位宦官所著的《葵花宝典》。¹⁰⁹这部书同样被认为是威力极其强大的武学机密文献，曾先后在多位武学家手上转手。但与前述武学著作不同的是，极少人打算认真修炼其中的武术。因为它要求修炼者进行自我阉割，割掉自己的睾丸或（女子的）卵巢，才能进行之后的练习步骤。这是一般身体健全的武学家所不能接受的，甚至也会怀疑这种内功修炼方式是否真的具有效力。

显然，《葵花宝典》是一位宦官的作品，但其真正作者已经无从查考。在宋朝并没有宦官是武学大师的记录。掌握强大武力的宦官对于皇帝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个别宦官还可以用对皇帝的忠诚来获得信任，那么在宫廷内侍中存在葵花宝典武学的传承链也是难以置信的。至少我们可以询问，当金国军队攻陷汴梁时，这些宫廷武学大师在哪里呢？他们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皇帝免于被俘虏。

史密斯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葵花宝典》来自于早得多的时代，可以早到中晚唐时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宦官们掌握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并且可以废立皇帝，这也是新道教的内丹学说广泛传播的时期。约翰生博提出另一种假设，其作者只是一个年轻的宦官，当他在汴梁沦陷的动乱中离开宫廷后，才在武学研究上取得了成果并在数十年后写作了这部著作。¹¹⁰究竟哪种可能性更为可靠，我们把选择留给读者。

无论如何，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中，没有人学会过《葵花宝典》中的武学。或许练习者打算首先修改这种自残式锻炼方式的缺陷，让修炼者免于阉割也能够练成。15世纪的岳肃、蔡子峰和任我行都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不过看上去这些努力并未获得成功。数百年来，《葵花宝典》一直在一些武术家中流传，但是脱离了它最为适合的宦官群体，这部书并没有发挥其巨大的威力。这一情况在15世纪末才有了改变。

此外或许还应该提到逍遥派的“北冰洋功（Arctic Occean Technique）”，这一奇特的武学以吸收他人的内力而著称。据说正是凭借这一神奇技能，宣仁帝段誉曾击败过强大的贡却鸠摩对大理进犯。和许多高阶武术一样，这一功法在北宋后就消失了，直到明代才以残缺的形式被日月教重新获得（参见第十章）。不过关于这一点还是有争议的。

多部重要武学著作在南北宋之交的问世并非偶然。这是武术世界形成后的第一次浩劫，大批武术家的殒命导致了武术传承的危机。武术家的忧患意识让他们比以往更加注意设法保存旧武术世界的成果，将其以文字的形式加以整理和记录就是最好的方法。许多人会感兴趣，为何这些堪称最伟大的武学思想和著作都出现在这一时代，但可以设想的答案是令人悲伤的：或许在武术世纪早期的诸世纪中，曾有更多这类的武学著作，但已经在北宋末年的战争中毁灭了，那些一度被秘藏的典籍中，更多的在被任何人发现之前，就毁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

第六章　五绝体系的确立与调整（1162年—1227年）

少林的衰落与全真教的崛起

在高宗广受诟病的投降主义统治之后，是他的养子孝宗赵昚近三十年的统治时期（1162年—1189年）。孝宗试图执行较为强硬的对外路线。1163年的北伐运动是自岳飞时代之后第一次试图收复北方的军事尝试，却不幸以失败告终，在金国的军事威胁下，宋金签署了第二份和约，此后半个世纪中，双方形成了稳定的实力均衡。公开的敌对行动基本停止了，和平成为时代的主流。北方的金朝在世宗（1161年—1189年在位）和章宗（1189年—1208年在位）的开明统治下，也逐渐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繁荣。

在这一时期，受到重创的武术世界走出了本世纪中叶的低谷，在恢复和重建中逐渐形成了新秩序。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少林的没落与全真教的飞速崛起。

作为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武术派系，少林寺在南宋初期以来就显著地衰落了。虽然它仍然保有相当的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却已经无法承担武术世界领袖的地位。原因显而易见，在宋金交战和对峙时期，少林寺位于金统治区内，拥有固定的寺院和僧侣，难以像丐帮一样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因此不得不采取远离政治的策略。根据少林寺的铭文记载，在靖康战乱之后，少林也遭到冲击，最后由外来的僧人法和（1079—1157）继任主持，在金朝官员面前，法和“机关酬对，句裹无私。不露锋芒，正眼顿现”，¹¹¹亦即委曲求全，保证了寺院的安全。此后，少林寺虽然与反金运动仍然藕断丝连，但避免再以武术世界领袖的身份出现。

1190年前后的火工头陀叛乱成为压弯少林的最后一根稻草，该年，一名在厨房工作的低级僧人忽然显露出暗中学来的高超武术造诣，杀死了达摩堂的主持者苦智禅师及其他一些僧侣，随后逃走。这位无名僧人开创了一个秘密的少林支脉“金刚门”。而因为这次事件，也使得少林内部矛盾激化，另一名少林首领苦慧在权力斗争失败后，带领弟子前往西域，或许是打算投靠其前辈虚竹子的逍遥派，但却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在新疆立足，创立了另一个少林支脉。¹¹²

但少林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武术世界的一蹶不振，相反，很快有一个新的宗教-武术集团取代它曾经的位置。在12世纪30年代北方的汉族抵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抵抗人士需要一种便于利用的掩盖形式，金国官方也需要一种中介力量安抚他们所不熟悉的汉人民众。在这三种互不相同的需求的合力之下，被称为全真教（All True Religion）的一股新势力应运而生。

王喆（？—1197年），以王重阳的名字为后人所熟悉，堪称12世纪武术世界最大的传奇人物。他出生在陕西咸阳的一个汉人的富庶家族，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出色的武术家。大约在50年代，他曾经参加过金朝的武术科举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因为民族情感而很快与金廷决裂，投入地下抵抗运动。¹¹³在1159年，王喆在终南山建造了一个地洞，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活死人墓”（Tomb of the Living Dead）。王喆住在其中，自称“活着的死人”，曾经写过一首诗称颂这个奇特的“坟墓”：

活着的死人，哦，活着的死人。

在活着的时候得到死亡，是好的开始。

在坟墓中一切空虚而宁静，

隔断了世上的凡尘。¹¹⁴

不过这种灰心丧气的隐居只是表面的掩盖，活死人墓事实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工事，王喆及其部属在这里储藏了大量的军械和食品，以供在陕西地区发动起义所用。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在不久后被金朝侦知，皇帝完颜亮（1150—1161在位）派遣了许多杀手来消灭这个棘手的敌人，王喆以高超的武术造诣保护了自己，然而其部属基本被歼灭，起义的计划变成泡影。完颜亮进一步命令金军占领终南山以摧毁活死人墓，但他在1161年的兵变中被杀，此后的政局动荡使得这个企图未能实现，王喆侥幸安然无恙。¹¹⁵

但抵抗运动的式微和部属的相继死亡使得王喆最终放弃了依赖活死人墓发动反金起义的设想。此后，他将活死人墓让给一位曾和他一同战斗，并有过桃色纠纷的女武术家林朝英，可能是作为对对方的分手补偿。他自己则正式成为一名道教修士，进行刻苦的修行，其道教头衔为“重阳子”（Master of Twofold-Yang），即王重阳。王重阳将吕岩奉为祖师，他继承了吕岩以来的道教内丹理论并加以改革，他的道教修行事实上也是武学的提升。几年后，王重阳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其时代最杰出的武术家之一，但此时还没有人能想到，他未来将会开拓怎样的事业。

在1167年，王重阳离开陕西，前往山东地区传播他的新道教学说，即所谓的“全真道”。他很快有了第一个追随者：宁海州的青年士绅周伯通，周伯通是一个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追随王重阳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宗教，不如说是被他的武学造诣所吸引。周伯通并未拜师，也从未正式成为道教修士，而是和王重阳以兄弟相称，但他在经济上的大力资助成为王重阳在山东地区收获的第一桶金。很快，王重阳有了第一名正式弟子马钰，不久又有了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马钰的妻子）等六名弟子。他们合称“全真的七位大师（Seven Masters of All-Truth）”，成为全真教的柱石及此后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接下去的近三十年里，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北方传教，宣扬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新颖理论，建立了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三教玉华会等诸多零散的修道组织，这些早期组织不仅研究出世的道教哲学，并且抚慰人心，赈济灾民，很受士绅和民众欢迎。它们形式灵活，关系松散，有利于逃过金廷的注意，在后来逐渐成为统一的全真教团的一部分。¹¹⁶

随着教团组织的发展，全真教逐渐从纯粹的宗教组织发展为北方汉人民众的互助组织，最后兼具有抵抗组织的性质。关于全真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反金性质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无疑全真教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都和金廷及后来的蒙古政权保持了相对暧昧的关系，否则在其一开始就会被无情剿灭。全真教也从未以自身的名义发动过反金暴动。但全真教大师们在武术世界多以抵抗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偶尔的侠义之举，总被诠释为和女真政权之间不妥协的对抗。毫无疑问，全真教的出现在南宋放弃北伐之后，给了北方汉人民众以新的希望：一种夹杂着出世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期冀。而他们作为中介力量的出现，即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女真统治者的管理也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而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合力中蹒跚而行。

南宋-金对峙下的武术世界格局

在1190年代，亦即第一届“华山论剑”前夕，在信徒的捐助下，全真教已经在终南山建立了庞大的道教庙宇，并在陕西、河南和山东地区的许多地方建立了稳固据点，在很多方面都盖过了少林。特别是在上述的火工头陀之乱后，全真教无疑已经取代少林，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武术势力。

除了少林和全真教的此消彼长之外，在南宋中期还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首先，丐帮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丐帮是从北宋时代以来硕果仅存的武术家群体之一。尽管这一昔日的庞大帮会在宋金战争中损耗巨大，但其本身的性质就有利于招募和组织流民，大批流亡的人民以乞丐的身份出现，事实上也相差无几，但如果有需要，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很快变成强韧的战士。在南宋初期北方义军的斗争中，丐帮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战争也导致了丐帮性质的重大转变，它由北宋时较为纯粹的乞丐行会，变成了一个汉族的民族主义组织。抵抗运动成为重点，是否行乞在此只有形式上的或次要的意义。战争中，大批并非乞丐的一般武术家和民众投入丐帮，为抵抗运动奉献自己。但当战争告一段落和个人境况改善后，他们就不愿再过传统的乞讨生活。此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了显赫的帮会地位，脱离丐帮是不现实的。他们更倾向于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住舒适的别墅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同时保有丐帮中自己应得的地位。因此，他们号召对丐帮源自乞丐生涯的一些“不体面”的陈旧传统进行革新。

这种倾向很快受到了保守派的抨击。这些人是北宋时期的丐帮的旧势力或其后裔和弟子，在帮会中本来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为了和蒸蒸日上的新贵们对抗，他们团结在传统的口号下，要求丐帮成员必须衣着污秽，生活艰苦。这与其说是内心的需求，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口号。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新旧势力的冲突。当然相对而言，出于明显的理由，保守派更受底层帮众的拥护，他们称自己为污衣派，而改革派则自称净衣派。二者很快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¹¹⁷

因此，在12世纪中叶后，丐帮越来越被两派分化的问题所困扰。问题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其本质在于丐帮作为乞丐行会和汉族地下抵抗组织两个性质的矛盾在整个异族统治时期都普遍存在。因此，丐帮的繁荣也正意味着其长期衰落的开始。

但无论如何，在12世纪80年代开始的洪七治理期间，丐帮看上去重新走上了兴旺之途。在吴长风和洪七之间的大约八十年的丐帮传承谱系已经失落，我们只知道洪七是第十八代帮主，这意味着其中又经过至少八代的传承，这一过多的帮主序列暗示我们，其中许多位帮主大概都殁于南北宋之交的宋金战争。当洪七继任帮主时，面对的是一个衰落中的庞大帮会，正在被内部污衣派和净衣派旷日持久的争端所困扰。

像大多数武术家那样，对洪七的早期经历我们所知极少，只知道他曾经是女真人的奴隶。他的名字提示出他可能尚有六位兄长，但他们或许都已经死于女真贵族的鞭笞之下。自青年时代起，他怀着对后者的深深仇恨投身反金运动。或许从前任丐帮帮主那里获得了指导，洪七以其天才成为一名卓越的武术家，为丐帮做出了许多贡献，受到丐帮帮众的爱戴而最终成为一帮之主。可以说在乔峰之后，丐帮还从未有过如此被寄予厚望的领导人。

尽管颇具有领袖气质和人格魅力，但洪七并不擅长处理繁冗的帮中事务，更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派系纷争。在他在位期间，洪七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将大部分帮务交给四名九袋长老处理，而他本人孤身东四处游荡，品尝美食，间或杀死若干臭名昭著的江湖恶徒或女真官吏，进一步弘扬自己的美名。事实上，他的行为更接近孤身的游侠，而非团体的首领。这对于他个人名声益处匪浅，对他领导的丐帮却很难说有什么帮助。¹¹⁸

虽然有各种缺陷，但在洪七治理时期，丐帮一直作为武术世界的一大支柱和北方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发挥着作用。在这一历史趋势下，丐帮和全真教形成了松散的同盟关系，取代了已经中衰的少林-丐帮联盟，成为第二个武术世界正统体系。这一联盟从王重阳-洪七开始，一直维持到南宋的灭亡。

当绰号为“北方乞丐”的洪七声名鹊起时，其他一些令人瞩目的武术大师也相继涌现。

在东海地区，出现了“东方异教徒”黄药师。他的根据地桃花岛很可能是旧逍遥派的七十二岛之一，在逍遥派衰落之后得以形成独立的力量。在整个东中国海，黄药师和他的弟子们的名字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黄药师本人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反儒家人士，信奉随性妄为的非主流道家哲学，这和逍遥派的主张极为相似。虽然黄药师表面上是一个不过问经济问题的自由学者，但他大部分弟子都是强盗和窃贼，宋代发达的海上贸易可能成为桃花岛的收入来源之一。

与他们相对应的两位武术大师是“西方毒蛇”欧阳锋和“南方皇帝”段智兴。欧阳锋是从西域到河西走廊的霸主，以毒蛇养殖和毒剂提炼而闻名。他的领地白驼山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古老商路上，每年白驼山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另一方面，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1172年—1200年在位），也是宣仁帝段誉的孙子，他继承了大理段氏历史悠久的武学传承，广泛地参与到北方武术世界的事务中。虽然在这一时期，诸如“六脉神剑”等高深武术已经失传，但在宋金战争后的长期衰落中刚刚复兴的中原世界，除却上述的个别高级武术家外没有人能够与段智兴相抗衡。他很快不仅在大理国内，而且在宋帝国的几个南部省份确立了霸主地位。

虽然从未发展到丐帮的规模，但新兴的帮会铁掌帮的发展也相当令人瞩目。在北宋时期，位于两湖区域的铁掌帮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会。但在宋金战争中，处于战争边缘地带的铁掌帮吸收了大批流民和士兵，原韩世忠部下的将领上官剑南担任了帮主，加以整顿和改革，使之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帮会。在上官剑南的门徒裘千仞继任帮主后，铁掌帮击败了原来的地区霸主衡山派，从而掌控了整个两湖，成为中国中部举足轻重的势力之一。裘千仞也以“水上漂浮的铁手掌”的称号而享有盛名。

自1180年以降的武术世界，除了丐帮和全真教的主流地位逐步确立之外，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东西南北各部上述武术家个人的崛起。与较为年长的王重阳不同，“北方乞丐”洪七，“东方异教徒”黄药师，“西方毒蛇”欧阳锋，“南方皇帝”段智兴，以及名声稍逊的裘千仞，当他们在武术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时，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但他们注定将成为未来大半个世纪中武术世界的主角。

第一次华山论剑及其后果

据《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 Condor-Shooting Heroes: A Biography）记载，在1195年，举办了一次被称为“华山论剑”的高级武术比赛，这是一系列类似会议的第一次。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新近出现的，上一代武术家黄裳的著作《九阴真经》。

在比赛之前，因为《九阴真经》的出现，已经导致了武术世界的大规模动乱。上百名武术家为了争夺这部据说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武术水准的神奇著作而殒命，并进一步引起了大量次级的火并和仇杀。直到王重阳和其他武术世界巨头们也先后加入竞争的行列，并通过举办武术比赛的方式来决定《九阴真经》的归属。

黄药师、洪七、欧阳锋和段智兴都受邀参加，另一名受邀请者，铁掌帮的帮主裘千仞则因故缺席比赛。不过武术评论家一般认为，他因为实力较为逊色而不敢与会。比赛进行了七天，据在场的王处一回忆，其过程异常艰辛。最后王重阳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无可争议地以中国武术冠军的身份成为《九阴真经》的拥有者。而其他人也并列亚军，被称为“五绝”（Top Five）。

华山论剑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武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在整个已知世界范围内的武术比赛，以此解决重大争议，这也意味着武术世界自身的发展，已经由原始的开放模式走向相对的封闭体系。

可以将此与少林寺之役进行对比，后者聚会的初衷只是少林和丐帮的争端，并非整个武术世界精英之间有组织的峰会，诸如萧峰和慕容复这样被认为是水平相当的武术家，最后却被证明是差别很大的。同样，萧峰也不知道儿童婆婆、李秋水或剑神卓不凡等杰出武术家的存在，即使知道，进行较量也缺乏现实性。但华山论剑却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已知世界的武术大师们能够一较高下，争夺的不仅是现实利益，也是中国甚至世界武术冠军（武功天下第一）的崇高名号。此后的七八个世纪见证了一系列重大的武术比赛，常常都是以类似华山论剑的模式进行的（见附录二）。

当然，华山论剑并非一般性的武术比赛，但如果仅仅将华山论剑的性质视为对《九阴真经》之类武学资源的争夺，仍然失之肤浅。无可否认，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在某种程度上醉心于《九阴真经》的高深理论，但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军事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术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的目的本质上可以视为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最终获得本书的王重阳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武术大师郭靖后来对此有准确的评论：“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却是想救普天下的英雄豪杰，教他们免得互相斫杀，大家不得好死。”¹¹⁹在此意义上，“五绝”们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现存秩序的确认和维护。按照东西南北中等不同方位的名号，昭示了其瓜分势力范围的意义。

同时必须注意到，“五绝”体系也有其时代的鲜明特征：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许多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激进的社会原子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他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滥用权力的大师。¹²⁰

在“五绝”体系确立后不久，又由于王重阳在1197的突然死亡而导致这一新秩序的第一次危机。这一危机可说是由于五绝体系自身的不平衡性造成的。

“五绝”体系表面上是以王重阳（及全真教）为首，东、西、南、北四位武术大师为辅的五方关系，来自于古老的五行学说。但事实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间并非完全平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另一个潜在结构：即全真教-丐帮‐大理国的“南北”联盟为主导，而对东、西方的黄药师和欧阳锋集团加以遏制。

这一联盟的形成并非偶然。可以看到，全真教、丐帮和大理国的共性在于都有固定的庞大组织，这并非否定其个体主导的性质，但可以表明他们对于维持现状具有共同的强烈需求。相反，东方和西方的两个新兴势力，虽然就黄药师和欧阳锋的个人实力而言不逊色于第一流的武术家，但在主要势力范围已经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也只能居于和他们能力不相称的边缘地位。对于主流体系而言，他们是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和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必须加以遏制。

在华山论剑后不久，王重阳带领门徒访问了大理国，将自己的先天功传授给段智兴，并从后者那里交换到了一阳指——这种武术被认为是克制欧阳锋的妙术。段智兴在几年后也邀请洪七到访，并打算将先天功和一阳指传授给他。¹²¹虽然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但足以证明彼此间的深切信任和密切关联。东方的黄药师和西方的欧阳锋则被明确排斥在这一主流体系之外。虽然他们依然在武术世界秩序中享有超然地位，但却是被全真教、丐帮和大理国的南北联盟边缘化的，他们怀着怨恨，随时都想推翻这一等级秩序。

当王重阳自大理国归来后，就因病重而卧床，再也没有起来过。全真教悲伤地为他筹备葬礼，欧阳锋认为这位宿敌已经死亡，于是公然闯入全真教总部，打算夺取《九阴真经》，但王重阳像拉撒路一样从棺木中站起来，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欧阳锋被重创以最快速度返回了自己在西方的大本营。以这种近乎神迹的方式，王重阳解决了之后数十年中主流体系最大的麻烦。

王重阳的复活不过是精心的伪装，不久后这位武术大师最终死去了。在他死后，全真教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马钰和丘处机两位大弟子手上。另一方面，或许是担心门徒们因为《九阴真经》而起纷争，王重阳任命长期的忠实朋友、也是一代武术大师的周伯通负责收藏这部经典。这一决定被证明是巨大的错误。因为周伯通较低的智商，使得黄药师通过简单的赌局从他手中骗取了《九阴真经》下卷，这令全真教大为震惊和愤怒。¹²²

当时全真教的实力正臻于鼎盛，有周伯通这位仅次于王重阳的武术大师，加上欧阳锋已经逃遁，完全可以腾出手对桃花岛开战。然而当全真教的领导人准备对黄药师发起讨伐时，大约在1198年，《九阴真经》很快又被黄药师的两名门徒——陈玄风和梅超风夫妇——盗走。如果说全真教对此可能有所怀疑，那么黄药师随后在盛怒之下打残和赶走了其他门徒，也足以使他们深信不疑。全真教的主要注意力遂集中在逃走的陈玄风夫妇身上——至少对付他们比对付黄药师容易一些——而各大势力之间的一场大冲突遂得以避免。

当然，对于《九阴真经》的失落，全真教并未放弃追索黄药师的责任。周伯通在1199年赴桃花岛找黄药师交涉，但被后者击败后秘密囚禁。这场冲突使得全真教受到了一定损失，但并非致命。七位全真大师仍然在全国各地活动，广招门生，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许因为经常作出顽童行径的周伯通销声匿迹还松了口气。同时，因为《九阴真经》失落和门徒背叛而发狂的黄药师也退缩回到桃花岛，长期隐居起来。另外，欧阳锋在被击败后也被压缩回了西域一带。因此，在这次危机过后，全真教-丐帮‐大理国的松散联盟在武术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无疑难以撼动了。

但在大约二十年后，随着蒙古帝国在北方的崛起，五绝体系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冲击。

蒙古的崛起；金国武术集团的挑战

当13世纪开始时，蒙古只是日后以其名字命名的广袤草原上的一个小部族。中国人仅有片断的记载，而印度、伊斯兰和西方诸文明世界完全不知道其存在。但仅仅在约半个世纪后，蒙古人已经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有史以来最大帝国，面积超过一千万平方英里。这一切不仅源于其领袖者的天才，史料显示，一些中国武术家的加盟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12世纪中叶，蒙古部族曾经侵扰金国边境，不过这一短暂插曲随着蒙古首领俺巴孩被女真人残酷处死而告一段落。这一事件是后来蒙古人对金政权展开残酷报复的序曲，但此后近半个世纪内金朝对蒙古草原的宗主权一直牢不可破，而蒙古内部各氏族则在俺巴孩死后陷入无可救药的分裂和混战中。

13世纪初叶，一个被称为“江南的七个怪物（Seven Weirdos in Chiang-nan）”的小武术家群体在其故乡嘉兴与全真教的丘处机发生武装冲突后逃往蒙古高原，并在蒙古乞颜部中住了下来，受到了其首领铁木真（1162年—1227年）的欢迎，在那里他们收了一名同样来自江南的汉族难民儿童郭靖（1200年—1273年）为其弟子，并且教授了铁木真部落的战士一些实用武技。

铁木真在草原上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的父亲，蒙古首领也速该在其幼年被塔塔尔人杀害。在落魄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之后，依赖其义兄弟札木合及其义父克烈部王汗等人帮助，铁木真得以继承父亲的地位，成为蒙古一部的首领，并逐渐兼并其他部族。1206年，铁木真和王汗镇压了反金朝的塔塔尔人，因而被金朝封为部落官，但却要缴纳沉重的贡赋。铁木真渴望摆脱藩属地位，他当然很清楚，在反抗女真人的宗主权之前，必须首先统一蒙古草原。铁木真首先不动声色地借着和邻近部落的各种矛盾展开兼并战争，同时大刀阔斧地推动对旧氏族体制的改革。这些举措令札木合和王汗也先后和他决裂。铁木真在空前强大的同时也面临着整个草原上的昔日朋友都变成敌人，蒙古草原的内战开始了。

在这段艰苦的战争中，“七个怪物”及逐渐长大的郭靖也积极参与了铁木真的作战，譬如他们刺探到了王汗和札木合进攻的情报，并擒获了桑昆的儿子都史。¹²³在战争获得胜利后，作为回报，铁木真允诺将自己的爱女华筝嫁给郭靖，后者因此被称为“金刀驸马”。

1216年，当兼并数千英里内的大小部落后，铁木真在斡难河举行大会，成为蒙古各部落的领袖，被称为“成吉思汗”。在对各部族进行一番整合后，成吉思汗开始展开他梦寐已求的征服之旅。在这一各大文明帝国的衰微时代，来自草原的蒙古骑兵罕有敌手。1219年，金国中都（北京）被攻陷，中国北方大量州县都被蒙古帝国的势力所笼罩。两年后，成吉思汗率大军攻破花剌子模，将势力拓展到亚洲中部。1227年，党项人的西夏被征服，成吉思汗死于是年，但蒙古人的征服史仍在继续。1234年，金国最后灭亡，此后，蒙古代替金国，成为南宋的最大威胁，并在四十多年的对峙后，完成对南宋的征服。

在这一政治版图剧烈变动的时期，武术世界的秩序也发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重大变化。

1217年，“七个怪物”和郭靖从蒙古返回中国本部，除了私人原因外，也担负着为铁木真侦查金国情报的任务。铁木真希望来自南宋的武术家们能为他刺杀金国政治家完颜洪烈亲王：此人在不久前的蒙古部落战争中上下其手，带给铁木真以巨大的压力。无论从其作为南宋臣民或是蒙古人盟友的身份来说，郭靖和他的老师们都乐于从命。

郭靖进入华北地区后，就和其老师分开，单独行动。此后展开一系列冒险活动。其详细内容，查良镛在他多卷本的郭靖传记中有过详细记叙，我们在此不拟详述。但有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郭靖在张家口结识了黄药师的女儿黄蓉，并为后者所青睐。自此其事业腾飞就与五绝体系间或明或暗的争斗密不可分。

郭靖和黄蓉认识不久后一起抵达金朝的首都中都或燕京，并被卷入全真教和效忠金国的武术家集团的冲突中。

虽然在名义上服从金国官方，但全真教一直保有自己独立的武术势力，并随着信众的增加而不断扩张。这一点早已引起了金国官方的警觉，在赵王完颜洪烈的主持下，金国招募了一系列武术家，组建了效忠于女真政府的可观队伍，其中的重要人物包括山西的彭连虎、黄河中游的沙通天、东北的梁子翁和来自西藏的灵智上人等重要地方武术豪强，形成了五绝体系之外的一股势力。他们本来一直被全真教和丐帮的正统体系所排挤，如今既然在金朝官方提供的平台上联合起来，与正统体系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使得问题更加严峻的是，蛰伏多年的“西方毒蛇”欧阳锋派遣自己名义上的侄子，实际的私生子欧阳克来到中都，也加入到这一团体中。欧阳家族在五绝体系中一直是被边缘化的最弱一方，他们的一系列行动都表明有和金国武术集团结盟的意图。全真教对此十分担忧，几乎在郭靖和黄蓉到来的同时，丘处机和王处一也来到燕京，准备处理这一棘手问题。

郭靖和黄蓉到达中都后，随即向完颜洪烈发难，因此也成为了全真教的盟友，他们救援了受伤的王处一，并和七个怪物会合后进入王府。冲突因为双方势均力敌而并未全面爆发，不过金国武术集团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此后“七个怪物”与丘处机之间的宿怨也达成和解。

但黄蓉的身份却十分尴尬：因为《九阴真经》的问题，全真教对桃花岛一直充满疑虑。丘处机无法容忍黄药师（在他的眼中黄蓉当然代表了她的父亲）公然介入华北的武术界事务，因而强烈反对郭靖和黄蓉的关系，并提出要郭靖和另一个自己选定的少女完婚，遭到了他的拒绝。“七个怪物”既然得到机会，便也认同于正统体系而试图切断郭靖和黄蓉的联系。最后，叛逆的郭靖和黄蓉和这些长者不欢而散，逃向更南方的省份。

在中都的斗争只是金国武术集团和全真教-丐帮联盟之间冲突的前哨战。不久，金国武术集团就开始在华北和华东的一系列扩张，不可避免地与在这些地区广泛分布的丐帮势力发生冲突。

为应对这一危机，“北方乞丐”洪七亲自出动，先后驱逐了在其势力范围从事破坏活动的梁子翁和欧阳克。与此同时，洪七也和郭靖和黄蓉相见，与丘处机不同的是，洪七对这对情侣颇有好感，并打算充分利用这段关系。他将二人收为弟子，教授了郭靖以传统丐帮武术“降龙十八掌”，也传授了黄蓉一系列武术，从而间接向黄药师抛出了和解的橄榄枝。

在被洪七驱逐后，欧阳克紧急向父亲求援，被激怒的欧阳锋遂亲自到来。后者深知尽管在武学造诣上并不畏惧洪七，但贸然挑战庞大的丐帮-全真教联盟是很不智的。欧阳锋的计划是以联姻的形式联合黄药师，以东西联合的形式，挑战多年来占压倒性优势的南北联盟。由于王重阳早已死去，段智兴也已沉寂，在个人的强横力量主宰一切的时代，这一图谋是大有可能的。

因此，黄蓉的婚姻问题陡然成为五绝体系变动的关键要素。东方和西方的联合或决裂在此一举。欧阳克和郭靖同时到桃花岛求婚。黄药师对和欧阳锋联合，一同宰割天下的前景不无心动，不过此时黄蓉早已倾心于郭靖，在洪七的力主下，郭靖和黄蓉的情侣关系获得确认，令黄药师也不得不点头。郭靖也设法营救了周伯通，从而让黄药师和全真教之间的关系也得到缓和。这样一来，主流体系的队伍又壮大了。

失败的求婚尝试之后，欧阳锋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譬如在一次海上冲突中重创了洪七，以及杀死了全真七大师之一的谭处端，大为削弱了全真教的实力。但联合黄药师的失败所受到的损失仍然难以弥补。欧阳锋不得不屈尊依靠金国武术集团的力量来抗衡其他武术大师日益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裘千仞也加入了金国武术集团，从而使得武术世界两大阵营的天平暂时又获得了平衡。

在铁掌帮成功掌控扬子江中游之后，首先与“南方皇帝”段智兴的势力发生了冲突。在华山论剑后不久，裘千仞潜入段智兴皇宫，打伤了他刚出生的儿子，这个孩子不久后死去，导致了段智兴悲伤地剃度为僧。大理国的势力陷入中衰，裘千仞和铁掌帮从中获益良多。不过其生存空间在更广大范围内仍然受制于丐帮。毕竟与全国性的丐帮相比，铁掌帮不过是一个地区性的帮会。

对于野心勃勃的裘千仞来说，臣服于全真教-丐帮联盟及更大的五绝体系，远不如彻底推翻后者具有诱惑力。因此裘千仞积极向金国方面靠拢，当洪七被欧阳锋击伤后，裘千仞遂试图利用丐帮的权力真空，以傀儡杨康篡夺丐帮，不过洪七出人意料地将帮主之位传给了黄蓉。在郭靖的协助和丐帮长老鲁有脚（？—1259年）等人支持下，黄蓉挫败了杨康，在湖南君山接任帮主。这不仅令裘千仞的图谋归于失败，也彻底巩固了和黄药师的新联盟。

蒙古西征；第二次华山论剑

武术家的政治嗅觉往往跟不上局势的发展。金国政府在武术世界的扩张很快不得不中止，因其后方的蒙古人已经大举南下，在1219年攻陷了燕京，金政权的统治范围仅收缩到河南一隅。完颜洪烈抛下武术世界的事务，奔赴中亚的花剌子模（Xorazm）求援。花剌子模在13世纪初兴起于阿姆河下游，在国王阿拉丁·穆罕默德（Alā al-Dīn Muḥammad，？—1220年）的领导下占有了从波斯湾到里海和咸海的大片土地，扩张的势力直抵巴格达。穆罕默德对于东方世界也野心勃勃，在完颜洪烈的建议下他处死了蒙古的使者并劫掠其商队。

同年，郭靖返回蒙古高原和成吉思汗会面，后者正在筹划对花剌子模的战争。郭靖旋即被任命为蒙古西征右军元帅，参与攻打花剌子模。由于当时蒙古和宋朝处于联盟关系，他为蒙古宫廷的服务无悖于对自己宋朝臣民身份的认同。不久，黄蓉也带领鲁有脚等丐帮武术精锐来协助他。花剌子模表面的强大在蒙古骑兵面前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最后他们把希望放在城防的坚固上，但这一点也被据说是黄蓉的巧计克服了。当成吉思汗围攻花剌子模的首都撒马尔罕城时，郭靖和数千名蒙古军人用一种自制的革伞从附近的山峰上滑翔而下，进入城内，按照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

大家都认为，将撒马尔罕攻下来需要好多年，因为这是怎样一座城堡呀！成吉思汗亲自围绕着城堡和堡前斜坡巡视了两三天。考虑攻城和夺取城门的计划，但却毫无进展。苏丹穆罕默德在大清真寺中举行祈祷，告诉人们只要坚守住，援军即将到来。但是当天夜里，附近的秃木峰上出现了火光，随后有不计其数的蒙古军人随风飘入城中，就像冬天的雪花一样不可阻拦，同城中的守军展开激战。伊斯兰教的法官、司教和教长都为此震惊，沮丧地说：“这必定是真主的旨意。”黎明时，城内的蒙古人打开了纳马斯哈黑门，让城外大军开进城里。人们听到，蒙古士兵们在欢呼着一个闻所未闻的名字：“郭靖！郭靖！”¹²⁴

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空降作战。许多人因为革伞破裂而摔死或伤残，但强韧的武术家们并未受到严重损伤，也成为夺下城门的主力。撒马尔罕就这样被攻陷了，完颜洪烈被活捉后处死，穆罕默德逃向里海，翌年就病死在那里。这就是花剌子模的灭亡。这一过程中，欧阳锋一再试图阻挠，但没有取得成功。某种意义上，蒙古西征的胜利也意味着他在西域势力范围的丢失。此后，欧阳锋虽然仍跻身五绝体系，但在政治上已经微不足道。

全真教方面则从成吉思汗一个个奇迹般的胜利中发现了机遇。丘处机带着十九名弟子亲赴中亚，在郭靖的牵线下和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城下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成吉思汗已经年纪老迈，因为相信丘处机拥有长寿的秘方而对他礼敬有加，丘处机得到了他对全真教的支持，这对于其教团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丘处机也并非只是投机分子，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劝阻了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的屠杀。

在1220年，郭靖随成吉思汗结束西征，返回蒙古。然而他没有想到，随着金国和花剌子模的征服，成吉思汗的下一个目标不可避免地指向南方的宋朝。郭靖因此和成吉思汗发生冲突，导致他的母亲自杀。郭靖在蒙古人的围攻中逃回华北。

这一悲惨事件是郭靖命运的转折点，它将郭靖从蒙古人的军事行动中带回到中国武术世界。不久后，他参与了第二次华山论剑，裘千仞打算在华山挽回他的名声。却被已经成为佛教僧侣的段智兴制服后带走，后来终生成为段智兴事实上的囚犯。郭靖作为黄药师的准女婿和洪七的得意学生被特许参加剩下的比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欧阳锋也参加了这次比赛，但在比赛中陷入疯狂而离去。最终谁获得了这次论剑的冠军有多种说法。但广义上的胜利者是很清楚的，即新生的武学大师郭靖。他实质上消灭了“西方毒蛇”和铁掌帮的势力，并使得东方的黄药师和其他势力达成和解。他本人则与包括丐帮、全真教和大理国的各大势力都保持良好关系。

第二次华山论剑实质上是对第一次遗留问题的解决，如今武术世界剩下的最高层已经消除了积累的矛盾，获得了比以往更为彻底的统一。各巨头中，随着洪七和黄药师的老去，郭靖将在接下去二十年中成为武术界真正的领袖人物。

郭靖和黄蓉在翌年完婚，他们的婚姻在形式上象征着这一新纪元的到来。如果蒙古能与南宋保持和平，这将是一个玫瑰色的美好时代。不过如今华北已经陷入战乱，武术世界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威胁：惨烈的蒙宋战争即将开始。

第七章　宋末武术世界与蒙宋战争（1227年—1279年）

从成吉思汗之死到大胜关会议

在其母亲死后，郭靖已经矢志团结中国武术世界的全部力量进行抵抗蒙古运动。当蒙古在襄阳一带与宋朝发生军事冲突后，郭靖果断地站在了抵御蒙古入侵的前线，对昔日的恩主成吉思汗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或许由于郭靖的缘故，蒙古人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放弃了直接进攻南宋的计划，而首先对西夏发起了灭亡战争。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之后七年，1227年8月25日，西夏灭亡前夕，成吉思汗在西夏的灵州去世。据说在其死前曾与郭靖有过会晤，成吉思汗向他夸赞自己的广袤国土，但郭靖向他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武术，并反唇相讥，告诉他死后也占不了几英尺的土地，令后者愤懑而死。¹²⁵

成吉思汗逝世后召开了被称为“忽里台”的蒙古军事贵族会议，他的儿子窝阔台被推选为第二任蒙古大汗（1229年—1241年在位），随后是窝阔台的长子贵由（1246—1248在位）和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蒙哥（1251年—1259年在位）。窝阔台在1234年初灭亡了在河南苟延残喘的金国。南宋试图从金国的灭亡中获益，同年派遣军队占领了汴梁和洛阳，但遭到蒙古人伏击，损失惨重后撤军。蒙古和南宋于是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

在宋蒙开战时，蒙古人也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进行宏大的扩张。在1235年，蒙古人开始了新的西征，征服了俄罗斯诸公国并进入波兰地区。稍早一些时候，一支蒙古军队攻入伊朗和小亚细亚。而在更东方的朝鲜，自1231年起也饱受蒙古人的侵袭。在蒙古军队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残暴的屠城和杀降。

对正在形成中的蒙古帝国来说，较为特殊的是1240年代对西藏地方的吞并。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一吞并基本在和平状态下进行。蒙古人并没有太多军事占领这一苦寒高原的兴趣，而自9世纪以来一直在分裂中的西藏却渴望借助外来力量摆脱目前的混乱局势。在1240年，萨迦派德高望重的知名僧侣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1182年—1259年）受窝阔台之子阔端的邀请，起程前往凉州。贡嘎坚赞此前就收了逃到西藏的桑昆的幼子霍都为徒，对蒙古人有一定了解。贡嘎坚赞向阔端宣讲西藏的佛教信仰并为他治疗了疾病，得到了后者的尊敬，尊称他为金轮仁波切（法王），他以这一名号为中国武术世界所知。金轮很快被送到北方朝见病重的窝阔台汗，窝阔台正如成吉思汗对丘处机那样，希望他能为自己延年益寿，封他为蒙古帝国的国师。不过窝阔台仍然在当年年底因为酗酒而死。金轮于是归于忽必烈的麾下。

如果遥远的俄罗斯和苦寒的西藏都能够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那么近在咫尺的南宋就更不应该成为问题了。从1235年开始，蒙军分东中西部三路进攻南宋，试图彻底征服这一弱小邻邦，却遭到了异常激烈的抵抗。在西部，蒙军劫掠四川后北归；在东部，蒙军被宋军在庐州以火炮击退。在中部的局势最为危险，1236年，蒙军占领襄阳后向江陵进发。南宋在失去襄阳这一屏障之后，面临着蒙军顺长江东下的危险，而沿途并没有多少可用的防御体系。不过蒙军在江陵被宋将孟珙（1195年—1246年）所拦住。而郭靖和丐帮的武术家们在1238年协助宋军收复了襄阳，迫使蒙古人撤退。这一危险遂被暂时消除。

此时的武术世界处于一个新的兴盛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华山论剑的势力整合。在清除了欧阳锋和裘千仞及金国武术集团之后，全真教-丐帮联盟的主导地位空前牢固。对于全真教来说，蒙古入侵在中国北方地区掀起的社会动荡也有助于其组织的扩张。在一千年前的胡族入侵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势力就是如此壮大的。并且由于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在中亚地区的传奇会晤，使得全真教拥有了一把最好的保护伞，对于全真教来说，在蒙古统治时期采取和在金代类似的双面路线也自然而富有成效。虽然王重阳早已逝世，而七大师也逐渐老去，但以重阳宫为中心，全真教又招收了大量第三和第四代的弟子，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武术家，成为武术世界最大也最受敬重的势力。但也正在这一时期，在摇摆的政治局势影响下，全真教内部开始酝酿着亲蒙古派和反蒙古派的对立。在四十年代，这一对立走向了公开化。

丐帮则与之相反。黄蓉娴熟的统治手腕甚至令污衣派和净衣派的分歧得以弥合。虽然黄蓉本人完全不喜欢污衣派的作派，但其依赖的亲密副手鲁有脚却是污衣派的领袖。因此，两派达成了势力均衡和妥协，并且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派系间的龃龉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即使丐帮的男权主义者不喜欢被女人统治，黄蓉背后的武术大师郭靖也足以令其臣服。

在第二次华山剑术会议后，郭靖夫妇返回桃花岛定居，在形式上仿效其岳父黄药师进行半隐居的生活。但从1235年开始，蒙古开始全面南侵。随着蒙古与宋之间军事冲突的频繁，郭靖夫妇开始越来越多地返回中国内地，直到13世纪40年代在汉水流域的襄阳定居，这一地区当时已经成为宋蒙战争的核心区域。

在军事上，襄阳的地位十分突出。它位于南方和北方的交接位置，背靠四川和湖北之间的群山而面对广阔的东部平原。对于南宋来说，这是面对蒙古铁骑的漫长防御线的枢纽，一旦失去就面临无险可守的窘境。宋蒙第一阶段的战役令宋人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不过宋朝官方由于低效迟缓的官僚机制在1250年代才开始加强襄阳城防。而在此之前以及之后，襄阳城主要的防守力量都是郭靖夫妇及其他武术家的民兵组织。

在蒙古人第一轮的全面进攻之后，南宋武术界及其北方的汉族同道深刻感到有必要建立统一而灵活的动员和防御体制。武术家作为个人不惧任何蒙古士兵，但作为群体，却无法和统一的蒙古骑兵相抗衡。因此，进行准军事化的协同作战成为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1243年，由郭靖和黄蓉主持，召开了大胜关英雄大会，这是少林寺之会后少有的泛武术世界会议。这次会议旨在以全真教-丐帮联盟为基础，确立全武术世界的盟约关系，推选出一位盟主并建立对蒙古的作战机制。按照本来的进程，名誉上的盟主应当由洪七担任，而郭靖则是主持具体事务的副盟主，这事实上反映了之前二十年一直运行的实际情况。不过在确立具体的联盟关系之前，会议就因为金轮仁波切的闯入而被迫中止了。

蒙古武术集团的建立；全真教的分裂

在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大规模侵宋战争中，以郭靖为代表的武术世界的广泛参与是蒙古被挫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之前的女真人一样，感到威胁的蒙古帝国开始努力组建自己的武术家团体。其中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所招募的武术精英最为强大：这一团体是国际性的，已知包括来自波斯的尹克西、印度的尼摩星、回回的马光佐和中国南方的潇湘子，而其领袖则是上文提到的贡嘎坚赞或金轮仁波切。

但是这一名单本身也反映出严峻的问题：蒙古统治者由于其民族歧视政策，对主要由汉族人构成的武术世界难以吸纳。可以看到在忽必烈的武术家阵容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后来认定的色目人，而较少汉族成员。这显示出由于郭靖的先例，蒙古统治者很难再信任来自汉族的武术精英：将一个随时可以杀死自己的汉族武术家放在自己身边是极度危险的。但这也限制了这一团队的武术能力，除了潇湘子和金轮仁波切，大部分成员水平较为平庸，并且因为来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而内斗激烈。

不过金轮仁波切本人的武术造诣可以部分地弥补这些缺陷。他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也是贡却鸠摩之后卓越的西藏武术大师。古老的西藏武术在他手上获得了复兴，令他具有了堪与“五绝”相媲美的武术造诣。只是其生平早期的活动仅限于僻处西藏南部的萨迦寺而不为外界所知晓。蒙古帝国的扩张战争给了他以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活动的机会。金轮以蒙古国师的身份参与了一系列对南宋的军事行动，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大胜关会议。

由于这次会议在宋和蒙古的边境地带进行，金轮仁波切及其弟子霍都和达尔巴毫无困难地进入会场。他们的忽然闯入令会议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些异族武术家与会的资格，但也没有理由否认他们的武术家身份。金轮向名义上的盟主洪七挑战，但洪七本人并不在会场上。汉族武术家本来可以指望郭靖战胜金轮，但但最后采取了三局两胜制度的三场比试，这使得汉族武术家的人数优势不起作用，并且在郭靖可能和金轮发生交手之前，霍都和达尔巴已经先后获胜。因此，即使郭靖最终获得胜利，大胜关会议仍然面对着被异族击败的耻辱。

不过，规则从来不是最重要的。在汉族武术家的默许和怂恿下，一名叫杨过的青年近乎违反协议地再度向金轮的弟子们挑战——如果他也失败了，那么几乎必然会有更多的车轮战。杨过是一名有造诣的武术家，但主要依赖诡计和欺诈才能获得两次奇迹般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加上他人的威慑，迫使金轮和他的弟子不得不离去。最终，由杨过的老师，一位籍籍无名的武术家“龙的小女儿”担任了武术世界盟主。

“龙的小女儿”是一名龙姓的女武术家。她是和王重阳同时代的女武术家林朝英的继承人，与全真教关系长期紧张。她的弟子杨过事实上是郭靖的子侄，被送到全真教学习后，因为感到自己受到僵化的体制压迫而叛逃，随即投入龙的门下。二人发生了当时认为的乱伦关系。在杨过的奇迹般胜利后不久，这一丑闻也被曝光。在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下，龙和杨过无论如何无法再在主流势力中立足，更不用说主持武术界的事务，这次精心准备的大会最终以闹剧收场。虽然金轮没有成为盟主，但事实上联盟也陷入了瘫痪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武术世界的一大挫败。

更大的挫败发生在不久之后。在金轮的主持下，效忠蒙古帝国的武术家们以敕封掌教的名义闯入全真教的总部重阳宫，其用意在于压迫全真教服从蒙古朝廷。他们受到了以赵志敬为代表的亲蒙古势力的欢迎。掌教尹志平拒绝接受敕封，赵志敬以其势力迫使尹志平让位给自己，一度成为新的掌教。虽然赵志敬的图谋被复出的马钰和丘处机所挫败，但全真教内部的深刻割裂已经表面化了，内斗激烈，不复昔日的盛况。二十多年后，七大师都已逝世，此后的掌教张志敬正式将总部迁入汗八里，托庇于蒙古大汗的帐下。

在1243年后，“五绝”中的洪七和欧阳锋已经去世，其同时代人也日益老迈。郭靖及丐帮-全真教联盟在蒙古武术集团的进攻下岌岌可危。不仅全真教面临着内部亲蒙古派的抬头，丐帮也被蒙古势力渗透，甚至短暂地出现了被称为“南派丐帮”分裂势力。¹²⁶但新武术大师杨过的崛起使得双方的天平得以平衡，也使得武术世界的战争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长久持续下去。

在和其老师的丑闻被揭露后，杨过和“龙的小女儿”被迫分离，后者与另一位富有的武术家公孙止举行了婚礼。愤怒的杨过投奔了北方的蒙古阵营，受到了四王子忽必烈的礼遇。忽必烈希望他能够协助蒙军击杀郭靖，打开襄阳城门。

虽然受到忽必烈本人的亲热对待，然而蒙古人的民族屠杀日益刺激了杨过的民族情感，在襄阳战役中，他一再目睹了同胞被虐待和杀戮的悲惨状况。最终在郭靖的劝导下，杨过再次叛逃至南宋阵营中，自此成为坚定的反蒙主义者。由于杨过的叛变，也由于另一位潜伏在蒙古军营中的汉族武术家冯默风的配合，在野战中受到围攻的郭靖得以顺利逃回襄阳，导致了蒙古第二次襄阳战役的失败。

从较早的郭靖，到后来的杨过和冯默风这些著名的例子，足以证明蒙古帝国民族歧视政策的致命缺陷。在后来元时期，这一政策将各民族划分为诸多等级，其中汉族永远处于下等之列。这一举措使得汉族武术家和蒙古帝国之间的矛盾长期难以弥合，也使得他们对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继续付出政治忠诚。即使在南宋灭亡后，他们仍然长期和蒙元统治者保持疏远和敌视。一个世纪后武术世界普遍的反抗运动正根源于此。

杨过的改邪归正也未能使他完全赢得民族主义的信任，他接下去的人生相当不幸。因为怀疑杨过再次策划反叛，杨过在1243年和郭靖的女儿郭芙发生冲突，被后者砍断了一条手臂。“龙的小女儿”和公孙止的婚姻并未持续下去，但她后来独自隐居，拒绝和杨过见面，让杨过以为她已经死去了。虽然如此，杨过由于与其老师的丑闻，仍然被武术世界主流所孤立。但杨过在不久后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上个世纪独孤求败的武术传承，而成为一名真正的武术大师。据说他驯养了一只超过一人高的巨鸟，一些古生物学家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认为这种鸟可能是上新世的骇鸟科成员（Phorusrhacos），这种三米高的史前巨鸟被普遍认为早已在数百万年前灭绝了。甚至有学者认为，从这种动物的特征来看，可能是一种披挂羽毛的恐龙的孑遗，譬如恐爪龙（Deinonychus）。¹²⁷如果关于巨鸟的记载能够被进一步的史料证实，这些推断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13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杨过在全国范围内和一些边缘化的武术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一支可观的个人力量。杨过在13世纪50年代的活动曾经深入影响到南宋政府的决策。在1253年，主持四川的军事长官余玠病故，死后被政敌剥夺了官职。次年他的下属王惟忠将军被余晦和陈大方诬告通敌而处死，四川防务也被平庸的余晦接管。四川边防面临着内部危机。杨过和他的属下诛杀了陈大方，并对恶名昭彰的宰相丁大全处以私刑，随后面见理宗皇帝（1224—1264在位）要求其撤换腐败的官员。理宗不得不表示部分妥协，撤换了余晦并为余玠恢复了名誉。¹²⁸因此，晚期南宋政府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深地和武术世界绑定在了一起，他们不得不一同为汉族人民的生存和尊严而战。而在1259年的襄阳战役中，这种团结与对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强度。

两次襄阳战役与南宋的灭亡

虽然有武术世界的激烈冲突，但在1243年的襄阳战役后，宋蒙之间战争暂时中止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帝国扩张的停止。后者正在其他各个方向上取得丰硕的成果。金轮仁波切随后在忽必烈的授意下返回西藏地区，着手说服各地方势力归附蒙古帝国，如果未能说服，他即以武力慑服。在1247年金轮和阔端举行了所谓的凉州会盟。金轮向阔端呈上了西藏的地图、人口册和大量贡品，在形式上将西藏纳入蒙古大汗的治权下，而事实上则由萨迦派的僧侣通过宣政院进行直接统治。¹²⁹

在兼并西藏后，1253年，忽必烈率军从其边境进攻大理国，这一有悠久武术传承的南方国度此时已陷入衰落，最后一位武术大师段智兴已经衰老不堪，并且居住在宋朝境内。但为了确保战事成功，还是有大批精锐武术家与忽必烈同行。大理国在第二年初被灭亡，金轮仁波切等忽必烈的武术家们焚毁了古老的天龙寺并杀戮了其中的僧侣，大理武术家们仅仅成功救出了最后一位大理皇帝段智兴。

大理国的灭亡意味着蒙古帝国已经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从1258年开始，蒙哥汗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襄阳，金轮仁波切随扈而行。忽必烈在灭亡大理后也向北方进军，与其兄长在襄阳会合。于是蒙古帝国的锋锐和中国武术世界再一次发生激烈的交锋。

此前数年，南宋方面已经加强了防务，名将吕文德（1215年—1270年）被派遣为襄阳守将，牢固的襄阳城防于1254年前修缮完成。在武术世界方面，郭靖夫妇自1243年起就常驻襄阳，丐帮的实际指挥部也安插于此。大理国灭亡后，大量流亡人士，如朱子柳家族、武修文武敦儒兄弟也聚集在襄阳，此外还有许多武术家赶来赴援。面对这一形势，理宗在1254年的诏书中要求襄阳官员“安集新民，抚循斗士，使开关可以战，闭户可以守”，即与武术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形成战斗力，事实上默认了这一边城已经由武术世界控制的现状。¹³⁰

在1259年，以丐帮推选帮主为名义，新的英雄大会召开了，武术家们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达到了1243年所未能达成的目标。郭靖的女婿耶律齐被推举为新任丐帮帮主，进一步巩固了郭靖家族数十年来对丐帮事实上的控制，在此危急时刻，这一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全真教的部分力量在李志常的率领下到来赴援，但此时的全真教已经分崩离析，特别是张志敬已经在汗八里建立了亲元的全真教一系总部。因此在襄阳战役中，全真教并未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老迈的黄药师、周伯通和段智兴等武术大师也到来并参与了这次对蒙古军团的作战。更为重要的是杨过刚刚和“龙的小女儿”复合，就赶来并投入了他领导下的全部力量，这使得整个武术世界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战事的进程最初令人振奋。郭靖对襄阳的防守无懈可击。在野战中杨过击毙了金轮仁波切，武术家利用一种基于中国星座系统的阵法令蒙古军队陷入混乱，但很快这些成就都因蒙古军队的人数优势而荡然无存。武术家们不得不采取一种极度疯狂的策略。他们以杨过和耶律齐为核心向蒙古军队的中部发动了进攻，其目的在于突袭蒙哥汗的车驾。

对武术家们来说幸运的是，此时的蒙古军队由于两翼张开的战术可能在中部是相当薄弱的。他们得以攻入蒙古各个军团之间的空隙中。但只有杨过一人成功地接近了大汗本人。战争转变为古老的刺杀行动。蒙哥正如昔日的嬴政或耶律洪基一样面临着被武术家追逐的险境。一些记录声称，在一场搏斗之后，杨过用一把叫作“屠龙”的尖刀斩下了蒙哥的头颅。但据查良镛博士的研究，杨过和蒙哥可能并没有近距离地搏斗，当蒙哥向自己的军队逃窜时，杨过的飞石掷中了他的坐骑，令其负伤。蒙哥从马背上被抛下来，当场被摔死。¹³¹

杨过杀死金轮和蒙哥汗的故事成为汉民族主义者们长期传诵的传奇。不过这一点的意义不宜高估：金轮的死因为其更富才略的侄子八思巴的崛起而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后者的意外身亡反而使得卓有才干的忽必烈登上帝位。因此最终的胜利者是新皇帝忽必烈和帝师八思巴。蒙古和南宋的强弱对比也并未改变，新的南征战役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如何，1259年的暂时性胜利令武术世界感到振奋。同年召开了第三次华山论剑。这并非一次武术比赛，只是重新以五绝的名义，确立了已经大相径庭的武术世界秩序。虽然长寿的黄药师和段智兴仍然保持了其名号，但桃花岛早已经并入郭靖的掌握，而大理也已经灭亡，这些称号是有名无实的。真正的主导者是“中央顽童（Middle Boy）”周伯通所代表的全真教部分力量和“北方骑士（Northern Knight）”郭靖及其家族所代表的丐帮系统，杨过以其所属边缘武术家的势力继承了欧阳锋的地位，晋升为“西方狂人（Western Madman）”。这次的华山论剑意味着这些过去曾经疏远甚至敌对的力量结成了统一联盟，将继续对抗蒙古帝国的事业。但这些称号的地理方位含义已经完全虚化了，在蒙古的强势军事进攻面前，在华南之外的其他地方，武术世界的势力范围仅剩下了一些残片。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南宋武术世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北方，忽必烈在1260年召开蒙古贵族大会，宣布自己登上大汗之位，但没有受到普遍的承认。即使在1264年击败其主要竞争对手阿里不哥后，仍然只控制了蒙古帝国的东部，即蒙古高原、满洲、西藏和中国北部地区，控制中亚和东欧的西方诸汗国则坚决否认忽必烈为蒙古帝国的共主。这与其说是忽必烈个人的能力不足，不如说是过于庞大的蒙古帝国必然走向分裂的趋势。

忽必烈渴求征服中国南部以在统治权危机中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重整了其武术家团队，以武术大师八思巴为首领，并作好了周密的战争准备。同时，这一政治分裂局势也给了忽必烈以推行中国化改革的契机。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国改组为元王朝，“元”即“本原（Archia）”，一个取自古老《易经》的神圣名词。元王朝是一个表面上更为“中国”的王朝，这多少有利于争取中国精英阶层的支持。但是民族歧视政策却罕有改善。

在经过多年围困后，1273年，元朝军队开始对襄阳的最后总攻，并动用了先进的投石机。这些投石机本来是中国人所发明的，现在在经过西方的技师改进后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襄阳方面，吕文德已经在四年前死去，他的弟弟吕文焕为新任守将，但缺乏其兄的才能，而将一切希望寄托在郭靖头上。但投石机的技术威力敲响了中国武术家的丧钟，襄阳的坚固城墙被砸出了巨大的缺口，千万名的蒙古士兵一拥而入，郭靖和黄蓉无力回天，也都死于这场战役。赴援的杨过则侥幸逃生。

在最后一次襄阳战役后，南宋的大门已经洞开。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并在三年后在广东崖山海面消灭了最后残存的南宋军队。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是一个七岁的儿童，被宰相陆秀夫背负投海而死，同时南宋政府剩下的所有人，包括许多赴援的武术家，都投海自尽。战后几天，海上漂满了近十万具的浮尸。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族政权完全陷入亡国。

在第四次襄阳会战后，郭靖的女儿郭芙和其丈夫耶律齐得以突围并率领丐帮继续作战。另一个女儿郭襄因为不在襄阳而幸免，他们都参与了此后的临安保卫战及随后的在华南地区的游击，但最终无法挽救宋朝的灭亡。郭芙和耶律齐可能死于崖山之战，郭襄在1283年发动了一次拯救宋朝丞相文天祥的行动，但以失败告终，她随后剃去了所有的头发，在痛苦中成为一名佛教修女。此时全真教已经向蒙古臣服，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杨过也隐居不出。经过多次修正后维持了八十年的“五绝”体系，终于随着宋朝的灭亡而完全覆灭。而仅仅几十年后，武术世界便由武术家个体主导的时代，进入到门派政治的时代。

77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1969年，111-119页；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1992。

78　在横向流动性中，孔飞力（Philip A. Kuhn）又区分了“同心圆巢穴（nested-concentric）”模式和“流动商贩（tinker-peddler）”模式，亦即在农村-城镇‐大城市的流动和不同农村或小镇之间的流动两种形式。二者对于江湖世界的行程都是重要的：前者提供横贯全国或主要省份的主体等级脉络，后者提供了基层各平行单位之间的横向组织。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序言部分。

79　指947年（后晋开运三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南下，攻占后晋首都开封，并在开封称帝，象征着蛮族对中国正统王朝征服的开始。——译者注。

80　“征服王朝”是一些西方汉学家的概念，首见于德国学者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中国辽代社会史》，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执行民族分化和压迫政策的少数民族王朝。——译者注。

81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116页，中华书局，1984。

8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2725页。

83　元刊本《赵太祖飞龙记》，第二回（日本京都大学藏本）。

84　黄百家《少林拳谱总汇》序。

85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85-287页。

86　《喻世明言》卷二十七。

87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三章“宋代全国市场的形成”。

88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五章。

89　参见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第9页以下。

90　《大理国史》，第317页。

91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四引《九种志》。

92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五章。

93　“四个邪恶之徒”是：绰号为“完美邪恶（perfect evil）”的段延庆，一个乱伦爱好者；“全面邪恶（every evil）”叶二娘，嗜好食用婴儿的中年妇女；“暴力邪恶（violent evil）”南海鳄神，肆无忌惮的杀人狂；以及“非常邪恶（very evil）”云中鹤，强奸惯犯。见《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六章。

94　安多，藏语，指青海地区。——译者注。

95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六章。

96　《丐帮史研究》，牛津，1992，第71页。

97　“雁门关事件再探讨”，载《中国武侠史研究》总第七期。

98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六章。

99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二十七章。

100　《辽史》卷九十，萧阿剌传附萧峰传，这部简略的传记将萧峰描绘为萧阿剌的侄孙，并没有提及萧峰在宋朝和满洲的坎坷经历。

101　参见《大理国史·宣仁帝本纪》。

102　公冶乾《江湖见闻录》卷七。

103　参见《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四十三章。

104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四百八十五卷。

105　《海琼白真人语录》，转引自《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30页。

106　参见《水浒传》，第九十章以下。

107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六章。

108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二十六章。

109　关于《葵花宝典》问世的时间一向有很大争议。一份史料表明从《葵花宝典》问世到第一个修炼成功的林远图有三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林远图的时代是在15世纪中叶，那么可以看出这部书大约在12世纪上半叶为武术世界所知。

110　有关的争论请见J.P.Sean的《宋代武术体系》（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第十一章。

111　《少林禅寺西堂老师和尚塔铭并叙》。

112　《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二章。

113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四章。

114　《重阳全真集·活死人墓赠宁伯功》：“活死人兮活死人，活中得死是良因，墓中闲寂真虚静，隔断凡间世上尘。”

115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六章。

116　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第16—17页。

117　参见叶克飞《金庸政治学》，第66页及71页以下。

118　《金庸政治学》，第64—65页。

119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六章。

120　《游侠之歌》，第十六章。

121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三十和三十一章。

122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六章。

123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六章。

124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284-285页。

125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四十章。

126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章。

127　徐星《中国古史记载中的古生物研究》，《自然》第440期，2006。

128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三章。

129　参见杜齐《西藏中世纪史》，第二章。

130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5《赐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辞免除宝文阁学士，职任依旧不允诏》。

131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九章。

第三部　元明：武术世界的门派主导时代（1279年—1600年）

第八章　元代门派政治与明教运动（1279年—1336年）

元代门派政治的兴起

正如人们在上一个世纪的宋金战争中已经见到的，13世纪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征服也带来了严峻的武术断层问题。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多种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大师级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中国武术的长期衰落，也导致了武术世界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显著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并且以此形式攫取了武术世界的领导权。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人际的教学才可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实际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在动乱的时代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当然也因此会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但另一方面，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与其他学术的传授不同，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水准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一个超过自己而又品行不端的学生，构成了对教师的人身威胁。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叛和欺凌自己的老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中世纪的西方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家长权。

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被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派内部规定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The Gate-Holder）”，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¹³²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并且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同时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学习的权益。这种忠诚当然是以武术传播的排他性为代价的，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以及某种武术“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这既是武术繁荣的象征，也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显地，门派有着武术学院的意义，它为武术家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和其他社会生活相分离的环境。一般说来，只有经过至少5-10年的集中学习，才可能达到武术世界的入门水准，但这在缺乏门派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门派是这样一个机制，武术学习者通过签订为自己门派服务的契约，而换取长期的投入的武术教学。也通过这种方式，门派对其成员就具有了人身控制权，武术家所获取的超人力量，也成为了门派自身的力量。它能够以此为基础，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去攫取权力。这是门派政治兴起的基本动因。

但门派运动中也隐藏着潜在的弊端：各门派既然被分开了，他们虽不介意其成员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这将导致各门派之间的相互防范和敌对。门派之间的对立也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使得格斗水平停步不前。如果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准，会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而这无疑只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的对立趋势。这一恶性循环将导致门派政治在几个的繁荣后陷入无法逆转的衰落。

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转型经过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演变。如我们所知道的，从7世纪的少林寺开始，就出现了武术门派的雏形。但与其说是独立的实体，不如说更多是培养武术家的组织。在前台进行活动的是萧峰、独孤求败和新老五绝这样的个体武术家，而非其门派。但关键性转折发生在13世纪下半叶的宋元交替时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战后武术世界最早的新生力量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她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渴望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13世纪60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但最后，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宣誓成为一名佛教修女，当然，这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可谓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领导人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渴望。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13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该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和西夏时期，但是其早期发展由于史料的匮乏仍然不得而知。由于其位于中国突厥斯坦和西藏高原交界的昆仑山脉，与中原本土的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对昆仑派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成为中西方交通的枢纽所在。与此同时，许多中原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宝贵的人力资源。

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神圣的三位一体（Divine Trinity in Kunlun Mountains）”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西方毒蛇”的白驼山势力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术界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东部进军，参与了中原地区对蒙古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和郭襄的交往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传说，不过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¹³³

这一时期还目睹了华山与崆峒两个门派的崛起。此后几个世纪中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都出自华山派，但在三次“华山论剑”的时代显然还不存在。它必然创建于1259年到13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

事实上，华山派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来自全真教的旁支，其创始人正是王喆的弟子，“七大师”之一的郝大通。王重阳去世后，郝大通曾经在华山居住，并在当地招收了一些弟子，而华山派的武术传统，从“紫霞”和“混元”这样的内功体系就可以看出无疑是属于道家的。在张志敬的全真教主体归附于元朝之后，华山派的迅速兴起也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以郝大通的弟子为代表的一部分抵抗派全真教修士与亲元派决裂后创立的新门派，在这过程中，必然也吸收了大批世俗的武术家和军人，使得这一门派在约半个世纪后就世俗化了。

另外我们怀疑，曾刺杀元朝阿合马丞相的王著和高和尚可能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一门派的起源已经无从得知，但其崛起的迅速大概同样要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武术势力大洗牌。

在云南，宋代的无量剑和大理天龙寺的武术势力在被元军攻破后，不久后其残余力量又重组成为了点苍派，出现了浮尘子、古松子和归藏子等著名剑术家。但这一门派的影响仅局限于云南地区。¹³⁴最后要讨论的是元代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武术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术界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全真教崛起，尤其是火工头陀之乱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势力范围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悖论的是，恰恰是极度衰落的状况使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门派在12世纪以来的政权交替中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使少林寺免受了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6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政府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侵占的权益，也令全真教盛况不再。¹³⁵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更加富有吸引力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所压倒。金轮仁波切和八思巴等人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汗八里宫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设法重新争取百废待兴的中国武术世界。持消极保守态度的方丈天鸣去世后，主张倒向蒙古方面的无相禅师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禅师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在襄阳会战中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¹³⁶

在13世纪50年代，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Canonicus Verus Enneadi）被意外地发现了。一位籍籍无名的少林僧侣觉远和他的弟子张君宝学习了这部经典武术，在1262年无色也从觉远那里获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在13世纪80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期的武术世界版图中，已经没有力量能够与之竞争。

到了14世纪初，少林寺再度在武术世界受到旧时代的尊敬，并蒸蒸日上。但是很快，少林发现了一个足以和自己并驾齐驱的对手，此人恰恰是它自身培养出来的掘墓人。

觉远的学生张君宝（1247年—？）在少林寺跟随老师秘密修习《九阳真经》，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令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¹³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令少林上层感到不快，他们审核了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在正式的武术学习班级注册，因此严厉地要求惩治这个管理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修士，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来源。后来他以张三丰的假名为世人所知。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人发现他的武术来源于罗汉拳等少林常见的格斗技巧，显然少林派的成员们对此感到格外愤怒。¹³⁸

尽管张三丰的武术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武当山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加过1273年的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术尚未成熟”为理由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¹³⁹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元帝国血洗武术世界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

在1280年之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民间社会逐渐趋于稳定。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始了他引人瞩目的武术生涯。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他的战绩包括击杀盗挖南宋帝陵的西藏僧侣杨琏真迦，和全真教亲元派的百损道人这样的一流武术大师。¹⁴⁰但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荣誉建立在武术界精英尽丧的空白之上。

或许是预见到了门派政治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门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14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门徒，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正式门徒仅仅是七个人，这或许是仿效一个半世纪之前的王重阳和全真七大师一样，这些门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赋，二三十年后，他们陆续地成为了武术世界的耀眼新星。

在14世纪30年代，六个主要门派并立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仑紧随其后，较弱的华山和崆峒则属于第三等级。武术世界已经完全由门派左右，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进入主导者的行列。

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显著特点：所有的重要门派，正如之前的青城派和蓬莱派一样，都是建立在山脉中的，这暗示着门派和山寨的某些共性。凭借在山林中的位置优势，可以使得各门派拥有独立于适用于平原地带的帝国管理体制的自治权力。同时，门派也并非孤立的点状存在，凭借活跃的江湖网络体系，能够使得他们将其影响力以便捷的方式扩散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元代，一个以山林为庇护所和以江湖为活动领域的武术世界体系被精巧地构建起来，它足以绕过帝国的行政体系，独立地发号施令。

在江湖网络中活动的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门徒；而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则来自少林派并接受其保护。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它将以略加修正的形态主宰之后的三个世纪。

明教复兴运动

自方腊和杨么的时代以来，明教就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此后虽然在史书中仍然可以找到其举行起义或暴动的蛛丝马迹，但已经在官方和武术世界主流势力的打击下日益边缘化。是蒙古人的到来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仇视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¹⁴¹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可能是钟相的直系后裔——召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¹⁴²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中亚诸藩王的联合叛乱。¹⁴³

1290年钟明亮的病故使得起义夭折。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蒙古军队发动了最终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到了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的残存力量被团团围住，无力突围。但是在钟明亮的弟子石元担任新任教主后，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在包围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转移。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六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其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两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了远在西藏和新疆边界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Vertex Lucis）”。在此之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炼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成为明教在下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此时海都在中亚的反叛给了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中亚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作战，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明教趁机坐收渔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于1294年死后，他的孙子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在成宗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在接下去的二十五年中，先后有八个皇帝登上帝国的最高宝座。在长期内斗中，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溃烂，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¹⁴⁴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高涨起来。这对于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14世纪前期，武术世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门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他们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无色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当元帝国的统治日益巩固之际，赶走外来侵略者的希望也日益渺茫。这些变化使得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地位和利益的方面。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个别的“行侠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整个武术世界在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权力平衡，使得它与主流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两年之后，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同时也把一个个强大门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产生矛盾的本质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武林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术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一名丐帮高级成员坦言：“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¹⁴⁵在14世纪20年代，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流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可能会提前三十年爆发。

明教的分裂与转化

阳顶天在1327年忽然失踪（事实上是猝死了），留下了一个缺乏继承人的局面。其隐患早在阳顶天生前就已经种下。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同步改革，导致了其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组织关系本来相当简洁：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名“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门），然后是以五大元素命名的五行旗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阳顶天接纳这些来奔者的方式往往是加封“法王”、“散人”等头衔。“护教法王”并非“光明使者”这样在宗教经典中有明确依据的固定职位，而仅仅是一个品阶，并非常设，人数也不确定。诸如“白眉毛的老鹰王”这样的称谓仅仅是个人性的称号，没有任何可继承性，与波斯总部的“十二宝树王”完全不同。¹⁴⁶在阳顶天统治初期，只有一个法王殷天正，后来随着谢逊、韦一笑、黛绮丝等武术家的加入，才不断有新的册封。既然并非固定的品级，法王们的权限实际上相当模糊。

至于“散人”，意思是“分散者（the Scatters）”，本身就表示了其并非明教体系内的职位。他们既可以只是名义上的顾问，也可以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14世纪20年代后的“五散人”指的是加入明教的五个独立人物：“铁帽子修士”张中、周颠、冷谦、彭莹玉和说不得和尚。他们中既包括彭莹玉这样干练的革命宣传家，也包括周颠，一个武术高强的先天愚痴（有谣言说，他是周伯通的直系后裔）。他们的功能和定位并不相同，但没有加以更恰当的定位，这体现出明教在急剧扩张中的制度紊乱。

当然，只要阳顶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事实不改变，这一点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当阳顶天失踪后，这一隐患就成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各大势力并存，彼此互不相让，在一切问题上都争权夺利，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明教由此走向了漫长的瘫痪和分裂。这与不久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空缺时期不无相似。¹⁴⁷

来自波斯的“紫色衣服的龙女王”黛绮丝首先叛教，和她非明教的丈夫一起离开光明顶。黛绮丝本身缺乏实际权力，无法竞争教主之位，但她的出走却也导致了光明右使范遥的离去，此人出身明教嫡系，与其他各派的关系都相当好，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教主人选。但范遥对阳顶天的忠实使他拒绝相信阳顶天已经死亡的猜测，黛绮丝的离去也让他心灰意冷，无意继续留在光明顶教廷，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在元廷中从事卧底工作他的缺席导致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派系之间缺乏了缓冲和调和的纽带，使得他们之间早已潜伏的矛盾迅速导向了难以挽回的公开冲突。

另一个教主的候选人“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在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根据三十年后发现的阳顶天的政治遗嘱，谢逊本来是阳顶天内定的继位者。虽然资历尚浅，但谢逊得到了五行旗等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在下层教众中相当受支持。¹⁴⁸他在1327年年底离开光明顶，可能是因为阳顶天的失踪和高层斗争的日益明朗化已经在明教基层中引起了骚动和不安，需要一位重量级的领导人去加以安抚。他可能是去争取五行旗使等地方领导人对自己继位的支持。但此后谢逊陷入和其老师成昆的仇杀事件中，再也没有返回光明顶。

以上人物离场后，光明顶教廷就处于杨逍、殷天正和韦一笑“三巨头”的共同秉政和长期内讧之中，史称“前三头”时期。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光明左使者，杨逍本来是教主之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教主并没有其他安排的情况下，由他接任教主之位是正当的。但问题在于，明教上下最初没有人知道阳顶天已经死去，而只是认为他暂时失踪，并盼望他尽快归来。因此，在程序上，杨逍无法自动接掌教主的宝座。当然，随着时间不断流逝，阳顶天始终没有再出现。人们意识到阳顶天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启动教主继承程序。

另外，作为一个唐璜式的风流人物，杨逍虽然令不少女性神魂颠倒，却缺乏能慑服其竞争对手的政治魅力，他的文人习气同尚武的各法王、旗使都格格不入，即使五散人也不喜欢他的习气。可以说，杨逍适合于一个高级智囊，却并不适合成为政治上的最高领袖。但是历史却把他放在了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之中：在阳顶天失踪后，杨逍成为光明顶日常工作的主持者。由杨逍直接发号施令，无疑更令他的政治对手们感到愤愤不平，而或明或暗加以抵触，这使得他所能控制的实际范围十分有限。

除杨逍之外，距离教主宝座最近的就是“白眉毛的老鹰王”殷天正。作为当时明教领导层中资历最老的宿将，殷天正曾长期在江南主持事务，将前光明顶时代的明教残部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团，拥有庞大地方势力的支持。然而也因为如此，殷天正并非阳顶天的嫡系，和其他派系貌合神离，阳顶天不得不以“法王”的头衔笼络他，并设法将他留在光明顶，以防止他的地方势力过于膨胀。在阳顶天死后，已经无人可以制约殷天正，但他想登上教主之位，也难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

第四法王韦一笑（1303—1388），即“绿翅膀的蝙蝠王”，这个古怪的称号常令人感到恐怖。虽然在青年时期就拥有了法王地位，但在诸法王之中，他仍然是除了黛绮丝外资历最浅、势力最单薄的一个，也鲜有表现出任何突出的政治才能。虽然如此，在阳顶天失踪后，韦一笑却意外地获得了“五散人”的支持而萌发了政治野心。五散人并不依附于任何明教内部机构，在明教中枢，他们是较弱的一派，任何人都没有继承教主之位的可能，而所有人都面临着失去现有地位的危险，因此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为了在权力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们选择了支持最弱小的韦一笑继位的策略。双方一拍即合。这一集团实力不能和杨逍、殷天正的系统比肩，但由于五散人广泛的关系网，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恰是第三派系导致了明教的瘫痪，这是基于如下博弈原理：如果只有两个竞争者，总有一方会是胜利者，即使通过最激烈的火并也足以决定胜负；但在三强并存、彼此互不联盟的局面下，任何一方面的实力都不占优势，主动进攻者会遭到另外两方面的共同反击，胜利希望几乎为零，因而也不会轻易发动挑战，最终导致三足鼎立的权力平衡。

在1328年到1330年之间，元帝国因为泰定帝也孙帖木儿（1323年—1328年在位）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激烈的内战。这本是明教反元活动的绝佳时机，但却因为内部斗争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殷天正决意放弃光明顶而返回江南地区，组建反元力量。或许是为了摆脱对光明顶“圣火”的崇拜意识，殷天正逐渐发明出一种以“天鹰”崇拜为核心的新型教义，这为他招致了明教主体更大的不满。谢逊曾与之会面，但也因为无法接受殷天正的改革思想而与之决裂，事后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但殷天正已经无法再回头，他宣布原来的明教已经被黑暗所腐蚀，不再能代表明尊。随即，他自命为教主，成立了“天鹰教（Aquilism）”。

浙江和江西地区的明教教众，长期以来就处于殷天正的势力范围之下，他们在分裂中大多皈依在天鹰教的旗帜下。到1335年为止，天鹰教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江湖势力。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新生的阵痛中，天鹰教和昔日的教友们，特别是明教的五行旗系统结下了深仇大恨。

殷天正的离去对韦一笑集团来说弊大于利，这使他们面临着和杨逍的直接冲突，他们不得不在暗中筹建另一个改革派。五散人，特别是彭莹玉精心地将明王信仰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筹建了“弥勒宗”。这一派别仿效了唐代的摩尼教传统，精心伪装成佛教的一个宗派。事实上，由于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固有的佛教背景，很难说它本质上究竟是明教抑或佛教。在弥勒宗中，圣火已经成为次要问题，由于明尊和弥勒佛被视为同一个实体，他们很容易将明教的经文和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佛教教义结合起来。“弥勒宗”很快成为了明教最成功的派别。而相对宽松开放的教义也利于招揽白莲教、弥勒教等同样信仰弥勒佛的其他教派，他们往往换一个招牌，就成了明教的成员。这样一来，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就迅速为自己聚集了一支可观的力量。事实上，明教的主要支系就出自弥勒宗系统。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被弥勒宗的教义所感染。¹⁴⁹

当弥勒宗日益发展壮大后，五散人决定抛开光明顶单独行动。1337年春，他们发动了棒胡起义。“棒胡”的真名是胡闰儿，他是说不得的师兄，也是明教在河南地区的领袖人物，因为棒法高超而被称为棒胡，当时的一位江湖观察家称他“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技击如神”。¹⁵⁰不久，棒胡便攻破归德府和鹿邑，点火烧毁了陈州城，并屯营于杏冈。震怒的元朝政府命令河南行省左丞庆图会合汝阳王阿鲁温一起讨伐。¹⁵¹

阿鲁温早已组建了自己的武术家集团，实力雄厚。蒙古军团和汝阳王府的武术家击溃了尚未壮大的明教势力，棒胡被捕后也被斩首示众。

这一起义的惨败为杨逍向韦一笑、五散人发难创造了良机。杨逍斥责棒胡擅自发动起义而没有向教廷报告；恼羞成怒的五散人却抨击杨逍不肯派精锐的“天地风雷”特种部队增援，导致起义军在孤立无援中被歼灭。最后，这场口水仗演变为真正的殴斗。先发制人的杨逍一掌将张中的肩胛骨击碎，另一掌导致了韦一笑的内出血。¹⁵²此后韦一笑集团再也没有实力同杨逍对抗，被迫撤出光明顶，从此不能再支配教廷事务。韦一笑长期在西域地区养病，必须喝人血才能维持生命。而尚未丧失宗教热情的五散人则开始在中国腹地四处传教，让奄奄一息的弥勒宗得以死灰复燃。

虽然殷天正、韦一笑等人先后被赶下了光明顶，但杨逍却并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十年的时间内，随着核心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各地的分支早已自行其事，光明顶已经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圣地”，而不再能履行领导者的职能。杨逍本人也成为了孤家寡人，从此沉溺在声色中。据说他经常诱拐和禁锢妇女供自己玩乐。在14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四川西部邂逅了峨嵋派的女学生纪晓芙，以“武术速成学习”的名义将其骗走，随后强暴了这位不幸的少女并将其长期软禁。他此外还有多少女人和私生子女一直是一个谜。不过，杨逍似乎再也没有找到纪晓芙那样理想的伴侣，因此当1352年，他们的私生女儿前来投奔他时，杨逍高兴地接纳了她。

从1338年—1357年的二十年间，由于明教的组织机构陷入彻底瘫痪，我们对其各分支的活动只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在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刚刚在东南沿海立足的天鹰宗不幸因为王盘山事件（见下章）陷入孤立，遭到了各大势力的围攻；与之相反，彭莹玉和说不得等人在华北和华中一带的传教事业却成果丰硕，培养出了徐寿辉、刘福通、韩山童等一批重要骨干，这些“魔王”的名字将在此后二十多年中变得家喻户晓。

1348年，彭莹玉和师弟周子旺在江西袁州发动了一次重要起义，并在其初期阶段取得了很大的军事胜利。殷天正也在浙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以声援被围困的周子旺部。但他们的合作只是半心半意的，殷天正自身也正面临武术世界的围剿，不愿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终未能挽救周子旺覆灭的命运。

周子旺起义失败后的几年中，明教陷入了自阳顶天死后的最低谷，有组织的大规模反抗几乎销声匿迹。虽然其上层机构已经成为一盘散沙，但中下层的明教徒在14世纪50年代在各地方仍然有相当活跃，他们不断地将这一古老信仰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有史学家甚至大胆地断言，正是高层领导者的分裂和瘫痪使得明教基层摆脱了集权体制的束缚，从而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当帝国的国家机器日益腐朽之际，弥勒宗及天鹰教等明教各系统播下的火种正在悄悄地蔓延开来。表面混乱下的潜在结构正在生成，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可以正式浮出水面。新教主张无忌（1337年—1358年）在14世纪50年代的出现则是让这场化学反应更快到达临界点的催化剂。

第九章　从明教到大明帝国（1336年—1368年）

武当与少林走向斗争

1330年前后的明教的大分裂之后，这一宗教武术家集团对武术世界主流势力的压力骤然减轻，而后者内部的矛盾则走向公开化，其中首要的就是武当与少林的冲突。

在14世纪30年代，武当的七名第二代弟子已经是杰出的武术家，他们被同时代人称为“七大游侠”，并且常被拿来和上个世纪的全真七大师相提并论。此外，第三代弟子也在陆续成长，这个不久前门徒只有个位数的小门派迅速以几何级数发展，这令少林感到了威胁。由于张三丰在少林的早期经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向非常紧张。少林将张三丰视为自身光荣武术传统的剽窃者，绝不喜欢看到这种被剽窃的成果世代传递下去，与自己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二者之间的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了。

1336年的龙门镖局惨案给了少林发难的机会。在临安，龙门镖局的创办人都大锦及其整个家族在一夜间被残酷屠杀，死者多达七十余人。都大锦是少林的门徒，他的镖局是少林寺院在南方的经济支持者之一。少林认为当时在临安的武当张翠山正是凶手。同时，武当派的重要人物俞岱岩也被一群疑似少林的武术家打成重度残疾。这一系列事件使得两大门派相互指控，剑拔弩张。事实上龙门镖局事件是天鹰教所为，张翠山不久被天鹰教所带走，并在杭州湾的王盘山岛与殷天正的女儿殷素素一起被与殷天正相敌对的谢逊劫持，长期无法返回中国大陆。

在少林方面，很难说他们究竟有几分真正相信龙门镖局屠杀案是张翠山所为，但这却是一个向武当施压的绝佳契机。即便没有确凿证据向武当进行直接的武力报复，少林仍然尽了一切可能迫使武当低头。除了亲自站出来指控张翠山外，少林还发动了听命于它的几家大型镖局，以行业联合协会的名义要武当给出答复。令本已初见端倪的“武当威胁论”更加沸沸扬扬。武当方面也尽可能地利用俞岱岩的被害事件反击少林，但是缺乏话语权，在强大的舆论围攻前相当被动。

与此同时，谢逊、张翠山与殷素素在一场海难后漂流到了太平洋北部的卡纳加岛（Kanaga Island）。该岛属于阿留申群岛，是一个活火山岛。他们可能是第一批造访该岛（以及北美洲）的中国居民。在海外，谢逊因为受伤而目盲，三人达成了和解。不久，张翠山与殷素素私下举行了婚姻，他们的儿子张无忌在次年出生在岛上。按照现在的国籍可算是一个美国人。1346年，张翠山夫妇冒险带着张无忌经过漫长的漂流返回中国大陆，谢逊则因为已残疾而不愿再回国，决定留在卡纳加岛。

张翠山夫妇的归来导致了少林及其追随者对武当的又一轮攻击，而此次因为张翠山与天鹰教的联系而使得武当更加难以自辩。少林领导人空闻等高层亲自到来，昆仑、崆峒与其他门派也追随而至。这场围攻最终以张翠山夫妇的自刎谢罪而终结。武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避免了被摧毁的命运。

即使在张翠山死后，武当仍然长期被孤立，甚至其一向的盟友峨嵋也与之拉开距离。张三丰在1349年亲赴少林的弥合之举以失败告终，少林寺的领导者拒绝与之见面。武当的繁荣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即将随着年迈的张三丰的死亡而告终。不过此时张三丰却有另一个计划。同年，他将病重的张无忌交给明教的医师胡青牛诊治。张三丰有理由期望，自己所亲自培养的张无忌作为明教重要人物的血亲，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而武当如果能够通过张无忌对明教施加影响，也会帮助武当摆脱目前的困境。

事态并不总是能按照预期发展，在武当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胡青牛在两年后即1351年意外被杀，张无忌也由此失踪。此后他的踪迹时隐时现，直到1357年他在昆仑山下被峨嵋派的远征军团所发现，这六年内他的行踪是一个谜团。但可以相信他曾经在凤阳地区得到过朱元璋（1328年—1398年）、徐达（1332年—1385年）等明教底层教众的救助，后来又远赴昆仑投奔杨逍，但杨逍知道他是殷天正的外孙后对他十分冷淡，迫使他很快离去。¹⁵³后来，张无忌自己在昆仑山中进行高阶的武术修习，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几年后便以新晋武术大师的身份出现。据说他是从一头白猿的肚腹中发现了失传的《九阳真经》，不过这可能不过是明教徒为了增添他的神秘色彩编造的神话，他的九阳功法或许更多来自于张三丰的传授。¹⁵⁴故此在1357年的光明顶之役中，张无忌作为一个意外的关键因素出现了。

六大门派对明教的围剿

光明顶战役是少林发动的旨在完全灭亡明教的作战。在14世纪50年代，少林寺对光明顶进行攻击的动机和可行性都是非常明显的。此前很久，光明顶除了杨逍统领的天地风雷四门等微弱武装，已经没有多少防卫力量。即使被占领和摧毁，唯一会因此垮台的只有驻守该处的杨逍派系，而这恰恰是明教其他各派所求之不得的。对少林来说更有吸引力的是：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但可以巩固少林对于其他五派的优势地位，而且还可以为建立以少林为首的更加广泛的武术世界联盟奠定基础。

在六大门派中，除少林外，其他几个门派也对此很感兴趣。昆仑派直接受到明教的威胁，摧毁明教不仅能保证他们的战略安全，而且能够让他们取得在西域的霸权，有理由认为他们也极为热切地渴望发动这场战役；而华山派方面，掌门人鲜于通在几年前通过暗杀他的竞争对手白垣而得以上台，根基并不稳固，目前也急于通过对外胜利巩固自己在华山的统治；最后，峨嵋不仅因为其弟子纪晓芙被杨逍奸污的事实被揭露而蒙羞，而且其掌门人灭绝是一名顽固的反明教人士，指望通过战争让峨嵋上升到第一流的地位。

崆峒派长期实行老人政治，由五个元老控制一切，已经相当衰落，但是由于其在河西走廊的特殊战略位置，能够保证远征的补给线，因此仍然以优厚的条件被邀请参加联盟。唯一难以从战争中获益的就是武当，少林有意利用自己主盟者的地位，让他们充当先锋敢死队以损耗其实力。但在少林及其盟友的压力下，武当仍然不得不加盟，并且派出除张三丰外的全部精锐，以表明其维护江湖主流势力的坚定立场。

丐帮并未被邀请参与这次战役。此时的丐帮正面临着帮主史火龙退隐，内部各派系倾轧的困扰，但并非毫无实力。然而北宋时代丐帮与少林的关系早已是明日黄花，双方目前关系冷淡，少林显然不希望有过多的势力来分一杯羹。但丐帮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以少林为首的六派联盟成为武术世界主宰，而自己却被排斥在外的前景。在得知六大派的计划后，丐帮也召集了巫山帮、巨鲸帮等帮会和一些小门派，组建了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打着支援六大派的旗号向光明顶进发。丐帮的策略简单明了，它们指望六派联盟和明教方面两败俱伤，而自己届时加入战斗，就可以轻松地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即使六派联盟能够取得胜利，也必将承受惨重的损失，而手握重兵的丐帮就可以在日后的江湖势力重组中居于有利地位。

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完全保密，明教一定程度的增援和反扑在预料之中。人们最感到意外的，是分崩离析的明教各支系竟在得知消息后，迅速组织起义勇军支援光明顶。明教各派的合法性全部来自于三十年前的光明顶教廷，光明顶的沦陷本身就会对明教信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可能令明教基层组织瓦解。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圣火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有谁能够击退这次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意味着此人获得了“明尊”的保佑，可以得到多数教众的拥戴而成为新的教主。各巨头们既看到了这次机遇，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多年的竞争者以可乘之机，因此不约而同地返回光明顶的总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共同抵抗敌人的联合作战是三十年来内斗在另一种形式下的延续。

根据军事史家估算，六大门派的总兵力大约1000—1500人，而护教军至少有3000人之多。¹⁵⁵虽然护教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军中的精英武术家在数量上远不如对方，无法抵挡主流武术家们的攻势。在塔克拉玛干的几次外围战失利后，他们不得不步步后撤，逐渐被压缩到昆仑山脚下。另外，护教军还被杨逍、殷天正与五行旗等派系之间的固有矛盾所困扰。最终的失败看来不可避免。

在战役的最后关头，杨逍、韦一笑和五散人在召开军事会议时大打出手，最后被潜入光明顶总部的少林武术家圆真所制服。一线峡的防线也告失守。第二天清晨，在反对派全部缺席的情况下，殷天正率领天鹰教军团赶回阔别多年的光明顶，并在军队簇拥下，在圣火厅匆匆举行了即位典礼，宣称自己为明教第三十四代教主。不过，这个不合法的程序没有被后来的教史追认。很快殷天正就被攻上光明顶的六大门派武术家们所击倒。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见证了中国武术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张无忌如同机械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样出现，逐一挑战六派的武术精英们并无例外地取得了胜利，拯救了濒临灭亡的明教。即使如日中天时代的张三丰也从未有过如此的辉煌时刻。

不过在之前的较量中，六派联盟内部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而张无忌的参与又带来了关键的两点：第一，他让昆仑派的领导人何太冲夫妇相信自己已经被毒药所控制，让这一门派丧失了战斗意志；第二，他击伤了篡位的华山掌门人鲜于通，让华山的内部矛盾突然爆发，事实上陷入瘫痪而无意延长战斗。加上一直暗中抵触这次战争的武当作壁上观，张无忌的几次胜利令六派联盟内部的问题一一暴露，最终促成了这一联盟的瓦解。

在其他门派的压力下，武当被迫出战，但是却派出了武术造诣平平的宋青书，结果被张无忌轻易击败。而当他们得知张无忌的真实身份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这位侄子一边。当这一天的太阳落入昆仑山脉的雪山背后时，六派的联盟实质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张无忌的统治与反元统一战线的建立

1357年初，张无忌在光明顶即位成为新的教主。事实上，由于奇迹般地拯救了明教，他更被明教徒视为明王的化身。在他的指导下，明教的残余力量躲过了丐帮及其党羽发起的第二轮攻击，保全了实力。但代价也是惨重的，光明顶的宫室在被劫掠后焚毁。

鉴于明教的重心早已迁往中国东南部，张无忌命令将总部暂时东迁，并且和六大门派和解，这显然顾及到了武当的因素。不过考虑到双方长期的敌视，这一目标充满困难。但此时绍敏女公爵（1338年—1396年）的活动恰好提供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绍敏女公爵，即敏敏帖木儿，以汉名“赵敏”为人所熟知。她是前汝阳王阿鲁温的孙女，今王察罕帖木儿的女儿，以及汉名为“王保保”的扩廓帖木儿（？—1375年）的妹妹。察罕和扩廓父子都是著名的军事统帅。赵敏继承了父兄的才能，是一个野心勃勃而精明强干的女性。据说赵敏具有惊人的美貌，在汗八里朝见元顺帝（1333年—1370年在位）时，后者竟为她所倾倒，并打算将她纳为妃子。丞相脱脱担心这会使察罕在宫廷中的势力太大而对自己不利，因而加以反对，让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

和许多蒙古贵族一样，察罕虔信喇嘛教，他的保卫人员的主要组成是被称为“十八金刚（Eighteen King Kongs）”的西藏僧侣。察罕相信他们的密宗法术会给自己带来幸运，而对于汉人武术家则相对疏远。但赵敏却因为丧失了入主皇宫的机会而感到愤恨，遂将征服武术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在父亲和兄长的支持下，赵敏招揽了大批汉人武术家，以其独特的魅力被他们奉若女神。

光明顶战役让赵敏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长期以来，汉族为主体的武术世界一直令蒙元帝国感到担忧。蒙古统治者不会忘记在一个世纪前的宋蒙战争中，武术世界给自己所带来的惨重损失。赵敏认为，诸大门派对明教的联合进攻对于帝国是难得的机会，但顺帝及其腐败的朝廷并没有这样的远见，认为大可由其自生自灭。在父亲和兄长的支持下，赵敏带着上百名武术家跟在六门派的远征军之后，在战役结束后，在河西走廊伏击和俘虏了其主要成员。

不过，随后伏击明教的计划却被张无忌所破坏，并迫使赵敏逃遁。但此次挫折并未影响她的整体计划，她的第二个步骤是趁六大派本部防守空虚的时候将其各个击破，在她看来，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不服从的武术世界对帝国的长期威胁。为此，她火速率领汝阳藩府的武术家集团赶回东部，并利用金刚门的少林僧侣对空虚的少林寺发动突然的袭击。少林寺在猝不及防之中沦陷。当张无忌在两天后率领明教的队伍赶到少林寺时，面对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寺院。这是少林寺自建寺以来最大的浩劫。

这一辉煌胜利后，赵敏将武当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用同样的手法，赵敏重创了张三丰本人。但张无忌和明教方面及时增援使得赵敏的图谋再一次落空。在损失了几名武术精英后，赵敏不得不狼狈撤退。她只能满足于自己目前的成果：她将六大派的俘虏们带到京郊的一座佛教寺院关押了起来，逼迫他们向帝国政府投降。

这一案例堪称政治学中经典的反面教材，它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战术上的辉煌胜利是如何导致战略上惨败的。六大门派的被俘暂时性削弱了江湖世界对帝国政治权力的抵抗能力，但只要产生二者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仍然存在，任何一劳永逸将对方纳入自身统治机制的努力都只是天真的梦幻。即使六门派屈服并投降，也只是暂时的妥协，在帝国权力不具有实际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刺刀下的一时服从必将转变为反戈一击的决心。而一旦武术世界的主流势力站在了和明教相同的激进立场上，原有的均势会被彻底打破。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这个时候不会梦想消灭或臣服诸主流门派，而应该竭力维护其作为中间力量稳定的存在，正如俾斯麦在1866年对奥地利所做的那样。¹⁵⁶

赵敏的战略进攻所造成的，也是构成新秩序之雏形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在武当山战役后缔结的明教—武当同盟。这一同盟是张三丰主动促成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此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包括武当主力在内的六大派被俘，以及他本人的负伤，已经将武当置于自开创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只有和明教联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挽救武当的危机。况且由于明教教主张无忌作为武当门徒的身份及对他本人的尊敬，张三丰有理由相信这种新同盟的关系将最大限度地保证武当的利益。另一方面，对明教而言，同盟也意味着明教开始被主流势力所接受，明教的形象也将大获改善。

张无忌本人当然就是明武同盟的最佳保证。另一个例证是武当殷梨亭和杨逍的女儿杨不悔不久后缔结的婚约。这可以被视为双方和解的政治约定。在成功地与武当结成联盟后，当年的8月30日，张无忌在淮河流域的蝴蝶谷主持了明教的代表会议。会议统一了各宗派的教义并部署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元军事行动。杨逍和韦一笑成功地进入决策核心，成为张无忌的副手。殷天正由于过往的叛教问题，未能进入核心，不过作为教主的祖父，其利益已经得到了充分保障。

在五行旗的主要领导人于光明顶战役战死后，徐寿辉、韩山童和朱元璋等中低级将领被拔擢，填补了明教指挥系统的权力空白。这些地方势力具有半独立的性质而难以约束。不过当传说中的明王出现后，他们也积极地归附到了他的旗下。这样在1357年秋天，全国性的明教起义得以高涨。

稍晚一些时候，在沿途的明教情报系统以及汝阳王府中潜伏的范遥的配合下，张无忌来到了汗八里，进行对囚禁的六大门派的营救工作。在营救中，除了峨眉派的领导人灭绝修女身亡外，其他重要人物都安然脱险。在仓皇从汗八里逃出后，为躲避元军的追捕，武术家们在明教的掩护下隐匿在西北的燕山中，第二天早上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临时会议。以少林空闻为首的六派领导人正式宣布放弃与明教的敌对立场，并和后者联合起来，反抗帝国的压迫。这意味着武术世界主流势力已经将蒙元政府而非明教视为对自己生存和利益的最大威胁，而被迫抛弃一切实质上中立的幻想，走向赤裸裸的暴力对抗。在此，曾经将明教和六大派分隔开来的最重要因素——亦即主流势力自身利益的稳定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整个江湖世界都必须在帝国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

当然，在暂时团结的表象背后仍然有着深刻的分歧。这一联合本身也绝非一帆风顺。西山会议后不久，张无忌返回汗八里，随即和几名青年女性一起进行了海外旅行，其中包括绍敏女公爵和峨嵋的新任掌门人周芷若。前者在几次被击败后对张无忌产生了斯德哥尔摩情结，后者则因为灭绝死后的继承权纷争而迅速投向张无忌的怀抱。

张无忌的目的是返回卡纳加岛迎接谢逊，不过却被说成是携带美女出海玩乐。特别是张无忌和赵敏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野史中都记载了张无忌如何通过淫术迷奸了女公爵的不同版本，这个故事是明朝晚期许多艳情小说的主题。¹⁵⁷这些谣言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丐帮，但真正的源头已经不可考。尽管此时明教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明教的邪恶异端形象仍然根深蒂固，因而一切信息都按照这一刻板印象（stereotype）被选择性地接受。

少林寺会议与张无忌之死

当张无忌在东中国海从事浪漫的冒险活动时，他的主要副手杨逍和韦一笑正会同各散人在中国腹地奔走，联络各地的起义。在西南，彭莹玉与他的弟子徐寿辉已经攻占了两湖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区挺进；在东南，韩林儿和朱元璋等人已经攻占了安徽大部，正在进攻长江沿岸的大城市集庆——这里很快将成为明教的中心以及未来明帝国的首都南京；在北方，说不得和刘福通等人攻占了古老的宋朝首都汴梁，并雄心勃勃地从三个方向发动了对大都的北伐。似乎在一夜之间，整个元帝国已经被猛然迸发的红色火焰所吞没。

令明教人士感到振奋的是，张无忌在1358年初从海外返回大陆，其时已经和赵敏决裂。他的教父谢逊在从海外归来后，为他选择了更符合其身份的妻子周芷若。这一联姻得到了明教智囊的赞同，毕竟没什么比和不久前还是自己坚定敌人的峨嵋联姻更能向整个武术世界昭示明教地位和立场的转变。

但丐帮是另一个问题。这一衰落已久的帮会此时被一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陈友谅（1320年—1363年）所操纵，他们公然绑架了明教在华中的青年领导人韩林儿（1340年—1358年），后来又偷袭了谢逊和张无忌的未婚妻周芷若，试图迫使明教臣服。但此时的丐帮并不具有相应的实力。张无忌展现的实力让丐帮的元老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无奈地释放了韩林儿和周芷若，并驱逐了陈友谅。丐帮也成为了明教的新盟友。不幸的是，谢逊在这一混乱中下落不明。

张无忌在汗八里短暂逗留并与彭莹玉等人会合，他试图刺杀顺帝，但被其部下劝阻：作为未来中国的天子，去冒险杀死一个即将垮台政府的昏庸君主是不智的。韩林儿也认为教主在汗八里并不安全，遂力劝张无忌南下，前往他的驻地濠州。不久后，张无忌在韩林儿的陪同下，携周芷若一起来到濠州，并向武术世界宣布即将举行大婚。

韩林儿是韩山童之子，在张无忌之前曾被其部属奉为“小明王”，不过他后来很快取消了这一称号，并对张无忌表现出无可怀疑的忠诚。他的主要将领朱元璋及徐达，常遇春等人也是张无忌寒微时期的旧友，故而张无忌对于这一集团颇为信任，令濠州成为明教在光明顶之后的实质中心，张无忌似乎也有永久性驻扎濠州的打算。在1358年的4月24日，在武当、峨嵋及明教各方面的共同主持下，举行了张无忌与周芷若的盛大婚礼。张无忌的主要副手们也正在筹划他的称帝典礼，虽然他本人对此还感到犹豫。

但在当天，正在举行的婚礼被赵敏的闯入而打断。赵敏带来了失踪的谢逊的消息，迫使张无忌中断婚礼，跟随她离开。铃木清一认为，从心理史学上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一年来过大的政治压力令这位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难以承受，攸需找一个借口逃避。¹⁵⁸然而张无忌在众目睽睽下和赵敏一起离去，这一举动在政治上无疑是愚蠢的。周芷若像美狄亚（Medeia）一样妒火中烧，矢志复仇。¹⁵⁹峨嵋和明教的关系完全破裂，其他门派也开始怀疑明教对盟友的政治忠诚。由于和蒙古女人的暧昧关系，“明王”在其教众中的形象大受冲击。在领导明教一年后，张无忌的统治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但张无忌有理由为自己辩解说，赵敏带来的严峻消息绝不容忽视，必须紧急处理。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发起反明教的同盟，陈友谅将谢逊送到了少林寺中。面对明教-武当联盟，少林正在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边是维护摇摇欲坠的旧秩序，另一边是主动加入武当和明教正在缔造的新秩序中。正当少林的领导人犹豫不决时，“狮子王”谢逊的被俘令他们终于倒向了前者，决心与武当和明教做最后的较量。

作为明教四个法王之一的谢逊，同时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凶手。因此少林现在不需要直接挑战明教的权威，只需要以公审罪犯的名义召开大会，就可以组织一个实质上的反明教联盟，并重新树立自己在江湖世界的至高权威。历史上罕见的一幕就此出现：作为一向宣传宽容和慈善的佛教寺院，少林向整个武术世界宣布，要在当年的一个传统节日召开大会，公开处死谢逊。这一被称为“端午”的节日以驱除邪魔和瘟疫的象征意义而闻名。

在会议前，张无忌和他的明教下属们会合后赶到少林，尝试和少林方面私下解决。但少林强硬地不肯让步。明教提出比武，但在比拼中导致了殷天正被杀。

最终会议仍然如期于端午节，即儒略历的6月12日召开。这次会议是1259年襄阳会议之后第一次武术世界的代表会议，也是历史上少林寺第一次主动召开泛武术世界的大会。会议的表面议程只是如何处理谢逊及屠龙刀，但本质上则是重新决定江湖与武术世界的新秩序。与会者并非都是出于对少林的地位的承认，也有许多代表为了声援明教而来——譬如改组后的丐帮。同时，也不乏峨嵋这样试图依靠暴力在会议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单边主义势力。

会议首先决定以武术比赛的传统形式决定谢逊的归属，在比赛中，周芷若宛如亚马逊部落的女王，以其突飞猛进的武术造诣凶残地杀戮了多名武术健儿，张无忌在歉疚中让步，令她获得了最终胜利。但在杨逍的指挥下，赶到少林的五行旗特种部队展示了集体作战的威力，这让骄傲的武术家们认识到，在战场上，自己的武术造诣无足轻重，面前这支训练有素的实战军队就可以将这里所有的人全部歼灭。人们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不止是一个武术世界的势力，而是另一个帝国的雏形。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少林企图压倒明教的企图迅速转变为向明教示好的橄榄枝。此时少林寺的亲蒙古势力试图发起一场政变，在明教的帮助下被镇压下去，令少林感激而表示臣服。而帝国军队此时的进攻，成为江湖世界反元联盟最终形成的催化剂。在张无忌的指挥下，明教带领数百名武术家们取得了作战的胜利。此时即使是最愚钝的观察者也能看出武术世界大势的明显走向：张无忌所率领的明教将成为武术世界的主宰，甚至成为中华帝国的新主人。

但是，某些敏锐的观察家却能够看出这一表面趋势下潜伏的危机和可能的变动。在濠州逃婚事件之后，明教内部已经对教主被蒙古女公爵所左右的丑闻感到不安。现在，张无忌虽然仍被视为明王的化身，但却暴露了沉溺色欲的幼稚青年的面目。

中国的传统史学家经常从儒家观念出发指责“祸水”赵敏败坏了张无忌本来蒸蒸日上的事业，将她与褒姒、杨贵妃以及后来的陈沅并列。这并不总是公正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明教的中枢和地方、宗教核心和军事力量自阳顶天死后以来的脱节。张无忌和赵敏的罗曼史，既可以解释成教主对蒙古女公爵的征服，也可以解释成被狡猾的蒙古魔女所摆布，问题在于，是谁掌握着对军队及底层教众的沟通渠道？明教手握实权的地方军阀们不会愿意粉饰这位名义上的主人。事实上，赵敏对张无忌的“败坏”可能绝大部分只存在于明朝官方修撰的史书中。

张无忌在少林寺会议后奔赴武当与张三丰会晤，巩固了明教与武当的联盟。不久以后，他和赵敏又前往濠州视察。考虑到濠州明军对赵敏的敌对情绪，张无忌对此行保持了机密，仅和朱元璋等高级将领会面。在那里，他惊骇地发现朱元璋囚禁了他的朋友韩林儿，取得了明教东南军团的领导权。预料到张无忌必然会调查此事，朱元璋感到不安，于是以宴请张无忌的名义用药物将他迷晕。随后，为了便于推卸责任，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将他和韩林儿长途运到扬子江上，在那里将他们溺死在江中，当然他们可能在此之前已经遇害了。这次意外谋杀的细节永远成为了谜团。在这件事情十几年后被披露时，朱元璋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统治者，他轻描淡写地指责廖永忠没有保护教主周全，处死了这位唯一的知情者。¹⁶⁰

同张无忌一起被俘虏的赵敏可能由于其特殊身份长期被秘密囚禁，朱元璋利用她做诱饵，命令诈降的田丰等人刺杀了察罕帖木儿。在明朝建立后的1371年，为了笼络她的哥哥扩廓帖木儿，已经三十多岁的赵敏被迫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秦王朱樉。1396年，当朱樉死后，赵敏被迫殉葬，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¹⁶¹

不过，虔诚的明教徒们从不认为张无忌会死亡。在明朝中期的日月教典籍中，描述了张无忌发现了朱元璋阴谋后的反应：他对人类的根深蒂固的愚蠢和邪恶感到绝望，因而带着一小部分受拯救者——包括赵敏、杨逍，甚至周芷若——离开了被黑暗所渗透的世界，回到了光明的天国，和他的父神明尊圣者团聚。¹⁶²

明教战争与明帝国的建立

为了掩盖张无忌的死亡——由于其无与伦比的武术造诣，没有人相信他会自然死亡或战死——朱元璋伪造了张无忌的书信，声称将放弃教主之位而和赵敏隐居，并将这一职位传给杨逍。这是遵循一位儒家学者的教诲：“高高地筑起城墙，广泛地囤积粮食，但是暂时不要竞争教主。”¹⁶³朱元璋此时的声望和实力还不足以参与教主的竞争，所以将其奉送给杨逍。杨逍自然也乐于接受，如果说对张无忌之死有什么怀疑的话，他也并没有调查。但事实上除了张无忌，没有人能够坐稳这个位置，而杨逍的无能早在14世纪3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了。

1358年秋，杨逍在少数几个将领的簇拥下举行了冷清的继位典礼。明教的另外两个实权人物，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和应天政权的朱元璋，都只是派使者参加典礼而并未亲自到来。在张无忌突然失踪后，韦一笑也因为不满杨逍的继位而远走波斯，明教中枢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这导致军队脱离中央教廷控制的趋势更加无法遏制，杨逍的教主之位已被架空。

徐寿辉的地位很快被手下的军阀陈友谅取代，徐寿辉被陈友谅所杀，彭莹玉也在随后的混乱中被蒙古军杀死了。不愿服从陈友谅的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宣布向杨逍效忠，令杨逍的实力大为壮大，在明玉珍的拥戴下，杨逍率军进入四川盆地并攻陷了重庆，在第二年占领了整个四川。四川战役耗尽了杨逍老迈的精力，他在1361年去世。明教由此进入了明玉珍、陈友谅和朱元璋三足鼎立的“后三头”时期。

明玉珍接收了张无忌、杨逍时代所剩下来的中央禁卫军，以及徐寿辉的部分兵力，更重要的是杨逍所传给他的明教第三十六代教主之位。而陈友谅则诉诸民族主义的支持，将“天完”政权改称为“大汉”，这不仅是对应于汉族人民的自称，也试图唤起人们对古代的汉帝国这一汉人最为荣耀的时代的回忆。

朱元璋不承认明玉珍的地位。但朱元璋并未提出对于教主之位的要求，这不仅是由于智囊们劝诫他要“暂时不要竞争教主”，也由于朱元璋从这一时期起，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劝说这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尽早和靠不住的异端宗教脱离关系，而恢复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以降的一千多年来，儒学被认为是唯一适合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劝说下，朱元璋采用了“吴国公爵（Duke of Wu）”这样一个毫无明教色彩的平庸称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越来越淡化了他的根据地中的异端宗教色彩。

在彭莹玉死后，其他散人们出于同杨逍和陈友谅的积怨，坚定地站在朱元璋这一边，这一点带来了明教暂时的势力均衡。但朱元璋仍然缺乏来自更广大武术世界的支持。在明教分裂后，各主要门派再次采取了观望态度，成为明教各方面都争取的对象。陈友谅不仅利用他在丐帮中的政治资源，挑起丐帮的内斗，并使得净衣派向他效忠，甚至作为汉人反抗运动象征的峨嵋，在其根据地四川被明玉珍攻占后，也和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的陈友谅结盟。周芷若则在1361年和陈友谅结婚。

但朱元璋却找到了比婚姻更有成效的手段：共同利益。在江湖主流势力和明教的合作关系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只在于推翻元帝国这一消极方面，而对于未来帝国的建设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明教徒强烈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发动了他们去推翻元帝国，也会发动他们去消灭一切不符合自己教义的宗教、政治、社会形势。他们要缔造的是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一个透明、同质、上下一致、政教合一的极权社会。这是江湖主流势力无法忍受的前景。朱元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对方自己绝不会触动对方的利益，而将缔造一个政治秩序和江湖世界互不侵犯的社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佛教和道教表现得如此虔诚。¹⁶⁴

在张无忌失踪后，武当和明教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诚然，殷梨亭和杨不悔的婚姻仍然是联系二者的纽带，但是这种外在的联系不足以让武当参与到明教内部事务中，用主流的意识形态改造明教，让它成为新帝国的基础。在杨逍短暂的统治时期，这一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松散。而向传统意识形态靠拢的朱元璋成为了最佳选择。

在明朝流行的通俗小说《开国英雄传奇》（The Legend of Heroic Founding Fathers）中记载了朱元璋和他的大将们曾到武当参拜的事迹。¹⁶⁵这可能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记载了朱元璋和武当领导人在1361年左右的会面。这是很大的政治冒险：虽然张三丰并不知道是朱元璋谋杀了他最钟爱的徒孙，但张无忌毕竟在朱元璋的辖区内失踪，武当对此不会毫无怀疑。但朱元璋亲自来到武当拜见张三丰，并谦卑地向后者请教统一和治理国家的策略，终于得到了武当方面的信任。张三丰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计划，尽管经过了一系列变动，仍然可能在这位吴国公爵的身上得到实现。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凭借自己昔日的佛教僧侣身份，派人到少林寺进香，通过僧人道衍（1335年—1418年）同少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武当和少林这两大门派的风向标令许多江湖势力都投向朱元璋方面，让朱元璋顺利地继承了张无忌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

但是陈友谅通过控制巫山帮、鄱阳帮等扬子江上的帮派，掌握了扬子江水路这一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航线，并建立了一支极其强大的内河舰队。他在1360年率领十万人的舰队沿扬子江东下，直抵朱元璋的都城应天城下。这次进攻被勉强击退了。但经过几年的整顿，在1363年陈友谅再次卷土重来。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壮丁，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其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每一只这种战船可载二三千人。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

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兵力达到三十万人之多。汉军的无敌舰队与明军的水上部队相比，无论吨位还是数量都大占优势。1363年5月的一天，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陈友谅就能够得到江西这一富庶之地，并且进一步东下。¹⁶⁶

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意外地守住了南昌达三个月之久，顶住了数十万大军的进攻，将陈友谅的庞大军队一直拖在江西，而不能像在1360年的军事行动中那样直捣应天，直到朱元璋的援军到来为止。

8月29日，朱元璋亲率二十万人及两千艘舰船从扬子江下游抵达湖口，随后爆发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鄱阳湖水战。在战斗的最初几天，朱元璋军所面临的前景十分暗淡：陈友谅的战舰远比他们的高大，它们并在一起，像水上的城墙一样，将自己的战线不断逼迫后退。朱元璋的旗舰也受到了对方的炮击，被炸得粉碎，周颠在最后关头抱住朱元璋，以惊人的弹跳力跳跃到另一艘船上，他才幸免于难。最后，朱元璋决定冒险用火攻的方式摧毁汉军的密集舰队。这是自公元3世纪的赤壁之战以来就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战术，汉军对此并非没有防备。但朱元璋得到了武当派的修士们的协助。他们乘坐几艘小船，轻松地突破了敌军的箭雨，而进入对方的阵地纵火，直到这座水上堡垒像所多玛城一样燃烧起来为止。

汉军损失惨重，吴军乘机封锁了通向扬子江的湖口。在又僵持了一个月后，10月4日，陈友谅下令全力突围，夺取通向扬子江的水道，撤回武昌。他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后关头头部中箭而死。周芷若带着她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杀出重围，逃回了武昌，在那里她让陈理继位称帝，而自己成为了摄政太后。但是她的统治只维持了大约半年。

《开国英雄传奇》中记载了在鄱阳湖战后不久一位道教神灵——“武当山北极真君”——和朱元璋相见，这可能是以隐讳的形式记载了张三丰和朱元璋的第二次会面。¹⁶⁷张三丰现在支持朱元璋向更宏大的政治目标迈进。1364年中国新年，朱元璋称“吴王（The Prince of Wu）”，并建立了相对全面的统治机构，向未来的明帝国又迈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朱元璋亲征武昌，汉军全军覆没。周芷若自尽，陈理在大臣的簇拥下投降。长江中游的大片领土被并入他的权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

在1365年到1367年之间，“吴王”朱元璋投身于对另一位号称“吴王”的军阀张士诚的战争中，争夺对华南的统治权。此时，元帝国在北方的统治也正在分裂和内乱之中，从而无法对南方的叛乱分子予以打击。

在察罕帖木儿死后，扩廓继承了他的爵位、官职和军队——以及汗八里方面从未停止的猜疑。如果说朱元璋是张无忌的政治继承者，那么扩廓也接收了汝阳王府的武术家集团。金刚门的僧侣、西藏的喇嘛武术家，以及其余向蒙古政府效忠的武师，现在成了扩廓的王牌。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派遣武术精英们擒拿了刺杀他父亲的田丰等人，挖出了他们的心肝祭奠察罕。¹⁶⁸这给朱元璋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噩梦。为了预防扩廓的暗杀，他有段时间每天都和周颠睡在一张床上。

但是扩廓及其军队很快被卷入蒙元帝国最后的内乱。元顺帝和他的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之间矛盾丛生，孛罗帖木儿支持顺帝，而扩廓则支持太子，二者水火不容，至于开战。扩廓在1365年率军进入汗八里，掌控了朝政，被封为丞相，拥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此后他率大军前往河南，准备征讨南方，但是却不幸陷入与陕西军阀李思齐、张良弼的火并中。汗八里方面趁机大肆削减他的权力。在1368年，扩廓的一切官职都被剥夺，陷入困境。此时朱元璋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给元朝中枢以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在1368年中国历新年登基，宣布自己是中国皇帝。他并没有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将他的帝国命名为“吴”，却使用了“大明”的抽象国号，间接表达了对明教功绩的承认。以这个国号本身，明教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为自己戴上皇冠之前的许多年中，朱元璋在一群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不遗余力地将他控制下的明教组织改组为正统的儒家政府，将其中的异端色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对教主之位的要求。这一点当然不会不引起说不得、周颠等教中元老的警觉，在驱除野蛮人、统一中国的崇高名义下，他们不得不一再做出妥协，但在国号问题上，他们停止了让步，并威胁要举行兵谏。朱元璋手下的将士们，尽管已经逐渐淡漠原教旨主义的信念，但仍然希望新的国号能够反映他们的信仰寄托。最后，儒家的知识分子们也勉强同意了这个国号，因为他们在儒家经典中为之找到了依据。在最古老的儒家文献《诗经》中，有一篇就叫做《大明》。

但除了国号之外，朱元璋不愿意再保留任何明教的痕迹。在他著名的即位诏书和北伐檄文中没有体现明教的教义。而在后来的官方历史书写中，朱元璋及其政权及明教组织的关系也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暂时的屈从和相互利用。朱元璋本人以正统的中国帝王谥号被记录在历史中——明太祖，而非明教教主或“明王”。更加戏剧性的是，朱元璋在即位后当年就下诏禁止一切“旁门左道”：白莲宗、弥勒宗和天鹰教等明教支派都被当做荒诞的异端邪说遭到禁止。对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明教运动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为反讽的结果了。

第十章　明代前期的门派体系与秘密宗教（1368年—1440年）

明太祖对武术世界的政策

1368年9月14日，高举着“大明”旗帜的汉族军队在经过千里的远征后攻入汗八里，元顺帝和扩廓帖木儿在几天前已经带领残余的军队以及整个政府组织退回北方草原，一个半世纪以来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宣告结束。这不仅意味着新生的明帝国获得了“上天的眷顾”，也是自北宋时代以来汉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胜利的顶点，传统的中华帝国形态复归了。尽管帝国的彻底统一和开疆拓土还有待时日，但明太祖朱元璋已经可以庆祝自己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蒙古人退出中国本部之后，明教的残余机构成为太祖迈向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明玉珍于1366年死后，他的儿子明升在四川继任为有名无实的明教教主，并拒绝了太祖的招降。在华北地区平定后，1371年5月，太祖派遣傅友德从陕西直捣成都，与此同时，廖永忠从扬子江率舰队进攻重庆。他们遭到最后一批虔诚明教徒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最终明升和他被击败的教众们向重庆江面的廖永忠舰队投降。¹⁶⁹

此次胜利后，廖永忠的过分得意让他做出了太祖所未曾预见的举动，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已经终结，并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杀害张无忌的秘密。这个惊人的消息，尽管已失去了时效性，但仍然迅速传播开来。在张无忌死去十三年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新皇帝的权威，但曾崇拜张无忌的将士们仍然对新皇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太祖当然矢口否认这一切，他处死了吐露机密的廖永忠，并安抚其他的将军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此后十多年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害。四散人也遭到了清洗而纷纷离开南京，不知所踪。据说说不得和尚曾经在皇宫墙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讽刺诗：

这个世界广阔无边，充满万物，

你要收起来，放在一个袋子里。

稍微放宽些，对你有什么妨碍？

毕竟，最终一切都会烟消云散。¹⁷⁰

其中的多元主义的思想或许也是对明教自身残酷的二元斗争哲学的反思。

不过，太祖对在鄱阳湖中拯救过他生命的周颠较有温情，或者较为惧怕。他曾经派人在庐山附近寻找周颠，但没有结果。在1393年他为周颠写了一部传记，称赞周颠的神奇事迹，不过小心翼翼地抹去了明教的痕迹。不管怎么说，周颠没有再和他见面。

在对残余的亲明教势力进行残酷清洗的同时，明政府也禁止明尊信仰本身。在太祖亲自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¹⁷¹

最后，明教这两个字也被严禁提起。明帝国政权的起源成为了最高的机密，而朱元璋取得帝位，则被形容为是“天命所归”的结果——一种传统的儒家式表述。

然而，在太祖生前，明教的诅咒仍然长久影响着明帝国的中枢机构。从其统治中期开始，太祖开始进一步杀戮在明教时期曾是自己战友的功臣。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处死，受牵连被杀的多达三万人。1390年，最早追随他的李善长被迫自杀，其全家也被杀戮；常遇春本人在1369年死去了，但在1393年他的妻弟蓝玉将军被杀，一万五千人随之遇害。徐达于1385年病故，但民间长期怀疑他是被太祖所赐的一只鸭子毒死的。无疑这些功臣都深知这位开国之君在明教时代的真实地位和毒辣行径，这一点令皇帝坐卧不安，只有尽可能多地杀戮才能确保秘密不会泄露。

明教并非太祖唯一的担忧。在更广阔的江湖网络中，武当、少林、丐帮等各大集团仍然拥有广大的势力范围和许多桀骜不驯的武术家。这些是对新生的明朝统治的严重威胁。但朱元璋全力镇压明教之余，并不愿意冒和诸大门派同时为敌的风险。即使在南京的深宫中，皇帝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免于张三丰或少林武术僧侣的刺杀。因此在朱元璋时期，对于武术世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但是，朱元璋也不敢冒险去对这些危险分子听之任之。一方面，他在1382年创立了著名的“织锦衣服的卫队（Guard of Brocade）”。这一组织是听命于皇帝的宫廷秘密卫队和侦查机构，由对外招募和内部训练的干练武术家组成，其地位和报酬远远超过一般的普通卫军。较之金元时代偶尔组建的官方武术家团队，这在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改进。这意味着帝国可以制度化地不断从武术世界汲取资源，以保持势力平衡。在明代的近三个世纪里，这一机构一般而言很好地发挥了作用。

另一方面，皇帝试图从根本上消减武术世界存在的基础，因而采取了如下策略：自1370年开始，朱元璋派遣官吏到全国各地测量土地和清点人口，以前所未有的严密登记户籍，禁止自由迁徙，并且将人民编成“里甲”作为基层组织，其中的居民相互了解，向里长报告，以实现层层监督。以这种方式，社会流动性被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江河与湖泊”一度变成了干涸的泥淖。

皇帝也对帝国的东南部课以重税，以保证主要的财富流向政府和宫廷，这导致了当地繁荣的商业的凋敝。宋元时代滋生了明教和多个帮会的丰厚土壤变得贫瘠不堪。另一方面，朱元璋要求各寺院和神庙清点僧侣和修士，淘汰冗余，并且对一般居民投身宗教也加以限制。在此皇帝的用意相当明显，在元代的六个主要门派中，至少四个都属于佛教和道教。无法认为这些举措能可以直接适用于武当和少林等大型门派（帝国对它们向来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加以限制的框架。¹⁷²

在朱元璋三十年的统治时期（1368年—1398年），由于上述政策影响，虽然农业生产获得恢复，但工商业仍在凋敝中，社会流动受到有力的遏制，江湖与武术世界也陷入萎缩。对于朱元璋来说，一个淳朴简单的农业国家或许是最理想状态。但不久后，帝国对于其人民所施加的诸多硬性限制将会逐渐废弛。明代中后期商业与贸易的繁荣将会带来武术世界的又一次鼎盛。然而在此之前，处于过渡期的武术世界面临着一场皇室之间的内部斗争。

明朝内战与武当的鼎盛

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他已故的太子留下的嫡长子朱允炆（1377年—？），他在1398年即位时，还只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称为建文帝。朱元璋坚持长子继承制度，没有考虑传位给其他的儿子。然而这也使得年轻的皇帝在接管帝国后不得不面对若干在元末和明朝初年久经战场的叔父们及其子孙，他们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其中最显赫的是燕王朱棣，他的王府设于原来的汗八里，掌管对抗北方蒙古草原的军事防线。

自即位开始，建文帝就着手废除朱元璋留下来的一堆藩国。在几个较弱的藩王被消灭后，1399年8月，深感受威胁的燕王朱棣不得不孤注一掷，发动军事叛乱，其理由是皇帝被身边的奸臣迷惑，有悖于太祖的祖制。富于军事经验以及掌握了被称为“朵颜三卫”的精锐蒙古骑兵，令朱棣在和帝国的对抗中游刃有余，在三年的战争中，逐渐将战线向南方推移。

使得局势更为糟糕的是，南京政府在战争的同时还在野心勃勃地推进其他的改革。1401年，建文帝下令限制佛教和道教寺庙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并没收多余的田产。这对于各大宗教性门派是致命性的，大量的地产是维持其存在的经济命脉。这一举措是朱元璋时代限制武术世界政策的延续，但却将广大武术世界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因此武术世界的佛教僧侣和道教修士站在其对立面为朱棣效劳也不足为奇了。¹⁷³并且朱棣身边有富于智计的僧人道衍（姚广孝），此人元末时曾经在嵩山一带游学，和武术世界颇有交往。

道衍请来了一些神秘的道教人士，宣扬是“真武大帝”的使者，其中后来最著名的是来自武当山的道教修士虚玄子，他俗名孙碧云，从名称来看他是武当的第三代领导人谷虚子的同辈。为此朱棣的军队中也供奉了真武神像。¹⁷⁴在1401年和1402年的多次战役中，朱棣都曾遇险，特别是1402年5月的淝河战役，朱棣的军队被平安将军包围，他的大将陈文在战场上被斩杀，而朱棣本人的坐骑也被射死。只有在道教人士的保护下，朱棣本人才被救走而幸免于难。嗣后朱棣回忆说：“朕起义兵，靖内乱，神使辅相左右，风行霆击，其迹甚著。”¹⁷⁵这些被打扮为“神使”的神秘人物显然是武当的武术家，对于武当来说，帮助朱棣击败朱元璋选定的继承人既是对朱元璋溺杀张无忌的复仇，也是为了保护武当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且可以在武当和未来的君主之间建立新的友好关系。

1402年7月，帝国的内战以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而告结束，南京皇宫在城破的混乱中被焚毁。建文帝失踪，据说是化装成僧人逃出了南京，同时消失的还有一大笔帝国内库的财富。朱棣宣称建文帝已经被烧死，这勉强给了他在几天后登基的理由。朱棣成为了新的皇帝，即明成祖（1402年—1424年在位），同时血腥镇压了建文帝的若干忠实臣僚。

或许出于对南京这一属于太祖和建文帝的故都的恐惧，成祖将首都迁到了自己在汗八里的大本营，营建了新的皇宫，也就是今天北京的“紫色禁止之城”。篡位而缺乏合法性的阴影一直萦绕在成祖的心中，令他必须有所作为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成祖的成就在很多方面胜过乃父：他五次深入蒙古高原北伐，击溃了元朝的残余机构，并将明朝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满洲地区；他吞并了越南，疏通了大运河，恢复了南北水陆交通，并编撰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百科全书。在成祖统治的二十多年岁月中，他一直致力于寻找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和失踪的财富，包括多次派遣太监郑和去远达非洲的海外寻觅，但却一无所获。

篡位这一明目张胆违背儒家教诲的罪恶仍然对成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急于通过道教仙人的扶持来证明自己拥有真正的上天之命。从1405年开始，成祖显示出对武当派有更多的了解。他开始急切地派人寻访张三丰，并持有他谦恭的书信：

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神妙莫测。肤才质疏庸，然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凤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之怀，敬奉书。¹⁷⁶

出生于1247年的张三丰此时不太可能仍然在世，但武当方面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死的象征。在上个世纪的武当开拓者中，此时仍然活着的可能是其弟子张松溪，他本人也已年届百岁。张松溪是明代武当武学最重要的传承者，或许是虚玄子故弄玄虚，令成祖将二者混为一谈。

虽然一直未能找到张三丰，但为了报偿武当的援助，或许也是为了借助武当派的力量寻访失踪的建文帝，从1412年开始，朱棣下令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武当的道教神庙，其雄伟与富丽皆胜过十三世纪的重阳宫，可以与北京的宫廷媲美。他还为这些寺庙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碑文。这样一来，在十五世纪初叶，武当一跃而为武术世界最为显赫的门派，几乎具有了半官方的性质。但这一鼎盛时期随着1425年日月教的袭击而骤然终结。

明教残余势力与日月教的兴起

虽然在1368年后，明教被帝国政府所残酷碾压而土崩瓦解，但其残余势力仍在巨大压力下坚持活动。因为朱元璋的背叛，导致张无忌的死，明教人士对帝国政府充满憎恨。对虔诚的明教徒来说，僭称“光明”名义的异教意味着比之前更不可接受的恶魔压迫。武术世界的民族主义势力或多或少因为汉族统治的恢复而感到满意，但明教与帝国的矛盾却越来越不可调和。

在1379年彭莹玉的同族彭普贤和彭普贵在四川发动起义，1386年彭玉琳在江西进行了暴动。这些地带是明教的旧基地，可想而知明教势力仍然盘根错节。¹⁷⁷在朱元璋统治末期在陕西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田九成起义。陕西的田九成自称“明王”，以高福兴，王金刚奴，何妙顺和李普善为“四大法王”，起兵反抗明朝统治。这次起义被明朝军队镇压下去。但王金刚奴继续活动，直到1409年被杀。

王金刚奴死后，明帝国的南部和西部暂告平定。但新的秘密宗教运动又在河北和山东地区酝酿产生。1418年，一个叫刘化的僧人自称弥勒佛的化身，在河北中部传教，吸引了许多崇拜者，他显然也是弥勒宗的成员。同时在山东，一个叫唐赛儿的农村女子号称发现了石盒中的一部奇特的武学典籍，获得了高深的武术，因而自称“佛陀的母亲”。1420年，在招揽了数万追随者后，唐赛儿发起暴动，攻占了山东的一些重要城市。同时在河北真定也发生了号称五百罗汉的秘密宗教起义。¹⁷⁸这一系列起义被明朝的政府军镇压，唐赛儿也被“织锦衣服的卫队”的武术家们擒拿，被套上了重重枷锁，但却能够设法逃走，此后不知所踪。¹⁷⁹朱棣怀疑她混迹于佛教和道教的修女中，但对华北的修女进行逐一排查后仍然不知其下落。¹⁸⁰

秘密宗教的不断滋扰让朱棣不仅大为加强了其“织锦衣服的卫队”的权力，而且也依赖武术世界的主流势力进行镇压。朱棣不仅对武当，而且对任何无意于反抗政权的武术世界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有对于异端的宗教崇拜坚决镇压。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别使得武术世界也采取了明确的态度。他们并非为明朝效力，但绝不希望令人憎恶的异端宗教在这一承平时代自己争夺江湖空间和资源。因此很快，武术世界主流便与明教的继承者发生了冲撞。

在1425年，张松溪去世后，处于巅峰时期的武当总部被自称“日月神教（The Holy Church of the Sun and the Moon）”的一股神秘势力所突袭，张三丰的佩剑和手书的《太极拳经》被抢走，并有三名武术精英被杀。¹⁸¹后来得知，这一新兴宗教和唐赛儿及刘化等河北同道有关。他们聚集在太行山深处，将各个教派统一改组为日月教，即太阳和月亮的宗教。在15世纪20年代早期，日月教已经在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深处秘密建立了自己的总教坛，出于某种宗教神话，称为“黑木崖”，意为“黑色树木的山崖（The Cliff of Black Tree）”。日月教对于武当和明朝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最为愤恨，认为这是武当对张无忌的背叛，为了报复和警示天下，他们筹划了这次不逊色于911的奇袭。

日月教与明教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光明的象征，因此这一教派的名称就意味着对光明的崇拜（在中国文字中这种联系甚至更为显著，因为明教的“明”就是由“太阳”和“月亮”两个字组成的）。之所以改弦更张，或许是为了掩饰，或许是因为担心“明”字会让文化程度低下的普通教众迷惑于自己和明帝国的关系。但日月教可能并非明教的直系。从崇拜光明到崇拜太阳和月亮，这种原始自然崇拜的倒退在正统的明教体系中显然不会发生。另外，日月教虽然设置了类似明教的光明左右使，但也设置了类似丐帮的十名“长老”，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形态，显示出其来自农村宗族组织的原始起源。

另一方面，日月教的兴起也和来自宋代的遗留武术有关。唐赛儿可能从发现的秘籍中找到了十一世纪的逍遥派“北冰洋功”的残本，将之设法补全后称为“吸星大法（The Great Skill of Pulling Stars）”。这一玄妙武术据说能够吸取他人的内力，从而废除他人的武术造诣。凭借着这样威力强大的武术，日月教能够重创武当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武当战役使得日月教一举从默默无闻变得举世闻名。此后，“吸星大法”的恐怖声名传播开来，引起了武术世界广泛的恐惧和敌视。

被籍籍无名的日月教所蹂躏的巨大耻辱让武当从张三丰的弟子举世无敌的神话中苏醒过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武术门派的地位。武当开始整顿自身并谋求报复，但20和30年代的几次反击都未能成功，反而导致更多己方的死伤。武当从荣耀的巅峰的顶端跌落，但仍然是受到朝野尊崇的正当门派，而日月教部分由于“魔教”的背景，部分由于“吸星大法”的惊人威力，被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恐怖分子。其势力扩展日益让整个武术世界都感到不安，决意加以弹压。武当与日月教的争端逐渐扩展为整个武术世界主流势力与地下势力之间旷日持久的对立。这样我们看到，在十五世纪中叶，一百多年前明教与六大门派的斗争以略加变化的形式而再度重现。

五岳剑派的崛起；与日月教的冲突

成祖死后，出现了被广泛赞誉的政治清明时代，即由其子仁宗朱高炽（1424年—1425年在位）和其孙宣宗朱瞻基（1425年—1435年在位）先后统治的“仁宣之治”。不过这一短暂的治世随着宣宗的过早去世而很快终结。在他的儿子英宗朱祁镇（1435年—1449年，1457年—1464年）的统治时期出现了新的蒙古入侵危机，并导致了1449年英宗在和蒙古人的交战中被俘。此后他的弟弟朱祁钰成为代理皇帝，直到英宗获释后，在1457年重新夺回帝位。

虽然北方的蒙古仍然是一个不愉快的威胁，但总体而言，十五世纪的中国人保持了对中华帝国的自信，武术家们也未对外部世界投以过多关注，即使郑和远达非洲的远航也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事实上，在将近一千年的中国武侠史中，之前的四个世纪和之后的三个世纪都被异族入侵的阴影所笼罩，只有在15和16世纪，这些问题不再成为人们主要的担忧，武术世界遂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和对江湖空间的控制，而帝国商业的繁荣也催生了新的门派政治形态。

15世纪中期的武术世界格局与百年之前相比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武当早已不再被认为是出身可疑的暴发户，也和北京朝廷脱离了关系，它与少林达成了势力均衡，并列为最受尊崇的一流门派，峨嵋、昆仑和崆峒仍然是受到尊敬的大门派。但与此同时，又有许多新的门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门派政治的发展进入自身的黄金时代。譬如在1390年代，在西康的大雪山山脉中成立了雪山派，在内地，青城派和五岳剑派的崛起尤为令人瞩目。

北宋时代曾经一度称霸的青城派是一个源自武术山寨的世俗门派，在11世纪后就衰落了，后来在蒙古在四川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在15世纪初重建的青城派是一个道教门派，在明朝皇室对道教的崇拜运动中，作为据说张陵曾经居住过的名山，青城受到道教的尊崇，许多不同宗派的道教修士都来到青城山修建道教神庙并相互竞争，最后成立了统一的青城派。

五岳剑派是位于东、西、南、北和中央五座山脉上的剑术门派。东方是位于山东境内的泰山，西方是陕西的华山，南方是湖南的衡山，北方是山西的恒山，以及中央在河南的嵩山。五岳的位置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总体而言，它们自从汉代以来就受到中国人的尊奉，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神圣性。

至迟在15世纪中叶，诸如青城和五岳这些著名山脉已经全部被武术门派所占据。这一点的意义非比寻常，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时武术门派已经何等的繁荣。这些门派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缺乏充分的史料去探轶其细节，但仍然可以尝试给出一般性的解释。可以看到，主要门派的诞生是各宗教团体之间生存竞争的结果。

明显地，几乎所有的大门派都依附于名山。青城派的道教背景毋庸置疑，五岳剑派有两个是纯粹的宗教门派，即道教修士的泰山派和佛教修女的恒山派，另外两个也和宗教有关：华山派，正如上文已经叙述的，产生自全真教的郝大通支系，而嵩山派则位于太室山的峻极禅院。这些门派在起源上和少林、武当和峨嵋有许多共同之处。

毫不奇怪，自从中古时代以来，在名山上的宗教机构就受到崇拜，由于香客和帝国各级政府的供奉（有时甚至是帝王的加封），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产。为了防止和平时代的匪徒劫掠和动乱时期的军队滋扰，产生了对武术家的需要。许多有佛教僧侣和道教修士身份的武术家也乐于在这些著名寺庙中栖身并招收弟子。在这些寺庙中，有武术造诣的僧人和修士更富有竞争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他们一般而言会居于宗教要职，其弟子也会超过毫无武术修养的普通僧侣教士。一旦这些位置被武术家所占据，他们就几乎不可能离开。而一个武术化了的宗教寺庙将会比非武术化的更具有生存优势，后者也会逐渐被前者淘汰。因此这些宗教机构逐渐变成武术家的传承组织，并和其他武术门派建立联系。此后，经过某些更复杂的演变，譬如僧人还俗或者招收没有宗教身份的俗人为门徒，会令一部分宗教门派进一步转变为世俗门派。而无论是哪一种门派都拥有足以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财产，包括信徒对寺庙的捐献以及较稳定的地产所带来的田租。另外，虽然并无统一规定，但富有的门徒对于母派的回馈也是一项可观的收入。

这一门派的“进化”过程需要多代人的时间，可能要经过数十到上百年才能完成。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旦网络状的江湖空间连接起来，社会财富和人才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各处名山的节点，便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大量的门派。北宋和元朝分别是两个门派产生的高峰时期，但发生在15世纪的新浪潮更胜过前二者。诸多著名文化山脉被武术世界占据的事实，也说明武术世界的繁盛已经走向历史的前台。

更有趣的事实是五岳剑派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结成了联盟关系。虽然五岳是经常被并称的山脉，但是这和门派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必然联系。然而五岳剑派的派际关系显然是基于都位于五岳这一共同基础的认同感之上的。并且他们也有若干特点：首先是以剑法为武学主体的门派，这使得它们的武术造诣有共通点，其次是大都属于新兴的小门派，这使得它们有结盟的需求；再次是位于中国本部的不同方位，彼此距离相当遥远，这使得他们更容易结成联盟而非争夺势力范围。

然而结盟的主要原因仍然在于异端宗教的挑战。正如查良镛的论断：“五岳剑派所以结盟，最大的原因便是为了对付魔教。”¹⁸²五岳剑派与日月教的冲突可以上溯到成祖时代，即明教与日月教的过渡时期。在陕西的华山派帮助政府镇压了田九成起义。而当刘化和唐赛儿在华北地区活动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正在扩张的泰山和恒山派发生冲突。为了躲避政府的通缉，这些无法无天的异端罪犯们也常常躲入这些名山的寺庙中，和各大剑派的冲突不免日益激烈。在15世纪初，五岳剑派之间的往来显著加强了，并出现了某种初级的结盟形式以对抗在整个华北地区活动的新兴秘密宗教。

在五岳剑派中，华山派具有特殊的地位。正如前几章所叙述的，它源自金代的全真教，并且自元中叶以来就已经享有盛名。虽然无法与武当和少林相比，但在次级的武术群体中仍然具有很高声望。因此这一联盟并非平等关系，而最初以华山为首领。相比之下，嵩山派和恒山派则历史短促，衡山派可能源自南宋的武术流派，在铁掌帮的压力下勉强维持其存在，却几乎不为外界所知晓。泰山派大概与之相似。¹⁸³这一格局下，五派联盟对彼此都是有利的。华山派可以大为扩展其势力范围，而较小的门派也可以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

但问题并不只是简单。如果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发现五岳剑派的整体势力范围遍布整个华北及华中，这和位于西部的峨嵋、青城、崆峒和昆仑没有直接冲突，但与少林-武当联盟的势力范围几乎完全重合。这种势力扩张何以能为更为强大的武当和少林容忍？

原因或许仍在于危险的异端的挑战。帝国政府乐于看到在魔教与自身之间有以儒释道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所谓正教的缓冲。同样，少林与武当等武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也需要在自身和“魔鬼宗教”之间有所缓冲。这可以视为不久前武当与日月教的争斗所提出的警示：直接对抗会严重损耗自身的实力。主流势力需要一支对付日月教的前锋，它不能太强大也不能太弱小，应当能处理在各地的危机，但仍然需要自己在幕后的支持。分布广泛的五岳剑派正满足了这一需要。这显然正是少林容忍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嵩山派的原因。

虽然一般来说，五岳联盟可以视为武术世界反魔教运动的产物。但日月教与五岳联盟的冲突也有其独立的原因，争夺武学资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15世纪初，上文曾提及的《葵花宝典》在数个世纪的转手后，被福建莆田少林寺所获得，其主持红叶法师对此秘而不宣。在分裂了许多世纪后，这一少林的南方支系和少林本寺已经貌合神离。莆田少林是福建武术势力的霸主，但仍然野心勃勃地想要进军北方。红叶试图改进《葵花宝典》的武术，以供自己利用，但许多年中却并未取得显著进展。大约在1430年，华山派两个年轻的弟子岳肃和蔡子峰访问了莆田少林。在那里他们潜入其藏书室并偷偷翻阅了《葵花宝典》，但只是获得了支离破碎的记忆，并且发现彼此之间的印象都不符合。无论如何，岳肃和蔡子峰很快凭记忆将这部经典抄录下来，并携带此抄本返回华山。

几天后，红叶很快发现有人进入他的藏书室，怀疑的目标当然集中在了华山派的访客头上。红叶大感恼火，但并没有实际证据，和远在西北的华山派也难以翻脸，只得让自己的学生渡元前去华山询问。在华山，岳肃和蔡子峰正为原文的确切含义争吵得不亦乐乎，他们向渡元坦承自己偷窥《葵花宝典》的事实，并询问渡元对原文的理解。不过渡元本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这部典籍的传承，他反而从华山那里间接得知了《葵花宝典》中的武学原理。这次旅行激起了渡元的世俗欲望，当他离开华山后，并未返回莆田向红叶汇报，反而宣布还俗，并练习自己所获得的《葵花宝典》武术。红叶对此无可奈何，他无法公开宣布渡元背叛了自己，否则他长期暗中扣留《葵花宝典》的事迹就会被泄露出去。

不久后，由于岳肃和蔡子峰对原文的认识日益分歧，导致了论争的白热化，二者相互攻讦，他们从莆田少林手中得到《葵花宝典》的秘密也就此外泄。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红叶处于风口浪尖，他不但失去了重要的武学典籍和自己信任的学生，甚至嵩山方面也来信责问。红叶不久郁郁而终，临死前或许出于愤恨，焚毁了《葵花宝典》的原文。

新生的日月教对此事件异常感兴趣。尽管与上个世纪的明教关系密切，但他们并非明教的直系，许多明教人士掌握的强大武术，譬如著名的“天地交换法（The Method of Exchang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都失落了。因此虽然有唐赛儿等若干杰出的武术大师，但其大部分仍然是乌合之众，他们急需获得武学典籍以提升自己的实力。由于对张无忌时代历史的片段回忆，日月教首先选择了武当下手，但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只获得了张三丰的《太极拳经》手稿，可是这一著作因为过于哲学化而缺乏实用价值。

得知《葵花宝典》在华山的消息后，日月教大约在1435年发动了攻打华山的战役。华山方面召集了新结盟的四岳剑派进行防守。这一战役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的，日月教方面大批教众死亡，而岳肃、蔡子峰和多名五岳剑派的武术精英也被杀。但日月教达成了战略目标，夺得了岳肃和蔡子峰笔录的《葵花宝典》抄本。

由此开始了五岳剑派和日月教的百年战争。华山等门派开始对日月教进行报复性袭击并企图夺回被抢走的经典文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和武当找到了共同的敌人，因而结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盟。五岳剑派成为武术世界主流势力对抗日月教的急先锋。

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日月教在1440年由十大长老出面，与五岳剑派相约在华山决斗。此时日月教人士研习《葵花宝典》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并且专门研究了对五岳剑派各类武术的破解方式，因而有充分的把握彻底消灭后者。当十长老到达华山后，被低级弟子引入一个山上的巨大溶洞中，华山方面宣称这是比武的会场，五岳剑派主要武术家已经在其中等候。

十位长老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他们一旦进入溶洞，五岳剑派就用巨石封住了洞口，令他们无法脱身，十长老在山洞中很快因饥渴而死去。以这种简单的骗局，五岳联盟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也巩固了自身在武术世界中的地位。十长老临死前在山洞中刻下对华山的诅咒之辞，但对此华山并没有理由感到愧疚，因为五年前，日月教正是以同样并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夺走了《葵花宝典》。¹⁸⁴

十长老的悲剧性死亡，无疑令日月教受到了自从开创以来最为巨大的损失。但日月教仍然在武术世界主流势力的围剿下幸存下来。以五岳剑派为前线，少林-武当联盟为中坚，昆仑、峨嵋和青城为后援的主流势力与日月教的武术世界内战长期持续下去，并在15与16世纪之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

第十一章　明代中期的武术世界战争（1440年—1514年）

15世纪下半叶的武术世界格局

总体而言，15世纪中后期是相对平静的时期。日月教被成功抑制了，五岳剑派在华山的领导下稳定地发展，并未与其他主流势力产生激烈冲突。在帝国边境的蒙古入侵危机，虽然发生了1449年英宗被俘这样悲惨的事件，但很快就由代宗接任皇帝之位而击退了蒙古军队，并未酿成严重后果。武术世界也较少参与。¹⁸⁵此后宪宗（1464年—1487年在位）和孝宗（1487年—1505年在位）的统治虽非完满，却也堪称稳定。自从第二次华山战役之后，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武术世界得以享有难得的平静。

在这段黄金时期，最为突出的事件是林远图在15世纪40年代的崛起。林远图即渡元，他在返回世俗生活后在福州地区从事保镖业务并结婚生子。不久后，林远图完成了《葵花宝典》所教导的武术修习。他付出了自我阉割的惨重代价，但收获了名声和金钱。同时代人大都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剑术大师，他所开设的福威镖局也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同类运输保安公司之一。但林远图一直是一个谜团，大部分人只依稀知道他是少林的毕业生，但他赖以成名的武术技艺明显并非来自少林。林远图将其来自《葵花宝典》的剑术骄傲地成为“辟邪剑法”，亦即“邪恶所躲避之剑法（The Evil-Avoiding Swordplay）”，这一剑术很快便闻名遐迩，虽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它来自于已经被焚毁的《葵花宝典》。

林远图于15世纪70年代去世，此后他的子孙继续从事镖局的商业运营，取得了可观的业绩，将经营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但林远图并没有传授给他们《葵花宝典》中的高阶武学。可以说他们的武术造诣是不如人意的，林氏称雄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然而林氏家族的辟邪剑法却仍然引起武术世界持续的兴趣。

五岳联盟自华山战役后陷入了相对的沉寂，其主要原因在于其领袖华山派的内部问题。在岳肃和蔡子峰死后，他们各自的门徒开始按照他们对《葵花宝典》不同的理解——主要剑术和内力何者更为优先——发展出剑术宗和内力宗两个宗派。¹⁸⁶最初剑术宗颇占上风，蔡子峰的门徒们掌握华山大权。但在15世纪60年代，岳肃的继承者则后来居上，培养出一批不让于前者武术精英。当双方趋于势均力敌后，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华山被内部的两极化分裂所困扰，而几乎陷入瘫痪。

但华山的内斗并非全然是负面的。因为激烈的竞争关系，两个宗派都必须尽最大努力地发展自身。如果能将其导入良性竞争，这一内部竞争机制甚至将有利于华山的发展。林远图之后崛起的著名剑术家风清扬正是这一竞争的产儿。他是剑术宗的中坚力量，在七八十年代声名赫赫。但风清扬并非仅仅是华山剑术宗的继承人，他同时还学到了失传已久的独孤求败的武术“独孤九剑”。剑术宗不仅可以指望风清扬帮助他们赢得内部斗争的胜利，甚至视他为华山成为第一流门派的希望。

但这一希望在1485年破灭了，这一年剑术宗和内力宗约定了在华山的玉女峰举行武术比赛以验证双方的理论，但剑术宗所依赖的风清扬并未及时出现。据说他此时正在杭州和一个妓女打得火热。比赛迅速失控，导致了双方的大规模仇杀。最后两个宗派都死伤惨重。不过内力宗占据了微弱优势，剑术宗剩余的成员，以封不平和成不忧为首，被勒令离开华山。当风清扬回到华山时，不仅剑术宗全军覆没，而且整个华山派的实力也损耗殆尽。风清扬因为妓女而耽误比武的丑闻传扬开来，逼迫他不得不在随后退隐。

在此后几年中，华山派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从糟糕到更糟。对于内力宗，玉女峰的决斗只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Pyhrric victory）。¹⁸⁷内力宗剩下的几个老者先后死去；岳肃的孙子，一个叫岳不群的青年在三十多岁时，就不得不接过掌门的重任。但换个角度来看，他所担负的责任也并不重大：除去他被开除的剑术宗同学封不平等人、一些关系疏远的旁支、仅仅是装点门面的外围弟子，岳不群和他的同学兼妻子宁中则，以及他们的唯一一个弟子，当时还只是一个婴儿的令狐冲就是这一曾经庞大的门派的仅剩成员。

岳不群在玉女峰的殴斗中被重伤后侥幸存活，他见证了华山派从高度兴盛到极度衰微的整个过程。从接任掌门之日起，岳不群就将复兴华山作为自己的最高奋斗目标。但现实是残酷的：不久后五岳联盟会议上，丧失了实力的华山派被迫将主盟者的地位让给嵩山派，后者在华山内讧的时期开始了飞跃发展，已经拥有由十多名顶尖武术家组成的“十三提坦（Thirteen Titans）”，堪称当时的武术梦之队，其领导人左冷禅的实力更为惊人。事实上，即使不算嵩山派，精英尽丧的华山派也无法与其他三个剑派相比：其中任何一个都拥有百人以上的队伍以及多名一流武术家。华山派由显赫的盟主沦为了微不足道的附庸。

虽然华山派戏剧性地忽然中衰，但在15世纪末，五岳剑派作为整体，实力仍然显著地增强了。同样，青城派在其新领导人余沧海的主持下，也日益壮大。同时，峨嵋、昆仑和武当则逐渐走向衰落，武术世界的上层秩序摇摇欲坠。另一方面，中衰数十年的日月教在新教主任我行（约1480年—1499年，及1511年在位）的治理下，大量吸收武术世界的边缘势力，从而逐渐复兴。这样，从15世纪80年代开始，若干基本矛盾逐渐孕育和激化：首先是主流势力与异端势力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多；其次是主流势力内部下中层（青城派和五岳剑派）和上层（武当-少林联盟及峨嵋与昆仑）之间的隐性权力斗争；而在五岳剑派内部，则仍然存在领导权问题的争执。

反魔教斗争与日月教的内乱

到了15世纪90年代，各大主流门派和日月教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五岳联盟再次站在了反魔教阵营的最前线。这一点不仅由于二者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也因为对于左冷禅领导下的五岳联盟来说，虽然自身的实力已经大为增强，但仍然难以跻身武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之列。要直接挑战和取代走向衰落的峨嵋、昆仑和崆峒是破坏既定秩序的，会遭到武术世界的一致反对。只有摧毁或至少重创日月教这一主流势力的死敌能为五岳联盟夺得这样的资格。

但五岳联盟并不具有这样的实力，这也使得他们长期陷入和日月教的胶着之中无法脱身，除了消耗自身实力外一无所获。在1499年，焦躁的左冷禅和任我行单独约战，结果以惨败告终，几乎送命。¹⁸⁸但任我行自身也在战斗中受到创伤，健康受到很大影响，这间接导致了随后的日月教政变。

与左冷禅交战后不久，任我行将教务全盘交给了新晋的光明左使东方不败，自己则专心于恢复健康和武术研习，并将珍藏的《葵花宝典》赐予东方，这被普遍视为即将传位的象征。如果任我行并不打算让东方不败继位，那么这就是他隐居期间给予东方的一个虚假承诺，以争取时间让自己痊愈。

任我行并不担心东方获得《葵花宝典》中的武术。虽然这部岳肃和蔡子峰所抄录的手稿已经成为日月教中历代相传的信物。然而由于二人理解的不同，其中有大量错讹，加之必须阉割性器官的严苛前提，很少有人能够学到其中的武学。然而东方却在任我行的传位中嗅出了不寻常的征兆，他带领亲信袭击了正在休养的任我行并将其打倒。此后任我行被东方不败秘密囚禁在杭州，对外则宣布死亡。在这场政变后，东方不败顺利继任教主（1499年—1511年在位）。这一突发事变不免引起教众的不安，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东方不败封任我行的独生女儿任盈盈为“神圣阿姨（Holy Aunt）”，给予她近乎公主的待遇。

在东方不败十二年的统治时期，日月教与武术世界主流势力的冲突更加激烈。东方不败野心勃勃地打算统一整个武术世界，因而不惜自我阉割，练习了《葵花宝典》。他的武术造诣突飞猛进，对各门派的武术家们大加屠戮，这为他夺得了“武术世界第一”的称号，在十六世纪的最初几年，整个武术世界都在东方不败和日月教的阴影下瑟瑟发抖：江西一位姓于的武术家被灭门，儿童也遭杀戮；济南一个小门派领导人的儿子和儿媳在新婚时被双双斩首；汉阳一位年迈的知名武术家在生日宴会上和数十名宾客一起被炸死；左冷禅的一位师弟，显赫的“十三提坦”之一，在郑州被砍去手脚和挖掉眼睛。¹⁸⁹东方不败俨然以秦王嬴政的面目出现：他距离将主流势力彻底压倒，实现对武术世界的绝对统治这一从未有人达成过的目标也相去不远了。正如一句当时豪迈的口号所声称的：

无论是一千年，或者是一万年

永远地统治着所有江河与湖泊

反讽的是，最终是《葵花宝典》扼杀了这一趋势。这一自我阉割的武术技艺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东方不败发现自己的性取向改变了，并且性格越来越女性化，对于征服外在世界也日益丧失兴趣。在此后多年中，他隐居在黑木崖上，将日常政务交给了受其宠爱的男子杨莲亭（？—1511年），后者几乎成为日月教实际的教主。杨莲亭的地位提升引起了许多元老的不满，他们要求东方不败罢黜此人，杨莲亭则以东方不败的名义对教中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引起日月教的第二次危机。但内部矛盾并不等于日月教和主流势力间的内战停止，相反，为了向外转移矛盾，日月教对主流势力发起了更多次的恐怖袭击。

但我们不必过于妖魔化日月教的行为，那些被他们所杀戮的武术家本人也可能对“邪恶的”日月教分子施过同样残酷的刑罚，虽然历史对此的记载很少，但有记载的是，在1510年，嵩山派也诛灭了衡山派的刘正风家族，因为他和日月教的曲洋长老有所往来。不仅刘正风本人被杀，而且他的家人，包括许多无辜的妇孺也被屠杀，这种残暴令在座的武术家们都感到不忍。¹⁹⁰

在16世纪初的武术内战时期，这种“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对立达到了完全势不两立的程度。然而也正是在此时，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无法再进一步。另外，虽然做出随时全面攻击的姿态，双方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内在问题。对于日月教来说，维持表面的象征性进攻，就足以令杨莲亭以紧急时期的名义进行清洗和控制教务。除了清洗之外，日月教还仿造帝国的皇室建立了严苛的等级制度和繁冗仪式，在各方面都体现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特色，早期的简朴风气不复存在。

东方不败和杨莲亭的残酷政策，使得教内以“神圣阿姨”任盈盈和光明右使向问天为代表的高层人士难以忍受。但他们都不具备对抗东方不败的实力，无论是武术能力还是政治合法性都相去甚远。任盈盈自从成年后就离开黑木崖，居住在洛阳，东方不败显然乐见她离开日月教的政治中心。向问天并无如此幸运，作为任我行时期留下的元老，他居于光明右使者的高位，逐渐成为杨莲亭要拔除的下一个目标。

危机中的向问天想起了被囚禁的前教主任我行，此人是唯一能够在合法性上超过东方不败的人选，并且也是一位能与之对抗的强大武术家。向问天无疑熟谙半个世纪的“夺门”政变，在1457年，同样是被废黜和囚禁的英宗皇帝得以逃出牢笼，并废黜代宗而重新登位。向问天决意在日月教重演这一历史，他开始打探任我行的下落并得知他被囚禁于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庄园，这一行为不久后被杨莲亭发现。知道不可能再被杨莲亭容忍，在1510年春，向问天不得不从黑木崖逃亡，黑木崖方面随即宣布废黜他的一切地位。

逃亡中的向问天首先选择和他的天然盟友任盈盈会合，后者以“神圣阿姨”的地位，一直以来拥有仅次于东方不败的可观声望。但是后者已经离开了洛阳，此时因为和少林的冲突，正被少林方面羁押。不过幸运的是，在少林附近向问天遇到了任盈盈的情人，刚刚被华山派开除的青年剑术家令狐冲。令狐冲帮助向问天脱困后，二人很快结成了亲密关系，他们一同前往杭州，在当年9月成功地进行了对任我行的营救。

此后几个月，任我行和向问天一起招揽了大量教内的地方实权人物，日月教的第二中央建立了。各地主要首领都在倒向何者方面摇摆。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发生了著名的少林寺战役。

1511年的少林寺战役

在1510与1511年之交，因为任盈盈被囚禁事件，武术世界对峙多年的主流势力与异端势力两大阵营终于爆发了正面的冲突。但这一冲突不能简单视为正教联盟和日月教双方的直接对决，毋宁说，这次冲突更多地是双方的内在矛盾的产物。

日月教方面，在任我行被秘密囚禁后，仍然有相当部分忠于任我行的势力向任盈盈而非东方不败效忠，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集团。东方不败也无法轻易触动这部分势力。任盈盈在日月教的清洗运动之初就离开了黑木崖，到洛阳居住。她在日月教总部的亲信，以向问天为代表，大部分都被清洗，但在外围仍然有广泛的势力范围和关系网络，其中尤其重要的包括盘踞黄河下游的天河帮，帮主黄伯流一向忠于任我行，任盈盈正位于其势力范围内；云南的五仙教或五毒教，一个对生物毒性很有研究的教派，其教主蓝凤凰是个性格开放的年轻女人，和任盈盈十分交好。这使得黑木崖方面保持了审慎。无疑，杨莲亭等当权派一直希望铲除任盈盈，但总是鞭长莫及。

在1510年夏，契机出现了，任盈盈意外地与少林派发生冲突并杀死了三名少林低级成员，不久被少林派抓获并关押在少林寺中。少林方面本来认为抓获了日月教第二号首脑是一项重大的政治筹码，然而黑木崖却对此不闻不问，甚至没有表面的营救。对东方不败和杨莲亭来说，少林寺实际上是为自己除去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对手。

另一方面，忠于任盈盈的嫡系势力，包括五仙教的蓝凤凰和天河帮的黄伯流等重量级人物，都在令狐冲的率领下奔赴少林，要求营救任盈盈——失去首领之后，他们如若不团结一致，必将被杨莲亭的残酷镇压碾碎。对此日月教的核心不便反对，但也没有援助的打算。对黑木崖方面来说，早已离心的任盈盈集团如果能够和主流势力相互损耗，将是最理想的局面。

因此少林发现自己面对着尴尬的困境：他们既不可能利用任盈盈和黑木崖进行实质性的交易，又不得不和任盈盈本人的嫡系发生正面冲突。即使消灭了来犯的异端势力对少林也并无太多利益。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左冷禅正在推行的五岳合并运动（见下节），这将直接危及少林自身的地位，在这一特别时期少林绝不愿自己面对大批敌人。因此，少林的领导人方证发动了主流势力的联盟体制，召唤武当、昆仑及五岳剑派前来赴援。

联盟体制的运行富有成效，在1510年底，各门派已经有大约三千人赶到少林，即使衰落已久的丐帮也在帮主解风的带领下参与了此次行动。但如果少林方面期待这是一场以保卫少林寺为目的的阻击战，此后的发展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左冷禅提出了将敌人诱入少林寺后进行围歼的战术，主张这可以保证主流势力方面整体损失最小而成果最大，这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但这要求少林寺本身被对方占领作为条件：即使获得胜利，整座寺院也很可能被敌对者毁灭，而这或许正是左冷禅所要的结果。少林寺被摧毁，少林的名声也将被严重损害，方证将作为第一个亲手毁灭少林寺的掌门人成为笑柄，而左冷禅将作为在艰难时刻带领正义之师剿灭邪恶敌人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

方证名义上无法把自己的寺院放在盟友的生命安全之上，但也不愿看到少林寺的毁灭。在两难的情境下，他选择屈辱地释放了任盈盈，希望这种妥协能在最后关头阻止这场大战。然而左冷禅不会坐视自己精心策划的战役落空，嵩山派的提坦们很快又将任盈盈抓获。这样一来，少林寺之战就不可避免了。沮丧的方证在1511年的头几天主持了大撤退。

在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令狐冲及黄伯流、蓝凤凰等人在1511年1月4日进入空空如也的少林寺，此时少林的僧人已经悉数撤离。异端分子们于是短暂地成为了武术世界圣地的新主人。少林寺的主要财富和书籍虽然已经被运走，但剩下的部分仍然遭到了惨重的洗劫。不过令狐冲阻止了对少林寺建筑的破坏，他明白这将结下不可消灭的仇恨。

不久后，异端分子们开始为其行径付出代价，他们发现山下已经被重重包围，许多人在随后的围歼中被杀和负伤。但少林方面为了自保也网开一面，令这些异端人士得以从一条地道中紧急撤离，于是战事没有真正展开就结束了。¹⁹¹

不过，对于任盈盈的追随者来说，这一次短促的战役还是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任盈盈在混乱中被任我行和向问天救出，他们随即被以方证和冲虚为首的主流势力精英所包围。他们本可以以人数优势将其歼灭，不过在经过短暂的格斗后，方证和冲虚不顾左冷禅的抗议，还是默许了他们离去。¹⁹²这既可以为黑木崖制造麻烦，也可以制衡过分坐大的左冷禅。

在与任盈盈会合后，任我行的势力开始进一步发展。经过数个月的僵持，在1511年2月，任我行成功说服了一位正面临东方不败迫害的重要地方首领，令其倒向自己。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任我行带着任盈盈、向问天以及未来的女婿令狐冲向黑木崖进发。这一日月教的最高重地正因为杨莲亭的大清洗运动而面临防守空虚的窘境。经过短促的抵抗，杨莲亭被杀死，东方不败为了救援他也惨死于任我行和令狐冲的合击之下。¹⁹³此后，任我行再度成为教主，坐在曾经的宝座上接受教众们有增无减的崇拜。

五岳并派运动：太室山会议及其结果

在日月教内部政变的同时，左冷禅也有自己的打算，即以对抗日月教为名，加速推行五岳并派运动。

五岳并派运动，即将联盟中的五个门派合并为一个，使得五岳联盟从相对松散的结盟关系变成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这一点不能不说有着纯粹武术推进上的考虑：在其兴起近百年后，由于门派传承自身的封闭和局限，导致了五岳剑派的一些武术失传，而通过相互开诚布公的交流，可以预期将复兴各门派已经逐步衰落的武术技艺。武术失传，不仅是五岳剑派，而且是武当和少林等门派都面临的固有问题。就此而言，左冷禅的尝试颇有积极意义。

撇开对于武术发展的关怀来说，更重要的仍然是现实利益方面。五派合并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个新门派得以出现，将拥有两千人以上的规模，可以预期会成为不下于少林和武当的武术世界最大门派之一，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以这种方式，左冷禅可以轻易改写武术世界的秩序，成为主流势力的主宰。

然而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也有致命的缺陷。左冷禅及其追随者无疑混淆了门派与帮会的界限。在江湖网络中，帮会是流动性的组织，所有的成员，包括总部都是可以迁移的：在水面上没有固定的位置。但门派则是稳定的节点，无论门派本身发展出了多少种形式的政治权力，其武术学院的功能是不可动摇的，否则就否定了门派本身的意义。培养武术家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门派需要长期的时间和稳定的空间地点。门派在具体的地点和组织上的自治性是难以被克服的。。

五岳合并运动虽然有美好的许诺，但也缺乏可实践的方式：如果五派仍然分别定居在不同的省份，那么除了名义之外，和之前的五派联盟并无差别。如果是将一切门派集中在同一地点，譬如嵩山，那么不仅需要进行耗资巨大的迁徙，人们也会问，如此一来五岳这一修饰语还有何意义？本来全国性的组织仍然坍缩为一个节点。其他的五岳原址，或者费心派遣一部分力量去维持，那么搬迁就毫无意义，或者干脆放弃——不论其政治影响，仅仅在经济上就是不可忍受的损失。

并且这一前景虽然可以预期受到底层弟子的欢迎——他们将成为一个更为显赫门派的成员，但对于除嵩山派外的任何一个门派领导人来说都是令人不快的：他们将丧失掌门或元老的头衔，而使自己的地位难堪地降等。因此毫不奇怪，嵩山的这一提议受到了各大门派的抵制。

当然，嵩山方面不会指望通过和平会谈达成自己的目标。在1509年之前，如下更为激进的举措被采取了：一些臭名昭著但武术精湛的盗贼被找来为左冷禅个人秘密效命；嵩山的秘密弟子劳德诺潜伏在岳不群身边；暗中支持华山剑术宗的几名成员重新掌握华山派；和泰山派内部的一些元老建立了联系，有可观的资金通过秘密渠道流向这些元老，据说还有性贿赂；以及最后，在衡山派和恒山派领导层内部进行挑拨。左冷禅的政治手腕令少林和武当方面感到不安，但并无加以阻止的理由。

这些举措或至少其中一部分，逐渐引起其他门派的警觉。大部分门派认为问题尚远，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是最弱小的华山派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玉女峰的悲剧事件后二十多年，华山仍然只有岳不群夫妇和几十名武术平庸的年轻弟子。“绅士之剑（the Gentleman Sword）”岳不群发现自己面对着很可能被并吞的可悲局面，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就自身而言，作为一位在其鼎盛期的武术家，岳不群在五岳剑派中地位显赫，并且拥有良好的名声。只要战胜左冷禅一个对手，五岳剑派的合并就是华山走向复兴的契机。这就是为什么岳不群在随后几年中积极参与了争夺辟邪剑法的事件。

在林远图去世前不久，青城派的领导人长青子，一位中国西部的知名剑术师，来到福州挑战林远图。林远图轻松击败了他。但这场比试激发了青城派对辟邪剑法的觊觎。林远图之后，辟邪剑法被束之高阁，他的子孙不再以主要武术家的身份出现，但林氏家族并没有即刻衰落。自16世纪70年代开始，福威镖局新的老板林仲雄，林远图之子，主要采取金钱疏通而非武力威慑的方式维持镖局业务。他还为自己的儿子林震南娶了洛阳金刀门掌门的女儿，以此联姻的方式维持了家族在武术世界的地位。

另一方面，青城派的新领导人、长青子的门徒余沧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武术家。自从长青子时代后，青城就没有停止对林氏家族的关注，无疑林远图子孙的沉寂令他们困惑，但却难以确认其是否具有武术造诣。在林震南成为镖局的主持者后，开始每年向青城进贡以保证四川商业路线的畅通，这一愚蠢的作法让青城方面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福威镖局的武力已经微不足道，不过林氏家族可能仍然掌握辟邪剑法的抄本。在1509年，青城派全体出动，掳掠了林震南夫妇并将其拷打致死，但一无所获。他们的独子林平之在逃生后投入了华山派，落入岳不群的掌握。

这一重要情报很快被劳德诺传递给左冷禅。感到了岳不群的潜在威胁，左冷禅遂决心首先铲除华山派。在1510年，嵩山派几乎是公然地支持剑术宗的旧势力推翻岳不群而重新上台。剑术宗的人士骚扰了华山，被岳不群和令狐冲等人勉强挫败。随后因为害怕嵩山派的再次袭扰，华山派主要成员在岳不群的率领下开始了走遍半个中国的逃亡。首先沿着黄河东进，然后沿着大运河南下，直到南部的福建。虽然被描述为一场浪漫的旅行，但这实质上却是华山派历史上最为羞辱的事件之一。

对岳不群而言，更大的烦恼还在他身边。他的首席门徒令狐冲，这位曾被岳不群寄予厚望的青年武术家在1509年因为行为放荡而被暂时放逐到一处悬崖上独居。¹⁹⁴在那里他意外地发现了隐居的风清扬，并从后者那里获悉了“独孤九剑”的奥秘。具有剑术天赋的令狐冲很快成长为超一流剑术家，他帮助岳不群击退了嵩山派及其党羽的数次袭击。但对于岳不群而言令狐冲本人由于和剑术宗的牵连而变得十分可疑。使得问题更加激化的，是由于劳德诺的间谍行为，杀死了另一名弟子并盗窃了华山派的秘密武术典籍，这令岳不群更加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令狐冲。

在华山派的逃亡中，令狐冲在洛阳与“神圣阿姨”任盈盈相识，并获得了后者的欢心。任盈盈决定庇护这位屡遭不幸的青年武术家。但是，与日月教的联系反而导致了令狐冲被华山除名。此后，令狐冲成为了任盈盈的情人。这一桃色事件令华山派和岳不群本人在武术世界主流势力中备受责难。反讽的是，令狐冲本人并未感到如此压力，主流势力的上层对这位武术新星很感兴趣，少林、武当和恒山都将其视为对抗左冷禅的重要筹码，在少林寺战役中并没有为难他。在恒山的领导人先后死于左冷禅和岳不群等人的暗杀后，令狐冲竟被其掌门人定闲在临终前任命为恒山派的下一代掌门人。

岳不群于1510年11月抵达福州，终于从林氏家族的祖宅中获得了辟邪剑法的抄本。岳不群自信已经拥有足以和左冷禅对抗的资本，随后他迅速回到华山，秘密自我阉割以修习其中的卓越武术，准备与左冷禅的抗衡。他参与了少林寺战役并以来自辟邪剑法的怪异武术暗杀了反对并派的定闲，此后他的武术造诣更为提升。在1511年的中国新年，左冷禅要求召开五岳联盟的全体会议，讨论五派的合并事宜。对此感到不安的不止是岳不群，衡山的莫大、泰山的天门修士以及刚刚主持恒山事务的令狐冲都对此强烈反对。少林领导人方证和武当领导人冲虚半公开地站在了令狐冲一边，要求他设法阻止左冷禅的图谋。

1511年4月12日，在左冷禅的一再要求下，五岳联盟的全体大会在太室山举行。左冷禅发动了他在武术世界的全部政治资源以求五派合并。事实上，他遇到的反对并不多。在泰山派内部，天门派系被亲嵩山的势力推翻了，新领导人玉玑子修士很乐于和左冷禅合作；衡山也在嵩山的压力下默许了并派之举。虽然恒山一直表示反对，但华山方面的赞同迫使令狐冲不得不妥协，于是这件事终于成为定局。

当五岳派合并后，左冷禅认为自己无疑可以出任掌门之位。在所有对手之中，他最不担心岳不群，因为他一直以来通过劳德诺掌握了岳不群的动向。但是他在此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岳不群反过来利用劳德诺传递给左冷禅以错误的情报，从而误导了左冷禅。在为了竞选掌门人而举行的剑术比赛中，岳不群用新学到的辟邪剑法刺瞎了左冷禅，从而使后者永远失去了和自己对抗的资格。岳不群本人随后登上古代的祭天台，成为五岳派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掌门人。

五岳派的覆亡；武术世界内战的结束

岳不群从未具有过左冷禅的政治资源，即使在成为五派的共同主宰后，他实际能够指挥的仍然只是华山本部，使得新形成的五岳派毫无团结可言。甚至他的女婿林平之，在消灭了青城派的仇人之后，也投奔了左冷禅。少林、武当以及整个武术世界幸灾乐祸地看着滑稽的一幕：岳不群的五岳派掌门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只有名义上的存在。

岳不群意识到这是由于其他各门派武术家群体的阻碍。现在他打出了最后的王牌：以剑术交流的名义邀请其他四个门派的武术家来到华山昔日困死十长老山洞中，一起缅怀前辈的功绩，互通有无，提升自己的武术。获得各大剑派的秘传武术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诱惑，而岳不群的剑术造诣也有目共睹，因此在1511年秋，各大门派的武术家陆续来到华山。在王重阳时代的三百年后，武术世界再次出现了“华山论剑”的盛况，但这次并非武力比拼，而是和平友好的交流。以此方式，岳不群有望在武术世界获得长久的名声和真正的尊敬。

这一不无理想主义的作法，虽然一度令瘫痪的五岳派振奋，但最终因为各门派之间的壁垒森严而告失败。残疾的左冷禅在五岳派中仍然拥有一个影子内阁，他绝不会允许岳不群借此成功地扩展他的正面影响。在得知华山即将再次举行剑术研讨活动后，他监控着整个事件的进行，最终忠于他的手下们封住了洞口并在黑暗中大肆杀戮，导致了全面的混乱，在这次悲剧性的事变中，左冷禅和岳不群都被杀死，除恒山外，其他门派也都损失惨重。这样一来，五岳派在成立后半年就宣告破灭了。

事实上，即使没有左冷禅的破坏，岳不群的计划能否顺利推行也是很可疑的。刚刚再次成为教主的任我行已经出动整个教会的力量秘密西征，打算首先借华山剑术会议的契机摧毁五岳派，展示日月教的实力，然后向少林和武当发起连环的战略进攻。但当任我行和他的军团赶到华山时，五岳派已经覆灭。对此任我行十分沮丧，他要求剩下的恒山派归顺自己，但被令狐冲拒绝，更增添了任我行的愤怒，他暂时放令狐冲和恒山派离去，但誓言要踏平恒山。然而任我行在多年被囚禁的生涯中，健康早已大为受损，他还没有离开华山，已经心脏病发而死，使其整个宏伟计划也都化为泡影。

任我行死后，由任盈盈继任日月教的教主（1511年—1514年在位），在“神圣阿姨”的统治下，日月教由侵略转为和平政策。1514年任盈盈退位与令狐冲成婚。这一两大势力间史无前例的联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借用日月教的口号，戏谑地形容此为：

无论是一千年，或者是一万年

我们两个永远也不离婚¹⁹⁵

这一婚姻标志着日月教与主流势力间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武术世界内战落下帷幕。向问天继承了教主之位，但也没有改变任盈盈时期的政策。

同时，令狐冲也辞去了本属于临时性的恒山掌门之位。他返回华山整顿自己出身的门派，而退隐的风清扬被邀请出山，成为新华山派的祖师，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全真教时期的门派遂得以继续传承下去。后来，风清扬被称为华山派的第二祖师。

虽然如此，华山派却长时间不能再作为一个主要门派存在，直到大约一个世纪后才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复兴。五岳的其他门派，包括恒山派在内，都因为菁英凋谢而在此后数十年解散或被吞并。无论是五岳派的武术交流还是日月教的统一武术世界，这些崇高理念和卑鄙野心交织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武术世界虽然实现了和平，但仍然在少林、武当和丐帮主导的旧秩序下日渐暮气沉沉。

然而旧秩序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后，也已经到了变革的关头。在一代人的时光后，将有一股新的力量兴起，在武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切旧秩序都会被砸得粉碎，而实现了被称为侠客岛的、真正的武术乌托邦的统治。

第十二章　侠客岛的武术乌托邦运动（1514年—1600年）

门派政治的中衰

伴随着五岳剑派的覆灭和任我行突如其来的死亡，五岳剑派和日月教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期斗争落下终场的帷幕。但预期中的黄金时代并未降临。五岳剑派的崩溃导致了大量地方性武术势力的崛起以抢占权力真空。武当-少林联盟对此只能起到有限的调节作用，并且必须面对内部的诸多问题。譬如，武当在冲虚时代后继续走向衰落，浙江仙都山的武当分支独立为仙都派，宣布不再受武当山的管束。另一方面，青城派在余沧海死后，在旭山和清空修士的领导下再次兴起，冲击着日益衰落的峨嵋的地位。

日月教内部的矛盾从未真正解决。在任我行和东方不败时代，这一宗教在主流势力的压迫下疯狂扩张，招揽了大量的地下武术及宗教势力。在向问天统治时期，随着和平的实现，日月教进入收缩，这些势力乃宣告独立，其中一部分甚至反过来对日月教进行袭击。向问天死后，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日月教的分裂和崩溃，明代后期著名的五大秘密教门：罗教、黄天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及弘阳教就脱胎自日月教的母体。¹⁹⁶另外，云南的五毒教本来臣属于日月教，但吸收了日月教的部分残部后，成为盘踞当地的一个主要势力，蓝凤凰也成为人所忌惮的一代魔头，对于武术世界带来了新一轮的冲击。日月教的原教旨主义宗派对于鼎盛时代的任我行怀念不已，在16世纪20年代，他们忠实地执行了他临终的遗命，奇袭了恒山派，将其屠戮殆尽，但不久后其自身也被武术世界主流势力所剿灭。

诸般表象，无不反映出武术世界生存空间饱和之后的混乱。少林-武当联盟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担任武术世界主导者的重任，干脆亦撒手不顾。少林的新领导人妙谛和武当掌门人愚茶，都采取了避世主义的态度，与遁世已久的令狐冲夫妇一样。在兼并和分裂的周期性症候中，武术世界的理想主义日渐凋零。

这些表面症候在根本上是武术世界整体衰落趋势的反映。根据第八章中所述，门派运动本身就蕴含了对于武术发展的限制。武术学作为整体被分割为不同的流派，彼此对自身的研究进展保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面日渐狭隘的后代将祖辈的成就作为不可动摇的教条，而罕有发明和革新。这些缺陷随着门派政治运动的进行而日益变得明朗化了。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是门派政治运动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以五岳剑派为代表，有成百上千个新的门派兴起，随着明代商业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而普遍获得发展。但这一武术全面繁荣的态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很快便遇到了阻碍其进一步成长的因素。在外部，显著地由于生存空间的饱和，导致门派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吞并。譬如上一章所论述的五岳剑派，首先被合并，其次被消灭，最终只剩下了恒山和华山两个门派，并且其规模和人数也大为缩减了。这些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武术遗产失传。

而在其内部，则由于人类基因中的自利倾向，导致了更为深刻的衰落进程。作为政治化的实体，门派要求服从掌门人的命令，虽然掌门的权力并非无限，但就门派内部而言，也堪比族长和王侯。在掌门人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十分显著的。在宗教性门派中，较为严格的宗教伦理会约束掌门人的行为，但在世俗门派中就没有这样的因素，门派完全以虚拟家长制的方式构建，从而令掌门人在门派中的权力不断扩张。

门派衰落的转折点，在于这些虚拟家族会变成真正的家族。毫无疑问，在世俗门派中，掌门人一般而言会更为偏爱自己的子女，并且希望由子女继承自己的地位。自16世纪以后，在许多世俗门派中都出现了掌门人的地位由家族垄断的状况。这使得门派这一由自由人结合的团体变质为家族世袭，非同姓的门派成员则逐渐沦为外围，无法再接近门派的权力核心。16世纪之初的洛阳金刀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门派长期被王氏家族所垄断，16世纪中叶的雪山派也处于这一转化之中，这一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大型门派长期由白自在和白万剑父子统治。17世纪的石梁派更是沦为温氏家族的家族产业，清代的八卦门、天龙门和苗家剑等门派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派由非血缘关系的自由组合转变为以血缘关系的家族为核心后，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的地位将逐渐降低，不仅实际上与家仆无异，也难以得到高深的武术传承。他们加入某一门派的意愿会由此大为降低，并且也会因为受到核心家族的排挤而产生分裂的意向。在大部分非血缘成员被排挤后，门派最终变成了武术世家。这种家族传承首先限制了人数，从而门派可能的扩张也消泯了。其次，家族无法保证每一代都拥有同样的武术禀赋和习武的愿望，从而可能像福建的林氏家族一样在数代之后覆灭，或者沦为平庸。另一些武术家族，如洛阳王氏或石梁温氏，依赖其武术造诣成为地方豪强，但是其武术传承被秘藏在家族内部，不再向外部扩散。一个缩小化的家族化门派除了在本地仍有影响力外，很难再广泛参与武术世界的外部活动。他们的权力空间也逐渐被跨门派的帮会所挤占，这就导致了门派政治的没落。

就此而言，宗教门派拥有其无法比拟的稳定性。毫不奇怪，自元代以来稳定存在的主要门派，如少林、武当、峨嵋、昆仑和青城，都是宗教门派。这些寺庙对于中国武学而言，堪比欧洲的修道院对于古典文化的传承。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本身的戒律就限制了诸门派的发展，并且大都也对武术发展持保守态度。

门派政治的发展，在十六世纪初之后，就由于这些内外条件的作用而逐渐放缓，甚至走向萎缩。一批改革主义者随之出现，他们要求打破门派的壁垒，让武术科学重新焕发活力。虽然左冷禅和岳不群的五岳派合并运动因为其过于膨胀的权力欲而失败了，但其中仍然蕴含着让武术世界重新开始大规模交流，而走向复兴的思想萌芽。这些改革的要求是僵化的少林-武当联盟无法看到的，后者只关心自己的最高利益不被触犯，对于武术自身的发展要求兴趣寡淡。衰落中的武术世界并非没有重新整合各方面资源，让武术科学获得飞跃发展的可能性，然而这要求有一个真正统一武术世界的绝对权威才可能实现。

在上述背景下，在十六世纪中叶，诞生了武术世界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产物——侠客岛（Island of Knights-errant）。

作为武术世界乌托邦的侠客岛

关于侠客岛的起源我们只有间接和片段的材料：在16世纪20年代，两名出身低微的青年武术家在航海旅行时漂流到南中国海的一座岛屿上。在那里，他们发现石壁上刻有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歌名篇《游侠之歌》及其注解。但这并不只是一种文献或文物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在注解中隐藏了一部武术学的高深研究著作。¹⁹⁷

在此需要指出，在对经典的注解中表达自己的独特观点，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3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向秀，就将自己的哲学观点写成了《庄子》一书的注疏。即使在16世纪，著名的儒家大师王守仁（1472年—1529年）也在自己的《大学》注疏中表达了一种激进的唯心主义理论。因此，在注解中隐藏武学著作的作法，并非难以理解的怪癖，而是一种中国文化的固有表达方式。

然而《游侠之歌》并非儒学或道家的经典，而是对第一章中叙述过的、公元前257年信陵大人和他的游侠朋友冒险活动的诗意重述，在这首诗歌中反映了武术世界的最高理想：即通过被武术学所提升所不摧的个人力量打破一切社会规范，强制实行正义，而实施者也并不贪恋权力。一位武术大师为这首诗而着迷，通过注释的形式建立起文本的迷宫，在其中尽情抒发自己对武术学科的见解。¹⁹⁸

毫无疑问，在这部冗长的注解中也包括了武术世界的理想主张。这种理想是双重性的：首先是对于武术自身达到至高境界的追求，其次是对于武术实现正义的信心。在两位武术家试图解读其中武术典籍内容的同时，他们也成为这种武术理想的坚定信徒。此后通过招收弟子来到岛上，他们将这种湮没已久的理想主义重新发扬起来。这座岛屿也因此被他们命名为“侠客岛”，意为“属于游侠的岛屿”。

另一方面，对于武术学内容本身的解读仍然困难重重。两位武术家和他们的弟子都无法解决自身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引起类似华山的两个宗派的分裂，或许这是由于分歧过多，任何一方都难以形成一个自洽的理论。无论如何，在此过程中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已经令他们成为一流的武术家，以龙岛主和木岛主而闻名。在1533年，龙与木离开了侠客岛，去邀请武术世界公认的两位大师，妙谛与愚茶来参与解读。在对于任何武术典籍都据为己有、对他人秘而不宣的传统习俗下，龙与木打破了门派的界限，和其他武术家分享自己的发现，不能不说是难得的高尚行为。

见到妙谛并非易事，龙和木首先被当成狂妄的挑战者，遭到少林僧侣的驱逐。但龙木二人凭借惊人的武术水准，终于令诸多武术僧侣折服，和妙谛会面，不久在妙谛的带领下，他们又见到了愚茶。侠客岛的武术之谜令两位大师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欣然同意前来侠客岛。武术世界两大首脑人物的到来使得侠客岛的跨门派武术研究进一步迈向繁荣。不久后，四人决定进一步扩大这一跨门派武术学院的范围，将其他著名武学家也邀请进来。同时，按照理想主义的原则，经过详细调查，对于那些被确认为是作恶多端的武术家广泛予以打击，除非他们接受邀请来到侠客岛。这就是著名的“赏善罚恶”原则。

调查发现，后者的范围之广出于意料，几乎每一个武术门派的掌门人都有劣迹。这一点或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难以理解。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武术这种暴力工具的独占性，必然包含着对于非武术人群的巨大侵占和剥削。整个武术世界，在整体上可以视为由非武术民众所供养的另一个特权阶层，无论是公开掠夺的武术盗匪还是自命正义的主流势力。由于缺乏精致的政治和法律手段，许多武术势力攫取经济利益的方式表现为肆无忌惮的掠夺。

然而侠客岛的领导者并不理解这一点归属于武术世界本质存在的负面性，而简单地认为这是个人的邪恶所致，同时强调对邪恶的惩罚应当立即执行，只有应约前往侠客岛，交出自己的武学知识才可能获得宽恕。在侠客岛于1533年的第一次“邀约”中，青城派的掌门人旭山和昆仑派的掌门人苦柏等知名武术家被袭击而死，导致了这两大门派的一蹶不振。总共被杀的武术家多达十四人，另外有三十七人应邀前往侠客岛，但再也没有离开过。

同样的惨案在十年后的1543年重演，数百人被处死，四十八人失踪，在1553年，剩余的武术家结成了联盟，决定一起去侠客岛对付神秘的敌人，但前去的五十三人仍然无人回归。在这三次连续事件中，整个武术世界中被杀或失踪的武术家加起来可能超过千人，并且从上而下，每一次都涉及更下级的武术家，直到贯穿整个武术世界。

通过这种简单而粗暴的恐怖主义行为，侠客岛在整整三十年中建立了对武术世界的隐匿统治。对于侠客岛来说，它正在不遗余力地贯彻其理想，通过逐步消灭“邪恶者”，让武术世界变成一个至善的乌托邦。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武术资源都被集中到了侠客岛，从而不仅使得跨门派的、长期的武术学研究成为可能，也使其领导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武术世界进行控制，中国武术世界的天空上宛如出现了一座飞行的拉普他岛（Laputa）。¹⁹⁹

有关留在岛上的武术家是一个争议很多的话题。按照侠客岛的官方说法，他们都是为了进行武术研究而自愿留下，但这一点很难站得住脚。难以想象所有的武术家都如此倾心于武术研究而甘愿放弃世俗生活。我们只能认为，对于来到岛上的武术家，侠客岛也按照其所认定的善恶进行了区分。善良者成为侠客岛的门徒，和其他人一起分享武术研究的乐趣以及对于武术世界的统治特权，而邪恶者则被拘禁和管束，甚至施以更严重的惩处。

但侠客岛以正义之名进行的统治并未达到效果。武术世界的诸多问题并未解决，反而由于其在武术世界引起的巨大震荡，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在十六世纪中叶来自日本和中国海盗的“倭寇”之乱，由于侠客岛对于中国武术世界防御能力的严重削弱，变得极其难以克服。侠客岛对于中国沿海武术势力的扫荡，譬如对铁叉会的屠灭，看上去甚至很像倭寇的进犯本身。无论如何，在1533年—1563年猖獗的倭寇事迹中，可以找到许多疑似侠客岛人士行动的踪影。在明朝官方眼中，其存在无疑增添了倭寇的势力。

此外，随着既往武术势力的骤然消失，新的势力兴起抢夺其剩余地盘，譬如青城和峨嵋衰微后，一直以来只是二流门派的雪山派获得了迅猛发展，取代了他们在中国西部的地位。另外，许多门派和帮会通过推选非核心成员甚至外人作为掌门人，而规避了风险，譬如新崛起的长乐帮（Happy-forever Gang），在东南沿海以其非法行径而恶名昭彰，但其帮主司徒横仅仅是前台的傀儡，真正的实权人物是并不出名的贝海石。

长乐帮的崛起与侠客岛的失败

自明代中期以来，东南地区发达的工商业催生出了一系列以控制商贸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新型帮会。这类帮会从传统儒家角度看来是充满邪恶的，背离了农业耕作的正道，也并非丐帮式的、迫于无奈的穷苦人的结社，而是以各种无用的奢侈享乐引诱堕落的人性。在侠客岛统治时期中，这类帮会成为侠客岛扫荡的重要目标。但经济发展的规律必然催生这样的帮会，在1543年的黑龙帮被摧毁后，在1550年后又产生了性质相似的长乐帮，其总部设在扬子江口的镇江。它因为在镇江等新兴江南市镇中经营赌场、妓院和勒索商人而臭名昭著。这一帮会显然依附于江南地区发达的工商业城市网络。由于侠客岛运动造成的巨大权力真空，长乐帮的势力范围迅速从扬子江下游的狭窄区域延伸到整个中国东南部地区。

为了躲避侠客岛的监察，由贝海石实际控制的长乐帮的第一任帮主司徒横是一个平庸的武术家，因为贝海石的支持而成为数万名帮众的领袖。可仅仅在几年后，甚至司徒横本人也不愿意担任这一随时会被侠客岛处死的职位，于是帮主的位置在1560年被交给一个流亡的无名青年石中玉，此人因为一起恶劣的强奸杀人事件正在躲避雪山派的严厉追缉。长乐帮最初显然并不清楚这一点，否则他们不会冒着和已经成为西部第一大门派的雪山派为敌的危险。不过当他们发现后，则不得不与雪山派发生冲突。

雪山派大约建立于1390年四川西部的大雪山山脉并以此得名，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代代雪山派掌门人们在其主峰贡嘎峰上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凌霄城的坚固城堡。这一门派仅仅在几十年前仍然是不知名的二流门派，不过在白自在统治时期，由于其个人难以匹敌的武术造诣而声名鹊起。在峨嵋与青城衰落后，雪山派在西部占据了优势。在1563年为了追缉石中玉而派遣精英前赴东南部，这一点也可视为雪山派在东部扩张的尝试，但他们在东部毫无优势，很容易就被长乐帮所击退了。²⁰⁰稍后，在辽东的几个小门派也向长乐帮挑战，但也被其慑服。这表明建立不久的长乐帮已经完全巩固了其在武术世界的地位，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门派政治衰落的同时，武术世界下游的帮会势力逐渐抬头。

当石中玉了解到贝海石的图谋后，他也仓皇地逃走了。在1563年，长乐帮改立了其兄长石中坚为帮主——此人更多地以“石破天”之名为同时代人所知。石破天曾是谢烟客的家仆，后者是极少数可以与侠客岛相抗衡的武术大师之一，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内力修炼方式，在石破天身上进行试验，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此外，石破天还获得了少林派流落在外的一套秘传内功图谱——可能是在1511年的少林寺战役中被掳走的——这些幸运令他具有了惊人的造诣，成为东方不败之后最为强大的武术家。有一些学者甚至主张，石破天是武术世界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武术大师。²⁰¹

在1563年的秋天，侠客岛再次出动他们的使者，对东南一系列帮会进行打击。飞鱼帮和铁叉会都因此覆灭。但使者在长乐帮被石破天挫败。此后为了在长乐帮和雪山派之间调停，石破天在1563年秋天前往凌霄城。此时雪山派也由于对白自在独断专行的不满而陷入内乱，白自在一度神智失常而被秘密囚禁。石破天在雪山派中进行调停，并帮助白自在恢复了地位，他本人也与白自在的孙女白阿绣订婚。

不久，石破天和白自在一起前往侠客岛。当获悉侠客岛的宗旨后，石破天发现其中的石刻文字意义都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这些“漂移的能指”毫无实际意义。真正和武术有关的部分，似乎在于图像和文字的形式本身，能够引起人的某种格式塔（Gestalt）的共鸣，从而对内力机制产生激发作用。不过这种直观的激发作用只有通过本身就具有高深的武术造诣才可能达到，无法直接拿来教导他人。因此对于初阶和中阶的武术家并无用处。

以深厚的内力学修养，石破天学到了石壁上的武术精髓，并更加提升了自己的造诣。他向两位岛主展示了自身的高明武术，令他们震惊。侠客岛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数十年来的武术研究工作仅仅局限于对文字的哲学思辨，而一直未有真正的科学基础，这使得整个体系都建立在沙滩之上。

龙与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们在沮丧中毁灭了有关的武术石刻，并在不久后死去，他们死前遣散了岛上所有的武术家，其中大部分人在1564年4月回到中国大陆，从而结束了中国武术世界史上最为奇特和创新的尝试。²⁰²

如何评估侠客岛这一乌托邦的失败？这一失败首先是学术上的，侠客岛的武术研究活动虽然有所成效，但并没有赋予武术研究以科学的基础，而局限于中国古典的文献训诂，这种方法论的缺陷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之后就无法再继续推进。应该指出，对于前辈经典的过分依赖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使得中国武术世界在几个世纪的繁荣和飞跃之后，就被先行者的既有成就所束缚而难以回到武术研究的根基。武术世界的理论创新时代，自九世纪的吕岩开始，大约在十二世纪的经典化时代达到顶峰，但张三丰之后就再也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反，后期的武术家们发现自己被越来越繁复的招式和套路所困扰，在此基础上继续突破的可能是渺茫的，要返回自身的基础，就必须打破既有的武术套路束缚，但侠客岛的研究工作仍然没有突破这一框架。

其次，侠客岛以绝对正义统治武术世界的尝试也是失败的。武术世界自身存在的根源就在于利用其私人暴力基础的牟利，因而武术家和非武术平民间的关系注定无法平等。无论是凶残的盗匪还是善良的侠客和僧侣，根本上都依赖于这种关系而生存。其形态可能是直接的掠夺，可能是依赖宗教的供奉，也可能是依附于帝国体制的剥削，或者依赖田产和财富再分配等隐匿手段，但要求武术家放弃优裕的条件，按照正义的原则，不以自身的暴力从他人身上获得额外利益则是不可能的。侠客岛的杀戮，既没有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改变这种关系，甚至由于增加了侠客岛本身作为最大的掠夺者，使得这种盘剥更为加重了。

在龙和木生前，以其威望可以令侠客岛作为隐匿的力量存在，克制利用其高超的武术造诣牟利的趋向。但当他们死后，侠客岛的武术家们回到内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动荡。在数十年时间中，许多门派和帮会已经式微，被新的武术势力所取代，而今他们惊恐地看到老主人的复归。在许多派系内部，也出现了新老掌门人或帮主并存的冲突。这一轮冲突的爆发无疑在之前的四轮洗劫之后增添了新一轮的全面混乱。武当、少林等门派都陷入全面的内乱。

这一系列事件，酿成了武术世界在16世纪中期的巨大衰落，甚至堪称一次大灭绝事件（extinction event）。在武术世界主要的大衰落中，只有这一次是在基本和平的环境下，由武术世界内部因素所引起的，但也以这一次的影响最为剧烈。在侠客岛的毁灭后，武术世界的动荡岁月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在此后的武术世界，许多重要的高阶武术都失传了，武术世界的整体水平大为跌落。

当然，另一方面侠客岛的武术研究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它们中的一些仍然保留到了下几个世纪。譬如著名的“让血液凝固之爪”和“让骨头融化的掌法”，这些在17世纪著名的恐怖武术中蕴含了对人体的极端化摧残，可能就是在侠客岛的武术研究院中诞生的可怕武技。

更著名的是《神照经》（Spirit-lightening Sutra）。这是一部综合了少林和武当等门派内力成果的著作，据说能够通过内力对人体经脉的操纵，唤醒刚刚死去的人。另外还诞生了有趣的“连城剑法”或“唐诗剑法”（The Swordplay of Tang Poetry），这是一些剑术家对《游侠之歌》进行研究的副成果。他们认为不止是《游侠之歌》，而且李白和杜甫等诗人的重要诗作中，都包含了武术的精髓，所以发展出许多巧妙的招式套路，对应于这些文学史上著名诗句的精神。这些奇特的武技后来被包括吴六奇和梅念笙等著名武术家的门派连城门传承到清代。

不过，侠客岛存在的主要效果在于进一步削弱了门派政治的基础，而并没有诞生替代性的组织，门派政治的萎缩由此非但没有好转，反而雪上加霜了。雪山派的内部矛盾从未彻底解决，白自在并没有忘记自己当初被囚禁的耻辱，在侠客岛的问题解决后，他返回凌霄城进行整肃，清除了敌对他的势力。但他本人也在不久后逝世。死后他的儿子白万剑继任掌门人，但在连番内斗后，整个门派也由此而衰落。

最后一个企图称霸武术世界的门派是源自武当的仙都派，其掌门人菊潭曾在侠客岛深造，在返回大陆后，菊潭的武术水准令他的同门们吃惊。在谢烟客和白自在先后死去，石破天也隐居后，仙都派迅速扩张，菊潭狂妄地宣称自己的武术无人可及，他甚至打算吞并衰落的武当。但在1580年左右，菊潭引起了许多门派和武术家的众怒。在恒山引发了一场车轮战，菊潭在杀死多人后也受到了重创，他被迫自杀，在他死后，一度强横的仙都派也被敌对势力多次袭击，很快就衰落了。²⁰³

菊潭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此后大规模的门派战争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的门派都没有统辖整个武术世界的实力，甚至显著地缺少这样的兴趣，对武术世界的控制权移向下游的帮会，因而当下一个世纪到来了时，也就产生了帮会主导的时代。

132　陈山在《中国武侠史》中讨论过这一问题，见《中国武侠史》第191～194页。

133　见《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一、二章。

134　《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三十五章。

135　《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第354页。

136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六章。

137　见《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二章。

138　以下关于张三丰的论述请参看Jean-Pierre Sean：《张三丰与〈九阳真经〉：一项批判性研究》（Sanfung Chang et Ennead-Yang Canon: une étude critique）（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2006）。

139　《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二十四章。

140　详细内容请参见希安《张三丰：一个人及其时代》。

141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29～30页。

142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62页以下。

143　见伯希和（Paul Pelliot）：《马可·波罗游记注释》（Notes on Marco Polo）（巴黎，1963），第二卷，第788～789页。

144　关于这一时代背景，参见《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六章。

145　《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三十一章。

146　“十二宝树”是摩尼教经典的概念，参见《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25-228页。

147　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德意志和意大利陷入了混乱。荷兰伯爵威廉二世，西班牙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三世，英国康沃尔伯爵理查都曾被一部分诸侯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而意大利则陷于法国安茹家族和西西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混战之中。后来，德意志形成了七大选侯制度，德意志国王从此由七大选侯选举。——译者注。

148　落日刀：《明教各大政治势力执掌图》，收入《深度分析：武侠史中的隐匿政治斗争研究》，天涯出版社，2006年。

149　参见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第二卷，382-418页；《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22页。

15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51　《元史》第四十卷，“顺帝纪”二。

152　《天之剑与龙之刀》，第十九章。

153　《天之剑与龙之刀》，第十四章。

154　参见《剑桥倚天屠龙史》。

155　详细进程参见《剑桥倚天屠龙史》，第十三章。

156　俾斯麦在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取得胜利后并没有试图吞并后者或要求其割地赔款，而仅仅是宽松地议和，保证了奥地利在后来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中立地位。——译者注。

157　见《醒世名言》卷四“张教主四美姻缘”；《初刻拍案惊奇》卷六“酒下酒曾阿牛迷花，机中机赵郡主着道”。

158　《張無忌とその時代》，东京：德间书店，1985，第245-249页。

159　美狄亚是希腊传说中英雄伊阿宋的妻子，因为伊阿宋移情别恋而杀死了其情敌，和她与伊阿宋的两个儿子。——译者注。

160　《明史》第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九卷。

161　《明史》第一百一十六卷。

162　任我行：《小明王飞升记》，见《日月教资料选辑》第二卷，第84-128页。

163　《明史》第一百三十六卷。

164　吴晗《朱元璋传》，第289-293页。

165　《开国英雄传奇》，第七章。

166　参见《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一章第三节“明汉之战”。

167　《开国英雄传奇》，第三十九章。

168　《明史》第一百二十四卷。

169　见《明史》第一百二十三卷。

170　《朱元璋传》，第265页。

171　《大明律》卷十一。

172　《明通鉴》卷七。

173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186-187页。

174　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第22页。

175　《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道藏》第19册632页。

176　《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第188页。

177　《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第83页。

178　《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84-85页。

179　《九朝野记》卷二。

180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

181　《江河与湖泊上《江河与湖泊上微笑微笑的骄傲的漫游者》第40章。

182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六章。

183　泰山派的始祖东灵大概生活在1200年左右，即南宋中期（见《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三十二章），但在南宋和元代的武术世界纪录中却无法找到其姓名。

184　参见《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三十章。

185　武术世界的部分民族主义力量可能参与了反蒙古的斗争，陈文统在其历史小说《浮萍一样漂流的游侠生涯》（floating likeDuckweeds-The Life of Knights-errant）中曾予以戏剧化的描述，但不足以作为严肃的史料。

186　其武术含义参见本书导论第三节。

187　指古希腊国王皮洛士失大于得的惨胜。——译者注。

188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二十七章。

189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八章。

190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六章。

191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二十六章。

192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二十七章。

193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三十一章。

194　这里被称为“思过崖”（Cliff of Penance/ Cliff of Missing Guo）。此处是两个多世纪之前的第三次华山论剑时，郭襄和杨过的分别之所。在数十年后郭襄曾在这里居住，并刻下了其名称，被华山派的后人所沿用，并显然误解了其含义。

195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四十章。

196　参见《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

197　《游侠之歌》，第十九章。

198　关于这位武术大师的身份历来有多种猜测，从唐朝的吕岩到元代的张无忌。由于侠客岛已经毁灭，因此没有第一手的证据来判断。不过，在南宋灭亡的最后时期，有大批武术家在南中国海坚持抵抗，在1279年的崖山海战后他们失踪了，或许幸存者曾在这一岛屿避难，并试图在黑暗的时代保留古典武术的精髓。

199　指《格列佛游记》中的飞行岛屿，该岛屿由科学家管理以推进科学研究，但对下方居民进行高压统治。——译者注。

200　《游侠之歌》，第七章。

201　格拉汉姆·恩斯肖《中国武术史导论》，第564页。

202　《游侠之歌》，第二十、二十一章。

203　《绿色血液之剑》，第十六章。

第四部　晚明与清：武术世界的帮会主导时代（1600年—1911年）

第十三章　明清之际的战争与武术世界的动荡（1600年—1644年）

明代晚期社会与帮会的兴起

门派政治的衰落，似乎也和明帝国的衰落密不可分。在明神宗统治的万历时代（1573年—1620年）出现了若干腐朽的显著趋势。皇帝与实际管理帝国的文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长期拒绝接见臣僚，这种态度对于帝国的机体是灾难性的。许多空缺的官员位置得不到补充，紧急事务也难以得到及时处理，诸多腐败难以遏制地蔓延开来，僵化的体制摇摇欲坠。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进入古代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由于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安定与从东南亚引入美洲的作物，中国人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5亿甚至更多。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1517年葡萄牙人又第一次从海上访问了中国。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全球的贸易网络已经建立起来，随着对欧洲的出口顺差，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明帝国，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繁荣。²⁰⁴在帝国东南部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和陶瓷等行业的手工工场，出现了大量的自由雇佣工人，城市在数量和人口上都有了显著发展，市民可以享受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生活。新的工商业市镇不断涌现，逐渐构建起密集的地区性贸易网络，全国性的商人集团，如徽商和晋商也在形成中。

对于武术世界而言，这一时期是侠客岛的灾难性统治后的恢复时代。传统门派政治走向衰落，但建立在成熟商贸体系上的江河与湖泊却更加发达，这就催生出了以控制商贸和消费活动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新型帮会。它们逐渐摆脱上游的门派控制，而成为江湖空间和武术世界的主导者。

在上文阐述过的长乐帮是这些新型帮会中的一个较早例子。长乐帮的鼎盛并未维持很长时间，在石破天辞去帮主之位，和妻子搬去凌霄城后就逐渐衰落。但同类的帮会却在此后数十年中不断地涌现。譬如明末在浙江中部的龙游帮，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帮会，与全国性的龙游商人集团联系密切。南京的金龙帮也相当庞大，他们把持了南京地区的商铺。稍晚一些时候的漕帮或青帮则依托于南北之间发达的漕运业。

人们本来会期望，丐帮在这一时期会有长足的发展，归根结底，这一帮会是依赖于城市和市民经济的。不过自明代中期以来，丐帮被家族政治所控制，早已一蹶不振。任我行时代的丐帮帮主解风肆无忌惮地给他的几个儿子赐予了青莲使者，白莲使者的封号。²⁰⁵由此解氏家族几代人垄断了丐帮的领导阶层，这一时代直到16世纪末才结束，此时丐帮已经四分五裂，奄奄一息。昔日丐帮所占有的广大势力范围也都被其他帮会所挤占和瓜分。

与南方的商业型帮会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方的盗匪型帮会。北方的经济从来没有达到过扬子江以南的繁荣水平。并且自从17世纪以来的小冰河期导致了北方农作物的歉收和饥荒的蔓延。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自己无力依靠农作谋生，不得不投身盗匪。在17世纪20年代，出现了山东群盗、河北的青竹帮以及陕西饥民和逃亡士兵组成的盗匪集团。这些大同小异的地方性强盗集团随着帝国危机的加深而不断扩张。

兼具上述二者特点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海盗会党，其首领首先是海商李旦，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后是号称“蓝海上的巨鲸”的郑起云，又名郑芝龙。这一集团是倭寇的继续，从事贸易，有时也进行劫掠，在中国、日本及西方各国的海上势力间游刃有余。

这些主宰江湖空间的帮会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也兼具共同点，即由共同利益决定的自由人（往往是武术家）的结合。门派在此不再作为决定性因素存在。一方面，传统的宗教门派，譬如武当和少林，对于把握商业体系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也难以将整个门派投入盗匪活动；另一方面，其他世俗门派逐渐被家族化，其势力仅限于本地，而对武术世界和更广阔的江湖空间难以全面把握。而其下游的帮会以更为灵活多变的形式取得了江湖空间的主导权。

这并非是说，门派对于武术世界毫无影响，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能力被大为削弱了。在明代的最后几十年中，最为著名的武术家仍然来自于那些受人尊重的传统门派，譬如五台山清凉寺的十力大师和铁剑门的木桑修士，而最为显赫的是华山派的“神圣之剑、不死之猿（Divine Sword，Immortal Ape）”穆人清，他是令狐冲的再传弟子，或许也得到了侠客岛流传下来的一些高深武术，使得他在菊潭之后名声大振。华山派号称获得了复兴，但是穆人清仅仅有几个早死的师兄弟以及三名散居在不同地域的弟子。华山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武术家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身罕有权力诉求，这与一个世纪之前严格的政治性门派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穆人清及其弟子们，后期主要是依附于高迎祥和李自成的西北盗匪集团而活动。

满洲的崛起与辽东战争

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明帝国被卷入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其中最重大的是帮助朝鲜抵御丰臣秀吉野心勃勃的入侵（1592年—1598年）。在朝鲜战争中，明朝勉强获得了胜利，但是军事实力也被严重损耗。因此，当东北的满洲崛起时，帝国发现自己仅有极为有限的资源可以应对。

满洲，最初被称为建州女真，和五个世纪之前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出于同一族群。在金朝覆灭后，东北仍然分布着许多女真人的部落，在元代和明代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回到了向帝国纳贡的野蛮人的生涯。不过在十六世纪末，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氏族的努尔哈赤趁中日战争的契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中统一了各女真部落，并在1616年自称大汗，宣布重建“大金”政权，即后金。

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是和称为“八旗（Eight Banners）”的军事组织密不可分的。这一组织是由女真部落的生活狩猎单位发展而来：每一个平民家庭都隶属于一个牛录，后者包括大约三百户家庭。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即旗，以不同颜色区分。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蓝、正红四旗，但随着努尔哈赤麾下牛录的不断增加，于1615年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蓝和镶红四旗，一共八旗。牛录和甲喇的负责人可以由原部落的首领充任，而八旗的旗主则由努尔哈赤任命他的子侄充当。这样就将原有的部族权力关系纳入到一个新的社会体系中。²⁰⁶在清政权缔造的早期，八旗体制被证明是极有效率的，但不免产生旗主权力过大的问题，这一制度后来越来越成为向专制皇权体制转化中的障碍。

对于明帝国来说，“大金”这个国号大概不会唤起太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在和女真人联系在一起时。不过只有在努尔哈赤于1618年主动攻陷辽东的抚顺之后，帝国才做出反应。在1619年，一支约十万人的明军被派遣去平定这个边境之外的麻烦，但却全军覆没，使整个帝国为之震惊。此后，经过一连串的军事灾难，到了1626年，整个辽东以及部分辽西都落入努尔哈赤政权的掌握。

在后金崛起之前，山海关以东地区已经有大量汉族人口居住，最初是作为明朝的军事卫所，逐渐建立出城市和商业。虽然武术世界的繁盛无法与内地相比，但也产生出了万马庄、青龙门、快刀门、卧虎沟、金顶门等主要门派。²⁰⁷当后金的叛乱开始后，大约一百万汉人落入努尔哈赤之手，其中很大一部分自由民沦为女真人的奴隶。这激起了汉人的反抗。在1625年，汉族居民在关东各大门派的领导下发动反满暴动，但由于组织不善而在后金军队的围剿下失败，许多门派也都覆灭。²⁰⁸此后很长时间内，唯一的抵抗基地是在后金与朝鲜之间的皮岛，此地由明朝将领毛文龙驻守，许多辽东的武术家都前去协助他。

1626年2月，努尔哈赤向明朝的边城宁远进攻，但却遭遇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明朝的守将袁崇焕在宁远装备了从澳门进口的葡萄牙火炮，向对这种武器一无所知的满洲骑兵开炮，后金军队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努尔哈赤本人据说也被击伤，在当年9月死去了。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汗位。

为了给父亲复仇，皇太极在1627年发动了宁远-锦州战役，不过在袁崇焕的坚守下再度以失败告终。此时袁崇焕的声望上升到了顶点。新登基的明思宗朱由检（1627年—1644年在位）赋予他以辽东战场的总指挥权，他也向皇帝保证，会在五年内收复辽东的土地。袁崇焕筹划以堡垒防御体系缓慢推进，将后金围困致死。但在此过程中，袁崇焕越来越发现毛文龙的皮岛是他的障碍，这一独立的军事单位不仅不听命于他，而且还有和后金相互串通的嫌疑。在1629年7月袁崇焕以思宗的名义处死了毛文龙，将皮岛占为己有。许多忠于毛文龙的武术家愤然出走，他们后来成为渤海上的海盗，创立了所谓的渤海派。

即使除去了毛文龙，袁崇焕的计划也未能成功。毛文龙死后不久，在1629年10月，皇太极设法绕过了他的防线，带领八旗军从蒙古地区突破燕山，直抵北京城下。后金军队的突然出现令明朝政府感到了恐慌：本来满洲人还只被认为是遥远的边境问题，而现在他们出现在帝国的核心。袁崇焕率军救援首都，在北京城外挡住了皇太极的进攻，后者在蹂躏北京周边后及时撤退。但袁崇焕再也没有重获皇帝的信任。思宗认定后金军队能够顺利入关，与他的通敌行为有关。袁崇焕随后被逮捕，并于1630年秋以极度残酷的刑罚被处死，据说北京居民曾吃他的肉来泄愤。²⁰⁹

袁崇焕的家人都和他一起被处死，但他的忠实部下设法营救了他的幼子袁承志，并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反对党“山宗”。这一秘密集团和许多武术世界势力相联系，并深刻影响了明朝最后十多年的政局和武术世界局势。凭借山宗的关系，袁承志被送到华山，成为武术大师穆人清的最后一个门徒。

在袁崇焕死后，皇太极将目标转向了对蒙古的征服，从1632年开始，皇太极向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的最后一个大汗林丹发起攻击。两年后，林丹汗在战败后死去，内蒙古地区基本被后金征服。在臣服了蒙古人后，皇太极在1636年进一步宣布自己为皇帝，将“大清”作为新政权的国号，将女真各部落统一称为“满洲”，并组建了仿效明朝的官制。这一僭越的行径表明，皇太极不会只满足于辽东的土地，其最终目标是征服整个中国本部。

1637年，明朝在辽东最后的据点皮岛被满洲人所攻占。第一个登岛的是27岁的青年将领鳌拜（1610年—1669年），据说明军将士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进攻。鳌拜因此被赐予“巴图鲁（Baturu）”的称号，意为勇士。他是满洲人中第一个重要的武术家，据说也建立了满洲的武术流派黑龙门。因此，皇太极在扫除了后方一切障碍后，可以放手和明帝国进行最终的较量。

李自成与华山派的活动

觊觎中国皇帝宝座的并非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同一时期，在陕西出现了另一位大有希望的挑战者——“闯王（Dashing King）”李自成（1606年—？）。他本来是米脂县驿站的工作人员，有相当的武术造诣，因为政府的财政紧张而被裁员，此后他为了生计投入盗匪活动中，在1629年左右参加了反明起义，并很快成为一个重要首领。

从17世纪20年代起，旱灾和饥荒开始蹂躏中国西北部。另外，为了应付辽东战争所带来的财政紧张，政府开始加派“辽饷”，令农民越来越无法负担。绝望的民众纷纷投身为盗匪，对尚完好的农业区进行劫掠，而这导致了更多灾民的出现，这种滚雪球的效应成为推动明帝国内部崩溃的主要动力。在1630年后，陕西各地出现了足以攻城略地的盗匪集团，特别是自称“闯王”的高迎祥尤其强大，李自成成为了他一名部将，他的另一名知名将领是延安人张献忠（1606年—1647年）。帝国设法围剿，但归于失败，从1633年起，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入北方其他省份。在1635年，高迎祥的军队攻陷河南荥阳，在那里召开了北方十三支起义军的联合大会，达到了反明运动的高潮。但第二年，高迎祥被政府军所击败，他本人被活捉后处死。“闯王”的头衔于是被李自成所继承。而张献忠则与之分裂，向南方发展。

在源于陕西的叛乱活动中有华山派的深度参与，其掌门人穆人清痛恨明朝晚期的腐败，因而全力地支持李自成的军队。在起义以来的数次危机中，或许正是穆人清拯救了李自成。从1638到1640年，李自成的队伍陷入低谷，躲在陕西和四川之间的深山中奄奄一息。也正是穆人清加以庇护，而他的大弟子黄真也在李自成的军队中担任教头。在穆人清看来，经过近三百年的统治后，明朝已经不再拥有上天的眷顾，它的灭亡即将到来，李自成将注定成为下一个王朝的开创者。穆人清打算效仿三个世纪前的张三丰，要扶植一个新王朝的诞生。

1642年之后，随着李自成在华北不断攻城略地，穆人清和黄真也开始发动整个武术世界加以策应，并亲自为李自成督办军饷。穆人清如此投入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李自成尽早建国，以抵御辽东日益严峻的满洲威胁。穆人清认为李自成可以建立一个和平的盛世，但满洲的入侵则会将中国拖入地狱。

穆人清并非唯一支持李自成的武术世界势力。在李自成身边除了穆人清外，还有多名武术家为他效命，如他的贴身卫士，即号称“飞天狐狸”或“美刀王”的胡逸之，右果毅将军田虎、剑术家苗美以及出身丐帮的范统。这些武术精英的加盟表明武术世界相当多的势力已经深深卷入了反明朝的大起义中。更多的观望者在随后几年中投入到反明浪潮中，加速了明朝的崩溃，这一点与穆人清的弟子袁承志密不可分。

1643年初，大约二十岁的袁承志也遵照穆人清的指示，离开华山，去李自成军中效命。此时李自成已经夺取了湖北襄阳，并建立了初级的政府机构。他的主要幕僚是一位知识分子李岩，其妻子是卖艺出身的“五湖门”女武术家红娘子。在李岩的建议下李自成没有破坏当地郭靖和黄蓉的民间祠庙，并亲往祭奠，赢得了武术世界的好感。袁承志在李自成军中短暂逗留，并和李岩成为了好友，不久后他前往东南地区和穆人清会合，后者正在当地为李自成筹措军饷。

李自成希望能够从江南的富庶地区获得财政支持，但当地势力并不买账。此时，由穆人清和黄真建立的运输路线被浙江的龙游帮和温氏家族的石梁派所截断，大批黄金被夺走。袁承志和黄真会面后，一起迫使浙江的武术势力们交出了被劫走的黄金。

成功打击浙江无视闯王的武术势力后，袁承志又被卷入了南京发生的帮派纠纷中。此时当地的金龙帮正在被以仙都派为首的武术世界各大势力围剿。起因是一起并不重要的仇杀事件，然而根本原因是金龙帮在十七世纪以来飞速发展，控制了中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从手工业和商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在南京拥有可观的地产，因而引起武术世界各方面的觊觎。在仙都派的邀请下，这些势力的代表，包括“蓝海上的巨鲸”郑起云、五台山清凉寺的十力和尚、昆仑派的著名剑术家张心一以及华山派的几名弟子都来到南京。另外满清方面也派遣了间谍太白三英，试图从混乱的局势中取利。袁承志首先帮助金龙帮挡住了仙都派的进攻，然后迫使华山派的几名低级弟子服从自己的权威，最后则适时揭露了满清的计划，激起了与会者的民族激愤。袁承志成功地进行了调停，金龙帮的利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袁承志的成功和背后的穆人清支持密不可分。郑起云和十力这样的武术世界领袖来到南京并非仅仅为了打压金龙帮，也是为了和穆人清会面，讨论对李自成的支持问题，这一点关乎到武术世界的未来命运。穆人清打算组建一个广泛的支持李自成的联盟，不过穆人清的弟子归辛树却对此反应冷淡，他已经在南方武术界拥有相当的地位和声望，不愿意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农民军阀效力。最终他勉强服从了老师的安排，穆人清和其他武术人物的会面也达成了预期结果，令他满意离去。

但穆人清的政治观察能力相当有限。他看不到江南武术集团对李自成的支持最多是半心半意的，并且从未起到过很大的作用。李自成真正的潜在盟友是帝国东部的盗匪集团，包括河北的青竹帮、渤海上的渤海派以及山东的多个山寨匪帮，他们尚未承认“闯王”的权威，彼此也是一盘散沙。穆人清也没有和这些盗匪打交道的兴趣。

使得局面得以改变的是，袁承志在南京发现了两百多年前建文帝在出逃时埋藏的珠宝，这一价值巨万的财富可以换取无数粮食和军械。袁承志遂开展一项惊人的计划，他运送这些财宝北上，吸引了东部大批盗贼到来，在用武力慑服后，袁承志将这笔财富分给了山东和河北的盗匪集团，赢得了他们的拥戴。随后和山宗旧部的会合更壮大了袁承志的力量。

在1643年8月，在泰山举行了盗匪集团的大会，在华东和华北各大帮会和武术家族的推举下，袁承志出任了七个省份的武术盟主。这是堪与“闯王”李自成相匹敌的头衔。在其“山宗”部属与华北盗贼的共同发动下，明帝国东部也爆发了由各盗匪集团联合发动的武装起义，使得明朝在华北的统治完全陷入崩溃。此后袁承志及其部属在山东和河北交界处建立了一个起义基地，称为山宗营。²¹⁰

但袁承志并未在山东主持战局，他有一项更为惊人的计划。在9月份他到达了清国的首都盛京（今沈阳）去刺杀皇太极，后者因为赢得了1642年的松山-锦州战役而将统治范围拓展到了山海关，日益危及北京的安全。袁承志担心他会乘明朝内战的时机大举南侵。关于这次刺杀行动的结果说法不一。根据清朝方面的记载，袁承志被皇太极对中国人民的善意所感动而放弃了刺杀；另一种说法是他被皇太极所聘用铁剑门武术家玉真子活捉，在原袁崇焕下属祖大寿的庇护下才得以逃脱。

第三种说法更为直截了当：袁承志成功了。皇太极本人确实在1643年9月21日原因不明地突然死亡，清朝方面一直对此讳莫如深。在野史中透露出消息，皇太极有可能是被刺杀而死，据闻是他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1612年—1650年）为了夺位而铤而走险，也可能是袁承志取得了成功。无论是谁下手，当时在盛京的袁承志都看到了自己目标的实现。

但如果袁承志指望皇太极之死能够导致满清的崩溃，那么他不得不感到失望了。在皇太极死后，的确因为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间争夺帝位而几乎引起内战，但最终矛盾被消弭，双方达成协议，同意由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继位，多尔衮和另一名元老济尔哈朗辅政。满清的权力结构虽不无隐患，但目前仍然坚若磐石。

从明朝灭亡到清朝迁都

袁承志离开盛京后，随即来到北京准备刺杀思宗。这既是为其父亲复仇，也便于李自成向北京进军的事业。李自成在1643年10月攻破潼关，杀死了曾经擒获高迎祥的总督孙传庭。在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为自己戴上了皇冠，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顺”，随后率领五十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

此时在北京政府中，由于思宗顽固地拒绝借助满清的力量剿灭李自成，以宦官曹化淳（1589年—1662年）为代表的势力被多尔衮所收买，正在密谋废除思宗而另立亲清朝的诚亲王，以设法保持明朝残余的统治。为此他们甚至请来了以毒理学研究著称的云南五毒教，此教在蓝凤凰之后从日月教中独立出来，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很有根基。

袁承志发现只有思宗继续在位，才能阻止他最不想看到的满清入关。在思宗的女儿长平公主（1629年—1735年）的劝说下，袁承志暂时放弃了刺杀思宗的计划，甚至不得不反过来对他加以保护。五毒教的内斗给了他分化对方的机会，他慑服了五毒教主何铁手，感化她成为自己的弟子。因此，曹化淳利用部分织锦衣服卫队和五毒教发动的废帝政变之乱也被挫败了，不过因为思宗的愚蠢，曹化淳本人竟得以脱罪。

但思宗和明帝国没有喘息的余地，目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面对李自成大军的逼近，如果不向长期的敌人满清寻求庇护，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南方地区。但由于山东和河北的盗匪集团在袁承志的动员下全面反叛并切断了南北交通线，即使南逃，到达南京的机会也很渺茫。因此思宗否决了南迁的建议，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使得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在华北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北京城中也有近半数人死亡。²¹¹北京事实上已经毫无抵抗之力。

李自成的军队在1644年4月21日进入居庸关，几乎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就到达北京城墙下。袁承志在4月24日为李自成打开北京城门，让他得以长驱直入。思宗得知噩耗后陷入癫狂状态，杀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几名嫔妃，长平公主被斩断了一条手臂，但被袁承志及时救走。²¹²在李自成的部下到达禁宫前，思宗在宫外的一座小丘陵上自缢而死。袁承志怀着复杂的情感将他的尸体带回了宫中。

现在李自成成为了北京的新主人，他由农民和盗匪组成的军队遂开始疯狂而短视的劫掠，最初是拷打官僚和巨富，要求他们交出收藏的财富，但很快就变成对居民和商店无差别的抢劫。杀人和奸污妇女如果说不是普遍行为，也绝非零星的偶然事件。这些行为都得到了李自成的默许。袁承志和李岩加以劝阻，但未能奏效。

事实上，李自成也正在为袁承志过大的权力而感到不安，他通过牛金星要求袁承志废除“七省武林盟主”的称号，袁承志却没有正面回应。²¹³而因为袁承志不顾他的暗示，拒不交出美貌的长平公主，就更令他不满了。双方的关系变得日益冷淡，如果不是敌对的话。到了5月初，感到和李自成难以再相处的袁承志决定带着他的下属退出北京。这也令忌惮他的武术力量的李自成松了口气。

在袁承志离去后，李自成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他很快就被一位美丽的妇女迷得失魂落魄。她叫陈沅（又称陈圆圆），本来是南京的一位名妓和交际花，刚刚嫁给北京的一位要人作为妾侍。但在城破后被强行献给了李自成，并很快赢得了他的欢心。对于未来的中国皇帝而言，占有一位美女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可不幸的是，陈沅的丈夫正是目前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他的军队中因为招募了不少原金顶门的武术人士而能和八旗骑兵保持均势。李自成的做法不能不引起他的愤怒和恐慌。

吴三桂之前正在考虑与新政权合作，但听说陈沅的遭遇后，就拒绝了李自成招降他的要求，李自成轻蔑地杀死了吴三桂的父亲和家人，此后二人间的任何妥协都不可能了。李自成不能不考虑到山海关的重要性，遂亲率约十万人的军队前来夺取山海关的控制权。吴三桂难以与之抗衡，他决定打开山海关迎接清军进入中国本部。正如诗人所讽刺的：

那一天，我们的皇帝离开了人间。

大军从边关南下，要消灭敌人，收复江山。

军人们为不幸的皇帝哭泣，穿着白色的丧服。

但将军的愤怒却是为了女人美丽的娇颜。²¹⁴

事实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正在密切监视北京所发生的情况，并已决心在适当时机介入。大约六万名八旗军驻扎在山海关外不远处。此时吴三桂的请求无疑是面前分开的红海。在1644年5月27日，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军队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展开交战。吴三桂依赖金顶门的武术士兵和李自成打成平手，但随后精锐八旗骑兵的介入使李自成无力再支撑，他在惨败后撤回北京。6月3日，李自成在“禁止之城”举行了草率的登基典礼作为最后的狂欢，然后焚烧了宫殿，带着他的军队逃回西安。大顺政权对北京四十二天的占领便告结束。

李自成的迅速溃败常常被归结为其军队贪腐后的士气低落，不过也可能和当时北京的鼠疫有关，而与袁承志的失和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否则，如果袁承志的武术军团加入李自成的行列，就可以迅速压倒金顶门相对微薄的武术士兵，令李自成得以尽快击溃吴三桂的军队，不必陷入胶着状态，这样就可以保存更多的力量和八旗骑兵交战，获得平局甚至胜利并非不可能。这一点当然已经无法证明了。可以确定的是，因为和袁承志的矛盾，李自成确实也失去了来自华山、山宗和武术世界的大部分支援，在退出北京后，面对优势的清军在华北的突进毫无抵抗之力。

清军在6月6日进入北京，旗号是为死去的明思宗复仇，受到了饱受李自成蹂躏的北京市民的欢迎，逃到城外的曹化淳也赶来迎接一直和他私下往来的多尔衮。吴三桂本来希望清军能够在得到财物和女人的报酬之后退出山海关外，重新恢复明朝的统治，但多尔衮迅速地接收了原明朝的大部分官员，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看来毫无返回辽东的意图。如果说吴三桂曾对此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清廷很快就慷慨地赐予了他“平西亲王”的封号，足以令他抛开对明朝的微弱怀念，死心塌地地为新帝国服务。

虽然依靠范文程等汉人智囊的协助，以及曹化淳这样的内部合作者，多尔衮做好了全面而长久地统治中国的准备，但这一点在满洲上层的军事贵族中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许多习惯掠夺战争的王公贝勒对于管理庞大的中国也并无信心，而认为应当在获得足够多的财货后返回故乡。²¹⁵而受到八旗议政的传统体制束缚，多尔衮本人也并未掌握绝对权力，无法压制豪格和济尔哈朗等政敌，后者在许多问题上都处心积虑地和他作对，何况他的同母哥哥阿济格也力主这种观点。²¹⁶因此在1644年7月，多尔衮不得不召开一个旗主会议。讨论清朝未来的走向。与会的主要旗主是：

1．正黄旗，皇帝福临本人，由于年幼而由孝庄太后代为出席。

2．镶黄旗，同属于皇帝。

3．正白旗，睿亲王多尔衮。

4．镶白旗，英亲王阿济格。

5．正蓝旗，肃亲王豪格。

6．镶蓝旗，郑亲王济尔哈朗。

7．正红旗，礼亲王代善。

8．镶红旗，贝子满达海（代善子）。

会议的讨论长久没有结果，最终由足智多谋的孝庄太后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一方面继续对中国的征服，另一方面则将在北京获得的财富聚敛起来，运出关外埋藏起来。即使未来八旗军民被迫退出中国本部，也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享用。这一方案既不会对多尔衮的开朝计划产生阻碍，又满足了诸王公保有财富的心理，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鉴于各方对彼此都不信任，埋藏宝藏的工作如何进行是一项难题。经过几天的洽谈，最终的决定是由各旗主派出他们信任的人选，共同押送大批财宝去满洲地方择地埋藏。

清军在北京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抢掠，因而被运走的财富中相当一部分是李自成从北京的官僚富商身上拷打而得到的，因为来不及带走而被清军截获，总额可能达到数百万两白银。李自成也不甘失去这批财富，随后派遣了胡逸之等亲信设法加以追查。当胡逸之发现这些珠宝已经被运出北京后，他沿途追踪到满洲地区，在长白山附近的荒僻之地，他及其部属奇袭了运送珍宝的队伍，夺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就这样产生了反讽的一幕，清朝认为可以比江山保存得更长久的财富，却因为要妥善保存而以最快的速度失去了。

当胡逸之的队伍获得这些宝物后，他也不敢冒险在满洲腹地长途运送它们回关内，于是把这些金银珠宝都掩埋在长白山深处的雪山中，并记下了附近的地形。他随后返回内地和李自成会合。李自成让他将宝藏的信息分别铭刻在军刀和地图上，希望日后能够找到它们。他的军刀和地图成为了日后一个多世纪里武术世界所争夺的目标。

另一方面，劫后余生的藏宝者们不得不回到北京，去面对多尔衮的震怒。多尔衮很快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丢失一笔财富的问题，而可能酿成八旗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本来危机四伏的统治集团的崩溃。他于是将消息严格保密，宣布宝藏被埋藏在了一个遥远而安全的地方，并将一张地图剪裁成碎片后分成八份，放在八本特制的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内，由包括皇帝在内的八旗旗主共同保管，只有集齐了所有的地图才能够发现宝藏的位置。²¹⁷事实上，这是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Yaksa）地区的军事地图，皇太极在1639年刚刚征服这一带。鉴于这一地区是如此遥远，即使地图被发现，也难以前往发掘。

倘若确实存在宝藏，这种做法无疑冒有极大的风险，因为任何一方丢失地图都可能会导致宝藏的无法追寻，不过这也使得各旗主不再存有私自得到宝藏的思想，而不得不尽力于在中国本部的开拓。多尔衮进一步编造出了“龙脉”的说法，告诉他们宝藏在赋予清朝以统治力量的神秘山脉中，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触动。就此而言，宝藏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以此换取满洲贵族们齐心一致地投入征服与统治中国的事业，才是多尔衮的最大胜利。

在吴三桂等汉族合作者的拥戴下，多尔衮宣布迁都北京，在当年9月将福临接到了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此后清军开始进军华北各地，牢牢建立起一个新帝国的统治。满清统治者希望未来能像福临的年号“顺治”所预示的那样：“顺利统治”。

第十四章　清朝征服中的汉族抵抗运动（1644年—1662年）

南明诸政权的兴亡

1644年下半年，清军在华北的进军相当顺利，华北大部很快成为新缔造的清帝国的领土。许多地方的居民已经在此前十多年各地盗匪和明军的拉锯交战中死伤惨重，残余的居民热切地期待新和平的到来，不管带来这种和平的是否是汉族人。对于各地官员来说，清军是为不幸的思宗皇帝复仇而来，这使得他们的投降有了正当的理由，而对那些曾向李自成投降的官员来说，就更没有理由拒绝为清廷效命了。²¹⁸更令人鼓舞的是，在1644年下半年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废除或降低了明朝多项沉重的税赋。²¹⁹这赢得了农民和小地主的支持，从而将新帝国建立在了一个牢固的根基上。

南方人的想法则完全不同。在北方政治局势天翻地覆的几年中，诸南部省份仍然保持了和平甚至繁华，但此刻南方人不得不面对北京的中央政府覆灭后的危机。北京沦陷后不久，1644年6月19日，南方的主要官员迎接思宗的堂兄弟朱由菘为皇帝，即弘光帝，因而在南京重建了明朝政府。这一临时政府在出兵北伐以收复北方和单纯防御以保有华南之间犹豫不决。最后他们认为李自成才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而清朝是可以协议和平的潜在盟友。史可法统帅南明的主力军队在扬州驻扎，但并没有北上的意图，只是梦想等到清军消灭李自成后，可以顺利地恢复故土。

清军此时也的确在追剿李自成。在占领山西后，英亲王阿济格和吴三桂的军队便直扑西安。在1645年初，清军用大炮轰开了潼关的关隘，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退向湖北。他的死敌吴三桂在背后紧追不舍，每一次交战李自成都会损失一些兵力，连他所宠爱的陈沅也被吴三桂在战乱中夺回了。²²⁰最后在湖北东部九宫山他被吴三桂重重围困。当年9月，他最信赖的部下胡逸之带着一具很像李自成的尸首去见吴三桂，告诉他李自成已经被自己所杀。吴三桂相信了这一点，对胡逸之。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行而且加以赏赐。但事后知道，李自成是在胡逸之的掩护下悄然逃走了。²²¹

尽管如此，如今大顺政权也已彻底覆灭，清廷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东南部的敌人们。多尔衮的弟弟多铎率领大军南下，首当其冲的是在山东东部的袁承志“山宗”军团。此地自1643年的泰山会议以后就被袁承志部下的山宗及山东盗匪集团所占领，在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许多知名武术家。在离开北京后，袁承志不久后来到这里，成为一支独立军事力量的首领。在西部流窜的大顺政权和南京重建的明政权之间采取了暧昧的态度。

在1645年春，既然清朝南下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袁承志和史可法的军队也结成了抵抗清军的联盟，八旗军对山宗军的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但袁承志的实力也损耗很大，仅能自保，而无力援救南方。很快他和南明政府的联系就被南下的清军分隔开来。

袁承志最初还抱希望于和史可法联合，对清军进行腹背夹击，但南明的孱弱出于他的意料。这一临时政府在内部党争和兵变的折磨下仅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存在。清军前锋在5月中旬到达扬州附近，于19日夜里开始攻城，第二天城防就被攻破。史可法被擒获后拒绝投降，被多铎处死。在随后十天里清军实施了残酷的抢劫、奸污和屠杀，据当时人们估算，有八十万人死于这场臭名昭著的屠城。

这次屠城也是对企图抵抗者的警告，南京政府透彻地理解了这一点。此后多铎大军没有再遇到严重的抵抗，到了6月16日，南京打开城门向多铎投降。出逃的弘光帝被俘虏，并于次年被处决。

在摧毁了号称明朝正统的南京政府后，多铎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山东的袁承志，在其向南方进军时后方曾受到后者的严重干扰。在当年夏天，袁承志的军队在山东沿海地带被清军层层围困，他高明的武术造诣在此作用甚微。在袁承志濒临绝境时，渤海派的首领洪胜海调来了一批船只，带着袁承志和他的亲随离开中国大陆，远赴南中国海。在那里，他们抢夺了西班牙人所占据的、狭长的巴拉望岛（Palawan），此地在今天仍然以风光美丽而著称。²²²据说后来郑成功在1659年的南京战役时曾经和他联系，但袁承志已经满足于在海外的快乐生活，不愿再返回大陆。

大顺和南京政权的灭亡，以及袁承志从大陆撤退，这些标志着清朝在中国本部的统治已经初步稳固。现在多尔衮决心开展下一步的巩固措施。他发布了恶名昭著的“剃发令”，这一政策要求全国的汉族居民像满洲居民一样剃掉前额的头发，并将头发扎成发辫。对于汉族人来说，这不仅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粗暴干涉，也意味着被野蛮人所同化，即使在蒙古统治时期也没有过这种非分的要求。但满洲统治者却认为这是检验汉族臣民是否顺服的重要标准。这一命令引起了各阶层汉族人民的狂怒，新的激烈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1645年下半年开始，因为抵制剃发政策的缘故，一些已经平定的城市开始反满暴乱，而一些尚未归属新政权的城市则坚定了抵抗到底的决心。清军为了威吓而一再屠城，但并没有平息抵抗的浪潮。譬如嘉定县城，在第一次屠城之后，仍然有反剃发者敢于公然造反并杀死地方官，在接连三次屠城之后才平定下来——如果几乎没有人定居也能算平定的话。民间和武术世界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反清运动中，北方接二连三地发生叛乱，而南方战争的结束也更加遥遥无期。

即使在南京政府覆灭后，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尚未被清朝侵入。 “巨鲸”郑起云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称为隆武帝。作为报偿，郑起云本人被封为侯爵。他的长子郑森形式上被隆武帝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赐名成功。不过随着清军进一步南下扫荡，郑起云在清朝的压力和利诱下投降，使得隆武政权在1646年底被清军攻灭。隆武帝被杀，投降的郑起云被废去了内力，带到北京进行事实上的软禁。只有他的儿子郑森仍然坚持着抗清事业。

隆武政权的颠覆导致了明朝残余势力之间的又一次内讧。桂王朱由榔——也是神宗的最后一个孙子——在肇庆登基称帝，史上称为永历帝，而朱聿键的弟弟朱聿讁则在广州登基，称为绍武帝。在永历和绍武两个政权之间进行了一场短促的战争。绍武击退了永历军，不过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庆祝了。在1647年1月，清军占领广州，绍武帝被俘，很快死于囚禁中。

永历政权的寿命要长得多。它在云南的明朝黔国公沐天波和原张献忠部下农民军的支持下长期继续下去，甚至一度占领西南数省，看来不无恢复的希望。不过在清朝的反复围剿下，永历政权所占领的地域逐渐收缩到云南一隅。在1659年初吴三桂率清军进入云南，永历帝逃亡到缅甸，但是被缅甸人囚禁，沐天波也被缅甸士兵所杀。1662年，缅甸在清朝的压力下交出了永历帝。吴三桂为了向清廷表明自己的忠诚，亲手用弓弦将永历帝绞死。²²³朱氏王朝的皇帝序列自此彻底终结了。

从清朝入关到永历帝之死之间的十八年，并非只是明朝终结的漫长尾声，而也深深影响了清代的武术世界。满清的剃发和屠杀使得民族仇恨的种子深深种下，明朝统治时期的弊端很快被遗忘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变成了一个逝去的玫瑰色时代，思宗和永历帝等不幸的帝王被长久哀叹和纪念，而几名战乱中失踪的皇子则被认为仍在人间。“反清复明”成为武术世界所普遍赞同的口号，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决心，但普遍对此不无同情。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武术世界反清运动在这些峥嵘岁月中已深深扎根。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时沉寂，但从未被遗忘，直到清朝的灭亡仍然能听到回响。

清世祖的统治；神龙教兴起

清朝统治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福临，即清世祖或称顺治帝（1643年—1661年在位），登基时只有六岁，大部分政策出自他的叔叔多尔衮之手。随着清朝统治逐渐的巩固，多尔衮不仅为自己取得了“皇帝之父”的头衔，而且开始筹划将皇冠戴到自己头上，在孝庄太后的请求下才没有立刻进行——据说这一请求是在床上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摄政王篡夺皇位的迹象日益明显。对世祖来说幸运的是，多尔衮在1650年就暴毙而死，死后他的小集团被皇帝逐步清除。两年后世祖剥夺了多尔衮的一切荣誉，甚至他的尸体也从地下被挖出来斩首。直到乾隆时期才部分恢复了其名位。

当世祖亲政后，便展开一系列改革，主要依赖汉族的精英官员洪承畴和陈名夏等人，对享有特权的满洲贵族进行遏制。为了伸张皇权，甚至宦官也得以拥有一定政治权力。世祖在内廷建立了所谓“十三衙门”，提拔了吴良辅、海大富等亲信的宦官为各监首领。吴良辅是皇帝最信任的太监，掌握宫廷大权，甚至曾作为皇帝的替身出家为僧侣。海大富的年纪要大得多，他来自明代的宫廷，一直籍籍无名，在顺治时期被提拔为管理膳食机构的负责人。海大富对于世祖的恩宠感激涕零，在宫廷中他学到了崆峒派的高阶武术，虽然低调，但却是暗中保护皇帝的武术精英。甚至有学者怀疑，多尔衮在1650年的暴毙就是被忠于少年皇帝的海大富所暗杀的。²²⁴

世祖摆脱了多尔衮的威胁，但又被母族的压力所困扰，他在1651年迎娶了其母孝庄太后的侄女、来自蒙古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这段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满洲和蒙古的关系。但世祖却无法忍受他骄横任性的皇后。皇后在1653年被废黜。此后在孝庄的压力下，世祖另立了一位来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为后，即孝惠皇后（1641年—1718年），这同样是一段满蒙间的政治婚姻，并且也同样是失败的。

在1656年世祖的生活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邂逅并迷上了胞弟博穆博果尔的妾侍董鄂氏。不顾众人的反对，他将董鄂氏接进宫中，册立为妃，即为董鄂妃。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引起了太后和皇后的震怒。博果尔也因此愤懑而死。不过董鄂妃有令人喜爱的人格魅力，在几年内渐渐获得宫中的欢心。她谢绝了皇帝封她为后的恩赐，但得到的宠爱却远胜过皇后。

在17世纪50年代，对新帝国来说唯一的危险似乎只在于南方的明朝残部，并且也在日益萎缩。世祖沉浸在个人的幸福生活中，没有注意到眼皮底下的危险，一种新的地下宗教逐渐在京畿地区蔓延，此即神龙教（Holy Dragon Cult）。

神龙教大约缔造于1645至1650年间，其创始人洪安通，被约翰·史密斯推断为渤海派的洪胜海，这一看法不能不说很有道理。²²⁵渤海派是少林在东方的分支，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门派，在辽东战争时期许多关东难民加入了渤海派，使之迅速壮大。在洪胜海的推动下，渤海派参与了袁承志的反清集团，但最终被挫败。此后渤海派退缩到海上，清政府由于海军的弱小而对它无可奈何。

在追随袁承志的时期，洪胜海曾经和来自云南的五毒教接触，学到了其中一些教义和教规，并且由于对袁承志的效忠，而被传授了一位“金蛇先生”的武术，在离开袁承志后，他自己在随后许多年中也成为一位武术大师。洪胜海将五毒教的内容和日月教以来山东的各种秘密宗教仪轨相结合，以残存的渤海派为基础，在随后几年缔造了神龙教，定居在渤海中的蛇岛，该岛被改名为神龙岛。洪胜海也抹去了自己平凡的出身，改名为洪安通。在清朝初年的混乱中，神龙教得以迅速坐大并吸引了数千名信众，但仍然保持高度机密状态。

毛文龙的遗腹女毛东珠（1629年—1674年）在皮岛覆没后被渤海派救出，后来成为了神龙教的重要成员，她在17世纪50年代进入清朝宫廷成为侍女，最初只是为了传教。因为容貌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相似，毛东珠在洪安通的安排下开始了一项匪夷所思的计划。她大约在1657年秘密囚禁了孝惠皇后，自己则在精心化妆后以皇后的身份出现。这一计划险些露出破绽，在同年孝庄太后病重，毛东珠不敢去看望，而受到世祖的严厉责罚，一度被打入冷宫。²²⁶此后孝庄也疏远了这位侄孙女，这一点反而便于她争取时间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

问题在于，拥有既无权力也无宠爱的皇后身份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毛东珠的唯一成就是得知了《四十二章经》的秘密，但一时无法拿到所有经书。洪安通指示她伺机取得经书，但假皇后的牌还可以有更大的用处。洪安通制定了一项更骇人听闻的计划。他潜入皇宫，让毛东珠受孕之后设法和皇帝亲近，这样可以将自己的孩子拿来冒充皇嗣。在毛东珠的哀求下，世祖最后勉强和她圆房，这样她的受孕就有了合理的理由。她在1658年成功地生下一个女儿，封号为建宁公主。

但女儿没有继位的可能，毛东珠现在必须牢牢抓住皇帝才能继续执行洪安通的计划。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后，世祖却仍然疏远她，而将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董鄂妃身上。在1660年，董鄂妃甚至成功地为世祖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异常欢喜，显然想立这个儿子为嗣，而董鄂妃也可以以儿子的名义成为真正的皇后。毛东珠决不允许这种可能发生，用一种“使骨头融化的柔软掌法”，她不留痕迹地杀死了董鄂妃刚刚出生的儿子，这个孩子死后被悲恸的皇帝封为荣亲王。当年9月，她又设法用同一种武术给董鄂妃以致命的内伤，让她在几天后去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过于悲伤导致的，只有精通武术的海大富发现了一些痕迹。²²⁷

毛东珠没有想到的是，世祖因为董鄂妃的死而极为悲痛，甚至想要轻生，在周围人的昼夜看护下才阻止了他这么做。人们本来以为皇帝的悲伤可以随着时间而渐渐减轻。但世祖用剩下的时间为董鄂妃撰写了传记并编撰了她的语录，命令发行天下。此时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和玉林琇、茚溪森及木陈忞等著名禅宗僧侣接触。在佛教的影响下，世祖打算放弃一切，成为僧侣。有一次甚至已经在寺院里剃光了头发，但被玉林琇劝回了皇宫。²²⁸不过世祖已经决意彻底告别帝王生涯，最终在1661年年初，也就是董鄂妃死后四个月，世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在侍卫总管赫巴察的护送下跟随玉林琇离开北京，再也没有回来。事后人们知道，他已经在五台山清凉寺秘密出家。²²⁹由此突兀地结束了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的统治时代。

世祖失踪的头几天被宣布为染病，以解释他无法再接见大臣。在多日遍寻不获后，孝庄太后不得不于1661年2月2日宣布世祖被天花感染而突然死亡。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在当时这种疾病正在北京的满洲人中肆虐，多铎即死于天花。一个身材相似的侍卫被处死，他的尸体被用来冒充皇帝。因为天花的传言，没有人敢接近皇帝的遗体，这一谎言在当时未引起怀疑。但是董鄂妃的妹妹贞妃可能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被毛东珠杀死后，宣布为自愿殉葬。

在世祖被宣布死亡后，在其不多的幼子中，第三子玄烨被立为皇帝。玄烨的生母是一位有汉人血统的低级妃嫔佟佳氏，她被尊为圣母皇太后，这样对母后皇太后，亦即假冒太后的毛东珠就具有了相当的地位。有望独揽大权的毛东珠当然不会容许有人和她分享地位，她在1663年如法炮制地暗杀了这位不幸的新皇后，从而成为唯一的太后。此时仍然享有比她更高权位的唯有太皇太后孝庄。毛东珠本来也打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妇人下手。但海大富已经察觉到了宫廷中一连串不寻常的谋杀案而对太皇太后加以严密保护，最终让毛东珠放弃了这个计划。

郑成功的海上战争

在北方海域上，皮岛、渤海派和神龙教先后称雄，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了北京宫廷之中。但较之南方的海上力量仍然不免相形见绌，后者是真正的海上霸权。在十六世纪末，随着世界性贸易体系的形成，在中国东南沿海、日本及东南亚之间建立起了繁荣的海上贸易网络，因而也出现了合海商与海盗为一体的海上武装集团。这可以视为江湖空间向海洋空间的拓展。在十六世纪上半叶，这一网络被郑起云的家族所垄断。在郑起云向清朝投降后，他的儿子郑森或郑成功接替了他的地位，并压服了族中的几名实权人物，郑成功对于其海商集团的治理十分出色，郑氏的武装力量在此后多年中不仅没有被清朝消灭，而且更加壮大了。

郑成功在1650年占领了厦门和金门两个岛屿作为根据地，并一度控制了从浙江到广东的多个沿海州县，和西南的永历政权配合，对其他沿海地区也反复骚扰，令匮乏强大海军的清政府苦恼不堪，郑成功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成为南明势力在东南部的中心。郑成功海军的财政来源依赖于在中国内地和海外之间的走私贸易，这意味着有一个庞大的江湖网络为他服务。事实上郑成功和武术世界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将领刘国轩（1629年—1693年），是出身自福建少林寺的武术家，另一名将领冯锡范，是昆仑派张心一的弟子，而后来背叛他的施琅（1621年—1696年），则出身在福建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武夷派。²³⁰福建地堂门的林兴珠在当时也是他麾下的一名低级军官。²³¹

在太湖和附近水系的水上盗匪，是郑成功依赖的主要力量之一，和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走私贸易可能就是通过这一关系进行的。其首领钱应被郑成功任命为南明总兵。郑成功一直打算夺取这一地区，作为向北方进攻的基地，他原本计划在钱应的武装配合下发动攻击。不过钱应的游击队过于膨胀，以至于在1658年和清朝的地方武装发生冲突，最终被清朝的两江总督郎廷佐所剿灭。郑成功在江南失去了一枚精心埋伏的棋子。²³²

郑成功夺取江南的计划并未因此改变。在1659年，在其参谋陈永华的建议下，郑成功决意进行一场伟大的军事冒险。他亲率一支由数千艘大小船只组成、超过二十五万人的军队，从厦门北上，驶入长江口，沿岸诸多州县纷纷投诚。许多平民看到穿着明朝服色，梳着明式头发的军队，纷纷痛哭流涕。

郑成功在1659年8月抵达南京城下，开始围城。他过于想保全自己的实力，所以宁愿等待对方投降，不愿进行势在必得的进攻，尽管陈永华劝说他这么做。这一战略失误使得他的对手郎廷佐有机会调动精锐的满洲骑兵。在9月8日清军开始了反扑，郑成功的陆军被击溃，他的舰队匆匆退出长江，返回海上并向南方驶去。南明势力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重点进攻就这样被粉碎了。

不过南京战役失败并非郑成功军事生涯的结束。郑成功不得不面对清王朝将长期统治中国大陆的现实，而下决心另谋根据地。出于陈永华的建议，夺取台湾岛的计划被提上议程。

台湾自1624年以后就被荷兰的殖民者所占领，但荷兰人在这一东方大岛上只有约两千军队，并傲慢地认为这部分兵力对付东方人已经足够。在1661年春，郑成功带领约2.5万人的舰队从澎湖抵达台湾，向台南荷兰人的普罗民遮城堡（Provintia）进攻。荷兰人以优势的火枪队在其登陆时阻击，一度将郑成功的军队压制。荷兰人指望依靠火枪能够弥补人数上的劣势，但郑成功采纳了林兴珠的建议，命令士兵用地堂门的滚地武术灵活作战，他们用藤牌挡住了大部分火枪射击，然后用刀从下方砍断了许多荷兰士兵的腿。²³³于是该城堡被攻下。

对于荷兰人的统治中枢热兰遮城（Zeelandia）的进攻更为艰难。这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郑成功再次采取了围攻的战术。在长达九个月的围攻后，荷兰人派来的援军被击溃，热兰遮城的城防也被郑成功的炮火摧毁。在1662年2月1日，荷兰人当局向郑成功投降。这样台湾就成为了大明王朝名义上最后的领土。

郑成功的名声永远和夺得台湾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但他未能看到自己的事业在台湾的延续。占领台湾后四个月，郑成功就死去了。他的儿子郑经承袭了他的基业和爵位，在厦门和金门于1663年沦陷后，郑氏舰队全面退往台湾。明朝宗室、宁靖王朱术桂（1617年—1683年）也随他前往台湾。虽然得知永历帝已经死去，但郑经没有再试图拥戴朱元璋的子孙为帝，而致力于将台湾建为海外的汉人独立王国。他的主要协助者包括刘国轩、冯锡范等将领，而最重要的就是后来深刻改变武术世界格局的谋略家陈永华（1634年—1680年）。

第十五章　康熙初年的武术世界与政治版图（1662年—1674年）

陈永华建立天地会

当郑成功从南京撤回南方海上时，他或许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来不会再返回大陆。不过他仍然在大陆埋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这一遗产在某种意义上比台湾这一根据地还要重要。成千上万郑成功在17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江湖豪杰仍然潜伏在中国本部的辽阔疆域内。郑成功本来希望这些第五纵队能够在自己展开北伐战役后发起暴动，为推翻清王朝而效命。虽然北伐的计划不得不放弃，但郑成功却逐步将这些本来分散而无组织的武术家、盗匪和流亡知识分子们纳入一个有系统的全国性组织中。此即天地会的建立，其实际创建者即郑成功的谋臣陈永华。

陈永华出身自一个福建的士大夫家庭，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他的父亲在1648年死于清军的屠杀。陈永华此后一度行踪不明，在1656年再次出现时，他已经具有了相当高超的武术水准。是年他拜谒了郑成功并且得到了他的欣赏，被他聘请为参谋。²³⁴不久后他开始奉后者之命在各地奔走，以“陈近南”的化名联络当地的武术势力和江湖盗匪。陈永华具有令人敬畏的武术造诣，他的知名武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使血液凝固的神奇之爪”。但他为人很具有亲和力，因此很快有这样的说法流传：如果你不认识陈近南，那么你在武术世界就不配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²³⁵

在1659年的南京战役后，郑成功着手准备进攻台湾的战役。而陈永华则奉命组建一个清统治地区的地下反清组织，即天地会。由于其秘密性质，关于这一清代之后最重要帮会的起源缺乏详细资料可考，但可以知道与南少林武术的传承不无关系。

在清军进入福建后，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的武术势力发生激烈冲突。南少林寺遭到践踏，甚至据说被焚毁了。大量南少林的弟子投身在郑成功麾下，除了上面提到的刘国轩外，还有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与李式开等人，在天地会正式创建之前，他们已经以福建漳浦为基地，建立了秘密组织，称为“洪门”。这一组织成为天地会的雏形。蔡德忠等武术家后来被尊称为“少林五祖”，但由于彼此不服而有诸多纷争。陈永华则以更高明的武术造诣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被他们奉为首领。

随着1663年厦门基地的沦陷，大批郑成功的遗留军人转入地下活动，建立更完善的组织形态就成为摆在面前的任务了。1663年，陈永华和南少林武术家们在福建漳浦县一个叫红花亭的地方聚会，创建了天地会。天地会后来的暗号“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就是对当地地形的描绘。²³⁶而红花亭则成为其核心的象征。陈永华还为天地会设计了入会仪式和会规，这些规范较之丐帮之类的传统帮会要严密得多。天地会首先分为五房：长房莲花堂经营福建，二房洪顺堂经营广东，三房家后堂经营广西，四房参太堂经营湖南和湖北，五房宏化堂经营浙江。这样就涵盖了整个中国华南地区。

天地会不仅是抗清组织，也仍然是台湾郑氏集团走私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其主要资金来源也在于此。通过贿赂清朝边防将领，中国的茶叶和瓷器得以从秘密渠道运到台湾，再卖给西方的商人，台湾方面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天地会也从中汲取了成长的动力。在17世纪60年代后期，天地会的势力进一步向北方和西南拓展，陈永华因而又设置了新的五个分支机构，称为后五房，按照五大元素的顺序排列：青木堂经营江苏，赤火堂经营贵州，西金堂经营四川，玄水堂经营云南，黄土堂则经营河南。²³⁷

在这一时期天地会和丐帮的结盟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这一历史悠久的帮会在明代中期被解氏家族垄断，从而逐渐衰落。无论是南方新型帮会还是北方盗匪集团的兴起，事实上都在削弱丐帮的基础。在明清战争中，丐帮组织被严重摧残了。在17世纪60年代中期，丐帮改名为“兴汉丐帮”，以表示其复兴汉族的志愿。但丐帮仍然无望恢复昔日的强盛。此时陈永华与丐帮主动结盟，吸纳了许多丐帮的人才加入天地会。连城门著名的吴六奇（1607年—1674年）是一个例子，此人在明代末年被赶出丐帮，此后投奔满清，成为一名清军将领，被封为广东提督。但他最终被丐帮原同僚所打动，秘密地为汉人抵抗运动效力。在陈永华的劝导下，他也加入天地会，成为了洪顺堂的名誉香主。

另一项成就是和反清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同盟。南方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譬如顾炎武（1613年—1689年）、黄宗羲（1610年—1695年）和吕留良（1629年—1683年），一直都以遗民的身份计划复兴明朝。在1663年的庄廷鑨明史案（见下节）后，鳌拜派遣亲信对顾炎武等人进行监视和抓捕，这一行动被天地会发现，陈永华解救了他们，此后，天地会获得了他们的衷心支持。顾炎武等人一直奔走四方，在知识分子中扩展天地会的影响力。²³⁸

在清代初期，门派政治早已成了明日黄花。武当和少林已经各自为政，往来不多。武当派的云鹤修士和云雁修士正为真武观的归属而激烈地内斗着，对此外的一切都毫无兴趣。嵩山少林由精明的晦聪方丈执掌，不仅和南少林的反清武术家们保持距离，而且和世祖的佛教导师玉林琇有密切联系。华山派方面，穆人清将赌注完全压在李自成一边，事后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也因此引咎退隐，在几年后就去世了，掌门人由大弟子黄真担任，但并无多少权威。他的同学归辛树甚至根本不接受他的任何命令。其他许多传统门派，譬如昆仑和峨嵋，已经只有武术流派的意义，而不可能再作为政治实体出现。它们培养的武术家们也被一个个帮会或会党所吸纳。

因此，在新建立的天地会与古老的丐帮结盟，以及争取到遗民知识分子的支持后，武术世界的新主流势力几乎完全成为帮会导向的。并且随着丐帮的日渐萎缩，天地会占了主导地位。这一伟大的帮会，及其各种变体将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与满洲人缔造的征服帝国进行不懈的抗争。

鳌拜的专权；庄廷鑨与苏克萨哈案

当清圣祖玄烨在康熙元年即1662年即位时，清帝国所面临的形势看上去是令人鼓舞的。经过十八年的漫长战争，南明的势力已经被扫除殆尽，永历帝被生俘后处死，而一向是麻烦的郑成功也死于海外的遥远岛屿。各地猖獗的叛乱分子一一销声匿迹，和平的时代似乎已经降临。

然而这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帝国在深层结构上依然矛盾重重。在满洲和汉族人之间的仇恨只是被压制了，却从未消失。民间新生的天地会组织正悄无声息地在各个省份生长蔓延，筹划着下一次暴动。在帝国内部，十多年来对南明政权的战争催生出了若干手握重兵的汉族王侯，主要是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广西的平南王尚可喜和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他们都曾是明朝时期的武将或其子嗣，和满洲的统治者之间相互猜疑。而诸多南方省份就控制在这些军阀的手上，中央政府对这些省份的管理往往不得不通过委托他们来进行。只要他们愿意，帝国的南端领土几乎可以立刻脱离北京政府的控制。

在北方，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敌人：来自莫斯科的双头鹰与中国龙第一次面对面接触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对俄罗斯的统治已经在十六世纪终结，在“雷帝”伊凡四世时期（1530年—1584年），俄罗斯人建立了自己的铁血帝国，随后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远东扩张。在17世纪50年代一群哥萨克骑兵侵入黑龙江流域，被清军击退。但不久后他们卷土重来，在1665年左右占领了雅克萨，修建城堡，命名为阿尔巴津。以此为基地，俄国人对满洲和更南方的中国本部虎视眈眈。在中国，蒙古人西征的往事已经被遗忘，没有人知道这些红头发和白皮肤的怪人来自何方，中国人怀着恐惧，以谐音称呼他们为“罗刹鬼”。

帝国的西部边疆也并不太平。虽然在东部的蒙古人已经归附清朝统治，但在西部的新疆地带，仍有被称为卫拉特人的蒙古部落在清朝的势力之外。其中的一支准噶尔部在17世纪30年代迅速壮大起来，将天山南北纳入自己的控制，建立了准噶尔汗国。由于虔信西藏佛教，准噶尔和西藏的格鲁派喇嘛之间往来密切，逐渐结成紧密的政治联盟。准噶尔汗王们梦想着夺回蒙古故土，对于新崛起的清朝态度敌视。

最大的问题仍然在帝国中枢。在世祖失踪后，汉化改革被遏制了，权力再度回到满洲亲贵们手中。因为新皇帝仍然年幼，四位满族的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四位大臣之首的索尼（1601年—1667年）是一个多病的老人，苏克萨哈因为曾经是多尔衮的部下而被孤立，懦弱的遏必隆则听命于鳌拜，最后导致了权力逐渐向鳌拜一边倾斜。

自从1637年的皮岛登陆之后，鳌拜以其非凡的勇力在多次重大战役中都立下了卓越的功劳，被誉为“满洲第一勇士”。他最大的功绩是在四川战场上亲自斩杀了与李自成齐名的大西王张献忠。²³⁹鳌拜持反多尔衮的立场，因此世祖在掌权后就将他视为可靠的忠臣，让他进入权力中枢，并让他升任镶黄旗旗主。但反讽的是，在被提升为辅政大臣后，鳌拜却迅速收揽了帝国的行政权力，变成了另一个多尔衮。

和其他辅政大臣一样，鳌拜致力于打压汉族官员的权力，而巩固满洲贵族的势力，但他的作法比其他人更为极端。在1663年鳌拜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庄廷鑨一案的审判。庄廷鑨是浙江南浔镇的一个富有的盲人和历史爱好者。在顺治时期他买到了一部关于明朝历史的残缺手稿，但由于眼盲无法亲自审阅，遂请来一批知识分子加以补充和修订，想要纂修一部权威的明朝史。对庄廷鑨来说不幸（或者幸运）的是他在这部著作得以出版前就病死了。他的父亲以他的名义出版了这部遗作，并且由于文化水准低下而没有发觉其中的政治问题。这部由南方汉族知识分子纂修的著作中沿用了南明叛逆政权的年号并且对清朝有许多攻击，因而在汉人知识圈中流传，最后被一名叫做吴之荣的地方官员告发。

吴之荣的告密最初毫无反响，因为汉族官员们普遍对此同情而加以庇护，但事情最终被鳌拜所知，他发现这对于压制汉族官员是一个极好的契机，于是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残酷的惩罚。不仅庄氏家族被满门屠杀，而且参与编撰的人员、刻字的工人乃至买书的读者，只要被发现的都被斩首。大约有七十多人死于这次迫害，许多涉案的汉族官员也被撤职和判刑。

对于清朝来说，这次案件是自顺治时期以来满洲和汉族官员斗争的继续，鳌拜的铁血镇压为他在满洲强硬派贵族中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在1666年鳌拜要求更换自己的镶黄旗和苏克萨哈的正白旗在北京附近的地产，这一要求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多尔衮时期因为偏袒正白旗而给了他们更好的地皮。不过在二十多年后要更换数个县的地产不可避免会引起大量纠纷。鳌拜强制进行了地皮更换，并处死了数名反对的官员。在1667年，辅政大臣之首索尼也死去了，从而无人再能制衡鳌拜。苏克萨哈在恐惧中请求辞职，但鳌拜不打算放过他，他胁迫圣祖对苏克萨哈进行审判，并很快将后者及其家族全部处死。因此，在1667年后，日渐长大的圣祖发现本应该辅助自己的鳌拜却是自己掌握实际权力的巨大障碍。

鳌拜的覆灭与桂太监的崛起

从1667年开始，圣祖在名义上已经亲自处理帝国政务，但他发现自己被鳌拜的私人集团重重包围。不仅其政府中的主要大臣都向鳌拜低头，更致命的是鳌拜身为领内侍卫大臣，执掌了宫廷的侍卫系统，从而将禁宫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鳌拜甚至不允许皇帝系统地学习治理国家所必须的知识。圣祖唯一可以信赖的是来自后宫的支持。久经风云的孝庄太皇太后教给他政治的诡谲，她的亲信侍女苏麻拉姑教会了他书写满洲文字，而他从几名太监那里学会了书写汉字。²⁴⁰

伪太后亦即毛东珠，与圣祖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毕竟此时她是圣祖名义上唯一的母亲。圣祖从她那里学到了一定程度的自卫武术，以及对武术世界和历史的初步知识。毛东珠的真正意图是掌握皇帝以扩展自己的权力，但同时也与圣祖之间建立了类似母子的情谊。另外，此时后宫的首领仍然是孝庄太皇太后，而毛东珠已经越来越察觉到宫廷中另有一股武术势力在阻碍自己，因而她在宫廷中的处境也是相当危险的。当然，她本人并不知道潜伏在宫廷中的那位武术高手就是海大富，否则后者会立即被她用管理权铲除。

无论如何，圣祖所实际拥有的资源仍然是极为可怜的。看上去他已经对鳌拜屈服。在1667年秋，鳌拜被封为一等公，第二年进一步被加上了“太师”的头衔。圣祖似乎也对繁琐的政务感到厌烦，而迷恋于在竞技场上和侍卫们练习摔跤。他甚至荒唐到选择了几个未成年的小太监，在大臣启奏政事的时候也摔跤为乐，这一点显然令鳌拜十分满意。²⁴¹

1669年6月14日，鳌拜面见圣祖时看到十几个小太监在练习摔跤，他对此并未特别留意，但突如其来地，这些小太监偷袭了他，按住了他的四肢，而皇帝亲自施展学到的武术，在他背后捅了一刀。鳌拜在挣扎中杀死了多名太监，庆幸的是皇帝因为有一定武术造诣而安然无恙。最终鳌拜被抓住并捆绑起来。圣祖随即召来了几个被鳌拜打压的大臣——最重要的是索尼的儿子索额图（1636年—1703年）和代善的孙子康亲王杰书（？—1697年）。圣祖命令他们撤换侍卫和逮捕鳌拜的小集团。由此鳌拜的庞大势力在一天之中就被消灭了。²⁴²

圣祖的这一行动，虽然在形式上只是皇帝对叛逆大臣的惩罚，但实际上不啻于一次政变，索额图和杰书等人很可能参与了前期的谋划，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毛东珠的保护，目前她和圣祖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鳌拜的铲除也就意味着她能够通过皇帝取得比之前大得多的权力。

当鳌拜倒台后，他的家产被索额图查抄。身为镶黄旗旗主的鳌拜吞并了正白旗旗主苏克萨哈的《四十二章经》，这些经书被深谙内情的毛东珠所得到。另外需要任命新的领内侍卫大臣，圣祖任命了正白旗的多隆阿（Doronga），此人因为曾隶属苏克萨哈而被鳌拜所打压。而副总管则在毛东珠的授意下由正红旗的瑞栋（Reydon）出任。瑞栋很快以行动回报了太后：他从镶红旗的旗主和察博那里取得了另一部《四十二章经》。

伪太后权力膨胀的另一个的征兆是海大富之死。在鳌拜被抄家的当天深夜，海大富离奇地死在太后所居住的慈宁宫前，显然是被毛东珠所杀死的，但她成功地将这件凶案压制了下去。海大富的死亡终结了毛东珠在后宫最大的威胁。但是对于毛东珠来说，麻烦仍然存在：此前海大富的一名随从此时正是内廷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这就是著名的桂太监。

桂太监，后来称为韦小宝或鹿鼎公爵，是一名大约十四岁的少年太监，在擒拿鳌拜的事变中立下了重大功勋。据说正是他在鳌拜的眼中洒了一把香灰，才使得这位著名的大力士束手就擒。²⁴³此人出身于扬州的妓院中，是一名韦姓妓女的私生子，被海大富在1667年带入宫廷，但据说并未通过通常的阉割程序。他与闻了海大富的许多秘密，海大富似乎通过他与皇帝建立了某种联系，使得制服鳌拜成为可能。圣祖非常喜欢这位比自己小两岁的同龄人，在鳌拜被下狱后就封他为六品太监。海大富死后，桂太监并未受到牵连，反而接替了他在尚膳监的地位。在几个月后，他奉皇帝的命令，秘密处死了鳌拜。

但是不久后事情出现了离奇的进展，大约在1669年底，桂太监被天地会掳掠，此后发展为天地会的成员，掌管北京的青木堂。据称这是陈永华亲自作出的安排，他本人也拜入陈永华的门下。对天地会来说，在皇帝身边安插自己的一枚棋子，利益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作为曾经被多铎残酷屠杀的扬州人后裔，桂太监在扬州时曾经帮助过一名叫做茅十八的反清分子，他加入天地会也有其理由或把柄。不过桂太监本人从未发展出其他天地会成员对满洲八旗的仇恨，相反他周旋在皇帝与天地会之间，毫无廉耻地致力于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代的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如此形容他：

鹿鼎公爵最初是后宫中一名低级太监，在上面所说的摄政大臣被逮捕后他迅速被晋升为内廷中的高级官员，不久后皇帝又让他脱离太监的职司去掌管御林军。他受到如此提拔据说是因为具有高明的格斗术亲手擒拿了那位摄政大臣，但我认为这纯属胡说。鹿鼎公爵只是一个瘦小的男孩，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是用自己的身体获得了皇帝的欢心。不过在我看来此人长袖善舞的交际手腕也是其成功的要诀之一。鹿鼎公爵拥有阿多尼斯的容貌，但他的目光让我想起黎塞留，他善于使用丰厚的贿赂去巩固自己在帝国官场的地位，但从其他人手上收取更多。人们惋惜地认为，对此人的过于宠爱，是康熙这位贤明君主一生中极少的污点之一。²⁴⁴

海大富查到了世祖在五台山的清凉寺修行。毛东珠在他死前得知了这一重大机密，并传回神龙教，而西藏的格鲁派喇嘛们从神龙教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因此对于清朝中枢来说，现在一个甚至比鳌拜专权更大的危机出现了：谁掌握了这位“已故的”皇帝，就能给北京政府以巨大的压力，甚至能令它听命于自己。

圣祖在几个月后才从桂太监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并且也依稀知道了太后对自己的威胁。为了弄清楚这件事，他命令桂太监去五台山秘密寻访世祖。之所以秘密进行显然是因为圣祖不希望引起地方上的谣言和骚动，但这一决定未免过于冒险了：此时神龙教和西藏格鲁派双方的大批力量已经向五台山方面开拔。

五台山之役：西藏、少林与清廷

在十四世纪末，宗喀巴大师（1357年—1419年）进行宗教改革，开创了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他的两名弟子被认为可以在人间不断转世，因此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个世代相传的活佛系统。格鲁派的影响迅速扩大了，但在此后几个世纪内，这一改革教派并未掌握西藏的大权，反而经常受到其他宗派的打压。五世达赖罗桑嘉措（1617年—1682年）秘密地请求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落进入西藏，推翻了当时的噶玛政权，在1642年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由格鲁派的主要活佛和在西藏的蒙古汗王共同统治，新政权的首都重新回到了松赞干布时代的都城拉萨。²⁴⁵

在1652年，西藏和中国本部开始以更紧密的方式联系起来了。此时清帝国已经巩固了它在中国本部的统治，因此五世达赖认为有必要与这一新政权建立和睦的关系。当年年底，五世达赖进行了长途旅行，到北京朝见世祖，皇帝亲自出迎，以极高的典礼接待了他。五世达赖在北京渡过了几个月的愉快时光，然后在第二年离开北京返回拉萨。但吸引了大批信众并留下了一些西藏僧侣在北京的庙宇里。

五世达赖年轻的弟子和卫士桑结嘉措（1633年—1705年）曾随同他一起前往北京。北京的繁荣与富丽给了这位后来西藏最高行政官以很大的诱惑。桑结嘉措敏锐地感到，虽然满洲人已经在中国大部建立了统治，但其中仍然危机四伏。可能从这一时期起，桑结嘉措就萌发了对中国的野心。

桑结嘉措出自西藏古老的仲麦巴家族，他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聪明好学的天赋，在天文、医学、历史和佛学方面有广博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萨迦派失落已久的武术技能，因而被五世达赖所器重，以至于有谣传说他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²⁴⁶在17世纪60年代，在五世达赖的支持下，桑结嘉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建立了被称为铁山（Chags-po‐ri）的医药学院，这一学院在学习医学的同时也研究武术，为他培养了一批西藏的本土武术家。桑结逐渐将他手下的武术精英派遣到中国本部的各喇嘛庙宇，为他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同时他也和云南的吴三桂及准噶尔王子噶尔丹（Galdan，1644年—1697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后者在17世纪60年代在西藏求学时，曾是他的同学和好友。

当世祖在五台山的消息被北京的喇嘛达合尔侦知后，桑结嘉措建立的情报网络终于派上了重要的用处。消息飞速地被传回拉萨。桑结嘉措暂时无法离开西藏，遂命他的部下巴颜前往五台山，和在当地的胜罗陀上师和自北京增援的达合尔的人马会合，去清凉寺挟持世祖，于是以寻找被拐带的喇嘛为借口，清凉寺被团团围困，地方官员认为是教派纠纷，因为惧怕得罪西藏喇嘛而不加理会。

桂太监以韦小宝的世俗身份前往五台山，但途中受到神龙教的拦截。当他终于到达了五台山时，正好与喇嘛们相遇。最终他得以与世祖及其师傅玉林琇会面。桂太监打算动用自己的权限调动地方驻军，但玉林琇阻止了他。事实上，清凉寺方面并非毫无防范，很快，一批来自少林寺的武术精英出现了，经过短促的交战，击退了挑衅的喇嘛，于是世祖暂获安全。²⁴⁷

少林之所以介入这次争端并非偶然。在世祖决意出家之时，玉林琇就发现这既是机遇也是极大的难题。他不愿放弃把握皇帝的机会，同时也清楚自己并没有能力在各大势力的觊觎中长久地控制皇帝。因此，他迅速找到了少林寺一方作为盟友。这一显赫的武术寺院正因莆田南少林的叛乱分子而受到清廷的猜疑，其主持晦聪很快意识到了一位甘愿成为僧侣的清朝皇帝的价值。

在晦聪的安排下，世祖并未被带进少林寺内，这一做法无疑过于冒险了，并且会使少林寺成为众矢之的。相反，皇帝被安置在了五台山清凉寺。这一曾经著名的寺院在明清战争中已残破不堪，僧侣流散，少林遂得以安插武术精湛的少林僧人澄光担任其主持，实际上将其变成了自己的分部。世祖遂落入少林的掌控中。如果这一秘密被发现，世祖既可以作为其保护伞，如果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人质。

因此少林拒绝了官方保护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无论是来自西藏的桑结嘉措部下还是神龙教，其在内地都难以侵入少林寺的范围。但如果北京政府介入，少林自身的地位会立刻被边缘化。凭借世祖这张王牌，少林寺就能左右逢源，从清廷那里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也可以要挟清廷不得翻脸。

韦小宝回到北京后，就向圣祖禀报了五台山所发生的事变。皇帝看来充分明白了少林方面的潜台词，他在1670年派遣韦小宝前往少林寺，赐予了晦聪方丈以“护国佑圣禅师”的崇高封号，确立了少林的光荣地位。同时还给予了后者另一份殊荣，即让韦小宝作为自己的替身，在少林寺成为一名正式僧侣。²⁴⁸在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先例，譬如曾代替世祖出家的宦官吴良辅。然而皇帝的意图与佛教无关，而在于在少林内部安插自己的棋子，以便将对世祖的控制权至少部分转移到自己手中。在皇帝的这一策略面前，少林不得不接受妥协，晦聪方丈史无前例地代替自己早已死去的师尊收韦小宝为弟子，从而让后者形式上具有了和自己同等的地位。

韦小宝在少林寺呆了几个月，很快被赐予了“辅国奉圣禅师”的尊号，并被皇帝任命为清凉寺的新主持。韦小宝带领数十名少林武术精英前往清凉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手已经足够保证世祖的安全。但此时桑结在得知失败的消息后也孤注一掷，从西藏调派了三千多名喇嘛围攻清凉寺。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五台山战役。

当圣祖得知这一情报后便迅速作出反应，以进香的名义亲自率领数万御林军前赴五台山，对喇嘛们加以歼灭。这一行动是成功的，所有的喇嘛都在猝不及防中被杀死或抓获了。圣祖随后派遣了一名亲信的军官察尔珠为五台山大喇嘛，并让手下的数千名汉军官兵以喇嘛的身份驻守五台山上的西藏佛教寺庙。这样一来，圣祖终于全面控制了五台山，也保护了世祖的安全。但这样大的行动不可能全面保密，他不得不付出秘密外泄的代价。流言纷纷，虽然当时无人敢于公然讨论，但诗人们仍然以诗歌的形式隐微地透露了世祖为了爱妃之死在五台山出家的秘密。

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

此山蓄灵异，浩气共屈盘。

能蓄太古雪，一洗天地颜。

日驭有不到，缥缈风云寒。

……

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阑。

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栴檀。

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湲。

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

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

惟有大道心，与石永不刊。

以此护金轮，法海无波澜。²⁴⁹

五台山之役后，圣祖没有对少林寺加以追究，毕竟后者庇护了他的父亲而并无叛乱的举动，并且少林武术家们帮他挡住了一次极为可怖的刺杀（见下节）。此后他也同样默许了韦小宝带去的少林僧人留在五台山。世祖一直留在五台山上直到多年后去世。玉林琇则不愿意受到官方的管束，也可能是害怕其诱惑皇帝出家的行为被追究而设法逃离了五台山，返回中国南方。他在1675年凄惨地死于淮安的一座小庵堂。²⁵⁰

第十六章　吴三桂的覆灭与清朝走向巩固（1670年—1689年）

反吴三桂运动与吴三桂的国际联盟

保证了世祖掌握在自己手中，令圣祖得以转身向背后的伪太后发起攻击。在1670年中他和韦小宝一同去逮捕毛东珠，但毛东珠在其同党的救援下逃脱了。圣祖的收获是在暗室中发现了被囚禁的博尔济吉特氏，即真正的孝惠太后，已经被秘密关押了十多年之久。孝惠随即复位，但这一丑闻却被掩盖了下来，孝惠身边侍女和内侍都被撤换，没有几个人知道真相。此后圣祖出于歉疚之情对太后备极礼遇。这位坚韧的女人后来相当长寿，一直活到了1718年。

然而孝惠太后对建宁公主却无法忍受，她是伪太后所生的私生女，却一直在宫廷中享有根本不配有的荣耀和地位。她要求圣祖维护皇室秩序，处死建宁，但圣祖感到不忍。而且这位公主也有更好的用处。为了安抚在南方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他在1670年宣布将她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1674年），大概因为她是伪太后所生，所以被皇帝拿来作为政治筹码。

北京朝廷对吴三桂的笼络让武术世界的汉人复国运动者更加愤愤不平。长期以来，他们对吴三桂的仇视甚至超过了对满洲统治者。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因为吴三桂此人打开了山海关，才让满洲人的政府统治了中国本部，更不会忘记正是同一个人为了向清廷表示忠诚，用弓弦勒死了永历帝。二者中的任何一桩都是骇人听闻的罪恶，可以想象当它们叠加在一起时会引起怎样的仇恨。譬如，被害的黔国公沐天波的儿子沐剑声和其旧部组成的流亡的黔国公府，就以扳倒吴三桂为第一要务。

多年来，一直有武术家试图刺杀吴三桂，但从未成功过。吴三桂将自己置于严密的武术家卫队保护之下，而其首领就是“飞天狐狸”胡逸之。但是事后得知，胡逸之之所以一直潜伏在吴三桂的身边保护其安全，是因为他有一个更为长远的计划，在他的安排下吴三桂和清廷的关系日益紧张，以至于已经紧张地进行反叛的准备。胡逸之知道，如果吴三桂发起叛乱，帝国的分裂不可避免，这对于汉人复国主义者将是更为有利的。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清这一点，许多人仅仅将杀死吴三桂作为最大的胜利。在1670年秋，由华山派的掌门人冯难敌召集，在河间槐树坪召开了一次武术世界的大型会议，讨论对付吴三桂的事项。

冯难敌是黄真的弟子，后者在抵抗运动中战死后，冯难敌接任了掌门的职务。他也是陕西一带反清运动的地下领导者之一。华山派试图成为反清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许多重要的人物，譬如天地会的陈永华和黔国公府的首领沐剑声都没有到来。学者和反清活动家顾炎武倒是参与了这次会议，但他的见识超越了杀死吴三桂的狭隘计划。在他的倡导下，会议决定建立全国性的情报和暗杀组织“锄奸盟”，而选举了陈永华出任总盟主。通过这种方式，顾炎武将武术世界对于吴三桂的仇恨转化为建立新的地下抵抗组织的动力。所谓锄奸盟实质上是天地会的外围组织，缺乏独立的机构，这一联盟在不久后就随着三藩战争的爆发而逐渐消亡，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天地会吸收了。

一位失踪多年的重要人物，明思宗的女儿长平公主也秘密地参加了这次会议。此人追随铁剑门的木桑多年来在西部山区隐居，在漫长的岁月中对武术学的研究已经精益求精。此时她已经是一名佛教修女，以“九难”之名活动。当九难返回中国内地后，首先在五台山上试图刺杀圣祖，但却在少林僧侣和韦小宝的阻拦下失败了。她随即挟持了韦小宝，但得知了他在天地会的身份后，又释放了他。此后韦小宝尊她为师尊，并娶了她的一名女弟子阿珂为妻。

1671年夏天，韦小宝在回到北京宫廷后，被圣祖任命为赐婚使，护送建宁公主南下出嫁到云南，在路途上二人发生了通奸关系。九难和他一同前往，目的大概是刺杀吴三桂。当他们到达昆明后受到吴三桂的热烈欢迎。但北京和昆明之间的裂痕已经难以弥补，双方在相互猜疑中逐渐趋于敌对。

此时吴三桂有理由蔑视北京朝廷的使者。他多年的秘密外交活动此时已经初见成效。不仅另外两位藩王尚可喜和耿继茂是他的坚定同盟。而且他也和桑结嘉措以及刚刚继承准噶尔汗位的噶尔丹建立了密切关系，并进一步通过噶尔丹和俄罗斯的远东总督高里津取得了联系。如此一个四方面瓜分中国的国际性联盟形成了。按照初步的协议，当吴三桂和其他藩王向北方挺进时，噶尔丹也将从西向东进军，俄罗斯将从雅克萨南下，扫荡满洲里。而神龙教的力量也将在京畿登陆，直捣北京。当这一宏伟蓝图完成后，准噶尔将获得蒙古草原的旧地、西藏人获得四川，俄罗斯占领满洲地区，神龙教获得沿海的岛屿，而中国本部则归吴三桂所有。

这一堪与大博弈（The Great Game）相比的瓜分计划，是清帝国自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中国在近代之前最严峻的挑战之一。²⁵¹正如约翰·史密斯所指出的：

如果这一联盟能够正式缔结的话，清朝几乎没有机会能够撑到下一个十年。清朝的主要军队将被牵制在南方诸省份，而无力防御西方和北方的威胁。喀尔喀蒙古部落会很快倒向噶尔丹一边，正如他们在1688年所做的那样，清朝也难以号召反对派对付桑结嘉措，因为此时他的庇护者、无上权威的达赖五世仍然在世。即便清朝军队再一次取得类似乌兰布通的胜利，也无法抵抗俄罗斯军队从满洲南下的攻势。不用说，神龙教也会在辽东、山东、河北甚至北京引起相当大的骚乱。随着北京朝廷的崩溃，各地的地方政府也必将陷入一片混乱中。

但是理想中的瓜分协议也不太可能变为现实。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吴三桂的军队无力在清军的层层阻击下到达北京。从云南到北京的两千英里道路过于漫长。即便最终能够抵达，他们也将面对占领北京的俄罗斯军队。俄军将沿着满清入关的道路而复制后者的成功，统治中国的大部，而神龙教将成为俄国人的前锋。最后，在西部必然出现政教合一、统一西藏与蒙古的准噶尔汗国（在后来的策妄阿拉布坦时期，这一计划几乎实现了），而中国本部，至少华北部分将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如果不是全中国的话。这无疑将改写我们已知的整个远东近代史。²⁵²

对于清朝来说幸运的是，韦小宝抓获了噶尔丹的使者罕帖摩，察觉了他们的计划，并秘密把他送往北京。这使得清廷赢得了一两年的准备时间。不过这也导致了吴三桂和北京来使方面关系的彻底破裂。使得关系雪上加霜的是，建宁公主因为和韦小宝的通奸对吴家也相当厌恶，当吴应熊进入她的房间时，这位骄纵的公主竟然愤怒地割下了他的生殖器。²⁵³

据说在这一岌岌可危的时刻，韦小宝私下会见了著名的陈沅，并让后者为自己表演唱曲。²⁵⁴这一暧昧举动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吴三桂令军队对韦小宝的部下加以围攻。但他本人却被九难抓住，并挟持为人质，令他的随从们投鼠忌器。在僵持一段时间后，作为交换，韦小宝迫使吴三桂交出吴应熊，并带着后者和自己一起返回北京。²⁵⁵

反清联盟的流产

在昆明的准军事冲突后，吴三桂的公然反叛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圣祖决定争取时间，他首先动手铲除最为弱小的神龙教。长期以来，这一异端教派盘踞在海上的蛇岛，令匮乏海军的清朝政府无可奈何。但在圣祖掌权后，一名叫作施琅（1621年—1696年）的原郑成功部将受到重用，清朝的海军也迅速发展起来。海洋不再是绝对的阻碍。

当韦小宝回到北京后，即被派去和施琅一起率领舰队进攻神龙教。在1671年冬，蛇岛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下被夷平了，数千人死亡或被俘，只有洪安通等几名首领得以逃脱，前往雅克萨去向俄罗斯求援。但韦小宝和他的女保镖双儿比他早到一步，得以和俄国人会面，劝说他们放弃攻打中国的计划。

在这一时期，俄国史上著名的索菲娅公主（ЦаревнаСофьяАлексеевнаРоманова，1647年—1704年）恰好秘密来到雅克萨城。她是沙皇费奥多尔三世（1651年—1672年，Федор III）的长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女人，而且情欲旺盛。在费奥多尔统治时期（1666年—1672年），索菲娅已经将沙皇置于她的政治影响之下。²⁵⁶索菲娅对于征服远东的计划很感兴趣，或许也是瓜分协议的决策者之一，但对于东方世界并无多少了解。在开战前，她决定亲自来东方视察，而雅克萨总督高里津很快成为了她的情人。在1672年初她先后接见了韦小宝和洪安通。现在既然神龙教已经覆灭，索菲娅就冷淡地打发了落魄的洪安通，而将更大的兴趣放在韦小宝身上了，后者作为圣祖的亲信，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据闻韦小宝很快就成为了她的俘虏，但不是在囚笼中，而是在床榻上。²⁵⁷

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控制了这一传奇性的清朝重臣，或许希望他能像叛逃的根忒木耳一样发挥作用。²⁵⁸索菲娅公主不久后启程返回莫斯科，并带上韦小宝与她同行。她相信此人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中国征服计划是大有用处的。但当索菲娅在1672年春回到莫斯科后，等待着她的却是双倍的噩耗：首先，费奥多尔三世已经在不久前死去了，并没有留下子女。其次，索菲娅的后母娜塔莉亚掌握了权力，为了让亲生子彼得即位而将索菲娅囚禁起来。在当年五月份，在韦小宝及双儿的协助下，索菲娅公主逃出了囚禁她的修道院，发动了火枪手举行政变，对莫斯科大加抢掠。在索菲娅和娜塔莉亚两派都不肯让步的情况下，索菲娅的同母弟伊万和娜塔莉亚的儿子彼得被立为共治沙皇。不久索菲娅就如愿以偿地驱逐了娜塔莉亚太后，成为俄国摄政。

1672年的莫斯科政变是中国武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影响欧洲历史。双儿是一名有功底的武术家，其穴道点击术制服了几名卫兵，给了索菲娅以脱逃的机会，这令她对东方人由轻蔑而转为敬畏。另一方面，莫斯科的政治局势仍然十分紧张，索菲娅不敢贸然将大量兵力投放到东方进行冒险，远征中国的计划无形中取消了。相反，索菲娅摄政派遣由斯帕法里（Спафалий）所率领的庞大使团随韦小宝一起返回中国，与清朝建立了外交联系。俄国使者和北京朝廷未能边界问题就达成一致，但为了安抚他们，圣祖仍然压下了怒火，尽量加以款待。²⁵⁹

在俄国、准噶尔、西藏和云南之间的消息往来需要漫长的时间。1673年春，在得知俄罗斯退出这场游戏之前，吴三桂和尚可喜，以及继任靖南王的耿继茂之子耿精忠已经先后上书，要求撤销他们在南方的驻军。北京朝廷不会不清楚这种明目张胆的试探手腕。不过圣祖目前已经解除了神龙教与俄国的威胁，遂慷慨批准了藩王们虚情假意的请求，这样他们就必须在服从皇帝和立刻叛乱之间进行选择了。

圣祖同时不失时机地向准噶尔和西藏抛出了橄榄枝。桑结嘉措和噶尔丹本人是有实力的武术家，在吴三桂准备开战的前夕，他们深入内地，打算在扬州和郑经的儿子郑克塽秘密会面。为了争取战争的优势，他们现在对将台湾拉进同盟也很感兴趣。不过这一情报被清朝方面侦知，韦小宝及时抵达扬州，阻止了两方面的见面，并亲自和二人洽谈。韦小宝代表清廷，口头承诺桑结嘉措以超越达赖和班禅而统管西藏的大权，而噶尔丹也可以获得对全蒙古地方的统治权。这样一来，桑结嘉措和噶尔丹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无须响应吴三桂的行动了。他们对此十分满意，甚至和韦小宝以兄弟相称。²⁶⁰这样一来，在三藩战争爆发后，除了几个藩王盟友外，吴三桂无法再指望来自其他方面的帮助。

三藩战争开始；武术世界的行动

1670年的“杀龟会议”并非只是空谈。李自成还活着的旧部属们：田虎、苗美及已加入丐帮的范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不会忘记，正是吴三桂在1645年的围攻导致了李自成的“被杀”，如今复仇的时机似乎到来了。在1672年的一个春夜，他们跳入昆明的平西王宫刺杀吴三桂。在杀死多名卫士后，他们闯进了吴三桂的卧室，行动几乎就要成功，但却被他们昔日的朋友、“飞天狐狸”胡逸之所拦住了，导致他们被擒和受到拷打。

不久后，胡逸之暗中释放了他们，并约他们在滇池会谈。但在这次会面中，他来不及解释，就被愤怒的旧友们围攻致死。²⁶¹事实上，胡逸之不仅保护了李自成的安全。而且在1671年，化妆为僧人的李自成还悄悄来到云南和他会面。李自成大概指望从吴三桂的叛乱中取利，得以东山再起。不过因为他打算和陈沅私会，错误地卷入韦小宝和吴三桂的冲突中而不得不临时逃走了。同时，胡逸之通过韦小宝的关系认识了广东提督，也是天地会的重要首领吴六奇。²⁶²他们暗中达成协议，其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可能是在吴三桂起兵后，在天地会的协助下，将其军队的实权转移到自己手中。胡逸之大概本来打算向田、苗、范等人解释一切，并争取他们的协助，不过却被他们在误会中杀死了。

吴三桂早已因为刺客被私下放纵而开始怀疑胡逸之，在他失踪许多日子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在滇池中漂浮。吴三桂搜查了胡逸之的住所并发现了他和吴六奇往来的信件。愤怒的吴三桂迅速肃清了胡逸之的党羽，并重金收买了一流武术大师、隐居已久的归辛树及其家族，委托他们去刺杀吴六奇，后者可能从胡逸之那里获悉了吴三桂的许多秘辛，并打算篡夺其兵权，因此必须在发动叛乱前先除掉这一障碍。

此时撤藩的命令已经下达，但吴三桂无暇等待结果。在1674年1月，吴三桂重新打起了“恢复明朝”的旗帜，将手下的数十万精兵开向湖南和四川，沿途招降纳叛，不少武将和地方官员向他投降。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响应叛乱，郑经也从台湾派遣军队支援。但尚可喜大概因为得知俄罗斯、蒙古和西藏已经与清廷修好而拒绝出兵，令吴三桂大失所望。他的更大错误在于，圣祖没有任何软弱和妥协的迹象，他第一时间杀死了在北京的吴应熊，将他的头颅悬在城门上，而军队也源源不断地被派往南方战场。

不过吴三桂还有一张王牌可以依赖。武术大师归辛树及其妻子在轻松击杀吴六奇后，又按照他的指示前往北京，准备刺杀皇帝。如果这一图谋得以成功。北京朝廷将陷入相当长时间的混乱和瘫痪中，而清军的士气也必将大受影响，这样他向北方进军的道路就大可畅通无阻了。

归辛树和他的家人在北京附近被天地会所拦截和俘虏，并被带到陈永华面前。这也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三藩战争的爆发将中国武术世界抛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反清复明”是以天地会为首的主流势力所致力的目标，而现在吴三桂高举起了这面旗帜。另一方面，吴三桂对于武术世界来说，是和清廷同样可憎恶的敌人。对于陈永华来说，这实在是两难的选择。但他最终选择了暂时和代表吴三桂的归辛树合作。如果清朝统治陷入崩溃，那么固然对吴三桂有利，但台湾方面也可以从中获益，渡海攻占华东和华南地区。当后者的力量壮大后，就可以在武术世界的配合下反制吴三桂了。

黔国公府反对这一计划，不过最终被陈永华说服。但天地会也不愿提供过多协助，只要求韦小宝利用他在宫廷内部的关系配合归辛树一行。韦小宝勉强同意了，但却令归家在禁宫中误入歧途。这种三心二意的合作最终导致了归辛树家族的覆灭，他和他的妻子及儿子在禁宫中杀死了数十名武术侍卫后壮烈死去。²⁶³

韦小宝本人却没有能够置身事外，圣祖终于发现整个事件和他最喜爱的宠臣有关，震怒之下将他软禁在宫里，并派遣火器部队去围剿正在他府第中集会的天地会和黔国公府。韦小宝紧急动用了他在宫廷中的关系，让建宁公主帮助他逃走。建宁公主和他一起逃出了禁宫，而天地会也得以及时疏散，保存了有生力量。

但圣祖开始迅速行动，他肃清了京畿的天地会势力，弱小的黔国公府在出逃道路上被剿灭，沐剑声被枭首示众，从而基本解除了武术世界对自己的威胁。随后陈永华被清军驱赶到东海，正在大陆活动的郑克塽及其亲信冯锡范也和陈永华一起逃走。他们在台湾北面的钓鱼岛上和韦小宝一行会合。但逃难者们之间并不团结，因为陈永华拥戴郑克塽的兄长郑克臧，而被郑克塽和冯锡范借机在岛上借机暗杀，郑克塽和冯锡范随后坐船逃回台湾。

陈永华的被杀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局势。在台湾方面，郑经在1674年中应耿精忠的要求率军渡过台湾海峡，但却另有打算。福建的天地会势力全部发动起来，配合他夺取了泉州、漳州等福建重镇。在原本的计划中，北方的天地会组织也应当响应郑经发起暴动，这样就可以为郑经打开北伐的道路。但陈永华死后，这些行动无人主持，许多计划被放弃，个别的起义者未能得到支援而被剿灭。另一方面，随着陈永华的死，天地会和延平王府之间的融洽关系也不复存在，大陆最大的反清组织对于海外最大的反清基地已经没有多少信任可言。

这一系列事变，导致了陈永华布置十多年的蓝图化为乌有，如今郑经的势力只能止步于福建，而天地会也无法利用吴三桂反叛的契机联合起义，反而它自身的组织对于清朝政府彻底暴露出来。这一胡逸之、吴六奇和顾炎武等汉族革命家等待多年的时机就这样被白白错失了。

圣祖对天地会加以残酷的镇压，杀戮了数千人，清除了内部的第五纵队，此后他严禁臣民们歃血为盟，组成社团，将这种行为作为政治上的谋叛加以严厉处分²⁶⁴这样他就得以将精力集中到对吴三桂的战争中。

三藩的覆灭、征服台湾和对俄国的和约

在1674年下半年，清朝进入了建立对中国本部的统治以来最为危险的时刻。自从吴三桂的起兵，南中国的一大部分已经落入叛军之手。而在当年12月，吴三桂的旧部下、陕西的王辅臣将军也叛变了，令中国北部岌岌可危，而在北京背后的蒙古察哈尔部也有叛乱者蠢蠢欲动。西藏人开始向吴三桂方面靠拢，桑结嘉措以五世达赖的名义写信给圣祖，建议他将长江以南的土地让给吴三桂以换取和平。²⁶⁵

不过，吴三桂并没有得到武术世界的多少支持，而陈永华之死和天地会的瘫痪也使得武术世界的抗清力量难以组织大规模行动。郑经在福建和耿精忠缠斗不休，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圣祖调动他的二十万八旗军和四十万汉族的绿营军队，在扬子江防线和吴三桂的叛军对峙。经过清朝三十年来的统治，许多汉族军人已经开始向清廷效忠，他们在西北挡住了王辅臣的攻势，迫使其投降，并反攻入四川。在东部，南征的康亲王杰书也于1676年击破了耿精忠的防线，让他向清朝投降。郑经在广东的战役取得了一些成就，迫使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举起反帜，不过并不能撼动大局，他自己在福建的基地也很快被清朝所夺取。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三桂发现自己所占据的一小片领土已经被清军重重包围起来。吴三桂的忠实军队抵挡了数年北方的进攻，但却无力再突围或反攻。北京的皇位离吴三桂已经遥不可及。

皇位本身并非遥不可及。在1678年3月，吴三桂放弃了恢复明朝的口号，在湖南衡阳登基，宣布开创“大周”王朝。吴三桂在沮丧和焦虑中度过了半年的皇帝生涯，然后死去了。在他死后，他的孙子、吴应熊的儿子吴世璠继位。湖南很快被清军收复，周王朝退回云南，又支撑了三年。在1681年底，清军攻入了昆明，吴世璠自杀身亡，整个吴氏家族都被处死。只有陈沅不在昆明，据说她出家为尼，也有人说李自成带着她悄悄离开了，此后他们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任何历史记载中。²⁶⁶

解决了西南的吴三桂，圣祖开始将目光转向东南：台湾人在三藩战争中带给他很大的麻烦，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1680年，清军夺取了郑经在福建的最后据点，迫使他再次退回台湾岛。第二年，郑经在颓废中死去。在他死后，刘国轩和冯锡范把持了政局，他们杀死了郑经指定的继承人郑克臧，令郑克塽成为台湾的新主人，台湾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已。这给了圣祖以珍贵的插手机会。在1683年夏天，施琅率领有二百多艘舰的海军向澎湖进发。刘国轩在那里以大致相等的兵力迎击他。7月16日两支舰队间爆发了海战，最初对台军有利，但随着风向的逆转，清军开始大举反击。几小时后，台湾的舰队全盘崩溃。刘国轩逃回了台湾，这场战役令他丧失了对抗清军的勇气，在他的建议下，郑克塽和冯锡范等人向施琅投降，剃去了头发，换上清朝的衣服，他们随即被迁往北京。明朝皇室的后裔宁靖王朱术桂却更为壮烈地自杀身亡。于是最后一块汉人统治的土地也不复存在。

台湾的征服令一个曾经在北京宫廷中的显赫人物在多年后再次回到清朝宫廷。此即韦小宝，他在1673年逃往海外，流落到台湾以北的钓鱼岛，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圣祖很快发现了他的行踪，并派人前来，作为惩罚将他软禁在此处。并戏谑地将这一荒岛作为韦小宝的封地，后来这成为中国对钓鱼列岛主权要求的历史依据。不过随着台湾的归降，圣祖又将矛头指向北方，打算解决和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他重新起用了这位唯一到过俄国的足智多谋的宠臣。在1685年韦小宝率领了15,000名士兵被派回到雅克萨，全力攻打这座被俄国人占领多年的城市。已经投降清朝的林兴珠也带领福建地堂门的武术家来协助他，打造了一支藤牌军，能够有效地防御火枪的攻势，在清军的大举围攻下，雅克萨被收复了。

韦小宝在其多年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搜集齐了八本《四十二章经》并发现了所谓摄政王宝藏的下落，但当清军攻下雅克萨后，他曾尝试发掘，但却一无所获。这一宝藏在近一个世纪后，却落入了另一个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人物手中。

索菲娅公主对于雅克萨的失陷十分恼火，她一直存有征服远东的野心。但她治下的俄国此时正忙于和瑞典争夺芬兰，无力顾及东方，并且因为害怕中国军队攻占西伯利亚更多的地方，莫斯科不得不屈尊和北京和谈。在1689年，清朝和俄国的使臣在尼布楚碰面。清朝方面是韦小宝和索额图，俄国方面是费耀多罗∙亚历克塞耶维奇∙戈洛文伯爵（Фё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овин，1650年—1706年）。最初俄国人坚持以黑龙江为界，但韦小宝让双儿再次展示了“穴位点击”的技术，告诉戈洛文伯爵这是“成吉思汗的魔法”，并扬言再次开战。戈洛文伯爵最终不得不表示屈服，将俄国的疆界缩回到外兴安岭以北。²⁶⁷中俄之间由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迄今人们还可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里看到条约上韦小宝歪歪扭扭的涂抹和索额图秀丽的笔迹。

韦小宝再次建立功勋，回到北京后，受封为一等鹿鼎公爵。认为已经重新获得皇帝的宠爱，韦小宝又开始故态复萌。为了为自己的师尊陈永华复仇，他在1689年底谋杀了已投降清朝的冯锡范，放走了被捕的反叛分子茅十八，还和刚刚有所恢复的天地会建立了联系。自陈永华死后，天地会的第二代领导人，胡德帝、马超兴等“少林五祖”也都已经先后死去，原青木堂的幸存力量主张推举韦小宝为新的总舵主，利用掌握的兵权给清廷致命的一击。

但此时圣祖也发现鹿鼎公爵的行为可疑。圣祖召见了公爵并加以申斥。现在韦小宝发现自己的卫兵中也布有皇帝的密探，他在恐慌中再次筹备逃亡。他在1690年初南下，在江苏的泗阳县，韦小宝和顾炎武、黄宗羲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碰面，他们鼓动他说，武术世界的抗清运动仍然相当强盛，并且他在清军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劝他以明朝皇室之子的身份称帝，反正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对这一疯狂的计划韦小宝认为是异想天开，他谢绝了顾炎武的邀约，令他们失望而归。

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后发生了什么，据说在韦小宝拒绝协助反叛分子后，就被他们杀死了。但多年后一名叫舒化龙（？—1699年）的天地会骨干被逮捕，他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并说韦小宝当时承诺和天地会合作，他们才释放了他，但此后便再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查良镛在多年的研究后，根据云南出土的一个韦姓家族的墓碑，认为他和妻妾们后来在云南隐居。²⁶⁸这可能是对这位传奇人物的幸运过于夸张了，对于这位堪称东方埃塞克斯伯爵的重臣的下场，²⁶⁹萨缪尔·约翰生认为：

玄烨虽然多次容忍这位青年时代玩伴的嚣张行径，但不会允许他逃出自己的掌控，毕竟他知道了自己太多的秘密。面对帝国的追缉，如今鹿鼎公爵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是天地会，但天地会却要求他当首领，这是公爵所不敢接受的，而实际上也没有鹿鼎公爵返回天地会的记录。那么他有什么能力在举国的监视下带着八个女人穿过半个中国到达云南呢？实际上，鹿鼎公爵很可能在不久后就被皇帝秘密逮捕和赐死了。只是对这件丑闻，朝廷方面自然会秘而不宣。²⁷⁰

一个佐证的是，跟随韦小宝一起逃走的建宁公主不久后又蹊跷地回到北京，受到圣祖的抚慰，说她“被叛贼（韦小宝）所累”。建宁公主在旧日的公主府中又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在1704年悄无声息地去世了。

顾炎武在劝说韦小宝失败后又被清廷追缉。他在晚年依附于冯难敌的华山派，定居陕西华阴，在看到清朝统治的日益巩固后，他在1692年失望地死去。黄宗羲死于三年后，他在晚年很明显地转变了对清朝的态度，称圣祖为“圣明的上天之子”。²⁷¹这一转变的根由或许是因为韦小宝在会面时告诉他，皇帝正在阅读，并且十分欣赏他的思想著作《明夷待访录》。²⁷²黄宗羲啼笑皆非地发现他心目中的野蛮人竟然是他罕见的知音。这让他开始痛苦地反思，是否满洲统治者能够接受中华文明，并且建立一个更好的政治秩序。他的答案越来越肯定。许多遗民仍然不接受这一点，不过，不论答案是什么，到17世纪90年代为止，半个世纪的骚乱已经远去，清朝的统治已经从动荡而巩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十七章　从准噶尔战争到世宗被刺（1690年—1735年）

噶尔丹与桑结嘉措的覆灭

鹿鼎公爵认为顾炎武的称帝建议是异想天开，但在1690年，这一计划虽然机会渺茫，但并非毫无可能。武术世界尚存的反清势力仍然可以发动跨州县的暴乱，特别是台湾，在并入清朝版图后仍然不时发生反清暴动。除此之外，清政府仍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外部安全危机，这一危机来自遥远的西部地区。

在1674年的会面中，鹿鼎公爵曾代表清廷向桑结嘉措及噶尔丹开出了西藏的统治权和蒙古大片土地的美好支票，这在当时只是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但清帝国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容忍这些野心家们大肆扩张。在1682年，五世达赖病死了。但桑结嘉措隐瞒了这一消息，在此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继续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统治着西藏。桑结嘉措也对占据西藏的蒙古和硕特汗王感到不满。他和噶尔丹一向关系亲密，打算将准噶尔军队引入西藏，借助准噶尔的力量缔造自己的政权。

在西藏以北的准噶尔汗国，其力量此时也达到了鼎盛之时。噶尔丹是一个武术的狂热爱好者，从桑结嘉措那里学到了萨迦派武术的精华，他的爱妾阿琪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中国女武术家，据说是九难的大弟子。在许多年的勤恳练习后，噶尔丹已经成为了一位技艺高超的武术大师。在征战中表现出超人的勇猛。他在东方先后征服了哈密和吐鲁番，在西方让哈萨克人变成了自己的藩属。在1685年，吉尔吉斯斯坦也臣服于准噶尔汗国。噶尔丹遂决定征服蒙古在东方的故土。

1687年，噶尔丹获得了俄国人的支持，入侵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并迅速占领了喀尔喀全境。圣祖指望五世达赖派人从中调解，但是以达赖名义发言的桑结嘉措却完全支持噶尔丹的立场，掌握了宗教话语权，令皇帝有苦难言。现在，噶尔丹不仅打算吞并整个蒙古，而且也渴望效仿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成为中国的新主人。在1690年，噶尔丹听到风声，以他的结义兄弟韦小宝被清廷所害为由，率大军从蒙古高原南下，向北京朝廷问罪。圣祖没有和他多费口舌，直接调兵遣将加以应对。

在1690年8月，噶尔丹赢得了几次小规模胜利，攻到了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的乌兰布通，在那里和圣祖亲自指挥的清军作战。噶尔丹让背着木箱的骆驼围成一个大圈，称为“驼城”，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清朝将领普遍地对噶尔丹的武术造诣感到恐惧，随军出征的索额图和纳兰明珠都挑选了数百名勇士贴身保护自己，因而遭到皇帝的斥责。²⁷³不过圣祖本人在战场上染病，不得不在战前匆匆返回北京。临行前他将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兄长裕亲王福全。

为了对付噶尔丹，清军配备了远比噶尔丹强大的火力。9月3日，清军在福全的指挥下合围，用枪炮开始了猛烈的炮火发射，噶尔丹虽然也有俄国人支援的火枪，但数量无法与清军相比，更缺乏威力巨大的大炮。他的惊人武术在火炮的轰击下效果甚微，反而让自己被火炮击伤。噶尔丹见到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就带着伤痛向北方撤退，福全不敢追赶。噶尔丹对中国本部的进犯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我们之所以详述这次战役，是因为它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这是自从两千多年前镐京沦陷就开始的、历经几千年数不胜数的北亚游牧民族对东亚农耕民族入侵历史的终结。在这场战役后，再也没有任何来自北方草原的种族能够威胁到中华帝国的腹地。另一方面，这也是武术的力量和热兵器较量中的失败。军队中火炮的配置越来越普遍，而上层贵族也常常装备了火枪或手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任何高明的武术能够与枪炮的杀伤力相抗衡。因此，武术学习的动力便逐渐减弱，这进一步加剧了武术学的衰落。大概也是在这一时代，伟大的内力科学失传了，在洪安通和陈永华那里还可以见到的“让骨头融化的柔软之掌”和“使血液凝固的神奇之爪”等奇妙武术也让位给了八卦掌和太极拳等普通的套路。悲哉！外在技术主宰的时代来临了，操纵自己身体的古老技艺被逐渐遗忘，甚至当成笑谈。剩下的两个世纪将看到一场属于武术世界的漫长日落。

在1690年的惨败后，噶尔丹依赖他的坚定盟友桑结嘉措的支持恢复了一部分实力。但圣祖不会再给这个强悍的敌人以复苏的机会。他于1696年亲自率90000人的大军深入蒙古草原，追击噶尔丹。噶尔丹只剩下了大约5000人的军队，但他和阿琪亲自冲锋在前，所向披靡，仍然给清军很大的压力。最终在昭莫多战役中，噶尔丹仍然不可避免地惨败了，阿琪死于战场。第二年，他在被包围的绝望中服毒自尽。

噶尔丹死后，他和桑结嘉措的秘密勾结终于被清廷所知悉，圣祖发现了五世达赖早已在十四年前死去，愤怒地写信谴责桑结嘉措。事情曝光后，桑结嘉措不得不在1697年另立了六世达赖，亦即著名的诗人仓央嘉措。不过这并不能使他免于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圣祖暂时对他无能为力，但占领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对他已经忍无可忍。在1705年，和硕特部的拉藏汗攻入拉萨，杀死了年老多病的桑结嘉措。桑结的部下逃亡准噶尔，请求新任的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进入西藏。在1716年，准噶尔人占领了西藏。但在1720年代，清帝国又击败了准噶尔，派军队护送圣祖所册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进入西藏，将青藏高原纳入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

在噶尔丹和桑结嘉措的时代之后，西藏和新疆地区仍然有半个世纪的时间陷入战争和纷乱中。不过对于清帝国和圣祖来说，这些只是漫长的余波，真正迫切的危险已经缓和了，令人头疼的问题反而在北京的宫廷之中。

康熙末年的政局；天地会的余波

当18世纪到来时，随着圣祖迈过五十岁，已经用血与火巩固起来的清帝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即当这位英雄大帝离世时，谁将继承这个庞大帝国。圣祖对他早年所确立的太子胤礽越来越不满意，在1708年宣布将其废黜，后来一度恢复，又很快再次废去。缺乏太子的情况使得已经长大的皇子们对最高的皇冠充满了渴望。因此，一场暗流汹涌的竞争在圣祖统治的最后十多年中展开了。

在竞争的诸皇子中，第四子胤禛、第八子胤禩和第十四子胤禵是最有希望的。胤禩被文臣们所拥戴，被尊称为“八贤王”，胤禵最为年轻，富有军事才华，在1720年他被圣祖封为“大将军王”，西征准噶尔汗国，也被帝国舆论界认为是最可能接班的人选。

另一方面，相对低调的雍亲王胤禛（1678年—1735年）却另有打算。他不仅在高层官僚中寻找可靠的亲信，而且在武术世界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授意他的门客戴铎招揽了一批武术精英为自己效力。著名的武术家卓天雄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他的藩邸，成为他最信任的贴身卫士。这些进行特工活动的武术家们，后来被俗称为“血滴子（Blood Drops）”。

太子被废黜后，雍亲王府的力量在稳步发展，然而胤禛有一个看上去并非明显却相当致命的弱点。他的子嗣比起其他兄弟要少得多。在1711年，亦即他三十三岁的时候，仍然只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这个孩子平庸无能，圣祖显然不喜欢他。对于圣祖来说，在合适的子嗣中有一个聪明机敏的孙子是很重要的，这将意味着帝国中枢不仅在下一代，而且在更下一代的稳定都有了保障。

在1711年，胤禛的一名妾侍钮祜禄氏怀孕了，但却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对于他的皇冠争夺赛没有任何帮助。恰巧的是，在同一天，来自海宁的内阁学士陈世倌（1680年—1748年）的妻子徐氏也生下了一个儿子。胤禛遂展开一个疯狂的计划，较之半个世纪前的伪太后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派人将陈世倌的儿子抱进他的府中观看，但当一个小时后，孩子被抱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女儿。查良镛记载，这种性别的错位令陈世倌惊骇不已，不敢向外界透露。²⁷⁴当然，此时他的住宅已经被胤禛派来的几名“血滴子”所控制。²⁷⁵不久后，陈世倌本人也被迫参与到了胤禛的夺权阴谋中，成为他的夺权集团的成员。

无论如何，这对双方都有利。胤禛得到了一个儿子，而陈世倌得到了一位公主和一位亲王的支持。陈世倌是一位博学而儒雅的人物，他的妻子徐氏也是江南的淑女，胤禛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得以令圣祖满意。他将这个孩子命名为弘历。

另一方面，胤禛仍然在作其他的准备。在1718年，胤禵被封为大将军王后出征，这可能被视为圣祖选中继承人的象征。胤禛为此焦虑不已，此时他听闻了关于“满大人鸭子刀（Mandarin Ducks Sabers）”的传说，据说有一对锋利的宝刀能够令人不可战胜，号令全天下的人。这一荒诞的流言可能是多个世纪之前“天之剑与龙之刀”传说的演变，不过数百年来早已面目全非。

无论如何，胤禛将此作为救命稻草牢牢抓住。他派遣卓天雄和他手下的血滴子们去寻访这对宝刀。在1719年，他们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了一位湖南的游侠杨伯冲家里，将他和另一位姓袁的武术家逮捕。但是并没有传说中的宝刀出现，可能这根本只是彻头彻尾的谣传。不过这两名游侠也一直在从事地下的反清事业，和销声匿迹已久的天地会不无关联。胤禛遂将二人及其家眷献给圣祖，作为他破获叛乱分子的功绩向父亲邀功。²⁷⁶

圣祖对于归辛树的刺杀和韦小宝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对于汉人武术家可能的袭击就更加恐惧了。年逾八旬的九难此时仍然活动频繁，并且收了了因、白泰官，甘凤池等七名弟子，与之前的韦小宝不同，他们都成为了真正杰出的武术家。九难被尊称为“独臂神尼”，以其出神入化的武术造诣，成为了最令圣祖头疼的逃犯。

在1707年的确出现了趁圣祖南巡时，活捉皇帝的计划，令他大为震骇，也加强了对武术世界的镇压。²⁷⁷在第二年他处死了明思宗的最后一个儿子、进入清朝以来一向安分守己的朱慈焕，理由是他“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真正的理由却是害怕他的身份成为九难或天地会的号召。当发现袁杨二人可能涉及天地会的反叛时，圣祖异常重视，将他们带入宫中亲自审问。他没有从二人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随后下令处死了他们。

圣祖所不知道的是，在内廷中却的确隐匿着天地会的余党，即太监萧义。此人的父亲和七位叔父都在1670年以来的扫荡中被清廷所俘杀。萧义在十六岁的时候自我阉割，混入皇宫，打算伺机刺杀圣祖。但自归辛树刺杀事件以来，圣祖身边已经增添了许多武术精英的防卫，萧义毫无下手机会。在两位侠客死后，他们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仍然被囚禁在宫中，圣祖还没有想好如何处置他们。萧义对这些不幸的犯人感到同情，遂展开营救行动，施展武术击倒了看守的卫士，并利用自己对宫廷的熟谙，带着他们躲在一辆运货的马车中逃出皇宫。此后他逃到晋阳，改名萧半和，名义上娶了两位侠客的妻子，并抚养杨伯冲的女儿长大。

1719年的这一突发事件对圣祖造成了巨大的震撼。毕竟，在韦小宝逃走之后三十年，仍然出现了类似的疏漏。重重追查都毫无结果，他重责和撤换了许多有关的官员，并任命隆科多为九门提督，主管北京防务。隆科多是胤禛的舅舅，因而此举大为增长了胤禛集团的实力。此后，除了远在西北的胤禵之外，胤禛便成为圣祖最为信任的儿子。

令胤禛更感鼓舞的是，他种下的另一颗种子开始发芽。在1722年的一次皇家围猎中，弘历躲过了一头黑熊的凶猛攻击，并敏捷地将其杀死。这赢得了圣祖的好感。他让胤禛将弘历送到宫廷中，亲自加以抚养，对这个孙子宠爱有加。这一征兆，象征着胤禛距离帝位又近了一步。

在1722年，亦即康熙六十一年的12月20日，清圣祖玄烨在统治了中国六十一个年头后死去了，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帝王创造了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纪录。他去世时胤禵仍然远在青海，因此无论他内心想要谁成为他的继承人，身边就只有胤禛。在圣祖去世前后发生了一系列不无蹊跷的事变，令继位的过程变得可疑。²⁷⁸无论如何，胤禛在他的棺木前继位，将次年称为雍正元年，由此，清世宗或雍正帝开始了他充满争议的统治（1722年—1735年）。

清世宗的统治与武术世界

相对于他的父亲和养子各六十年的在位期，世宗仅有短短的十三年统治。但他的名声并不为之逊色。无论是在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还是对反对派残酷而怪异的镇压上，世宗都在清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世宗攫取了帝国的皇冠后，即对曾经和他争夺皇位的弟弟们开展严酷的镇压。胤禵在1723年赶回北京奔丧，随即被世宗所幽禁。他在西北的职位被忠于世宗的年羹尧将军代替。在文臣中拥有较多拥护者的胤禩则被封为廉亲王和总理大臣之一，暂时地加以安抚，但在1726年他和支持他的弟弟胤禟也一起被革职并囚禁，他们的名字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斯黑”，据说是猪狗之意，这是一位皇帝对自己亲生兄弟血统的有趣见解。

不过他的亲信们也没有得到更好的结局。在世宗的统治稳固后，他开始怀疑自己赋予了几名宠臣以过大的权力，反过来对他们加以整肃。年羹尧于1725年被赐死，而隆科多则在翌年被圈禁。毫不奇怪，在世宗铁面无情的统治下，积累了一批又一批心怀愤恨的反对者。世宗曾多次面临被刺杀的危险，因而从未像他的父亲那样离开北京巡视外省，甚至不敢参加郊外的皇家狩猎活动。²⁷⁹

为了防卫来自政敌和反清人士的刺杀，世宗建立了被称为“粘杆处”的奇特机构，总部设在他的旧宅雍亲王府中，世宗将其改建为一座喇嘛庙，称为雍和宫。在名义上该机构的任务是为皇家在树上捕捉发出噪声的鸟雀和蝉虫。事实上考察的却是诸如武术家们的轻功和步法等高深的武术技能，其目的除了防身之外，还在于让武术家们为他刺探情报。这一机构由世宗后期最亲信的大臣李卫主管，而卓天雄则是所招募的武术家的首领。

与之相应，武术世界也发生了若干变化。自1674年的镇压行动以来，清廷从未停止过对天地会及相关武术势力的围剿。另一方面，在胡逸之被他的三位好友杀害后，他的儿子又为他复仇，逼迫田虎、苗美和范统自尽，掀起一系列仇杀事件。田虎的后裔建立了天龙门，苗美的后代以苗家剑而闻名，而范统的子孙则世代把持了衰微的丐帮。这些李自成系的武术家们在这一衰落时期占据了相当大的权力真空，但内部也为了象征性的闯王军刀而争斗不休。

然而在世宗时期，这些外在和内在的恶劣环境开始有所改变。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使得上层对江湖空间的控制被削弱。另一方面，天龙门、丐帮和苗家的恩怨在数十年的纷争后得到了化解。闯王军刀被交给天龙门保管，而地图则被交给苗美的后裔们。

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是九难弟子们的崛起。正如上章所提到的，在韦小宝之后，九难先后招收了七名杰出的学生：了因、曹仁父、路民瞻、周浔、吕元、白泰官和甘凤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甘凤池。他不仅从九难那里学到了铁剑门的武术，而且系统学习了少林拳法和黄百家所传的武当内家拳。这使得他成为18世纪初著名的武术大师。

在18世纪20年代，九难的弟子们活动日益壮大起来。可能由甘凤池主持，创建了盛极一时的反清组织屠龙帮，以海外所谓的明朝皇室作为号召，煽动反清。²⁸⁰除了九难的弟子外，武当的陆菲青和太极门的赵半山等人也是其中的骨干分子。世宗对这些武术高强的叛乱分子相当头疼，命令李卫和粘杆处的高手们加以缉捕。在1729年李卫的探查获得了结果，甘凤池、张云如等屠龙帮首脑被捕后处斩。²⁸¹屠龙帮损失惨重，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活动。

投身反清运动的并非只有武术家们。顾炎武、黄宗羲和吕留良这些忠于明代的知识分子早已去世，不过他们的后裔和学生们仍然积极地参与了地下反清组织。一位叫曾静（1679年—1735年）的书生，在阅读了吕留良的民族主义著作之后感到激情澎湃。他听说陕甘总督岳钟琪将军是岳飞的后裔，于是在1728年大胆地写信给这位将领，劝说他起义。岳钟琪对这一要求感到可笑，他随即逮捕了曾静，将他交给皇帝处理。世宗却采取了奇特的处置措施，他对曾静加以宽宥，但将怒火发在吕留良的身上，认为是他的著作引发了反满的仇恨。

吕留良本人早已在数十年前死去了，但世宗不会就这样放过他。经过两年的审讯，在1732年，吕留良的尸体被拖出来加以侮辱，他的直系男性后代都被处死，其他人被送到满洲北部做奴隶。在屠龙帮的营救下，他的孙女吕四娘幸而逃脱，被送到年迈的九难隐居的处所，后者对这位年轻姑娘寄予同情，破例收她为弟子。

举报曾静的岳钟琪并未因此得到封赏，他在不久后就因为其他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在高宗时才得以赦免。他的继任者川陕总督刘于义为了不落到同样的下场，想方设法讨好皇帝。在1734年底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刘于义找到了传说中的“满大人鸭子刀”。

所谓“满大人鸭子刀”是传说中拥有不可战胜的秘密的一对长短刀，这一传说很可能只是元代“天之剑”和“龙之刀”传说的翻版。被刘于义发现的宝刀，据当时见过的人所记载，在一把长刀上刻有“人性（the humanity）”，另一把短刀上刻着“不可战胜（is unconquerable）”的字样，这是一条古老的儒家哲学训诫，或许是几个世纪前某位人文学者铸造的工艺品，但在此只是一条黑色幽默。

世宗可能并不清楚这一点，或者由于这对名刀的组合是如此著名，以至于获得它们本身就足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对反清运动造成致命打击。总之，他对于荒诞的宝刀传说相当重视，多年来一直派遣武术特务们在各省份寻访它们。这当然更加引起了武术世界的兴趣，令宝刀的神秘光环有增无减。当得知刘于义终于找到它们后，世宗表现得欣喜若狂，他在对刘于义的红色墨水批示中说：

你此番千辛万苦，寻得宝刀，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²⁸²

他不仅要刘于义尽快将其上缴，也让粘杆处的侍卫领班卓天雄去西安接应。刘于义自作聪明地故布疑阵，大张旗鼓地派遣许多队伍护送鸭子刀去北京，这等于将整件事在武术世界中大肆公布，吸引了许多宝物猎人。他将真正的宝刀秘密通过一家镖局送往北京，不过这种把戏很容易就被看穿了，许多武术家都发现了宝刀在镖局中，并对车队加以骚扰。卓天雄设法保护鸭子刀，但吸引了众人围攻而导致失败。最后满大人鸭子刀被萧半和的养女萧中慧和青年游侠袁冠南合力得到，并带回萧半和家中。

这一成果却为萧半和招惹了祸端，世宗开始命令追查萧半和的家族，并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正是1719劫狱的宦官萧义。在1735年4月2日，粘杆处的“血滴子”们群体出动，来到晋阳缉捕萧义。但这一天正是萧义的生日，许多武术家在他的家中为他贺寿，他们即使并未亲自参与反清运动，对此至少也是非常同情的。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交战。武术家群起而攻，令“血滴子”们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人逃回北京，卓天雄本人被萧中慧及其未婚夫袁冠南联手击败。他在仓皇中逃走，却落入了陷阱，被抓获后当众处死。²⁸³这是清廷对武术世界最惨痛的失败之一。萧义并没有放过这一机会，他在武术世界大张旗鼓地宣传，告诉人们满大人鸭子刀已经落到他手上，并且通过宝刀的护佑，令他们消灭了帝国的精锐军队。

世宗对此大为震怒，将剩余的粘杆处武术特工悉数派出，和其他御前部队一起缉捕萧义。萧义及其同党在举国的大举追捕下从山西逃到河南，奄奄一息。但由于卓天雄及多名皇家高手的死，世宗也不得不花费时间物色新的御用武术家为自己效力。这一时期，宫廷的防卫系统便处于虚弱而混乱的状态。何况满大人鸭子刀的失去似乎也意味着清朝被上天所厌弃。其他的叛乱分子在此看到了可乘之机。在1735年10月8日夜里，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打扮成宫女混入北京禁宫，当一名嫔妃被召去陪伴皇帝时，她冒充了该名嫔妃，让自己被裹在一张被单中进入世宗的寝宫。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她制服了世宗，申斥了他的罪恶，然后用他自己的佩剑割下了他的头颅，悄然离去。

世宗暴毙的第二天，他的无头尸体才被太监和侍卫所发现。惊恐的侍从们只能向宫中地位最高的熹妃钮祜禄氏报告。熹妃紧急召见了重臣张廷玉和鄂尔泰。随即熹妃名义上的儿子、宝亲王弘历被召入宫，匆匆被立为皇帝，世宗的死讯也向群臣宣布，官方的说法只是突发急病而死。他的遗体被安上了一个黄金铸成的人头后匆匆下葬到京郊的泰陵，知情者的太监和侍卫随后都被处死。

世宗的被刺无疑是自蒙哥汗之死后武术世界最大的个人功绩。吕四娘将世宗的头颅带给她的师尊，已经年过百岁的九难欣慰地看到了这一幕后就去世了。然后吕四娘将皇帝的首级拿回浙江的故乡去祭拜她死去的家人，这一消息也在武术世界以光速传播。不过当时世宗的头部已经腐烂了，也几乎没有人真正见过他本人，因此并非人人都相信吕四娘能够杀死皇帝本人。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借皇帝的暴死而自我标榜。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世宗是因为服食了某些道教药物而暴毙的。

吕四娘的事迹成为了武术世界一个真伪莫辨的话题。对此主流史学家一直轻蔑地加以否认，直到1980年著名的泰陵发掘工程。发掘者看到，虽然世宗的陵墓已经被盗，金头被盗墓者所盗走，但世宗的无头骸骨仍然在棺木中，从颈骨上明显可以看到被砍斫的痕迹。世宗遗骨在两个多世纪后的出土，确凿无意地证明了在两百多年前发生过一次改变帝国命运的刺杀事件。²⁸⁴

第十八章　清高宗与天地会的密约及其破灭（1735年—1759年）

高宗即位与天地会的复兴

在世宗被谋杀后进行的新君即位并非是一帆风顺的。长期以来，史学家并未发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说法，世宗是将写有其继承人的政治遗嘱秘密隐藏在一块写有“正大光明”字样的匾额后面——这真是辛辣的反讽。当他死后，即由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取出来进行宣读，确立了弘历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不过当代史学家们对于这一说法却开始投以怀疑的目光：或许秘密确定继承人的制度反而给少数当事人以篡改的可能。

从文献材料来看，世宗对于弘历这一养子堪称喜爱，但如果认为他会将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奉送给他就不免可疑了。世宗的大部分儿子都已早夭，但在世宗驾崩时，还有比弘历仅仅小一岁的弟弟和亲王弘昼（1712年—1770年）以及仅仅两岁的幼子弘瞻（1733年—1765年）在世。至少弘昼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这位亲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政治才能，但他的血统是无可置疑的。在世宗去世前，他一直居住在宫中而并非宫外的王府，这是可能继位的一个重大象征。²⁸⁵另外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也得到世宗的特殊优待，在1728年被封为理亲王，同样被恩赐住在宫内。世宗大概将其作为储君的预备人选之一。

台湾史学家高阳注意到在弘历即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征兆，他认为在弘历和弘昼与弘皙之间或许有重大的继承纠纷，最终弘历的继位有赖于鄂尔泰的鼎力支持。²⁸⁶这是有价值的见解，不过他并不清楚弘历的真正血统，所以不免落入文献的迷宫中。真实情况或许如下面所述：熹妃钮祜禄氏名义上唯一的儿子就是弘历，因此弘历即位对她是最有利的，她可以借此成为唯一的太后，相反，如果弘昼继位，她的前景就会暗淡无光了。当她得知世宗被谋杀的消息后，就先将此消息保密，抢先找到当时正被罢黜、前途堪忧的鄂尔泰，加以丰厚的利诱，让他参与了密谋。当文臣张廷玉被找来后，也被逼迫加入到这一宫廷阴谋中。于是世宗的遗嘱被精心篡改，给毫无爱新觉罗之血统的弘历戴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冠。

当弘历登上皇位，就将第二年的称号定为“乾隆”，由此开始了清高宗或乾隆帝的六十年统治（1735年—1796年）。此后，他的弟弟弘昼不得不表现出行为放荡，沉溺声色，来表示自己再也没有和兄长竞争的念头。而弘皙则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并正确地推断出弘历的生母并非钮祜禄氏，因而联络皇室子弟，打算取而代之，他在1739年被高宗囚禁，废为庶民。

在打压皇室内部不服从者的同时，高宗也没有忘记为父亲复仇，对刺杀皇帝这种罪大恶极的行为必须加以严厉惩处。他开出重赏，招募武术家为皇室服务。这一举措卓有成效，不久又有一大批武术精英投身皇家麾下。其中包括以“强力的老鹰之爪（Mighty Eagle’s Claw）”闻名的武术家白振，此人出自明代嵩山派的余脉嵩阳派；另外一位重量级武术家是“火焰之手的地狱审判者（Fire-hand Judge of the Dead）”张召重，虽然有如此可怕的绰号，但他却出自受人尊崇的武当，曾和陆菲青情谊深厚，不过今天的武当早已衰落不堪，张召重果断地投身帝国政府，他和白振以过人的武术造诣，很快成为了新御用武术家的首领。白振接替了卓天雄的地位，统领御前侍卫，而张召重则成为骁骑营的佐领。

高宗怀疑的首要对象是萧义的反叛势力。张召重带领的骁骑营对其加以围剿，萧义被杀，他的女儿萧中慧和女婿袁冠南也自杀身亡，著名的“满大人鸭子刀”落入了萧义的朋友骆元通之手，后来被传给他的女儿骆冰——但萧义的死证明了这两把刀并不能给主人带来任何好运，所以武术世界也很快忘记了它们。

仅此仍然不够，世宗遇刺事件很快也和几年前屠龙帮的叛乱阴谋联系起来——这一帮会的名称就极为可疑了。而事实上吕四娘与他们也不无牵连。帝国的各个谍报系统和军事单位都发动起来，对屠龙帮加以镇压。九难的弟子们一个个不是死于清廷的剿灭，就是龟缩不出。至于吕四娘，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无论是逃走还是被杀，她都从武术世界消失了。在1743年，屠龙帮最后的据点被攻陷，大批帮众战死，只有武当的陆菲青和太极门的赵半山等几个人得以逃脱。他们被列入了最高级别的通缉名单。

屠龙帮的覆灭并不等于清廷麻烦的终结。一个重建的组织，同时也是一个不曾真正消逝的幽灵，在屠龙帮瓦解后又出现了。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天地会。

陈永华时代的天地会于17世纪末被圣祖所沉重打击，此后活动处于机密状态，从官方文献中销声匿迹，其传承关系迄今仍有很大争议。但在雍正时期，与屠龙帮相似，天地会又重新活跃起来。天地会的秘密史料告诉我们，这一帮会在1734年开始恢复活动，并且对之前的历史已经记忆不清了。²⁸⁷

在乾隆初年的镇压中，天地会不得不再度沉寂。但几年后，一个叫于万亭的南少林武术家开始了组织活动。在第十四章中我们阐述过天地会与南少林之间的密切渊源。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福建莆田的南少林寺显然一直在为这一秘密帮会输送人才。于万亭青年时代在南少林寺中学习武术，这使得他与福建的原天地会势力建立了关联。在1744年，亦即清朝入关后的一百周年，于万亭在昔日天地会结义的红花亭召集了当地天地会的残部，重组了这一曾经辉煌的帮会。于万亭本人被推举为总舵主。为了隐蔽，于万亭重建后的天地会成员常常自称红花会，这一名称来自于天地会的象征物红花亭。历史上有时也将这一时期的天地会组织称为红花会。

在于万亭进入南少林寺学习前，他已经和陈世倌的妻子徐氏认识，并且曾经有过一段恋情。所以1711年发生的婴儿交换事件很快被于万亭所知悉。这一点在雍正时期并没有太大意义，于万亭不太可能以此来要挟世宗本人。但在高宗即位后，这一秘密就具有了无上的价值。于万亭遂决心尽自己的全力，利用高宗的真实身世，达成汉人复国运动的目的。为此，他不仅花费了很大力气重建了天地会，而且在1748年，他秘密带走了陈世倌的十五岁的幼子陈家洛（1733年—？），让他的朋友“天池的古怪之侠”袁士霄来教导这个孩子以高深的武术。于万亭决意让陈家洛成为反清运动的领袖，如果能够劝说皇帝恢复自己汉族人的身份。那么陈氏兄弟在朝野间就可以相互配合，以达成汉族复国的目标了。

屠龙帮覆灭后，武术世界的反清力量也需要一个新的中心，天地会或红花会的适时出现满足了这一需要。屠龙帮剩余的帮众，以赵半山为首，也被天地会所吸收。于万亭本人以卓越的组织能力对天地会进行改革，进一步促成了它的扩张。在于万亭时代，考虑到清帝国的统治日益巩固的现状，天地会在基层更多以贫苦汉人的互助组织的形态出现。²⁸⁸人们歃血发誓，结成兄弟后，可以从组织那里获得经济帮助，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联合进行暴力反抗，这受到了底层阶级的欢迎。天地会的势力大为扩张了，在18世纪50年代之后，据统计天地会大约有七万名帮众，其中许多甚至是汉人绿营的士兵。²⁸⁹

在领导层方面，于万亭也招募了一批具有政治头脑和管理才能的武术精英作为他的亲密助手。到于万亭去世时为止，天地会建立了十多个人组成的指挥中枢，称为内香堂，但他们没有陈永华时期的分堂名称，统一以“当家”称呼。当家之间有明确的先后次序，如下表所示：

1．总舵主于万亭

2．“没有尘埃”修士（“No Dust” the Daoist Monk）

3．“一千只手臂的佛陀”（Budhawith Thousand Arms）赵半山

4．“雷霆之手”（Thundering Hand）文泰来

5．“黑色死神”（The Black Grim Reaper）常赫志

6．“白色死神”（The White Grim Reaper）常伯志

7．“武术之梅林”（Martial Merlin）徐天宏

8．“钢铁之塔”（Iron Tower）杨成协

9．“九条命的彩色豹子”（Colorful Leopard of Nine Lives）卫春华

10．“冲锋的石头”（Dashing Stone）章进

11．“满大人鸭子刀”（Mandarin Ducks Sabers）骆冰，即文泰来的妻子。

12．“令鬼恐惧者”（The One who Scares Ghosts）石双英

13．“铜头鳄鱼”（Crocodile with Copper Head）蒋双根

14．“带金笛子的文人”（Scholar with Golden Flute）余鱼同

这一“当家者”的序列主要是按照加入天地会的时间先后确定的，除了身份特殊的陈家洛外，从未出现后加盟者超越前者的例子。当然，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几个核心人物在红花亭聚会的时候已经出现，也是于万亭登上总舵主之位的支持者。从于万亭到文泰来的四名领导者，构成天地会核心中的核心。名次较后的几名当家则显示出天地会对其他帮会组织的兼并。譬如常赫志与常伯志兄弟代表四川哥老会的势力。他们的属下被并入天地会的地方分舵组织；“钢铁之塔”杨成协是苏北青旗帮的帮主，带领他的属下一起并入了天地会，他们本人则跻身天地会的领导者之列；骆冰加入天地会时还只是一名少女，因为她的父亲骆元通向天地会提供了大量经济资助，在其父死后也成为第十一名当家，并将“满大人鸭子刀”作为其称号。

在此，天地会和元代的明教显示出类似的问题。为了尽快扩充实力，吸纳来自武术世界各方面的势力，不免滥封当家，导致领导层的过分膨胀。并且由于它是在短短十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内部尚未有明确的职能分化，只有若干萌芽，譬如石双英负责对违反会规，背叛组织者的惩罚。不过他的权力显然无法制约地位更高的当家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区分也是含混不清的，其中许多人仍然兼任地方的会众领导人。在其内部也逐渐分化出“没有尘埃”、赵半山和文泰来三个主要势力。²⁹⁰但是也同样因为发展时间较短，这些派系从来也不曾像在明教中那样达到尖锐对立的程度。

于万亭与高宗会晤；陈家洛的上台

在十多年的经营后，改组的天地会在很多方面已经可以和陈永华时代的组织相媲美。然而通过地方起义以夺取政权，在清帝国早已建立成熟统治的18世纪，却不再符合时宜了。但于万亭自有他的王牌。在1758年初，于万亭开始他宏伟计划的关键步骤，他在文泰来的陪同下，冒险装扮成太监混入皇宫，得以面见高宗，将他本人的真实身份告诉他，并出示了世宗写于1711年9月25日的一张便条，内容是请陈世倌将初生的儿子抱来。

高宗对此惊骇万分，不过他很清楚，一个帮会的最高首领不惜冒生命危险来亲自来见自己，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开一个无聊的玩笑。在于万亭离开后，高宗开始了对自己身世的秘密调查，结果无法直接得知，不过看来于万亭的荒诞说法被证实了。高宗遂落入和七百年前的萧峰同样的处境。

在统治了清朝二十多年后，四十七岁的弘历正在踌躇满志地推进他的帝国蓝图。在即位初期，他审判了阴谋叛乱的弘皙集团，消除了来自皇族的威胁，将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同时继续了世宗正在推动的南方边疆政体改革，用流动的官员代替世袭土司统治；用田亩代替人头进行缴税的改革也在他手上完成了，这使得中国人口以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到两亿以上。最后，1755年，在准噶尔汗国被内乱所困扰的时期，高宗出兵征服了准噶尔，抓获了最后的可汗达瓦齐，从而完成了圣祖和世宗以来的未竟事业。清朝将新征服的西域地区称为“新疆”。

于万亭带来的消息对于踌躇满志的高宗显然是一个过于巨大的打击。皇帝在很长时间内不知所措，只能命令他的武术特工们对天地会进行监视。当然，他还不敢对于万亭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于万亭对此不会没有防备，这种贸然的做法只可能导致他的隐秘更早被曝光。

不过他也无须这么做。于万亭在离开皇宫时曾与武术侍卫激烈交战，很快就因为负伤而日益病重当年7月他死于无锡。在临终前他召集了他的主要副手们，向他们宣布自己将让自己的义子，年轻的陈家洛继承总舵主之位，但没有说明原因。为防止意外的变故，他进一步要求相关的首领们尽快去西北的甘肃地区迎接陈家洛来到江南。²⁹¹

除了和于万亭的关系外，陈家洛在天地会内部没有任何势力基础。很难说对于这一安排，是否在场的人人都会满意。但是相当于半个创始人的于万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无尘、赵半山和文泰来三位巨头各自势力相若，深悉内情的文泰来也明确赞同于万亭的决策。因此，由陈家洛继任天地会总舵主的安排被各方所接受。并且主要的首领也都立即前往甘肃。这并非只是对陈家洛的欢迎，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情况，人人都想要占据优先位置。²⁹²

于万亭的死也被清朝的情报系统以最快速度传递到了北京，这并没有让高宗感到宽慰。相反，皇帝感到他的死亡可能导致更多的变故：于万亭本人希望和他合作，但如果一个不友好的首领上台或许会将此大肆宣扬，以羞辱皇家。因此他立即改变了之前的暧昧态度，派出张召重和大批武术侍卫去逮捕皇家丑闻的另一个知情者文泰来。他们在肃州赶上了正前往西北去会晤陈家洛的文泰来，试图将他拘捕。文泰来设法逃走了，附近一个出自少林系统的武术家族庇护了他，不过最后他仍然被张召重所抓获，而庇护过他的武术庄园也被焚毁。

文泰来的被捕很快为其他天地会成员所知悉，当陈家洛从天山地区沿着河西走廊返回中国内地时，和除了文泰来夫妇外其他的天地会顶层成员相会晤。在礼仪性的推辞后，陈家洛接任了总舵主之职。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已经是公认的合格领导人。陈家洛首先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拯救被清廷所带走的文泰来。由于文泰来仍然在转移的路上，对于在各地都有不少会众的天地会来说，这仍然是有希望的。当然，这对于陈家洛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是严峻的考验。

除了天地会本身的人众之外，陈家洛还可以指望若干新的盟友：武当的陆菲青自从屠龙帮覆灭后，一直以化名躲在安西镇总兵李可秀的官邸中。但他现在听说了天地会的复兴，被赵半山邀请来相助；铁胆庄园的周仲英，他的家族曾经庇护了文泰来，但如今他们也失去了家园，遂决心投身反清运动。有了这些不仅武术水平高超，而且富于经验和人脉的新加盟者，天地会现在可以将其影响力投射到更深远的江湖网络中。并且天地会在路上帮助了一些和清军敌对的回部维吾尔人，此时他们的同族正在新疆和清军交战（详见下文），陈家洛颇有与之结盟抗清的想法——在新疆的成长经历令他非常清楚回部的雄厚实力。

不久，天地会的主力在兰州附近的一个渡口赶上了押送文泰来的队伍并发生了交战，武术高超的张召重终于被天地会首领们合力击倒。然而恰巧的是，大批开赴新疆参与战事的清军骑兵也在此时渡过黄河，他们援助张召重击溃了天地会的攻势，导致了大量死伤。天地会的人马被分散，损失惨重，甚至徐天宏等主要首脑都一度下落不明。²⁹³第一次营救行动就这样失败了。虽然这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并非陈家洛的责任，但这仍然给他未来的总舵主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后清朝方面进一步加强了防卫。如果文泰来被送往防范严密的北京，要营救的机会就相当渺茫了。但是清廷却突兀地将他送往南方的杭州，此处正是天地会的主要势力范围之一。不愿放过这一天赐良机，陈家洛和他的伙伴们又以最快速度赶往杭州。

高宗与天地会的秘密协议

文泰来之所以被送往杭州，是因为高宗本人也不愿意在北京等待消息。在1758年初夏，他启程来到江南地区巡视，目的之一是调查自己真正的父母和家人的情况。此时陈世倌和徐氏都已经去世，被运回海宁的故乡安葬。高宗在海宁的陈氏庄园中居住数日并命人加以修缮，并以隆重的礼仪祭拜了陈世倌夫妇的坟墓，这表明他内心已经相信了自己是陈氏家族的后裔。

当押送文泰来的队伍到达杭州后，高宗亲自审问了他：既然于万亭已经身亡，那么只要杀死文泰来，自己的血统问题就可以永远保密。但文泰来告诉皇帝，自己对于万亭和他之间的秘密一无所知，但是如果自己被杀，会有人将秘密公布于世。这一机智的恐吓给高宗出了一个难题。他现在既不能放走文泰来，也不敢将他处死。

当陈家洛到达杭州后，即受到当地会众的欢迎。绿营中的许多士兵都是天地会的成员，他们前来参拜陈家洛，宛如公开的反叛。但陈家洛和天地会的首脑们并没有直接的危险，在杭州天地会有三千名会员，与政府军——其中包括皇帝的护卫军——几乎形成了均势，在此期间，陈家洛与高宗也以匿名的身份会面，高宗惊讶地发现他长得与自己不无相似，最为奇特的是他和自己的私生子福康安（1740年—1796年）难以分别，当知道陈家洛是陈世倌之子后，他对自己的身世大概就更加确信了。

此后几天，天地会又进行了两次大胆的劫狱，但都失败了。为了解决张召重，陆菲青从武当请来了其掌门人马真修士，马真斥责了张召重为清朝服务的做法，将他带回武当惩治。此后，天地会通过挖地道终于进入文泰来的囚室，救走了他。

陈家洛很快从文泰来那里得知了高宗的身世问题和于万亭的大胆计划。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陈家洛开始策划和高宗最后摊牌，而他面临的时机相当有利。此时皇帝也在极度焦躁中，在得知文泰来被劫走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隐秘会被公诸天下。在其即位以来第一次，高宗发现自己面临着以至高皇权也无法解决的困境，并且这种困境还可能让他的无限权力都化为乌有。

为了排遣烦闷，在9月20日高宗离开他的行在所，观赏了一次西湖上的选美比赛，这是当地各大妓院之间的一次商业宣传活动，在比赛中，妓女们轮番亮相，接受人们的赞美与欢呼。高宗被一个叫玉如意的名妓所深深吸引，并被她引诱到妓院中。当高宗在房中和她独处时，其皇家护卫军都在门外守护。但天地会的武术家却蓦然出现在房中，他们通过一条地道将皇帝带走，并囚禁在著名的六和塔上。²⁹⁴事后知道，这条地道并非临时挖掘的，而是早已准备好的秘密通道，当地的娼妓业大部分是天地会所经营的，也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玉如意正是天地会控制的一枚棋子，用以对清朝的地方官员进行性贿赂。当发现高宗被玉如意带回妓院时，天地会就临时采取了行动。

虽然取得了俘虏皇帝这样惊人的重大成就，不过天地会不敢真正伤害他，相反，如果要进行合作，还必须释放他。在六和塔上，陈家洛和高宗再次见面，陈家洛向他亮明了同胞兄弟的身份，并且指出，作为陈氏家族的长子，他对父母和自己的民族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陈家洛建议他设法利用自己的身份，赶走满洲八旗，重建纯汉族的王朝。

曾经困扰过萧峰的血统问题，对于高宗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古代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中，家族和血统具有无可言喻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担负着将自己家族发扬光大的责任，而如果将敌人当作自己的祖先，则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与萧峰相反的是，高宗在得知真相后不久，就很快在内心认同了自己的汉族身份。虽然他是作为满洲的统治者被培养的，但他的教育者主要由汉族的文人和学者组成。在这一汉化的语境中，“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具有更高的优越性这一点很容易被接受。高宗曾经撰写过大量的诗文，在其中他陶醉于自己以传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的形象。

但高宗仍然怀有强烈的罪恶感：现实中，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并非爱新觉罗的后裔，但内心却无法否认这一点。他逐渐接受了民族伦理的道义性，但又无法按照其教诲行动。陈家洛的进谏让他发现可以摆脱这一两难处境。陈家洛告诉他的是，他不仅可以忠实于自己真正的祖先，而且可以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帝王。这击中了他内心深切的渴盼。

被民族激情感染的高宗顺利地和天地会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们矢志一同为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的陈氏王朝而努力。高宗向陈家洛承诺，他会在恰当时机让后者负责御林军和主管北京防务，而各省的军队实权，也将被安排到汉族人手中，八旗军将被限制和拆散，以便最后可以驱逐满洲八旗。

天地会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不过陈家洛并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杀掉高宗，对于天地会的事业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能白白损失一张王牌，并且激怒清政府对自己全力加以镇压。高宗为何允诺与天地会结盟，在史学家中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中国历史学家孟森认为：

洪门囚帝于六和塔，卒与之盟，如曹沫之劫齐桓，蔺如之逼秦王，此盟固非帝之本心。夫满清之有天下，斯百年矣，八旗根基，深固不拔，岂可人主一言而废乎？且有废必有立，使家洛掌兵于内，洪门应援于外，则天下之大柄谁归？六合以内乃为一六和塔，而帝必不得自主矣。纵大业得成，清社既屋，汉鼎光复，安知无烛影斧声故事耶？以高宗之明断，岂计不及此者，悔盟反噬，良有以也。是知家洛之谋，绝无可成之理。²⁹⁵

孟森认为，一开始双方的盟约就建立在劫持的基础上，其实质是用高宗的身世秘密来要挟，这种状况是皇帝所无法忍受的。并且如果结盟，权力会被陈家洛所攫取，对高宗没有丝毫益处，因此他也不可能履行盟约。这种传统观点未免过于简化了矛盾所在。事实上，天地会此后的行为对于盟约的废弃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下面，我们将看到历史进程是如何令这一奇特的密约在一年后就被撕毁的。

天地会卷入回部战争

在密约达成后，天地会释放了高宗。为了让皇帝进一步确信自己的身份，陈家洛承诺去天山取回于万亭存放在他的老师袁士霄那里的证物。而无尘、赵半山等领导人也被分派到各省份去联系重要的武术人物。虽然陈家洛嘱咐说：“各位分散到各省，并非筹备举事，只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将来大事根基。”²⁹⁶但这种专程前去进行的联络行动很难和发动起义的准备区别开来。

当这些天地会活动频繁的情报被收集和传递到北京时，不能不引起高宗怀疑和恐惧。高宗此时也的确在清朝内部进行秘密调动。浙江水路提督李可秀被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接管了北京附近的防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²⁹⁷他的私生子福康安（此时当然也属于汉族了）成为北京的九门提督；其他汉族或汉军旗的官员也多被授以要职。清朝官方记载了其中若干重要变动：

[乾隆]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明德为甘肃巡抚，暂护总督。授李侍尧两广总督。癸卯，命蒋溥为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为兵部尚书，归宣光为工部尚书，陈德华为左都御史，李元亮兼管兵部满尚书，苏昌署满工部尚书。²⁹⁸

从这一纪录可以看出，在1759年初，高宗所提拔的实权官员绝大部分都是汉人或汉军旗人，只有个别满人作为点缀，这一比例在其统治时期是相当罕见的。

虽然双方都在进行准备，然而天地会的准备活动和高宗所进行的部分是完全脱节的。两方面对于恢复汉族王朝这一共同目标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陈家洛来说，他仍然延续了天地会百年来的思维定式：在各地积聚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皇帝存在的作用只是为了在敌人的核心配合自己，令清廷方面陷入瘫痪。但高宗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帝国中枢，将重要职位和军权从满洲亲贵手中完全收回，通过自己分给诸汉臣。这样一来，权力无论在下面如何分配，最终都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无法接受天地会所默认的起义模式，后者以削弱清廷的力量为代价，事实上也就是削弱皇帝自己。

这最终涉及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皇帝还是总舵主手中的敏感问题。撇开这点不论，高宗的途径看上去是较好的选项，这几乎只是一场体制性的改革，而无须发动起义战争。但天地会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因此不可能完全按照其方略进行，而必然进行独立的准备活动加以牵制，这会进一步拉开二者间的距离。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要求陈家洛去取回证物，并非真的对自己的身份仍然有所保留，而更多的是为自己争取缓冲的时间并观察天地会进一步的动向。但此后一年中的情况却越来越无法令他满意。

通过营救文泰来和擒获高宗两件功绩，陈家洛牢牢掌握了天地会的最高领导权，不过他也赋予无尘和赵半山等人充分的自主权，让他们去地方上行动。陈家洛只将文泰来的嫡系——文泰来、骆冰、章进和余鱼同——留在自己身边，因为陈家洛为拯救文泰来所做的工作，他可以充分信任他们的忠诚。他还重用了足智多谋的徐天宏，并为他缔结了匹配的婚姻，撮合了他和周仲英的女儿周绮，赢得了后者的效忠。

在1758年秋，这一新组建的天地会核心开始向新疆进发，并在当年冬天到达。此时清朝定边将军兆惠的军队正在和“小和卓”霍集占木卓伦（Khoja I Jahamujorun，简称霍集占）的叛军交战。天地会遂加入了这场本来与自己无关的战争中。

在准噶尔人的鼎盛时期，当地的各伊斯兰民族被其奴役。在喀什和叶尔羌一带，被俗称为回部的维吾尔人是其中之一。自17世纪以来，回部的领袖一向出自被认为是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Khoja）”家族，但这一代的“小和卓”霍集占长期被准噶尔人囚禁在伊犁。²⁹⁹1755年，当清军消灭准噶尔后，就释放了他。高宗认为霍集占将会因此衷心感激清廷，对他加以优待，鼓励他返回自己的祖地叶尔羌，招抚回部服从清朝的统治。

但这并不是霍集占本人的想法。当他返回故地后，受到回部人民的拥戴，于是决心自立为王，这给了高宗一记重重的耳光，他在1758年命令兆惠率军征讨回部。兆惠则打算用“柔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当他听说和卓家族尊奉一部从麦加传下的《可兰经》为圣物时，就派人偷来，以此逼迫霍集占投降。这一头脑简单的做法却更加给霍集占以起兵抗清的口实，当年5月，清军的蒙古副都统阿敏道被霍集占抓获后杀害。兆惠将经书送往北京，而霍集占则派他的儿女霍阿伊（Khoja Ali）和霍青桐（Khoja Kingdom）跟踪兆惠派遣的车队，去夺回经书。

汉族复国主义者们对于回部的反清活动一向颇感同情，甚至认为有利于他们推翻清朝统治而推波助澜。许多抗清的武术家，包括“天山的鹰夫妇（Hawk Couple of Mountain Heaven）”即陈正德与关明梅夫妇，以及曾是关明梅前男友的“古怪之侠”袁士霄都居住在天山，即11世纪逍遥派的故地，当地自昔日的“儿童婆婆”之后，仍然有间或的武术传承，陈正德夫妇的武术来源或许与之有关。而此时在回部中也出现了阿凡提（Nasreddin，生卒年不详）这样卓越的武术大师，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北武术群落。

武术家们和当地的回部民众保持了友好关系，陈正德夫妇甚至让霍集占的女儿霍青桐跟随他们学习武术。天地会也将回部视为同道，在1758年春，陈家洛上任后不久，他们帮助霍青桐的队伍夺回了《可兰经》，霍青桐也赠陈家洛以一把珍贵的短剑，双方缔结了友好的关系。当年底，陈家洛一行到达新疆后，又和霍青桐及霍集占等人会面。不久，在陈家洛和霍青桐的美貌妹妹，俗称“香气公主”的霍-喀丝丽（Khoja Catherine，1742年—1758年）之间燃起了爱火。喀丝丽据说能够散发一种浓郁的人体荷尔蒙激素，对男人具有不可抵挡的效果。陈家洛很快成为了她的入幕之宾，这令霍青桐十分伤心。霍集占却乐见其成，无论哪一个女儿嫁给陈家洛，他就可以拉拢天地会作为其反清运动的援军。

无论出于个人感情的理由还是传统上对回部的同情，陈家洛都无法和回部划清界限，更何况他也认为回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盟友。他帮助回部挫败了兆惠派来的骄横使者，并陪同喀丝丽去兆惠军营中交涉，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清军发生了武力冲突。这些情报被火速传回北京。高宗对天地会的举措越来越感到不安，在他看来——事实也相差不远——天地会正在他的军队刚刚征服的新疆上下其手，企图使得这一省份脱离清朝的掌控。这看上去是为了一己私利让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奏，绝非恢复汉人统治所需要的措施。

事实上，高宗在回到北京后就停止向新疆增派清军，以求稳定形势，这可以视为忠于与天地会的密约。³⁰⁰但形势并未因此缓解，兆惠孤军深入，被霍青桐坚壁清野，处境艰难，在1759年初，清军渡过黑水河时被回部截断，分成各自为战的几部分，各分队被先后歼灭。霍青桐进一步用诱饵战术将其主力引入流沙地中，死伤惨重，只能在黑水河一带扎营防守，此后兆惠被霍集占的军队重重围困了四个月。在此期间，陈家洛和天地会站在回部一边作战，加上回部武术大师阿凡提的协助，导致了清军的惨败。³⁰¹此时“火焰之手的地狱审判者”张召重在争斗中杀死了师兄马真，而后重回清廷效力，被高宗紧急派往回部调查情况，他发现自己再度面对去年曾经交锋过的叛乱匪帮，不免接连受挫，最后也被杀了。

天地会方面尽可能利用回部的叛军牵制皇帝，但也不愿在这场边疆战争中卷入太深，陈家洛在霍青桐占到上风后就离开回部，去天山见他的老师袁士霄，并顺利拿到了几件证物。不过陈家洛对母亲徐氏和于万亭的关系也产生怀疑，此后又奔赴莆田的南少林寺去查询于万亭的事迹。

在此期间，高宗也无法对黑水营被围置之不理，他派出数千名援军，命令副都统富德率领前往增援。其中包括在准噶尔战役中表现突出的黑龙江青年武术家海兰弼（又名海兰察，1740年—1793年）。回部在对黑水营长期围攻不下后也已无力为继，海兰弼率领精兵冲锋，迫使回部撤走，清军会师后遂反过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举追击。在叶尔羌城外进行了最后的决战，霍集占和霍阿伊战死，霍青桐在“鹰夫妇”的救援下逃走，而不幸的喀丝丽被清军俘虏，因为她的高贵身份而被送往北京。

高宗的背盟与复汉计划的失败

高宗在1759年夏接收了回部的俘虏，并宣布纳被俘的喀丝丽为妃，封号为香妃，他还为她建造了专门的伊斯兰建筑的宫室。这并非单纯因为香妃本身的美貌，而更多是一桩政治婚姻，以此在新疆的回部和北京朝廷之间缔结牢固的纽带。此外，高宗也不放心让具有号召力的和卓氏的女儿嫁给他人。不过香妃一直表现出对陈家洛的眷恋，令高宗十分恼火。在是年9月，陈家洛和天地会的首领们如期到达北京觐见高宗，首先就面临这一棘手问题。高宗准许陈家洛与香妃会面，陈家洛知道这是高宗的试探，他忍受了吴三桂所无法忍受的痛苦，劝导香妃顺从皇帝的意旨，并取悦他。但高宗对于天地会在新疆的挑衅行径却无法忘却。

此时高宗还必须面对另一方面的麻烦。孝圣太后钮祜禄氏在世宗死后，仍然掌握一些粘杆处的特工。在陈家洛和天地会的人马来到北京后，立刻被太后所侦知。此前高宗前往海宁，与陈世倌的家人接触，已经令太后感到蹊跷，当他和天地会也证实存在本不应该发生的联系后，太后最严重的猜想被证实了。母子间的温情面纱被撕得粉碎，孝圣和高宗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晤谈，并告诉他世宗有一份遗诏中间有全部的真相，一旦她公布这份诏书，他本人就会名誉扫地，帝位也会被废黜。

当然，这份诏书是否存在不无可疑，因为高宗大概并非世宗的法定继承人。不过世宗也的确可能考虑到弘历在他死后篡位的可能而决意加以预防。无论如何，高宗心怀鬼胎，对孝圣后的恐吓不得不认真看待，态度很快软化。太后连夜召开了皇室的亲贵会议，提出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措施，将八旗军队的兵权分给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等皇室诸王。这就在名义上恢复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旗主制度，并且由于将皇帝亲自统帅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也分派给了各亲王，权力系统甚至比开国时期更为分散了。³⁰²

但清朝已经建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官僚制体系，皇权的集中史无前例，要恢复军事贵族议政的旧体制是不可行的，如今的皇权可以轻易从任何一个环节上卡断其权力实施。并且八旗军也以惊人的速度腐化，战斗力日益低下，清军的主力已让位给全部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孝圣后的预防措施可以说相当薄弱，不可能给皇帝带来直接的威胁。但被太后如此胁迫，也令高宗大感愤怒。

孝圣后将遗诏放到雍和宫的绥成殿，命令上百名卫兵严格看管，即使有皇帝的命令也不能走开。高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双面的要挟，下决心一次解决所有问题。在10月12日这一天，他安排天地会的人众到雍和宫饮宴，并慷慨地赐予他们一些空头名爵，暗中却在雍和宫中埋伏了大批精锐的御前侍卫和御林军，并让太监为与会者斟上有毒的酒水，目的是将这些武术精英一网打尽。另一方面，他让喇嘛呼音克放火烧掉绥成殿，这样遗诏也可以毁于大火。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不仅让李可秀和白振分别带领军队和侍卫进行，还让自己的私生子、骁骑营的统领和九门提督福康安亲自督办。

不过这一天是星期五，属于伊斯兰教的主麻日或聚礼日，当天香妃要求到宫外的一座大清真寺去礼拜。高宗同意了，但派了许多侍卫将她和她的同胞们分隔开来。在听阿訇讲道时，香妃在清真寺里被刺死去了，据说她是用一把贴身的小刀自杀的。自杀是伊斯兰教义所严禁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极为蹊跷的举动。或许她是在那里被太后或皇后派人秘密杀死的。高宗对香妃的宠爱已经引起了皇后和众多妃嫔的嫉妒，太后对她也很厌恶，在她死后甚至不允许将他的尸体抬进宫中。³⁰³

这一问题已经找不到答案。但当陈家洛听说香妃的死讯后，他在悲恸中将此视为后者对他的示警。他嘱咐同伴携带上涂上毒药的微小暗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天地会成员们按原计划去雍和宫赴宴，但看穿了高宗的布置，他们杀死了企图给他们下毒的太监，并和前来围剿他们的卫士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勇敢之石”章进在战斗被杀。但因为作了充分的准备，形势向有利于天地会的一方面逆转。侠客们挟持了主持围歼的福康安，冲出雍和宫，大胆地攻向紫色禁止之城。“鹰夫妇”陈正德和关明梅首先越过高墙，进入宫廷中，并找到了高宗所在的宫殿。他们想要杀死皇帝，却重演了百年前归辛树夫妇的悲剧，死于大批武术侍卫的围攻下。但高宗也未能及时撤退，就落入随后赶来的陈家洛等人的掌控，并遭到骇人听闻的殴打。御前部队姗姗来迟，只得将宫殿重重包围，局面进入了僵持阶段。

当愤怒的浪潮过去后，天地会方面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明白，如果杀死皇帝，自己也会全军覆没。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和谈判，天地会最终释放了高宗，不过仍然挟持着福康安一起离开北京。他们在城南的陶然亭秘密埋葬了香妃，然后向新疆逃窜。由此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江湖盗匪与皇帝的离奇合作，恢复汉族统治的宏伟计划烟消云散。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这一计划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本人，也并非只是为了争夺香妃而产生的争风吃醋。一年来天地会在各地的扩张，以及陈家洛在新疆公开支持叛乱军队的活动，无不引起高宗的焦虑不安。双方在如何恢复汉族地位的途径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几乎永远也不能相互信任。

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目标本身。与通常所以为的不同，在有史以来皇权最集中的时代，满洲亲贵集团对于高宗并没有致命的阻碍。在精心的安排下，他完全可以抛开他们，主要依赖汉族及汉军旗的官僚进行统治。但是这种改革有其限度，不可能再更进一步，改变清朝的国号，恢复传统的发型和衣服，宣告爱新觉罗家族是血统卑贱的野蛮人，建立陈氏王朝，这些天地会认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却是不可能做到的。高宗所掌握的权力的全部合法性都在于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而非一个汉族大臣的儿子。只要他仍然具有这一合法的身份，他可以进行许多自己喜欢的改革，臣僚们没有政治资源反对他，正如他们无力反对世宗的许多激进改革一样。但一旦他宣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脱离了皇权的保护，再没有什么能保证他的地位，他可能很快会被满族和汉族的臣属们一起从皇位上赶下来。

一个常常被武侠史学者忽略的事实是，在高宗时代，清朝的统治如果不是在民间，至少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已经具有了无须置疑的合法性。清朝是明朝的继承者，是又一个获得并保有天命的历史王朝，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理应忠于它。甚至在康熙时代，这些观念就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来了。³⁰⁴在近百年后只能更加稳固。在儒家的忠君思想面前，民族主义原则并不是最高的。张召重就将忠于皇帝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侍卫首领白振——即使天地会的反叛者们也对此人感到钦佩——因为惭愧自己无力解救皇帝而自杀殉难，从儒家角度来看堪称忠贞。³⁰⁵

因此，即使高宗是和天地会成员一样激进的汉人复国主义者，也不可能战胜比他还要强大的清朝的合法性。如果他要这么做，就不得不把自己置于非法篡位者的地位上而招致毁灭。高宗直觉到了这一根本问题，但对于天地会这却是其视角中的盲点。他们认为人人都憎恨清朝，只是迫于满洲人的武力而被迫服从，这一理解模式距离帝国实际相差甚远。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如果天地会要求的是一种较舒缓的改革，譬如废黜旗人的大部分特权，实现除皇室外满汉关系的平等，允许满汉通婚，是否可能实现？这些的确可能在高宗治下实现，但是与天地会毫无关系。相反，却会导致天地会本身奋斗的目标失去意义，从而让他们自身边缘化，这是天地会的那些激进革命者所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要求皇帝所进行的那种极端形式的革命，最终只能让皇帝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双方的误解与错位中，一次极其珍贵的、改变整个帝国历史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这不是历史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却是最为戏剧性的一次。正如陈家洛在逃离北京的前夜所悲叹的：“无论我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切都像梦中的蝴蝶般飞去不见。”³⁰⁶

第十九章　高宗后期的帝国与武术世界（1759年—1799年）

清廷对武术世界的政策变化

在1758年—1759年高宗和天地会的合作后，继之以双方的激烈冲突，最后的余波是第二年福康安被释放。不过这一点有限的善意并不能缓和彼此的关系，此后高宗与天地会彼此间都深怀敌意。一方面，皇帝无法忘却被江湖盗匪抓获和殴打的耻辱，矢志将其彻底毁灭；另一方面，既然证据已经湮灭，天地会也放弃了拿身世问题继续要挟高宗的打算。已经有太多人知晓内情，这件事也被一些人透露出来，作为对皇室的羞辱。几年之中，有关皇帝身世的谣言四处传播，虽然无人敢在皇帝面前提起，但最后还是被高宗所听闻。皇帝的回答，当然只是加紧了对天地会的镇压。但这一真相仍然通过口耳相传和野史笔记流传了下来，并由近年的科研获得证实。³⁰⁷

在天地会闯宫事件后的几天，名义上获得兵权的几位亲王纷纷提交报告，以北京地区治安不宁为由请罪，请皇帝收回八旗的军事统辖权，高宗对此欣然同意。另一方面，他不惜代价焚毁了所谓的世宗遗诏后，孝圣太后已经没有制衡他的手段，但高宗既然与天地会决裂而安于爱新觉罗子孙的地位，太后最大的担忧也就自然消除了。皇帝与太后的关系逐渐修复，太后本人安然活到1777年才去世。另一方面，高宗对十六岁就死去的香妃一直念念不忘，他下令要求刚被征服的回部再选送一名妃子。于是第二年，和卓家族的另一个年轻女人霍-法蒂玛（Khoja Fatima，1734年—1788年）被送到北京，她出自与霍集占关系较远的另一支系，但同样美丽动人。法蒂玛很快赢得了高宗的欢心，她被册封为容妃，享受了中国宫廷的奢华和皇帝多年的荣宠。

1759年事件还有其他方面的遗留后果。此后的高宗开始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白振死后，他身边不敢再采用汉族武术家作为侍卫。而全部选用满蒙的武术侍卫和西藏地区的僧侣，在被中国武术文化影响了多个世纪后，他们的武术造诣也是颇为可观的。高宗最为倚重的是黑龙门的武术高手海兰弼，他本来是鄂温克族人，但在和卓之乱中表现出色，高宗授以“巴图鲁”勇号，让他进入镶黄旗担任佐领，并留在自己身边担任头等侍卫。此人挫败了多次天地会及其党羽试图行刺皇帝的阴谋。³⁰⁸1767年之后，海兰弼被派到南方去征讨缅甸，高宗又命他的同门师兄德布为宫廷侍卫之首。

高宗极端忌讳提及一切与1758年密约有关事件的行为，在1765年，高宗再次南巡到杭州时，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不慎提及他被天地会俘虏之事，立即被打入冷宫，从此失宠。³⁰⁹高宗还怀疑汉族士人们在文章和诗歌中对自己的血统进行讥讽，或者劝谕自己重拾汉人的身份，复兴昔日的汉族王朝，因此满汉关系成为他最忌讳的敏感点，他开始对一切周遭的迹象都狐疑不已，要求属下的臣僚拿着放大镜检验一切文字，极力查找各种蛛丝马迹，并加以严厉惩处，由此产生了大量恶名昭著的思想迫害或“文字监狱”案件。许多文人事实上并无吕留良式的反满观念，仅仅因为文字上偶然的歧义就被严酷处死。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写到“清”或者“明”或者“胡”等常用的词语时，都会感到莫名战栗。

当然，更严厉的镇压还是针对武术世界的。清廷开始彻查天地会或红花会在社会底层植根于家族势力和行业工会的关系网络，试图将他们连根拔起。自从1759年的事变后，天地会将总舵迁往天山，距离昔日“儿童婆婆”在缥缈峰的宫殿遗址相去不远。由于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当地的有限清军拿他们无能为力，在刚刚建立统治的新疆地区，为了一个帮会的几个首脑进行大规模围剿，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是不可行的。然而天地会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内地其他省份的天地会组织中大部分被一网打尽，剩余部分因为难以和总部联系，不得不各自为政，导致了此后天地会的分崩离析。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天地会的总部因为远离了中国本部，居住在回部居民之间，他们代表汉族民众的合法性无形中被削弱了。另外，在香妃死后，陈家洛为了缅怀她，不顾文泰来和徐天宏等人的劝诫，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宗教老师据说正是著名的阿凡提。³¹⁰他随后与霍青桐结婚，在师长和妻子的影响下，他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像一个维吾尔穆斯林，这是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仅仅几年之后，天地会的总部就逐渐从武术世界中被边缘化了。

陈家洛的授业老师袁士霄在听说鹰夫妇，特别是曾是他前任女友的关明梅惨死后，感到极为悲恸，此后心灰意懒，一直隐居不出。陆菲青不愿意随天地会躲在天山，他返回武当山的真武神庙，宣誓成为一名道教修士，称号为“无青子”，掌管了马真死后一盘散沙的武当。在数世纪前门派政治的鼎盛时期，武当掌门的显赫地位本可以大有所为，但在18世纪中叶，门派本身早已衰落，门人弟子们各行其是，无法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活动。陆菲青只能以道教修士的身份祭祀神灵和教授学徒，长年蛰伏不出。

不过，将这一时期清廷对武术世界的政策都归结为严酷镇压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清帝国的手腕变得更为精细而多元化。与整个武术世界为敌既缺乏效率也招来危险，哪怕仅仅为了镇压武术世界的叛乱分子，也需要相当多的合作者。因此在18世纪60年代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许多知名武术家都被吸收进了清政府，担任有分量的官职，而其中主其事者就是曾被红花会所劫持的福康安。

天地会虽然劫持过福康安，但并没有对他进行人身伤害甚至过多虐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的重要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陈家洛的亲侄子，特别是二人面貌的相似，使得其他天地会成员不免有心理上的敬畏感。总之，福康安在1760年毫发无伤地被释放回北京。这段经历给这位显赫的年轻贵族造成了心理阴影，也助长了他对武术世界的好奇。

不久后，福康安主动向高宗请缨，要负责官方此后对武术世界的行动，其最终目的是将这一蕴含潜在巨大危险的社会领域彻底驯服。此后几年中，他招揽了许多武术精英，组建起超过六十人的、阵容强大的武术家集团，包括太极门的陈禹、少林的古般若、南方天龙门的殷仲翔和雷电门的褚轰等知名人物。³¹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个颇具声望的门派的掌门人：八极门的掌门人秦耐之、八卦门的王剑英和鹰爪雁行门的周铁鹪。武术家们大都被授予了校尉以上的武职，几位掌门人更被赋予了参将级别的品衔。武术家们不仅保护了福康安的安全，也令清廷对武术世界拥有详细的了解，得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或许是因为在天地会时和骆冰等人的接触，福康安对女武术家也有非常的兴趣。在1765年春，在福康安南下为高宗南巡作预备时，他在山东武定邂逅了一位镖师的女儿马春花并引诱了她，马春花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私生子，即福尔康，福尔泰。数年后他派人将马春花及其两个儿子接到北京，一度十分宠爱。不过他的母亲对此十分厌恶，不久后就下令赐死了马春花。

福康安的武术家集团令他得以将触手伸到武术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两栖性的武术家群体作为中介，许多名义上与官方无关的武术势力都成为清廷的合作者，其中一项重大成是田虎所创立的天龙门，在这一时期的掌门人田归农和清廷一直有秘密往来。此人与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密切相关。在论及此次大会之前，需要先了解若干背景事件。

胡苗范田家族的仇杀

如上文所提到的，苗范田诸家族自清初以来就是汉人复国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与胡逸之后代的反复仇杀损耗了他们的实力。自18世纪40年代后，随着天地会的复兴，范统家族领导下的“兴汉”丐帮由于和天地会的旧联盟也再度兴起。这一古老帮会被范家把持，式微已久，但仍然有深厚的势力基础，并以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受到武术世界的崇敬。另外，苗美的后裔苗人凤（1720年1780年）是一名罕见的武术天才，被称为“金面的佛陀（Golden Face Budha）”，自称“打遍全国，永不失败”。“没有尘埃”修士曾经叫嚣要和他较量，但后来也偃旗息鼓。苗人凤并没有公开竖起反清的旗帜，但他暗中相助他的朋友、武术造诣相对平庸的丐帮帮主范七进行了多次反清活动。

天龙门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这一历史不长的门派在田虎自杀后，由于对掌门之位的争夺而分裂为南北两支，北方天龙门仍然由田虎的后裔掌管，而南方天龙门则被新崛起的殷氏家族把持。南北天龙门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斗。此后，反清立场被淡化了，在田安豹、田归农父子在位时期，其更大的精力用来对付南方天龙门。不过，他们很快又卷入了和胡氏家族的仇杀中。

在1730年代，胡逸之的后裔胡一刀出现在辽东的长白山，这一地区自顺治时代后就禁止汉族居民进入，但也因为人丁稀少成为若干武术人士们活动的场所。在长白山的玉笔峰上，一位武术家富豪杜希孟建立了一座远离尘嚣的城堡，用以寻找据说在附近的李自成宝藏。胡氏家族的后裔对宝藏也很感兴趣，几代人都经常在长白山寻觅，然而胡氏家族只有胡逸之的含糊口述，没有详细的图示，一直找不到宝藏。相反，田安豹和苗人凤之父通过手上的军刀和地图，在1740年左右率先找到了胡逸之埋藏宝藏的洞窟，但二人很快因为宝藏的归属发生争执，在洞窟中相互斗殴，导致一起惨死。这一时期，胡一刀在辽东因为杀死了不少满清官吏，已经拥有了颇有争议的名声，他们的失踪被亲人们根据家族的宿怨归结到胡一刀的头上。

胡一刀当然不愿意蒙受这种冤屈。他在仔细寻觅后，在山中发现了田安豹的踪迹，并追踪到李自成宝藏所在的洞窟中，惊喜地发现这就是他寻觅多年的目标，在追查宝藏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杜希孟的表妹并与之成婚，但向杜希孟透露宝藏的信息。如今拥有宝藏意味着可以有大笔资金投入反清事业，这正是自胡逸之以来的历代祖先所追寻的鹄的。不过令胡一刀头疼的是，他并没有多少追随者，还面临苗田家族及其盟友丐帮的仇杀。特别是武术声名更胜于他的苗人凤，此人多年来一直想要杀死他为其父亲复仇。

在发现田安豹和苗父的遗体后，胡一刀的计划是首先向苗人凤等人说明二人失踪的真相，在达成和解后，各方面可以合作将宝藏投入反清的事业。在他看来各方面拥有反清的共同目标，误会不难化解。由于苗田二人是以一种极为不绅士的方式死去的，所以他打算当面向苗人凤和田归农解释原委，并约他们于1752年初在沧州会面。为了表示没有敌意，也因为不放心抛下怀孕的妻子，他带了妻子一同前往。

虽然拥有良好的初衷，不过当苗人凤和田归农收到邀请时，却将此视为猖狂的挑战。田归农和范七纠集人众，首先来到沧州。田归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在他父亲失踪后掌管了北方天龙门，不过威望却远不如他的世交苗人凤，势力也不及全国性的丐帮，为了尽快壮大自己的势力，田归农结识了恶名昭著的饮马川匪帮首领陶百岁，二人一同进行了许多劫掠勾当，令田归农捞取了不少本钱范七也不甘自己被苗人凤压倒，决意撇开苗人凤单独行动，他们想依靠人数优势率先杀死胡一刀。因此在刚见到胡一刀时就发生了围攻战，但却耻辱地被胡一刀夫妇击退。胡一刀安然住下，他的妻子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胡斐。

当苗人凤到来后，情况就变得不同。苗人凤展示了高深的武学造诣，斥责了田归农等人，并邀约胡一刀进行公平比试。为了避免当面的误会，胡一刀请人送信给苗人凤，其中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但被田归农从中拦截。田归农现在对苗人凤和胡一刀和充满憎恶。他指望二人都在决斗中死去，这样在事后自己可以独自去取得宝藏。怀着这样的目的，他收买了给胡一刀妻子接生的医生阎基，在二人的刀剑上涂抹毒药：如果二人都被对方所伤，就会一起被毒死。

因此，胡一刀和苗人凤的决斗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决斗拖得很长，进行了五天之久。双方相互尊敬，本来可能达成和解，但最终胡一刀被苗人凤刺伤并中了毒，在很短时间内就死亡了。苗人凤却没有受到重创。胡一刀的妻子此时得了产后忧郁症，又被丈夫延长的决斗所折磨，受到丈夫被杀的刺激后，她意外地抛下儿子，追随丈夫自杀而死，导致场面一片混乱。田归农打算连胡一刀之子胡斐一起杀死，但孩子却被胡一刀的忠仆平四所救走。而胡氏夫妇在房中的珠宝，以及胡家刀法的一小部分，则被火中取栗的阎基趁乱盗走了。

对于胡一刀中毒而死这一蹊跷事件，苗人凤不可能毫无怀疑，他向田归农询问，但圆滑的田归农令他找不到任何证据。此后苗人凤疏远了田归农，但和范七还保持往来。在1762年他和一位出身官宦家庭的美丽女孩南兰结婚，他们的女儿苗若兰在第二年出生。田归农对于闯王宝藏的地图一直很感兴趣，希望和苗人凤恢复关系，得知这一信息后就去拜访他，向他道贺。不过他发现苗人凤和他的妻子关系十分糟糕，于是田归农改变了策略，在1765年诱拐了他的妻子南兰投向自己，然后一起逃走。他以这种方式羞辱了苗人凤，但也让自己陷入巨大的危险。不久后他沮丧地发现，南兰对所谓的宝藏地图也一无所知。

自1763年起，田归农秘密和福康安建立了联系渠道。他利用和清政府的关系，帮助清廷掌握了一些丐帮的重要情报，令后者的反清活动大受打击。田归农还打算借助官方的力量逮捕苗人凤这一危险分子，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幸运的是，或许是担心丑闻外泄，或许是因为南兰在田归农的手中苗人凤也一直没有向他下手。

田归农并非唯一的合作者，三才剑的掌门人，在湖南享有盛誉的武术家汤沛是陈永华之后武术世界最著名的交际家，和多个门派帮会保持友好关系，被称为“让七个省份受惠的甘甜雨水（The Sweet Rain That Benefits Seven Provinces）”。此人表面上和官方之间相对疏远，不过在18世纪60年代，却暗中和福康安的帅府之间建立了试探性的联系。

在18世纪60年代后，武术世界的反清运动逐渐陷入了低谷，除了清朝的直接镇压行径外，更不可忽视的是其怀柔政策。许多武术家公开地加入了为清廷效劳的行列，另一些人在暗中与之私通款曲。即使陆菲青和苗人凤这样一向对满洲人的统治表示厌恶的武术大师，为了避免麻烦也不愿直接投身抵抗运动。对武术世界的治理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高宗和福康安并不因此满足。为了实现彻底驯化武术世界的意图，在1769年，福康安召开了著名的全国掌门人会议。

全国掌门人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全国掌门人会议的设想可以追溯到1768年，当年春天，福建的一名天地会下层首领卢茂发起暴动，被清廷镇压下去，数百人被捕。³¹²同时在浙江也发生了剪人辫子的大众恐慌事件，据称是范七领导下的丐帮分子所为。³¹³这些事件让清廷意识到，虽然大规模的起义和暴乱暂时消失了，但那些叛乱帮会的魅影并没有，也不会因为强力镇压而绝迹。目前需要改弦更张，采用更为积极的治理措施。在当年福康安呈递给高宗的一份奏折中提到：

……武艺之士自恃多力，桀骜为乱，而卒倾天下，史不绝书。金有全真丐帮之乱，遂亡于元，元有明教白莲之患，遂亡于明，迄于明末，巨盗纷起，游侠奇士多为闯贼羽翼，而明旋亡。本朝自定鼎以来，海内奸邪，歃血以盟，跨州连郡，社稷几危，赖圣祖仁皇帝神机睿发，世宗宪皇帝烛照如神，诛陈永华于海东，斩甘凤池于江南，盗首伏诛，四海粗安。自皇上即位以来，多加整肃，神威圣武，迈于先帝，故犁庭扫穴则屠龙帮瓦解于前，雷震电击则红花会远窜于后。然根本未除，隐患犹在，若不预为筹谋，异日恐有风尘之警。奴才窃思，会门之本在武人，武人之本在武道，武道之本在门派。夫门派之传，由来有自，大者数十，小者千百，不可卒废。昔秦皇之集方士，汉武之徙豪侠，慑以刑杀，诱以功名，遂奏显效。奴才敢请皇上广诏天下，聚诸门派首脑于京师，进退陟罚，各依其序。诸门各派既受朝廷名爵，录在简册，为有司绳墨，则天下武学之本如置诸掌中，纲举目张，无不随心也。

这一设想的实质是由政府主持召开掌门人会议，从而将武术门派完全纳入国家行政的管理体系中，从根本上杜绝反清帮会的存在空间。福康安的想法很快得到了高宗的首肯，他批示道：

知道了。你的心思甚好，此事给你全权，放手去做。朝廷本不吝惜名器，少林武当素称大派，且少林素性恭顺，武当张召重亦忠勤王事，当加叙封，以为奖掖。其他门派，你看着有好的，可加提拔优待，有不好的，也要留意。然天地会、丐帮等本朝严禁的乱党，扰乱国家的巨蠧，罪恶滔天，绝不可恕，若查得其谋逆踪迹，必加剿灭，以示本朝绝不姑息匪人。³¹⁴

经过半年左右的筹备，在1769年初，福康安以其帅府的名义向各门派发出了正式邀请，大约有140个门派接受邀请后前往北京，武当、少林等主要门派也在其列。

各门派的掌门人不会不清楚，参与这次会议就意味着愿意服从清廷。对于许多门派来说，这还是它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参与一个由国家机构主持的会议。考虑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武术世界主流和清帝国之间长期的敌视关系，这一点是颇为费解的。为什么主要门派都会在这一时期成为清廷的合作者？

这一点不能仅仅视之为国家暴力威胁下的妥协，事实上这反映出武术世界内部深刻的权力变迁。门派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主宰者是由出身不同门派的武术家自由联合的帮会，这一变动的潮流对各门派内部有深远的影响。门派对其成员的人身束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松动或者解除，昔日的成员不再和母派联系，甚至创立其他分支。例证不胜枚举：源出于武当的太极门在明代末期由陈王廷所创立，对张三丰的太极武术有所改进，此后很快又分裂成温州太极门和广平太极门等多个南北支系。³¹⁵八卦门的商剑鸣学艺后就回到他在武定县的老家，在当地以“八卦刀”自居，但和母派几乎毫无往来。华山派在15世纪后期的分裂中产生了所谓的西岳华拳门，即使在其主干内部，在穆人清之后，归辛树支系的弟子也不再服从黄真和冯难敌的命令，最终变成多个毫无影响力的小宗派。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门派主干的萎缩：显赫数个世纪的武当派，经历了17世纪中期的激烈内斗后，在18世纪初只有三四个主要成员；另一个曾经显赫的大门派昆仑，母派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消失了，在18世纪后只剩下称为“昆仑刀”的若干旁支。一些仍然试图维持自身统一性的门派，如果不被特定家族控制的话，就不免被其成员的分裂和内斗所困扰：如天龙门在十七世纪末分裂为田氏家族控制的北宗和殷氏家族控制的南宗，少林韦陀门在掌门人万鹤声死后，三个弟子就为了掌门的地位发生内斗，最后由他多年不相往来的师弟刘鹤真夺得了掌门之位，但这些弟子也不愿意受他的约束。³¹⁶

在这一背景下，大部分仍然幸存门派的掌门人愿意参加清廷举办的掌门人会议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外在方面，一个门派获得官方的承认意味着门派具有了合法地位，有助于其自身在武术世界的声望和发展；从内在角度上看，参加会议的掌门人对其他成员则具有被官方承认的统治权，这重光环或许可以让已经衰落的掌门人制度重新获得权威。因而，虽然掌门人们并非不清楚官方的意图，但仍然难以拒绝这次会议的诱惑。

因此，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并非只是出于无知或恐惧，而在实质上应该视为官方和诸门派之间的利益交换。官方打破了中华帝国对武术世界持续千年的沉默，承认他们的合法存在和权益，但要求加以管理；而各门派则部分放弃自身的独立性，重建以掌门人为核心的权力机制，以获得对武术世界下游的掌控。在此，反对满洲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口号，无论如何敌不过门派自身的现实需要。因此掌门人们大部分都站在了清廷一边，虽然绝非是毫无疑虑的。

嵩山少林自晦聪的时代就和清廷保持了暧昧关系，由于圣祖时代的加封，它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半官方的门派。清廷也维持了两手政策：在对南少林叛乱分子毫不留情地镇压的同时，对北少林则加以优待。事实上，少林和清廷的关系密切得异乎寻常，在1750年，高宗南巡时，甚至在少林寺住过几天。³¹⁷福康安有理由期待少林方面的合作，其掌门人大智方丈也立即答应来北京。不过，由于多年内乱，清廷对武当的情况就不那么了解，也不知道其掌门无青子曾是反清的顽固分子陆菲青。陆菲青已经年纪老迈，不想再为孱弱的武当招惹事端，他也答应到北京与会。但他打定了主意：如果可能就加以破坏。

当然，所有的门派都愿意参与会议。传统上在武术世界秩序中被认为是第三位的门派峨嵋则和天地会往来极为密切，一位德高望重的修女长老甚至在新疆为天地会培训年轻的武术家，其门派接到邀请后谢绝与会。官方对此保持沉默，但峨嵋山此后被严格监控。

峨嵋的青年修女圆性，属于天地会在新疆培养的新一代武术精英，1769年初，当她在华南为天地会刺探情报时，首先知悉了会议的消息，并火速报告给天地会在新疆的总部。圆性还亲自对会议的前期准备加以破坏，她具有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高明武术，通晓许多门派的秘传技艺，对愿意和清廷合作的门派都深感痛恨。似乎为了和其修女身份形成反差，她打扮成一个浓妆艳抹的世俗女孩，自称“紫色衣服的猿猴”，多次儿戏般地要求和许多门派的掌门人比武，击败他们并逼迫他们将掌门的权力让渡给自己。她成功地攫取了少林韦陀门、八仙剑和九龙鞭等九个小门派的掌门信物，号称“九个半门派的联合掌门”，以此对掌门人会议进行嘲弄。

胡一刀之子胡斐此时刚刚成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他的“大旅行（grand tour）”，他在1765年帮助过赵半山，深为他所器重；赵半山期待他也能加盟天地会，所以要求圆性去找到胡斐，赠送给他一匹骏马。胡斐虽然没有加入圆性的行动，但对圆性本人却深深着迷。圆性邀请他一起参与抢夺掌门人的行动，不过胡斐对其他门派的武术了解有限，无法仿效圆性的行动。

虽然令人瞩目，但圆性的举动亦可说是相当愚蠢的。她作为“联合掌门”的地位在武术世界史上从未被承认过，这些门派之间毫无联系，她对各门派仅仅是用武力威慑，但没有取得任何管理权，其名义上的门人甚至不知道这位总掌门的真实身份。显而易见，这一头衔除了让这些门派难堪，并令武术世界感到恐慌外，并没有任何意义。圆性做法的唯一后果，只是在其身份曝光后，增加了天地会试图吞并所有门派的谣言，而令半个武术世界都变成天地会的敌人。

福康安本拟以官方名义，赐封少林、武当、峨嵋和昆仑四个门派以“四大门派”的头衔，不过峨嵋既然拒绝与会，而昆仑又已四分五裂，这一名单就不得不加以变动。他考虑过传说中武术无与伦比的苗人凤，此人也可视为苗家剑这一剑术流派的掌门人，福康安本来打算邀请他与会，但被田归农劝阻了，田归农告诉他，苗人凤这一危险的潜在叛乱分子不仅不会答应与会，可能还会对大会加以破坏。田归农建议他不如除掉苗人凤，以保障会议的进行。福康安听取了这一建议并派遣几名武术家和田归农一起去控制苗人凤。田归农送给苗人凤一封信函，在上面沾有有毒物质，导致苗人凤双目失明，然后加以围攻。但由于胡斐的赶到救援，这次行动仍然以失败告终。胡斐又找来了一名精研医术的毒药专家程灵素，请她医治了苗人凤。但在苗人凤的视力恢复前，他和程灵素就离开了，从而双方并未真正见面。³¹⁸

田归农对武术世界第一高手的冒险围攻不能说完全失败：苗人凤被迫隐居养病，从而阻止了此人可能对会议进行的干扰。此后名声仅次于苗人凤的汤沛在福康安的帅府活动，让自己被选为与少林武当并列的资深掌门人；最后，在高宗的批示下，刚刚从缅甸战场回来的海兰弼作为黑龙门的掌门人也与之并列，成为所谓的四大掌门人，即四位掌门人的领袖，他们被预定为会议的特殊嘉宾和裁判。

掌门人会议的过程及后果

在1769年9月21日，亦即按华历算法天地会发动的北京暴动之后十周年，全国掌门人会议如期召开，大约有140个门派的掌门人接受邀请，除去因被圆性剥夺了掌门之位及其他原因而无法与会者，仍有124位掌门人参加了这次聚会，根据查良镛博士的估计，这大约是当时门派总数的一半左右，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加上他们的门人和随从，实际与会者大概有五百人之多。连当时的与会者胡斐都对此数量感到惊讶。³¹⁹

掌门人们认为会议的目的只是登记各门派的情况并与清廷建立关系，这未免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高宗御赐了八只刻有龙浮雕的玉杯，八只凤凰浮雕的金杯和八只鲤鱼浮雕的银杯，作为对各门派的赏赐，大智、无青子、汤沛和海兰弼四位掌门首领一人得到了一只价值最高的玉杯，其余的则需要通过武术比拼来争夺。武术家们普遍认为龙纹的玉杯之外，获得金杯和银杯都毫无意义，只能证明自己门派的次等地位。查良镛指出这是蓄意挑起各门派的争端。³²⁰但清廷可以辩解：通过武术的格斗得到崇高荣誉乃是武术世界自华山的剑术比赛活动甚至更早时期以来的传统，官方只是为此提供了一个平台。另外，朝廷方面也的确需要选拔出武术过硬的门派，与之建立稳固的关系，去选拔人才，应对天地会和丐帮的挑战。

但在会场进行的角逐并非是公平的。天龙门显然是内定的优待对象，连福康安也对田归农表现出特别的态度，田归农拥有从李自成那里传下来的一把宝刀，占据了很大优势；而身为裁判的汤沛则接受了五虎门凤天南的贿赂，秘密发射一种银针帮助他获胜。另外，由于规则的疏漏，让并非以武术取胜的药王门掌门人石万嗔凭借研制的生物化学的毒剂也占据了一席之地，无人敢于向这位“毒药之王（King of Venoms）”挑战。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比赛多次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昆仑刀的掌门人西灵修士，本来认为自己是昆仑派的嫡传，有资格获得玉杯，但被诸多力量所排挤，并未出手就不得不黯然下场。

更为麻烦的是天地会的袭击。福康安再一次低估了这些宿敌的力量。此时天地会的精锐力量已经赶到会场附近，首先是陈家洛的书记心砚混进会场进行侦查，随后“黑白死神”常赫志和常伯志兄弟赫然闯入会场，向武术世界致意，随即逃走。由于福康安本人在场，王剑英、秦耐之和周铁鹪等武术精英必须以保护他为重心，反而令常氏兄弟有脱身的可能。但心砚就此而得意忘形，大摇大摆地扰乱会场，在“红娘子”的后人、五湖门的美女掌门人桑飞虹面前卖弄，导致被海兰弼和汤沛所擒。天地会遂大举出击，赵半山和石双英等人闯入会场，在陆菲青的暗中配合下救走了心砚。福康安对此十分恼怒，但仍然要求比赛继续下去。

青年胡斐和他的女友程灵素也以虚假的身份混入会场。胡斐认为以自己过人的武术造诣，大可以轻松地破坏会议，他向凤天南挑战，但被汤沛用银针击中而很快倒下。程灵素的手段则更为巧妙。她是药王门原掌门人无嗔的得意学生，是一名精研药物学和毒理学的女科学家，她对石万嗔僭称掌门人的行径大感愤慨，决意加以惩治，她借会场上的混乱在玉杯上喷洒了一种从蝎子体内提炼毒液制成的药粉，能够令人感到灼热和刺痛。在会议最后的赐杯仪式中，因为这种恶作剧，让接到杯子的掌门人们都将它摔碎了。

这一事变在任何人的意料之外，不过圆性适时赶到，宣称汤沛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正是此人一直以来和天地会勾结，蓄意在会场捣乱。福康安对汤沛这一长袖善舞的交际家本来缺乏信任，立即命海兰弼去逮捕他。当海兰弼和汤沛发生搏斗时，拜程灵素所赐，大部分人出现了轻微中毒的症状，导致会场的全面混乱，有谣言说福康安打算毒死所有的人，于是导致群体性恐慌，人们纷纷逃走。由此结束了武术世界的第一次官方主办的重大会议，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武侠史上最后一次大会。³²¹

在掌门人全部一逃而空后，福康安不敢隐瞒，随即向高宗报告了这次事件。高宗感到自己再次受到羞辱，同时也感到恐慌，让他最为信任的海兰弼留在身边保护自己，同时命令侍卫总管德布率领几十名精锐的武术侍卫环城搜索。当天的午夜，在城外的陶然亭，德布等人发现了天地会的聚会。不过这对他来说并非幸运，因为陈家洛等天地会武术精英、陆菲青和胡斐等人都在这里悼念香妃，实力远超过这些武术侍卫。德布一行被打得大败，狼狈逃窜。当他返回宫廷后，还试图对此保密，以顾全自己的名誉。但很快被他的同僚秘密告发，高宗勃然大怒，将德布逮捕下狱。但此时陈家洛等人早已逃走，并抓走了福康安和马春花的孪生子福尔康和福尔泰，作为对福康安的示威。

虽然再一次戏弄了清廷，然而天地会也无法将掌门人会议当成自己的胜利。诚然，清帝国失去了掌控武术世界的机会，甚至这么做的兴趣，武术世界却并不因此感谢天地会。虽然有福康安企图毒死所有在场掌门人的谣言，但事后大部分人安然无恙，证明这并非不可解的毒药，当掌门人们逃走时，福康安也并未布置重兵加以拦截。当人们冷静下来后，这种说法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既然人们亲眼看到心砚和常氏兄弟等天地会要员在会场捣乱，不能不想到是和清廷为敌的天地会为了打断这次会议而不惜毒害自己，为此许多武术势力对天地会感到不满。不久后，圆性真实身份的披露更令天地会成为众矢之的。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天地会竭力向武术世界证明全国掌门人会议是清廷精心布置的阴谋。但掌门人们仍然对与官方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即使要付出若干代价。现在由于清廷不再信任武术世界，这一前景再也不可能变成现实了，天地会的行径无疑损害了各门派及其掌门人的利益，因而也为他们深深憎恶。

另外，这次会议上的武术比拼中导致了多位掌门人的死伤，这成为日后武术世界多次仇杀和动荡的根源。正如查良镛所指出的：

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武林中反清义举此起彼伏，百余年来始终不能平服，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武林人士自相残杀之风大盛，顾不到再来反清，使清廷去了一大隐忧。虽然原因多般，但这次天下掌门人大会实是一大主因。后来武林中有识之士出力调解弥缝，仍是难使各家各派泯却仇怨。不明白福康安这个大阴谋之人，还道满清气运方盛，草莽英雄自相攻杀，乃天数使然。³²²

就此而言，帝国官方召开的这次掌门人大会已经达到了其基本目的。尽管查良镛在此没有明确提到天地会或红花会，但是各武术门派和天地会之间相互的疏远，也是日益明显的趋势。在武术世界达成统一反清联盟的前景，如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渺茫了。

1780年的玉笔峰之役

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虽然以天地会的捣乱而意外终止，但从长时段来看，仍然对武术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整个武术世界的反清浪潮。另外这一会议还催生了一个意外的副产品：在1773年，高宗将福康安提议整顿武术世界的手腕略加以改动后，搬到帝国的文化事业上来：他宣布要编撰一部《四个宝库的完全图书》（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征集全国的知名文人对古代和近代的著作进行遴选。这一浩大工程直到1784年才基本完成，选出了3461部官方认为有价值的书籍加以刊印，同时也禁毁和删改了近三千本书籍，并连带引发了多次文字迫害案件。通过这种方式，文化领域被帝国有力地控制，任何异端思想都被钳制了。

当然，高宗和福康安也没有对武术世界的反叛势力放松。天地会在第二次入京突袭后，再次逃回新疆，并陷入沉寂。然而清廷仍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1770年，福建的李少敏、蔡乌强等天地会骨干匆匆发动起义，又被镇压而死，天地会远在天山的总部由于路途遥远，完全不及救援。³²³

此后的清廷又将目标转向范七领导下的丐帮。这一帮会长期以来以“兴汉”自命，范七甚至模仿当年的“北方乞丐”洪七的名字，想要仿效这位丐帮历史上最著名的领导人。范七对剃发令深恶痛绝，在他的治下丐帮发展出了这样一种游击策略：派遣一些活跃分子在街上剪人的辫子，以代表对清朝的反叛。但这种举动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将普通的中国居民置入了巨大的危险中，他们将此视为夺人魂魄的妖术，因此掀起了所谓的妖术恐慌。³²⁴高宗遂命各省官员对乞丐和游方僧人等可疑人群大加抓捕，各地民众也对这些人群严加防范，导致丐帮损失重大。

清剿丐帮的事务最初也是由福康安负责。不过从1773年到1777年，福康安被派遣到四川西北去征讨金川的少数民族叛乱者，无力再腾出手对付武术世界，高宗遂将这一任务交给德布之后的新任领内侍卫大臣赛尚鄂。在1775年后，早已衰落的丐帮在帝国的持续打压下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在1780年春，由于田归农暗中的通风报信，赛尚鄂破获了丐帮在河南开封的总部，抓获了帮主范七本人，此后的丐帮残部四分五裂，不再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存在。

田归农劝说赛尚鄂先不要处死范七，而用他来做诱饵来对付他的死敌苗人凤。对于抓获号称“打遍全国，永不失败”的苗人凤，赛尚鄂也跃跃欲试，他将范七被捕和关押地点的消息广为传播，希望让苗人凤上钩。苗人凤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果然决定前去北京营救这位世交。据说苗人凤一个人闯进了帝国的最高监狱，杀死了十多个侍卫，连赛尚鄂也被他的快剑刺伤。不过在清廷的严防下，苗人凤最终还是没能救走范七，只能先行撤走。反讽的是，不久后，范七在赛尚鄂的柔性攻势下向他屈服了，并且和田归农一样秘密投诚于清廷，赛尚鄂遂打算继续利用这张王牌来对付苗人凤。

此时胡斐在辽东的崛起也同样令赛尚鄂头疼。在1769年的战役后，胡斐的女友程灵素在和石万嗔的毒理学比赛中死去了，石万嗔也被毒瞎了眼睛，很快就死于福康安手下武士的围攻。胡斐和圆性同样也被围攻，以至于几乎丧命，但最后杀出了包围圈。胡斐向圆性表白，但圆性告诉他自己矢志献身佛教，成为一名修女，然后返回了新疆。

胡斐对圆性念念不忘，不久又启程去新疆找她。但圆性拒绝再见他，并很快和她的老师一起回到峨嵋，在导师死去后，圆性接管了衰败的峨嵋，并一直活到19世纪初。但圆性因为抢夺掌门人的恶劣行径而臭名昭著，为峨嵋招致了许多仇杀，导致这一郭襄创立的门派在下一个世纪完全湮没不见。

在新疆时，赵半山邀请胡斐加入天地会，不过胡斐因为和圆性的感情纠纷，而且目睹了天地会的僵化，所以婉言谢绝。大约一年后，他带着马春花的儿子福尔康和福尔泰离开新疆，返回自己的故乡辽东，在长白山一带活动，后来获得了“雪山上的飞翔狐狸（Flying Fox over Snowy Mountains）”这一美称。虽然胡斐个人的活动对清朝并没有致命威胁，但满洲祖地被汉族武术家所扰乱，也是清廷所不能忍受的。福康安从1777到1780年任吉林和奉天将军，在这段时间负责清剿辽东的武术势力，并将对付胡斐作为重点，赛尚鄂也被委派去协助他。

本来在长白山地区的唯一武术势力，是杜希孟在玉笔峰上建立的城堡，此人是胡一刀妻子的表兄，在胡一刀死后，平四曾经带着年幼的胡斐去投奔他，但被他赶走。当苗人凤到访后，杜希孟又以胡一刀的好友面目出现，获取了苗人凤的好感和友谊。随着胡斐的崛起，杜希孟也感到了威胁。胡斐约杜希孟见面，杜希孟为此焦虑不安，此时赛尚鄂找上门来，请他协助官方抓捕胡斐和苗人凤，并许以丰厚的报酬，这正是杜希孟所希望的。但苗人凤对此毫不知情，在营救范七时，他为了安全起见，还将女儿送到杜希孟的家中暂住。

赛尚鄂制定了一箭双雕的计划：首先让杜希孟夸大胡斐的威胁，请求苗人凤尽快前来相助，另外再以对付胡斐为名，邀请一批暗中听命于清廷的武术精英一同到来，这样就可以伺机发动奇袭，将苗人凤擒获。在整个计划中，杜希孟和范七是最重要的两枚棋子。杜希孟亲自去迎接苗人凤，以保证他能如期抵达。而范七则可以给他以致命的一击。

田归农本来也参与了这一筹划，并主动向赛尚鄂献上闯王宝藏的秘密。这一慷慨的奉献是因为他本人正面临着很多烦恼，他的独生女儿田青文已经成人，攸需婚配，田归农本来想把她嫁给自己的得意弟子曹云奇，但他太过依赖陶百岁所带领的饮马川盗匪，必须用联姻笼络他们，所以让田青文和陶百岁之子陶子安订婚，这引起了曹云奇的不满；田归农打算让曹云奇继任掌门人，也令他的师弟阮士中妒火中烧，告诉他曹云奇早已经和田青文私通；并且，南宗和北宗天龙门交接闯王军刀的日期即将到来，田归农却并不情愿交出宝刀，这样就面临着和南宗决裂的危险。而胡斐，从平四那里知道了田归农害死自己父亲的事情后，也来找他复仇。

在此时，他的妻子或苗人凤的前妻南兰在不久前去世了。苗人凤知道此事后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地图就藏在南兰的珠钗中，并当他的面取回了珠钗。这样一来找到宝藏就希望渺茫了。这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田归农于4月初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在他死后，刻有宝藏秘密的军刀被他的女婿陶子安在混乱中盗走。

天龙门认为是陶子安杀死了田归农，并盗走了宝刀。新任掌门人曹云奇和阮士中以及南宗的掌门人殷吉等人尽管各怀鬼胎，但仍一起出动，去追击饮马川的盗匪。在4月20日，他们在乌兰山玉笔峰附近追上了潜逃的饮马川人众。正当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一位叫宝树的僧侣出现。此人正是当年沧州胡一刀之死的目击者阎基，并因为抢走了胡一刀刀谱的头几页而也成为一名颇有成就的武术家，此时他被杜希孟邀请前往玉笔峰，他也带去了天龙门和饮马川的人马，在那里他们和苗人凤的女儿苗若兰会面。

因此在玉笔城堡中，真相被一一揭穿。宝树、阮士中、殷吉和陶百岁父子暂时化敌为友，一起寻觅传说中的闯王宝藏。他们从苗若兰那里抢来了苗家祖传的地图，在田青文的建议下，将她脱去衣服后扔到床上，让她无法妨碍自己。这位妙龄姑娘本来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欺辱，但武术家们专心于宝藏，对她无暇顾及。地图加上军刀上的指示，让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宝藏。但随后这些武术家重演了田安豹和苗人凤之父的闹剧，大打出手。

当胡斐在下午来到玉笔峰时，惊奇地发现了赤身裸体的苗若兰，此后他们一起在床上度过了一段时间，对此胡斐的传记中语焉不详。³²⁵稍晚一些时候，赛尚鄂亲率的武术精英们就到达了玉笔峰。因为田归农死后的事件导致统筹上的失误，他们在苗人凤抵达之前几个小时才刚刚会合，登上山峰。好在杜希孟拖住了苗人凤，让赛尚鄂有时间埋下陷阱。

几小时后，苗人凤最终抵达并和众武术家会面，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范七亲热地和苗人凤交谈，向他致谢，却出其不意地将他牢牢抓住，令他暂时无力回击。然后武术家们群起围攻，最后将苗人凤制服。胡斐在此时加入战团，救助了苗人凤脱困。

胡斐虽然帮助了苗人凤，但苗人凤却发现他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并且衣衫不整。虽然苗若兰并没有向他哭诉，他却对此大发雷霆，要杀死胡斐。查良镛认为苗人凤是将对妻子出轨的憎恨移情到了女儿身上，而约翰·史密斯则提出了一种更周全的解释，苗人凤长期单独抚养女儿，因此发展出了一种畸形的恋女情结，决不允许女儿被他人染指。³²⁶

在尴尬的局面下，胡斐不得不带着苗若兰从她愤怒的父亲身边逃走。在路上，他们追踪宝树等人的踪迹来到宝藏之处，胡斐发现这些武术家正在洞中大打出手，于是用大石将他们全体封在山洞中。

但苗人凤不肯放过胡斐，很快也追踪而至，并严厉指责他的人格。胡斐为苗人凤的不知感恩感到愤怒，决意先打倒他再告诉他自己是为近三十年前的父亲之死雪耻。但他低估了这位武术大师的实力，在山崖上，二人的打斗进入白热化，已经无法自控，最终在你死我活的选择中，胡斐为了自保不得不给了苗人凤致命的一击。苗人凤在垂死时才知道胡斐是胡一刀的儿子。他嘱咐胡斐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然后就死去了。

这一点胡斐也没有做到。苗若兰知道父亲被情郎杀死后，无法再克服心理阴影，不久就在痛苦中郁郁而终，去世时还不到二十岁。胡斐本人再也没有从这些打击中站起来，此后他长期酗酒度日。但许多年中，“雪山上的狐狸”在长白山地区仍然威名赫赫，无人敢于招惹。胡斐死于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没有留下后裔，只有福尔康和福尔泰成为他武术上的传人。他们事实上是汉人的血统，后来福尔康以胡氏刀法成为嘉庆后期武术界所谓“北四怪”中的“虎”。

在参与玉笔峰之战的诸人物中，还有几个人值得一提。范七从玉笔峰的战役中生还，因为赛尚鄂已经被杀，所以当时外界并不知道他曾经投靠过清廷。不久后，范七因为伤重而变成盲人，天地会救护了他。范七深感痛悔，他用生命中最后十多年重整残破的丐帮，并加入了天地会。他后来成为天地会的红旗香主，死于1793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若干天地会文献就是从他那里传下来的。

令人惊讶的是，宝树也活了下来。他在山洞中可能被封了几个星期之久，在这期间他杀死并吃掉了洞中的大多数同伴。不过凭借过人的体质和坚毅的毅力，他终于挖通了通向洞外的道路。因为害怕被胡斐发现后追杀，他携带着一部分来自闯王宝藏的珠宝逃到南方，不久后离开中国，到了泰国，当时的泰王郑昭正在招纳中国移民。宝树在泰国成为一名传奇性的富商，娶了多名妻妾，并在19世纪初死于那里，据说今天的泰拳（alt）就来源于他所传下的中国武术。

天地会的再度振兴；高宗之死

在18世纪80年代，一个叫林爽文（1756年—1788年）的天地会首领在台湾崛起。林爽文的天地会分支可以追溯到陈永华和林兴珠时期，在天地会总部西迁后，他们和总部的联系断绝，但自己整顿会务，发展会员，在台湾的成长十分迅速。清朝对台湾的行政管理相当薄弱。在中国大陆的人口压力下，不断有大量人口从大陆涌入台湾，其中自然充斥着对清朝深怀愤恨的亡命之徒，加上台湾各级官员普遍的腐败，构成天地会发展的绝佳温床。

林爽文成为台湾天地会领袖后，在1787年1月16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一举攻克了彰化、淡水等地，围攻嘉义。台湾南部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也响应他，占领了凤山县城。林爽文自命为“盟主大元帅”，请求新疆的总部支援。但在18世纪80年代后，“没有尘埃”修士、赵半山、文泰来等人已先后死去，年过五十的陈家洛日益投入伊斯兰的宗教生活，对并非自己嫡系发动的台湾起义并没有多少兴趣。总部只是敷衍了事地让福建漳浦的天地会香主张妈求发起暴动，来呼应林爽文，牵制清军。由于长期以来的纪律涣散，张妈求的手下都是一群地痞无赖，他们在福建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败坏了天地会的名声，当清军到来后就溃不成军，打算渡海逃到台湾，但都被清军所抓获。³²⁷

高宗得知天地会在台湾发起暴乱，就指示福建的驻军大约5000人渡海进行镇压，不过这一小支军队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几个月后，林爽文不仅继续坐大，而且肆无忌惮地宣称北京的皇帝是海宁陈家的不孝子孙，曾经被天地会陈总舵主抓获云云。高宗为此暴怒不已：许多年后，他的身世丑闻还是被天地会的党匪公布于众，虽然这不足以动摇他的统治，但也让他感到莫大的羞辱。高宗以最快速度派遣他最信任的福康安和海兰弼率领一万多人军队渡过台湾海峡，于12月在台湾登陆。林爽文的天地会民兵号称有五十万人，但战斗力无法与福康安所统辖的精兵相比。海兰弼登陆后，就在彰化的八卦山击溃了拦截的天地会武装，此后天地会一路溃不成军。林爽文向中部的山区逃窜，海兰弼紧紧追击，在老衢崎将其擒获，后来又抓获了南部叛军的首领庄大田。到了1788年1月，叛乱已经平定，林爽文和庄大田等人都被送到北京处死。³²⁸

林爽文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标志着天地会自1759年的衰落期后，一个新的复兴阶段的开始，此后在台湾和中国南部零星的帮会起义成为常态。当然，这一复兴并不依赖于陈家洛等人在新疆可有可无的遥控指挥，而是清代中期日益增加的人口、发展的经济和腐败的吏治造成的。

由于世宗时期新的征税法案废除了人头税，以及产出丰厚的番薯和玉米等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在18世纪末已经超过三亿，耕地不足成为严峻的问题。³²⁹从18世纪后期开始，大量流民失去土地，被经济因素驱赶到陌生的城市和“江河与湖泊”中，成为作坊工人、街头商贩、佣仆、苦力和乞丐。他们之间结成的地域性互助团体是帮会的天然土壤。这些帮会仍然主要被武术家们领导，但随着少林拳、洪拳、谭腿等平民武术的普及，以及以内力体系和复杂剑术为代表的高阶武术的衰落，在武术家和平民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

高宗末年的最后一次重大战事是1791年的廓尔喀战争。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在18世纪后期征服了尼泊尔全境，并两度侵入西藏腹地，臧军和驻藏大臣都难以应付，向北京求援。中国内地的军队还从未在如此遥远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作战过，这一艰巨任务再度被交给了福康安和海兰弼，他们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海兰弼率军越过喜马拉雅山口，攻入尼泊尔境内，直到加德满都郊区，迫使廓尔喀人在1792年投降，此后向清朝称臣纳贡。但海兰弼也在这场战争中负伤，他在1793年回到北京后被封为超勇公爵，但很快就死去了，谥号为武壮。黑龙门的武术在他的子孙中继续流传，但再也没有人达到过他的卓越水准。

海兰弼死后仅仅几个月，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首次带领庞大的使团访华，请求清帝国开放通商口岸并且相互派遣大使。高宗热情地款待了英国使团，但他们的使命最终以失败告终。清朝官方完全不理解马戛尔尼的意图，他认为这种往来是不必要的。马戛尔尼向福康安展示了前膛枪等先进兵器，对英国的武装力量加以炫耀，并邀请他观看英军的操练。但福康安却毫无兴趣，表示：“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应该说高宗和福康安对于火器并非毫无了解，毕竟清军中也大量配置了火枪，但在见识了中国武术的惊人威力之后，他们难以相信人类还能够发展出比武术更加强大的力量。拥有热兵器的荷兰人在台湾不是被郑成功手下的武术家们击溃了吗？俄罗斯的哥萨克火枪手不是被林兴珠手下的地堂门军团赶出了雅克萨吗？英国人一直想要吞并的廓尔喀不是刚刚被武术大师海兰弼征服了吗？在皇帝心目中，他面前的英国人虽然拥有高大的船只和精巧的枪炮，也不过是千百年来骚扰中华帝国的又一个野蛮民族而已。对于同时代的美国建国和法国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清朝方面也一无所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大偏见最终导致了中华帝国在19世纪的厄运，连同武术世界本身的崩解。

但高宗和福康安却看不到这一并不遥远的未来。在高宗登基六十周年，亦即1795年时，他已经年满八十五岁。他在这一年的华历年底，亦即1796年2月宣布退位，成为太上皇，让他的第十五个儿子颙琰继位，是为仁宗嘉庆帝（1796年—1820年）。在仁宗即位后不久，或许也曾觊觎过皇冠的福康安病故了，令高宗悲伤不已，将他追封为郡王。高宗比福康安还要长寿，他在退位后仍然掌握了四年大权，在1799年才告别人世。他的死埋葬了他离奇的身世，终结了清朝的鼎盛时期，也为武术世界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画上句号。在即将到来的19世纪，一切将变得完全不同。

第二十章　武术世界在晚清的衰亡（1800年—1911年）

白莲教之乱与南四奇体系

当清仁宗真正开始其统治时，他所面对的不复是数十年前鼎盛时代的富庶帝国，而是一个人口数亿但民生艰难的社会，一个异常庞大却腐败低效的官僚系统，以及战斗力日益低落的官方武装。在高宗死后，他处死了其喜欢的宠臣和珅，没收了此人贪污的惊人财富，据说总量达十亿盎司之多。这一举措为他赢得了喝彩，但是长远来看，帝国的弊端并无真正改善。并且在高宗的铁腕统治结束后，各种潜伏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

当仁宗即位时，高宗仍然在世，因此他极可能从高宗那里获知了自己的身世隐秘。可能与之相关的是，仁宗在19世纪10年代试图推行几项改革，削减八旗集团的既得利益，但遭到层层阻力后也不了了之。

催生天地会等帮会的那些因素，同样也刺激了异端宗教在民间的传播。1796年，在四川和湖北边境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是自日月教时代以来所谓“魔教”的后裔，此时已经演变成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宗教群体。不过在1796年的起义中，这些大小教派又联合起来了。这一起义规模可观，波及中部的四五个省份，直到1804年才勉强被镇压下去，但清朝也消耗了大量军队和两亿盎司的白银。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白莲教远远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再度潜伏起来，等待着重新出现的时机。不久后在淮河流域的新兴起的“捻党”据认为就与之有关。在1813年，白莲教在北方的一个分支天理教对防备森严的禁止之城发动了一场令人惊骇的恐怖袭击。当年的9月14日，当仁宗正在热河的行宫狩猎时，教主林清带着二百名精锐武术教众乔装成商贩潜入北京。次日，在一些宦官教众的领路下他们攻入了皇宫，一直深入到皇帝办公的养心殿之前。这次事变令人想起1759年天地会一度挟持皇帝的暴乱，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毫不逊色。

我们并不清楚林清的目的，也许他想要活捉在宫里的皇室成员作为政治筹码，也许他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死，也许这仅仅出于某种的宗教狂热。不过，虽然有一群武术家的效力，但林清难以再造天地会的成功。大量的侍卫都追随皇帝去了热河，但清廷的防卫力量仍然占有压倒性的人数优势，将反叛者们阻截在养心殿，同时，福康安表示蔑视的火枪也发挥了威力。皇子旻宁，即后来的清宣宗用火枪亲手打死了两名武术教众。林清本人也被打伤后俘虏。最终，反叛者们全部被杀死或活捉，后者很快都被残酷地处死。天理教在华北的地方势力被围剿一空。

虽然这些叛乱活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过武术世界的主要门派总体上并未参与其中。从明教和日月教时代以来，他们就和诸秘密宗教相互对立，并深深厌恶其荒诞无稽的异端信仰。对他们来说，那些稀奇古怪的教徒统治中国绝不比清朝的统治更美好。在清朝早期，武术世界已经厌弃了神龙教等秘密宗教。何况自1769年的掌门人会议后，武术世界陷入长期的内斗，对于反满的口号也越来越丧失了兴趣。在武术世界主流看来，天地会越来越变成一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其曾经的盟友，譬如从事漕运的青帮也与之拉开了距离。同时，昔日的丐帮在范七之后也未完全消失，而是变成了几十个大小帮会，譬如江西的边钱会、贵州的孝义会和湖南的红黑会，但这些分支为了争夺丐帮的正统权而厮杀不休，对于昔日“兴汉”的事业也早已不提了。³³⁰

这一时期武术世界的相互厮杀，如门派的仇杀和帮会的争胜，有时表现出和16世纪相似的表征，但内在精神已经大相径庭。此时，“永远统治着江河与湖泊”的口号早已衰落，争夺武术世界最高霸权的诸联盟和主臣体系也荡然无存，只剩下地域和个人性的，没有更高目标的私仇或争权夺利，并在这一过程中持续地衰败下去。

在1810年前后局部情形似乎有所改善。在江南地区，一些受人尊敬的武术家组成了“南四奇（Four Southern Wonders）”的新秩序。南四奇是陆天抒、花铁干、刘乘风和水岱四人，也被称为“江南四老”。他们是四名结义兄弟，刘乘风是太极门的知名剑术家，而花铁干是小门派鹰爪铁枪门的掌门人，其他二人出于不知名的武术流派。这些武术家崛起于乾隆末年，都以奇人著称，但成为结义兄弟后，他们向正统势力的方向转化，逐渐主导了华南武术界，调停了许多纷争，被南方的武术家们公认为权威。一度看来，和平的局面似乎又可以期待了。但在1815年后，华南的若干省份被西藏青教的僧侣入侵，酿成了新一轮危机。

青教源于桑结嘉措创立的武术学院，他们遵循五世达赖和桑结嘉措的教诲奉行多杰·术登（Dorje Shugden）信仰。这一护法神掌握了古老的密宗教法，以手持弯曲的智慧之剑的形象而闻名，后来的格鲁派正统僧侣视他们为异端，并禁止了这一信仰。但桑结嘉措的传人自立了郎库派（liang Khu）或称青教，与格鲁派决裂。这一教派一个多世纪来都如中国本部的白莲教一样在秘密中活动，但在廓尔喀战争中，青教为廓尔喀充当内应，而被福康安和海兰弼的大军击破，此后在西藏也难以容身。在19世纪初，他们在多摩格希仁波切（Domo Gjesi，俗称血刀老祖）的领导下将教派总部转移毗邻四川的西康地区，并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展信徒。当内地的中国居民接触到青教后，他们将多杰·术登手舞智慧剑的形象误认为是挥舞着弯刀，称之为血刀门（Blood Saber Sect）。

青教僧侣在四川的大雪山地区征服了衰落的雪山派，让它们为自己效力。在1815年后，青教在内地的势力达到两湖地区，引起了当地汉族居民的恐慌，虽然吸引了一定的信徒，但被更多人视为邪徒。经由雪山派的中介，多摩格希的弟子善勇、胜谛和宝象等人参与到当时武术世界追寻宝藏的浪潮中，由于拥有桑结嘉措传下来的萨迦派武术，他们杀人抢劫，污辱妇女，触犯了多项法律。但清朝地方官员却拿这些凶悍的武术僧侣无可奈何。

武术世界决心自己解决这些猖狂的侵入者，在1819年初，南四奇被邀请到湖北主持对血刀门的行动。不过在他们集体到来前，善勇和他的大部分同学在此前围攻武术大师丁典，大都被他杀死。³³¹宝象侥幸逃走，但在不久后死于非命。几天后，一个叫狄云的青年打扮成僧侣的样子，穿着宝象身上的僧服出现在荆州附近的市集上，被人们认为是血刀门的门徒而展开围攻。³³²此时多摩格希也前来和弟子们会合，但他只找到了狄云，此后便和前来的南四奇相互遭遇了。

事后得知，狄云是丁典的同伴，一个越狱的逃犯，可能是他杀死了宝象，穿上了他的衣服，却被认为是他的弟子。狄云向多摩格希靠拢，但他并没有多少武术水准可言。这一次交战的结果本应没有悬念，然而多摩格希和狄云绑架了水岱的女儿水笙，挟持着她杀出了南四奇的包围圈并一路西逃。中国武术世界为此愤怒，从湖北到四川的武术家们都发动起来加以拦截。这种联合是各怀机心的，毕竟除了几位最名声显赫的大师，没有人敢于和传说中“血刀老祖”这样的恶魔对抗。人们只是想以此姿态获取声名。

但是多摩格希也颇为狼狈，他在中国本部的发展成为泡影，而不得不向在西康的故地逃窜。在1819年底，多摩格希一行经过成都和雅州，向大雪山山脉前进，武术世界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组织拦截，但在多摩格希的稍一进攻下就被击溃，多摩格希遂顺利渡过大渡河，逃入大雪山山脉。大部分追击者都不愿深入山脉深处，许多人已经沿原路返回。只有南四奇紧追不舍地跟随他进入山中。在一场雪崩后，他们都被封锁在贡嘎山附近的雪谷中。南四奇都是富有经验的武术家，但主要在气候温暖的江南地区活动，此时因为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而不知所措。多摩格希便利用对冰雪环境的熟悉埋下陷阱，将陆天抒、刘乘风和水岱逐一杀死，但他本人很快也死去了，只有花铁干、水笙和狄云活了下来。³³³

关于在那几个月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经无法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第二年春天，当冰雪融化后，来到谷中的武术家们见到了花铁干和水笙，后者因为被血刀门劫持了大半年已经变得声名狼藉，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她是如何同时侍奉性欲旺盛的血刀老祖和他的门人的。花铁干告诉救援者，他已经杀死了多摩格希为结义兄弟复仇，但水笙则坚称花铁干是向多摩格希投降才能活下来，而后者是被狄云所杀，狄云也并非其门徒。一方面是一位声誉良好的武术大师，另一方面是一个放荡的年轻女人，而且显然已经成为了狄云的情妇。不论事情实际上可能如何，没有人愿意冒着惹怒花铁干的危险相信水笙的话，狄云因为怕被围攻也逃走了，她为此变得精神失常，被带回东部后被她的家人看管起来。

无论如何，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血刀门的威胁被解除了。这一门派再也没有复兴过，花铁干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江南，接受人们的崇敬。但关于他背叛兄弟向敌人投降的传言也逐渐传开，甚至有人说他靠吃义兄弟的肉渡过了冬天。南四奇体系已经摇摇欲坠，而花铁干不久后就死于当年的荆州事件，导致了这一体系的彻底崩溃。

寻宝狂热：武术世界的新浩劫

自18世纪末以来，一股寻宝的浪潮正在武术世界中弥漫。虽然追求财富是可以说是从古至今的常态，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国社会对金银的渴求，部分是因为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贵金属的价值显著地上升了。此外，玉笔峰之役后，闯王宝藏的秘密被生还者们逐渐传播开来，并被各种流言所夸张渲染：据说韦小宝在盗走满清的宝藏后，和他的妻妾们在海外过上了极其奢侈享乐的生活；据说宝树也在泰国养了许多美丽的人妖，肆意挥霍着宝藏的财富。这些传说不停刺激着武术世界的想象力，令人们像同时代的美国人渴望淘金一样渴望着找到古代的藏宝。许多武术家都变成了宝藏猎人。

他们将目光投到其他尚未被发掘的宝藏上，一夜间冒出了无数所谓的宝藏地图，许多显然是拙劣的骗局。但真正的宝藏也的确存在，譬如梁元帝在554年的战乱中所秘藏的大量金银，在史学上可以确认其存在，但却从未被发现过。在十9世纪初，这一宝藏的消息又重新出现了。

事实上，这笔金银就被隐藏在荆州城外的天宁寺中，被铸成一尊不起眼的佛像。在1670年已经被该寺院的主持所发现。此人是连城门的门人，他是吴六奇老师的同学，曾经参与过永历时期的南方抵抗运动，当运动失败后他隐藏在寺庙中，但和吴六奇一直有藕断丝连的联系。当发现宝藏后，他已经病入膏肓，为了防止泄密，他用一种密码将此事告知吴六奇。该密码是一串数字，数字的序列对应于唐诗剑法中招式的序列，可以凭借数字找到诗句所来自的诗歌中对应的文字，将其联系起来，就可以知道宝藏的地点。他将这些数字用隐形墨水写在一本《唐诗选辑》中，并派一名小弟子将该书送给吴六奇。然而吴六奇从未收到过这本书——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归辛树夫妇杀害了。³³⁴

送信者隐约知道这本书与6世纪的宝藏有关，因此这一密码存在的消息不久后便以含糊的形式泄露给了外界，被称为“如同城市的秘密”，许多财宝追寻者都对此十分关注。《唐诗选辑》曾经落到多人手中，但如果不懂得连城剑法，也无法得到关键的文字序列，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宝藏仍然下落杳然。在几代人之后，连城门的传人梅念笙于1804年左右夺到了《唐诗选辑》并解开了其中的秘密，正当他打算找到宝藏时，却被他的三名弟子所杀死。

这一事件是当时武术世界症候的典型反映。和大部分门派一样，连城门在19世纪初早已衰落了。这一门派主要在两湖地区活动，在门派的体制衰朽后，门规不再有约束力，师生间的不信任成为普遍问题，老师不愿意把自己最拿手的武技传授给学生，高阶武术的代际失传难以避免，门派本身也土崩瓦解。在梅念笙时期已经没有了掌门人的称号，该门派的名称很少被外界所知，在全国掌门人会议的文献中也没有记录。梅念笙收了三个门徒，万震山、戚长发和言达平，但因为对自己的学生不信任，从未传授给他们真正的高阶武术，他们也察觉了这一点，因此对老师十分不满。当梅念笙发现宝藏的秘密后，打算撇开门徒们单独行动，但却被他贪婪的学生们群起攻之。梅念笙负伤后逃走，他被一个叫丁典的年轻人所救护，在临终前告知了他宝藏的密码，并送给他本门所传下的经典《神照经》。

丁典出生于荆门的武术世家丁氏家族，在明代时曾经产生过知名的武术家丁不三，丁不四兄弟。丁典不慎泄露了自己得到梁元帝宝藏密码的消息，此后争夺这一密码就成为武术世界的又一热潮。在修习了《神照经》后，丁典的武术造诣突飞猛进，但他的家宅仍然不免于被其他宝藏猎人所焚毁，他本人逃到外地，当他返回后，又被荆州的市长凌退思——此人也是宝藏的热切追寻者之一——诱骗后逮捕下狱。即使在被关进监狱后，仍然有许多武术家冒险闯入监狱来追问宝藏的下落，譬如雪山派武术家和青教僧侣们。

丁典在狱中认识了狄云。此人是连城门戚长发的弟子。在和师兄弟们一起杀死师尊后，戚长发一直隐居在湖南的乡村中，只有女儿戚芳和狄云一个弟子。但在1814年，他们被万震山邀请去荆州做客。万震山一直怀疑戚长发偷走了《唐诗选辑》，当把戚长发找来后，二人又发生了争斗，戚长发负伤后仓皇逃走，狄云被安插了子虚乌有的罪名下狱，他的恋人戚芳也被迫嫁给了万震山的儿子万圭，万震山指望以戚芳做诱饵，引诱戚长发露面，但终归徒然。

丁典和狄云成为了狱友，并向他吐露了宝藏的秘密。在几次的劫狱事件后，他于1819年带着狄云逃离了监狱，他可能打算向凌退思复仇，冲入他家中，但却被一直有所防范的凌退思杀死了，据说是中了一种剧毒。狄云得以逃走，但很快卷入了武术世界对血刀门的战役并成为多摩格希的追随者。在贡嘎山附近的雪谷中，他可能佯装投诚，而伺机杀死了负伤的多摩格希，获得了他的武术秘本，加上丁典传授给他的《神照经》，此人在不久后就拥有了高超的武技，本来敌视他的水笙也投入了他的怀抱。

第二年，当武术家们涌入雪谷后，狄云和水笙的短暂的同居生活就被打断了。水笙被她的旧情人汪啸风带走，而狄云则被武术家们视为血刀门的余孽而大举围攻，不得不逃走。有消息表明，他在几个月后再度来到万家，向万震山和万圭复仇，并逼问宝藏的下落。此时狄云已拥有令人生畏的强大武术，他的初恋情人戚芳袒护了自己的丈夫和公公，令他们逃走，但戚芳本人却被残暴地杀死了。万震山的弟子们也纷纷逃散，并将梁元帝宝藏的消息沿着江湖网络传播开去。

狄云应当是从戚长发在湖南的旧居中找回了《唐诗选辑》，但他并不知道剑法的正确顺序。于是将所有的数字用大字写在荆州城墙上，目的显然是引诱万震山出现，但此时已有无数武术家闻风而来，追寻传说中的宝藏。花铁干也赶来了，公正地说，他或许并非是作为寻宝者，而是作为南方武术界的领袖前来平息事态的，不过事态却因此而更加严重。

根据城墙上留下的线索，万震山、戚长发和失踪已久的言达平都率先找到了荆州城外的天宁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那座黄金铸成的佛像，再度自相残杀。不久后，荆州市长凌退思和花铁干等人也先后赶到。当人们见到宝藏后，局面就完全失控了。许多人死于相互残杀和践踏中，更多的人，包括凌退思和花铁干，则蹊跷地死于令人神经紊乱的剧毒。这种剧毒可能是梁元帝涂在佛像和珠宝上的，但也可能是狄云意图报复整个武术世界的残忍行为。此人在事后不久就销声匿迹。而水笙也在同一时期从家中失踪。有谣言说，他救走了水笙，进行双修的密法，并且返回西藏去接掌血刀门。但20世纪的藏学研究者却并没有在青教的传承谱系上发现狄云的名字。³³⁵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居住在贡嘎山下的雪谷里，过着和数世纪前石破天与阿绣类似的生活。

在第一波的上百人死去后，事态还在继续扩大化，虽然人们后来知道了黄金和珠宝上沾有剧毒，但认为自己总可以小心防备，以取得这笔财富，所以仍然趋之若鹜。湖广总督庆保在得知消息后亲率大批绿营官兵来加以弹压，但这些士兵也加入抢劫的行列，导致更多的死伤。几天后，毒性逐渐减弱乃至消失了，于是黄金和珠宝被官兵和武术家们在混战中洗劫一空。

荆州事件为武术世界敲响了丧钟。不仅千百人直接死于第一轮争夺。而且在此后的多年中，为了追查这笔巨大财富的下落，或者为了从其他人手上得到抢来的部分财宝，也使得无数门派和帮会大起纷争，仇杀不绝。就这样，南四奇勉强维持的武术世界秩序，在一度的回光返照后彻底崩溃，武术世界完全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直到1840年，当海军上将乔治·爱略特（Admiral Sir George Elliot，1784年—1863年）率领英国舰队抵达中国，发动第一次中英贸易战争（1840年—1842年）时，对此毫无意识的武术家们仍然悲剧性地沉溺于对古代珠宝的渴望和争斗中。

1820年之后的帝国与武术世界

清仁宗在1820年死于在热河的狩猎。在他死去时并没有和自己选定的皇储智亲王旻宁见面，因此他们的身世隐秘极有可能在仁宗死后就失落了。这一点对此后的政局也有深刻的影响，否则高宗的子孙们在清末的改革尝试中就不会那么顽固地维护皇族和八旗的利益，以至令清朝在1911年的瓦解无可挽救。

旻宁继位，即为清宣宗或称道光帝（1820年—1850年在位）。宣宗以节俭著称，在举行朝会时甚至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但在其治下的帝国却进一步腐朽。他所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即鸦片贸易，自18世纪末以来，由于英国商人的普遍走私，导致鸦片在中国普遍被吸食，英国由此也在贸易中居于出超地位。在道光时期，虽然屡次禁止，但鸦片贸易比之前更为变本加厉，每年输入的鸦片从四千箱上升到大约一万八千箱，国库储存的白银也从七千万盎司下降到只有寥寥一千万。³³⁶

在1838年，禁鸦片的事务再一次被政府讨论，这一次宣宗决定展开不妥协的行动。他命令干练的林则徐（1785年—1850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林则徐并不被贪腐的浪潮所侵染，而采取果断行动，查禁了英国商人的一万九千箱鸦片，并于1839年在虎门销毁。

宣宗和林则徐并不了解他所面对的敌人。但英国国会则发誓为保护“自由贸易”的权利不惜一战。在此前多年，英国人已经了解了清朝不堪一击的海防设备。一支英国舰队于1840年被派遣到中国，封锁了珠江口，随即大举北上，攻占了舟山，最后令人惊诧地出现在天津港。帝国最初认为英国人是来申冤的上访者，同意处分林则徐，但这并没有中止战争。英国人在广东、福建和浙江先后攻陷了多处沿海州县。在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南京城下，令清朝匆匆乞和，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朝赔款两千一百万盎司白银，并且割让了香港岛。

虽然经常被视为近代历史的开端，但从帝国的角度看，这一次战争和之前许多个世纪中的海盗袭扰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战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在宣宗之子文宗奕詝（1850年—1861年在位）统治时期又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了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贸易战争，因为中国官员搜查了英国的注册船只，而使得英国人有借口扩大在中国的权益。法国人因为他们的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杀，也站在了英国一边。英法联军于1860年攻陷北京并焚毁了一座美丽的皇家园林，迫使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此期间，俄国以调停为名，上下其手，获得了东北和西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黑龙江以北的鹿鼎山永远失去了，“龙脉”落到了异国之手。令清朝稍感宽慰的是，俄国人也从未从那里发现任何宝藏。

在两次贸易战争中，武术世界一般而言是无动于衷的。正如一般民众一样，他们对清朝从来也没有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如果不是根本反对这一政权的话。中英战争被视为外来的统治者和外来的海盗之间的战争，而与他们自己无关。三合会等天地会会党甚至在战争之前就成为英国人贩卖鸦片的地下网络。³³⁷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中，武术世界的基本体系也走向崩溃，几乎无法再作为一个自治性的领域存在。除去上面阐述过的1769年以来的诸多事变引起的内斗和自相残杀外，在侠客岛以来的几个世纪中，普遍的武术水平也下滑到了一个新的最低点。这主要是如下因素导致的：

1．中古时代的伟大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佛教和道教这些灵修宗教的虔诚信奉者日益减少，这些宗教对于武术世界的重大推动我们在第一部中已经阐述过了。现在，脱离了宗教的氛围，人们对于彼岸世界不再渴求，也不愿意用终身的修习去换取。不仅武当和少林这样的宗教性门派随之衰落，而且影响到一般文化层面，武术家们对于自己身体性结构的把握也无法再做到之前的纯粹和精妙。内力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失传的。

2．门派组织出于内在和外在原因的衰败，也使得培养武术家的摇篮这一过去数百年来稳定不变的基本环境趋于消亡。在名山大川的寺庙和学院中学习深邃的武术典籍，如果说还没有完全绝迹，也只是极少人的幸运。而缺少这一环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武术学习质量的下滑。由于门派的衰败，师生之间不再相互信任，从而教师藏私和师生间的恶性冲突也就越来越普遍了，正如我们在连城门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3．热兵器，尽管仍然在哲学层面上被鄙视，但已经广泛应用于帝国的各方面了。即使在第一次贸易战争期间，被认为是落后的清军的火枪装备率也达到了50%左右。³³⁸这种火枪属于较早期的火绳枪，无法与英军装备的燧发枪和撞针枪相比，不过即使最强大的武术家也不能接住或躲过它的一枚子弹。这一差别在民间也早已被感受到，在19世纪10年代的颍州，乡村铁匠就在为本地的盗匪打造土制火枪。他们不无愉快地发现这种武器足以令他们在和那些出身重要门派的武术家的争斗中取得上风。³³⁹

4．鸦片被广泛吸食，这对于武术世界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观察家认为在19世纪中叶，大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中国人吸食鸦片，占人口的3%左右，而且大部分是青壮年的男性。因为贸易战争的失败，在此后几十年中，吸食鸦片者的数量不断上升，在19世纪后期可能达到人口的10%。³⁴⁰许多青年的武术修习者也不免沉溺其中，武术传承的基础由此被严重破坏了。

除去最后一点是较为偶然和外在的因素外，其他都是自明代中期以来武术世界的痼疾，这一趋势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清末的环境中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衰败被大为加速了。正如一位与武术世界有过交游的诗人在1839年所哀叹的：

中华帝国的命运依赖于风暴和雷霆。

所有的马儿都已沉默，何等悲哀！

上帝啊，我劝你重新振作起来！

让各种各样的人才自由涌现。³⁴¹

这首诗中反映出一种深层的忧思：上天已经改弦更张，中国大地一片沉默，危机时刻到来了，不仅仅是对于清朝这一王朝而言，也是对存在了三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如今的“上天之命”似乎到了根本转移的时刻了。

义和团：武术世界的最后一战

在19世纪，西方不仅通过直接的战争对中国施加影响，也从思想到制度各个层面进行渗透。在两次贸易战争之间，于1851年—1864年年在华南发生了自称来自基督教的太平天国革命。这些革命家所信奉的是公元初年的太平道和刚刚传来的基督教义的奇妙融合。其教主洪秀全（1814年—1864年）啼笑皆非地自称为耶稣基督的弟弟。当他们夺取南京并建立政权后，就对治下的地区采取了类似清教运动的激进改革措施，包括进行男女隔离，否定佛教、道教的偶像崇拜和禁绝各武术门派等。主要的武术势力极度厌恶这些否定传统文化的革命者，他们站在曾国藩（1811年—1872年）将军一边去讨伐这些叛逆。在湖南的龙沙帮、三才剑和连城门等门派和帮会帮助曾国藩组成了富有战斗力的湘军，这支军队不仅最后攻灭了太平天国，而且深刻影响了嗣后的帝国政局。

不过也有一些地方武术集团支持太平天国，譬如之前我们提到的上海小刀会，这一帮会在1853年占领上海后，因为与西方人发生冲突，而被后者的优势火力赶出了城。这是西方人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不过彼此从未真正了解对方。

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由于文宗的早死，之后由穆宗载淳（1861年—1875年在位）和他的堂弟德宗载湉（1875年—1908年在位）相继统治，但事实上在这半个世纪内都是由文宗的妻子，即孝钦太后叶赫那拉氏当政。在其治下，帝国也感到变革的必要性，因而产生了所谓洋务派运动。这一运动主张“以中国哲学为本质，而以西方的科技为应用”，仿效西方的科技，似乎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19世纪80年代，清朝的舰队一度耀武扬威地游弋在东亚海岸，但在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彻底摧毁。被同属于东亚后进国家的日本击败，这一耻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梦想成为泡影。

1898年德宗试图开始一种更激进的改革，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来协助他。知名的武术家，俗称为“大刀王五”的王正谊（1854年—1900年）积极参与了这次改革。此人是乾隆时期的八卦门大师王维扬的后裔，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镖局，和武术界各方面也颇有交往。但德宗很快被孝钦太后所囚禁，王正谊试图搭救他，但毫无成果。他的朋友和弟子谭嗣同（1865年—1898年）等人被清廷杀害，王正谊也匆匆逃亡。

不过立志于改革的武术家仍然只是少数，大部分武术人士正如底层平民那样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下对西方的影响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这就导致了1899年以来的拳民之乱。

在中国北方的民间秘密信仰，虽然在数百年来帝国的打击下都幸存了下来，但是在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农村的攻势下却感到了灭亡的压力。同时，随着西方货物倾销和近代生产方式的引进，传统的生活无能为继，令越来越多的人也被类似的恐慌所攫住。在19世纪末的瓜分危机中，中国各地区，虽然名义上仍然在北京皇帝的治下，但许多已经沦为各大强国的殖民地，因而西方的影响被进一步大为加强了，和传统势力的冲突也更为强化。白莲教系统的宗教分子，地方会党和儒家绅士这些本来水火不容的阶层，如今都提出了共同的要求：赶走那些像恶鬼一样的洋人，推倒他们罪恶的教堂，捣毁破坏风水的铁路，重新恢复祥和美好的传统生活。

在这一共同的危机面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武术普及运动：中国武术，恰是在其最为衰落的时代被全民化了。门派的界限被打破，不同派系的武术家，无论是日月教的精神后裔或是主要门派的破落贵族，开始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武术传授给山东和河北的朴素农民，组建了所谓的“义和拳”或“义和团”。到此时为止，许多人对武术还饱含信心，认为可以胜过西方的枪炮。如果说普通人对自身半吊子的武术造诣还有什么怀疑的话，他们也认为可以通过某种宗教仪式，让传说中半神半人的武术大师们附体，来保护自己。如当时的一种流行咒语中所唱的：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

一请越女姥姥圣，二请达摩吕洞宾。

三请扫地少林僧，四请重阳率全真。

五请大侠北郭靖，六请杨过独臂神，

七请武当三丰道，八请黒崖任我行。

九请华山风老祖，十请仙猿穆人清，

恭请明王张教主，率领天上十万兵！³⁴²

这种对武术世界光辉历史的怀念，虽然不无感伤的意味，在此却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滑稽。许多粗鄙的把戏纷纷被冠以“九阳神功”“吸星大法”的古老名称，让人们相信只要习练几天，就能获得和那些古代武术大师一样强大的内力，挡住西方人的钢铁枪炮。

在和西方人的文明冲突面前，满汉矛盾终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义和团放弃了其祖先两个半世纪的反清口号，正式宣布要“相助清朝，消灭洋人”。孝钦太后因为打算废黜德宗，正和反对她的西方人关系紧张，当发现民间武术家们主动向她效力后，遂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向西方人讨价还价。她嘉奖他们是忠心的臣民，并邀请他们进驻北京，开设香坛，传授武术给北京的贵族和平民，建立一支武术民兵体系。当大臣们劝诫她时，她告诉他们这正是仿效高宗皇帝召开全国掌门人会议的先例，以令他们闭嘴。³⁴³

1900年初，在太后的邀请下，华北的义和团民纷纷涌向北京，导致局势的全面失控。各地都发生了屠杀西方人和皈依的基督徒的暴行。北京的各国使馆被在他们看来像魔鬼一样的拳民围攻。西方人遂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一支约三万人的八国联军被匆匆组建起来，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年—1929年）担任统帅，在天津登陆，开向北京。孝钦太后在绝望下，也下达了和八国联军宣战的战书。

武术世界各大势力被全面发动起来，决心和邪恶的西方技术进行最后的决战。各省份的知名武术家在义和团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人的邀请下，也纷纷赶往北京赴援，包括武当和少林的重要成员，北方各武术派系，如形意门和太极门更是深深卷入其中。³⁴⁴

在1900年6月11日，八国联军的先遣部队约21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义和团的武术家们会同清军在廊坊拦住了他们，此后在一周内将其围困。尽管联军拥有机枪和火力优势，仍然无法突围，最后被迫撤走。这次小小的胜利可以视为武术世界在技术时代的回光返照。在当年8月，联军主力就在新的统帅，德国人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32年—1904年）的率领下发动总攻，用血与火打开了北京的城门。太后带着皇帝匆匆西逃，而曾经抱有必胜信念的义和团民们，包括无数资深的武术家，已经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著名的“大刀王五”王正谊也死于这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从此后，中国武术世界在整体上就不复存在了。

结语

在19世纪70年代，陈家洛时期的天地会总部已被埋没在天山的风雪中，然而一名哈萨克人瓦尔拉齐（Wow Luky）在被驱逐出本族后四处流浪，偶然发现了天地会所遗留下来的若干武术书籍并加以习练。当他有了初步的进展之后，却感到下面的内容难以索解，于是前往东方的中国本部寻访知名的武术家，想要进一步学习武术的秘奥。

但令他惊诧的是，即使只学到了最为肤浅的部分，但他的武术造诣已经显著地胜过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武术家。在这一时代，已经很少有武术家通晓内力的法则了，甚至点击穴位的基本技巧也被视为高深莫测的魔术。瓦尔拉齐以基于自身的内力的点穴术所向披靡，并以“华辉”的假名，赢得了武术世界的敬畏，被赋予了“一根指头震慑江南（Shocking Chiang-nan with one finger）”的称号。³⁴⁵

在几年的风光后，瓦尔拉齐也感到了来自西方的压力。在19世纪80年代他带着一名徒弟马家骏返回新疆的故地，打算向驱逐自己的族人复仇。但在如何对待哈萨克人的问题上，他和马家骏很快就决裂了。为了从瓦尔拉齐的手下拯救无辜者，马家骏用毒针射伤了他，害怕老师的报复，他化装为一个老人，躲藏在哈萨克的铁延部落中。

在这一悲剧事件后几年，中国内地开始普遍修建铁路，这一高效的运输方式令传统的镖局纷纷破产。在经济压力下，山西一家镖局的几名武术家，霍元龙和陈达海等人在1888年左右放弃了自己的营生，为了追寻一个据说是唐代被灭亡的古高昌国（460年—640年）的宝藏而来到新疆。他们杀死了拥有藏宝图的“白马”李三和他的妻子上官虹，但他们年幼的女儿李文秀却带着藏宝图逃脱了。霍元龙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找到宝藏，但也不愿再返回武术越来越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故乡，他们凭借自身的过人武力在草原上长期以劫掠为生，被当地的哈萨克平民深恶痛绝。

李文秀并没有死去，而是被居住在哈萨克人之中的马家骏所收养，生活也哈萨克化了。在1898年，她遇到了一直没有从重伤中恢复过来的瓦尔拉齐，得到了他的喜爱，也获得了他的武术传授。瓦尔拉齐告诉她，即使在练习了短短两年后，她的武术也足以在中国本土称雄了。³⁴⁶在1900年，她帮助哈萨克人击退了劫掠的武术家匪帮，并为自己的父母复了仇。此后她根据父母所得到的藏宝图，在沙漠中找到了所谓的高昌国宝藏，却发现不过是唐太宗赐给高昌国的一些汉族书籍和物品，从寻宝者的角度来说毫无价值。³⁴⁷

瓦尔拉齐和马家骏在高昌遗址上相遇，并都在仇杀中死去。此后李文秀沿着河西走廊返回中国内地，却发现那里的生活并没有她的老师和养父所描述的那么美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义和团的动乱中。李文秀突出的武术造诣令她被怀疑为义和团民，而她的生活习惯也和汉族居民格格不入。感到在内地难以容身，她在同年秋天启程返回哈萨克故地，但却恰好与从克什米尔进入那里考察的英国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Aurel Stein）的探险队相遇。斯坦因的队伍在戈壁沙漠中迷路而奄奄一息，李文秀救援了他们，把他们带到古高昌国的遗址中，斯坦因惊喜地发现了那些唐朝古物，与贪鄙的宝藏猎人不同，他知道这些唐朝的书籍和器皿可谓真正至宝，打算全部运回英国，但李文秀阻止他这么做，并告诉他这会打扰高昌人的古魂灵。斯坦因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汉族青年妇女会出现在沙漠中央并且通晓前往遗址的道路。李文秀告诉了他自己的故事，并向他展示了自己的武技。斯坦因感到印象深刻，为她拍了许多张照片。³⁴⁸

在1907年斯坦因再度来到高昌故址并拜访了李文秀，此时她已经回到了原来的铁延部落，与一个叫苏普（Soup）的哈萨克人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在生育后，她曾经过人的武术造诣也所剩无几，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牧民妇女。斯坦因为此感叹不已，他尊重李文秀和哈萨克人的意见，没有再触动高昌遗址，只作了简单的考察。这一遗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发掘。

瓦尔拉齐、霍元龙和李文秀的事迹是武术世界在晚清消亡的一个例证。它向我们展示出在晚清武术世界的基本结构已经解体，武术家也迅速被边缘化，虽然在新疆这样的边陲地带仍然保存了一些碎片，但最终仍然在现代化的浪潮下被侵蚀一空。

当然，武术本身并未彻底消失。在义和团运动后，黄飞鸿（1847年—1924年）、霍元甲（1868年—1910年）、叶问（1893年—1972年）及更晚近的一些武术家仍然相当活跃，以他们的诸多事迹展示出中国武术的魅力。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传说人物，在纷乱的20世纪，古老的中国武术仍然传承了下来。但武术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已经永久地失落了。

陈永华所创立的天地会却有一个与之不同的结局。古老的会党在晚清时仍然存在，甚至由于帝国的衰落而更为壮大了。但在很久之前，它已经用现代武器武装起来，因而与武术家相互分离。在义和团运动的同时，商雅森博士（Sun Yat-sen，1866年—1925年）正在中国南方联络天地会和青帮的各个分支，敦促他们联合起来，完成数百年来的反清事业，但不再是恢复古老的明朝，不再是任何形式的中华帝国，而是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一个共和国。商雅森受到了天地会的尊敬与合作，在1899年他以会党人士为基础成立了兴汉会，这一组织在不久后瓦解了，但在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则长期存在下去，最终让一部分会党转型为现代政党。

1911年10月10日所发生的中国革命导致了清帝国在第二年的倒台。商雅森和同盟会接管了四分五裂的帝国残骸，并设法将它改组为一个共和国。陈永华在两个半世纪前开创的民族主义事业就这样以一种他从未想到的方式实现了。在接下去的新时代，“江河与湖泊”仍然存在着，并充斥着各种鱼龙混杂的军阀、政党、匪帮和地下社团。但它被武术家主宰的历史已经结束，在内在和外在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新的技术时代终结了武术的霸权。

但人们仍然不禁会想：是否今天只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时代，在这一时代由于技术的左右，人体蕴含的无限潜能被轻蔑地遗忘殆尽，而未来的人们将在新的历史处境下能够重新唤醒来自中国的古老魔术，续写这部波澜壮阔的武侠史？建立于自我觉醒和内在体验基础上的人体科学与技术，这是古老的中国文明为世界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遗憾地看到，它的真正开启仍然要留给遥远的未来。

204　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二章第二节。

205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二十七章。

206　《剑桥清代前中期史》，第34页。

207　《游侠之歌》，第十四章。

208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第58页以下。

209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210　《绿色血液之剑》，第十一章。

211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4卷，第433页。

212　《甲申传信录》卷一。

213　《绿色血液之剑》，第十九章。

214　吴伟业《圆圆曲》。

215　《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69-272页。

216　《李朝仁祖实录》卷四十五。

217　《鹿鼎公爵传》，第二十九章。

218　《洪业：清朝开国史》，第377页以下。

219　《洪业：清朝开国史》，第420页以下。

220　“陈圆圆自述”，转引自《鹿鼎公爵传》，第三十二章。

221　《狐狸，飞过雪山》，第四章。

222　《绿色血液之剑》（第二版），第二十章。

223　《鹿鼎公爵传》，第30章。

224　参见“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以下。

225　史密斯《神龙教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Holy Dragon Cult），第34-41页。

226　《清史稿·孝惠章皇后传》。

227　《鹿鼎公爵传》，第六章。

228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第52页。

229　《鹿鼎公爵传》，第六章。

230　《鹿鼎公爵传》，第二十六章。

231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四章。

232　《洪业：清朝开国史》，第946页以下。

233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四章。

234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八册，第110页。

235　《鹿鼎公爵传》，第一章。

236　《天地会起源研究》，第216页。

237　《鹿鼎公爵传》，第八章。

238　《鹿鼎公爵传》，第一章。

239　《清史稿·鳌拜传》

240　《清代前中期史》，第131页。

241　《清史稿·圣祖本纪》。

242　《鹿鼎公爵传》第五章。

243　《啸亭杂录》卷一，“圣祖拿鳌拜”条。

244　白晋《康熙皇帝》，第47页。。

245　《达赖喇嘛传》，第32页。

246　《西藏中世纪史》，第138页。

247　《鹿鼎公爵传》，第十七和十八章。

248　《鹿鼎公爵传》，第22章。

249　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

250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册“玉林琇传”。

251　大博弈是指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英国和俄国瓜分亚洲的一系列行动。——译者注。

252　“1671年流产的远东国际联盟”，载《中国武侠史评论》第十七辑，剑桥，1998。

253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一章。

254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二章。

255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二章。

256　J. Crull, M.D. 《古代与今天的莫斯科国家》（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Muscovy）, vol. 2, London, 1698, p. 200

257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六章。

258　根忒木耳是尼布楚地区的部落酋长，本属于清朝管理。在1667年逃亡到了俄国，此后为俄人效力，给中国边疆造成很大骚扰。——译者注。

259　《中俄关系史》，上卷，第91页。

260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九章。

261　《狐狸，飞过雪山》，第三章。

262　《鹿鼎公爵传》，第三十三章。

263　《鹿鼎公爵传》，第五十三章。

264　《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第32页。

265　《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006页；《达赖喇嘛传》，第37页。

266　《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017页。

267　《鹿鼎公爵传》，第四十八章。

268　《鹿鼎公爵传》，第五十章。

269　埃塞克斯伯爵（2nd Earl of Essex, 1567-1601）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因其英俊年少而获得女王多年宠爱。后因企图发动叛乱而被处死。死后女王仍对他深表怀念。——译者注。

270　《明清武术世界》（Kungfu World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牛津，1987），第471页。

271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91页。

272　《鹿鼎公爵传》，第五十章。

273　《清圣祖实录》，第二百八十七卷。

274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十一章。

275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十九章。

276　《满大人鸭子刀》。

277　《雍正传》，第307页。

278　参见孟森的论文“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第519页以下。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

279　《雍正传》，第93页。

280　《雍正传》，第309-312页。

281　《清史编年》雍正七年条，第424-425页。

282　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转引自《雍正传》，第101页。

283　《满大人鸭子刀》。

284　《雍正传》，第546页。

285　参见高阳《清朝的皇帝》第二卷，第426页。

286　《清朝的皇帝》第二卷，第427页。

287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179页。

288　参见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

289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二章，第八章。

290　参见《金庸政治学》，第89页。

291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四章。

292　若干分析可参看《金庸政治学》，第190-191页。

293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五章。

294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十章。

295　《明清史论著集刊三编》，“清高宗与洪门盟约考实”。

296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十二章。

297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二十章。

298　《清史稿·高宗本纪三》。

299　Khoja出自波斯语Khwaja，本为官职名称，后也用来指代穆罕默德后代之圣裔，霍集占、霍青桐等人名称的“霍”字即是“和卓”的汉字省写。——译者注

300　《乾隆传》，第212页。

301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十五章；《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269页以下。

302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二十章。

303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二十章。

304　《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019页以下。

305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二十章。

306　《书本与剑的档案》，第二十章。

307　近年来，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对高宗后裔及清皇室其他支系后裔男性的Y染色体基因组的比对，证明二者最近的共同祖先在两万年之前，亦即没有同源关系。见李辉等：“分子生物学视角下的清高宗身世问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5卷。

308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十卷“海兰弼传”。

309　《乾隆传》，第457页。

310　《书与剑的档案》（修订版），第二十一章。

311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三章，第十三章。

312　《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第53页。

313　有关的详细研究，参见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

314　《乾隆朝朱批谕旨》，第1219卷。

315　《少林武当考》。

316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六章。

317　《少林历史与文化》，第169页。

318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一章。

319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七章。

320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七章。

321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九章。

322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八章。

323　《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第54页。

324　《叫魂：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第三章第一节。

325　《狐狸，飞过雪山》第九章。

326　“苗人凤的内心世界：一项心理史学解释”，《中国武侠史研究》，总第十八期，剑桥：1996。

327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54页。

328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十册，“海兰弼传”，第128页。

329　《剑桥清代前中期史》，第474页。

330　《中国帮会史》，第103页以下。

331　《秘密如同城市》，第三章。

332　《秘密如同城市》，第五章。

333　《秘密如同城市》，第七章。

334　见本书第十六章。《秘密如同城市》（修订版），第十二章。

335　《西藏中世纪史》，第201页。

336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83-184页。

337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84页。

33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35页。

339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87页。

340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90-191页。

341　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首。

342　罗曰融《拳变馀闻》，收入孟森等著《清代野史》第一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

343　《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46页。

344　参见陈文统《1900年北京的龙虎战争》（1900：The War Between Dragons and Tigers in Peking），第十一章。

345　《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第三章。

346　《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第五章。

347　《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第九章。

348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1900-1901》，第367-375页。

附录

附录一　金庸武侠史年表³⁴⁹

前17世纪　商汤建立商朝。

前1045年　商周牧野之战，姬发灭商，建立西周。

前771年　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翌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建立，王室衰落，诸侯崛起。

约前670年　史载第一名刺客曹沫劫持齐桓公。

前515年　专诸刺杀吴王僚。

约前510年　要离刺杀公子庆忌。

前494年　吴越夫椒之战，越王勾践向吴国投降，此后卧薪尝胆。

前485年　吴越剑士比武，范蠡遇阿青，教导越军剑术。

前482年　越军突袭吴都姑苏。

前473年　吴越笠泽之战，勾践灭吴。同年，范蠡泛舟江湖而去，后称陶朱公，以经商富甲天下。

约前440年　墨子创立墨家学派，以匡扶正义为己任。其中的一部分势力逐渐转变为游侠。

前396年　聂政刺杀侠累。

前306年　秦悼武王嬴荡因举鼎受伤而死去。

前298年　孟尝君逃出秦国，屠赵县城。

前257年　信陵君与侯赢、朱亥窃符救赵，同年平原君使楚，毛遂劫持楚王。

前227年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失败被杀。

前221年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

前218年　张良与力士刺杀始皇。

前210年　秦始皇在出巡路上死去。

前207年　巨鹿之战，刘邦入关中。秦朝覆灭，此后进入楚汉内战。

前202年　楚汉决战，项羽自杀，汉统一中国，刘邦称帝，为汉高祖。

约前195年　游侠朱家收弟子田仲，势力遍布天下。

前154年　七国之乱，游侠剧孟参与平定。

前141年　汉武帝刘彻即位。

前134年　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前126年—124年　汉武帝打击游侠势力，大侠郭解被诛，游侠逐渐消失。

前119年　霍去病北伐匈奴至贝加尔湖。

约前100年　《黄帝内经》问世，人体经脉学说趋于完善。

9年　西汉灭亡，王莽建立新朝。

23年　王莽败亡。

25年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

64年　汉明帝遣使去西域求佛法，佛教在中国开始传播。

约140年　于吉作《太平经》，创立太平道，后传授弟子张角、张宝等。稍后，张陵创立五斗米道。

184年　张角发动黄巾起义。

200年　于吉在江东被孙策所杀。同一时期，左慈、甘始、郄俭、费长房和华佗等道士出现。华佗作五禽戏。

215年　张陵之孙张鲁向曹操投降，此后五斗米道改为天师道，并传播到中国各地。

220年　曹丕废汉献帝，建立魏国。三国时代开始。

280年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建立西晋。

316年　西晋灭亡，胡族内迁，中国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时期。

352年　前燕慕容俊称帝，占领关东，此后慕容氏屡经兴亡，建立一系列政权。

410年　南燕慕容超被北魏所灭，慕容氏亡国。

439年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

约478年　菩提达摩从印度来华。

495年　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建立少林寺。

约520年　达摩与梁武帝会晤，后一苇渡江。

527年　达摩入少林寺，面壁九年，后收门徒慧可，创立禅宗。

约536年　达摩死，慧可得其衣钵，为禅宗二祖。

约550年　慧可至峨眉山，与印度僧人般刺密谛会晤，发明《易筋经》奥义。

554年　南朝梁亡，梁元帝于江陵焚书，藏匿宝藏。

577年　北周统一中国北方。

581年　杨坚建立隋朝，取代北周，为隋文帝。

589年　隋朝再度统一中国。

593年　慧可圆寂，少林僧侣开始研习留下的武学典籍，少林武僧兴起。

604年　隋文帝崩，隋炀帝杨广继位。

611年　隋炀帝征高句丽不利，山东民变纷起，中国再度陷入内战。

615年　李靖拐带红拂投奔李世民，路遇虬髯客，获《易筋经》之传。

618年　李渊建立唐朝。

621年　李世民东征王世充，获得昙宗少林武僧之助，后赐予少林寺4000亩良田。

626年　玄武门之变，李渊退位，李世民成为皇帝，即唐太宗。

639年—640年　唐太宗命侯君集讨高昌，并其国。

649年　唐太宗崩，太子李治继位，即唐高宗。

667年　太子摄政，皇后武媚掌握实权。

672年　武媚和高宗访问少林寺，此后与少林寺联系不断，获得武僧的支持。

690年　武媚称帝，改名武曌，建立周朝，亲信神秀、慧安等人掌管少林寺。

694年　摩尼教入华，传播明尊信仰。

696年　武曌在嵩山封禅，并再度造访少林。

705年　武曌被迫退位，传位子李显，唐朝重建。

707年　慧安返回少林寺。

709年　慧安死，禅宗北宗衰落，南宗兴起。

713年　李隆基继位，为唐玄宗，先天拳创派，以先天年号命名。

732年　玄宗认为摩尼教是伪装成佛教的邪法，禁止传播。

约730年　李白游历四方，作《侠客行》，游侠文化复兴。

约740年　公孙大娘名动天下，女性剑术广泛传播。同时“车中女子”、“纫针女”等女性游侠开始活跃。

756年—763年　安史之乱，唐朝陷入中衰。

约765年　女侠红线为薛嵩刺田承嗣，后盗金盒，迫使田承嗣与薛嵩修好。

约795年　聂锋之女聂隐娘被尼姑带走学艺。

约819年　聂隐娘战空空儿，保护刘悟。

约840年　聂隐娘创越女剑。

845年　唐武宗下令灭佛，并禁止除道教外其他各大宗教。

848年　张议潮在河西地区推翻吐蕃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归属唐朝。

约850年　吕岩开始游侠生涯，并创立内丹学说。

875年　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

880年　黄巢攻陷长安，进行大屠杀，士族灭亡。吕岩及其教众西行至河西走廊依附于归义军，后建立逍遥派。

890年　归义军内乱，吕岩不久去世。

907年　唐朝灭亡，朱温建立梁朝，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916年　耶律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

937年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

947年　耶律阿保机子耶律德光占领汴梁，改大契丹国为辽朝，称皇帝。

约950年　慕容龙城在姑苏创立参合庄，开创慕容家族，意图恢复大燕。

960年　宋朝建立，商业繁盛，江湖世界逐渐形成。

约1000年　青城派与蓬莱派争霸，互为世仇。同时期，丐帮建立。

1004年　宋辽缔结澶渊之盟。

约1020年　天山童姥、李秋水及无崖子入逍遥派学艺。

约1040年　无崖子任逍遥派掌门，逍遥派分裂。

1063年　萧峰出生，耶律重元叛乱。雁门关之战。萧峰改名乔峰，被带往少室山由农夫收养。

约1064年　丁春秋偷袭无崖子，后入星宿海，建立星宿派。

1083年　萧峰被推举为丐帮第六代帮主。

1091年　丐帮副帮主马大元被杀。

1092年　大理国王子段誉至中原游历，萧峰的身世被揭露，被迫离开丐帮。

1093年　萧峰至东北，与阿骨打、耶律洪基相识，后因平定耶律重元二次叛乱，被封为南院大王。同时，虚竹任逍遥派掌门人。12月，少林寺大会。

1094年　虚竹与西夏银川公主结婚。段正明退位，段誉继位为帝。契丹大军入侵，萧峰中止战事后自尽。

约1110年　黄裳奉命编修道藏，逐渐领悟武学精要。

1115年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同一时期，独孤求败横行天下。

1120年　明教教主方腊起义，被黄裳镇压。此后黄裳被围攻，销声匿迹。

1123年　金灭辽。

1125年　金兵南下攻宋。

1126年　汴梁沦陷，徽宗与钦宗被俘北上，史称“靖康之变”。

1127年　赵构建立南宋。

1142年　岳飞被杀，兵法遗书被没入宫。宋金议和，宋朝对金称臣。

1147年　大理国宣仁帝段誉退位，传位其子，不久病逝。

约1150年　上官剑南入临安盗《武穆遗书》，安置于湖南铁掌峰。

1159年　王喆建活死人墓，意图起事。

1161年　王喆事败，让活死人墓于林朝英，出家为道，号重阳子。

约1165年　黄裳出山，传《九阴真经》。

1167年　王重阳赴山东传教，收全真七子，建立全真教。

1172年　段誉之孙段智兴继位为大理国君。

约1185年　桃花岛黄药师、白驼山欧阳锋、丐帮帮主洪七、大理国皇帝段智兴等先后崛起。

约1190年　少林寺火工头陀之乱。

1195年　第一届华山论剑，王重阳得《九阴真经》。

1197年　王重阳去世，《九阴真经》下卷为黄药师所得。

1200年　郭靖诞生。

1206年　斡难河大会，铁木真称成吉思汗。

1220年　第二届华山论剑，郭靖与黄蓉完婚。

1221年　杨过诞生。

1227年　成吉思汗病死。西夏灭亡。

1234年　金国灭亡，蒙古南下攻打宋朝。

1243年　郭襄诞生。

1247年　张君宝诞生。

1254年　元军灭大理国，末代国主段兴智被救出。

1259年　蒙古围襄阳，杨过击杀蒙哥汗。第三次华山论剑。

1262年　郭襄访问少林，觉远、张君宝逃出少林，张君宝定居武当山，后改名张三丰。

1271年　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再度围攻襄阳。

约1272年　郭靖、黄蓉铸成倚天剑与屠龙刀。

1273年　襄阳沦陷，郭靖、黄蓉牺牲。

1276年　元军横扫南宋，临安沦陷。

1279年　崖山海战，宋亡。

1283年　文天祥就义。郭襄四十岁，创立峨嵋派。

约1285年　张三丰神功大成，下武当山，自此名动天下。

约1305年　张三丰陆续收七弟子，创立武当派。

约1310年　郭襄死，风陵师太继任峨嵋掌门。

约1311年　阳顶天任明教教主，明教崛起。

约1321年　谢逊投入明教，后被封“金毛狮王”。

约1324年　阳顶天击败三渡。

1327年　阳顶天暴死，成昆计激谢逊，明教大乱。

1328年　朱元璋出生。

约1332年　谢逊杀空见。

1333年　元顺帝即位。

1336年　俞岱岩被害，张翠山邂逅殷素素，王盘山大会。

1337年　张无忌出世。棒胡起义。

1346年　张翠山一家回归中原，张翠山、殷素素自杀。

1348年　周子旺起义败死，张三丰再上少林，张无忌结识常遇春、周芷若。

1352年　张无忌入昆仑山桃源，发现《九阳真经》。

1357年　六大派围攻明教，张无忌成为明教教主，入大都救六大派。

1358年　屠狮英雄会。朱元璋杀韩林儿。张无忌辞去教主，杨逍接任。

1363年　鄱阳湖之战，周颠力救朱元璋，陈友谅死。

1368年　朱元璋建立明朝，北伐，元亡，朱元璋禁明教。

约1370年　朱元璋遣使寻张三丰不遇。谷虚子任武当掌门。

约1390年　雪山派开派。

1398年　朱元璋病死，传位孙朱允炆，即建文帝。

1399年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得到武当派的支持。

1402年　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将宝藏埋藏于徐达府上。同年，郑和首下西洋，寻访建文帝。

约1405年　福建莆田少林寺得《葵花宝典》。五岳剑派开始崛起，与明教余脉争斗不休。

1412年　朱棣大建武当山宫观，武当道士孙碧云、任自垣等受宠遇。武当地位盖过少林。

1420年　明教支系“佛母”唐赛儿起义，失败后转入黑木崖，建立日月神教。

约1425年　日月神教攻打武当，夺走张三丰手书《太极拳经》。

约1430年　岳肃、蔡子峰至福建莆田少林寺，偷窥《葵花宝典》，此后有剑、气二宗之分裂。

约1431年　莆田少林寺方丈红叶禅师遣弟子渡元禅师上华山，渡元习得《葵花宝典》武学，此后还俗，为林远图，威震天下，创立福威镖局。

约1435年　日月神教十长老第一次攻打华山，夺走《葵花宝典》。

约1440年　日月神教第二次攻打华山，中计后全部殒命。

1449年　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景泰帝继位。

1457年　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

约1470年　福威镖局林远图与青城派长青子比武，林远图胜。

1485年　华山剑宗与气宗火并，气宗获胜。剑宗风清扬归隐。

1499年　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之位为东方不败所篡。

1509年　青城派灭福威镖局满门。

1510年　令狐冲面壁，学得独孤九剑。

1511年　任我行杀东方不败而复位。五岳剑派联盟，岳不群为总掌门，复为任我行所颠覆。任我行旋即病发而死。

1514年　令狐冲与任盈盈成亲，重振华山派。

1517年　葡萄牙人首次来华，后占领澳门为殖民地。

1523年　龙岛主、木岛主闯荡江湖，发现侠客岛。

1533年　侠客岛第一次腊八粥之约，江湖陷入浩劫。

1542年　石清闵柔夫妇生双胞胎石中玉、石中坚，石中坚被梅芳姑抢走。

1543年　侠客岛第二次腊八粥之约。

1553年　侠客岛第三次腊八粥之约。

1554年　吴道通得到谢烟客的玄铁令。长乐帮逐渐崛起。

1560年　石中玉任长乐帮帮主。

1563年　石中坚入长乐帮，被认为是帮主。雪山派内讧，侠客岛第四次腊八粥之约。石中坚与白自在等人赴侠客岛。

1564年　石中坚武功大成，揭破侠客岛之谜，侠客岛毁灭。大批高手归来，武林再度遭劫，陷入中衰。

约1580年　仙都派菊潭在恒山被众多高手围攻而死。

约1590年　穆人清闯荡江湖。

1610年　夏雪宜家族被灭门。

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23年　袁承志诞生。夏雪宜向温家复仇。

1626年　袁崇焕宁远大捷。

1630年　袁崇焕被杀，旧部组成山宗。

1633年　浡泥国张朝唐至中国，参与山宗之会。袁承志拜入华山穆人清门下。

1643年　袁承志在东南游侠，被推举为七省武林盟主；谋刺清太宗皇太极未果，皇太极旋为弟多尔衮所弑。子福临继位，为世祖。

1644年　袁承志到北京，助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崇祯帝斩长平公主手臂后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命人将宝藏埋到关外龙脉。

1645年　袁承志与夏青青等人被清军所攻，逃亡海外。长平公主投入铁剑门，改名九难。李自成退出北京，将搜刮的珠宝埋藏在辽东玉笔峰。在湖南石门夹山寺削发为僧，法号奉天玉和尚。

约1650年　洪安通开始创神龙教。

1655年　韦小宝出生在扬州妓院。

1661年　顺治帝出家，康熙帝玄烨继位，同年郑成功率大军攻克台湾；陈永华奉命建立天地会。

1663年　湖州明史案发，大批江南名士被杀。

1667年　鳌拜擅权杀苏克萨哈。

1669年　康熙擒鳌拜，韦小宝任天地会青木堂香主。

1670年　康熙赴五台山见顺治，河间府杀龟大会，建立锄奸盟；建宁公主下嫁吴应熊，韦小宝为赐婚使，护送公主到云南。

1671年　韦小宝自云南返京，与施琅灭神龙教，又到雅克萨城见俄国苏菲亚公主。

1672年　韦小宝与苏菲亚公主至莫斯科，协助公主发动政变。后与俄国使团返华。胡逸之为苗范田三人所杀，功败垂成。

1673年　康熙帝下旨撤藩。韦小宝至扬州，与桑结、噶尔丹结拜，解除西藏蒙古之扰。胡逸之儿子为父亲复仇，杀苗范田等人。

1674年　吴三桂出兵，发起三藩之乱。郑经自台湾攻大陆。归辛树刺杀康熙败死。韦小宝与众妻妾逃到通吃岛，为康熙帝软禁。

1678年　吴三桂称帝，半年后病死。

1681年　三藩之乱被平定。施琅至福建，准备攻打台湾。

1683年　澎湖海战，施琅击败台湾刘国轩的舰队，至台，郑克塽不战而降。

1685年　韦小宝还北京，受命出征，翌年与林兴珠等攻克雅克萨城。

1689年　韦小宝代表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

1690年　韦小宝出走，下落不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率大军逼近北京，于乌兰布通之战中被击败。

1696年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昭莫多之战中大破其部，噶尔丹于翌年自杀。

约1700年　九难奔走南北，收甘凤池、白泰官等人为徒。

1705年　桑结嘉措在西藏政变中被杀。

1708年　九难与甘凤池等联络朱慈焕起义，朱慈焕被清廷诛杀。清廷大举镇压天地会等反清势力，萧义潜入清宫为太监。

1711年　雍亲王胤禛与海宁陈家掉包刚出生的儿女，陈家子被带入雍亲王府，取名弘历。

1719年　胤禛抓捕袁杨两家，欲夺鸳鸯刀献给康熙。袁杨二人被害，萧义救二位夫人及杨氏女脱难，改名萧中慧。

1722年　胤禛即位，为雍正帝。铁剑门白泰官、甘凤池、武当派陆菲青、太极门赵半山等以屠龙帮反清聚义。

1729年　屠龙帮事发，甘凤池被李卫所诛。

1732年　吕留良案发，吕家被灭门，吕家幼女吕四娘逃生，投入九难门下。

1733年　弘历之弟陈家洛于海宁陈府出生。

1735年　川陕总督刘于义得鸳鸯刀，被袁冠南、萧中慧夺回。雍正帝为吕四娘所杀，弘历继位，为乾隆帝。

1743年　屠龙帮被清廷剿灭，赵半山、陆菲青等人得脱。

1752年　苗人凤和胡一刀决战；胡斐出生。

1753年　陆菲青化名为陆高止，收总兵李可秀之女李沅芷为徒。

1758年　陈家洛继任天地会总舵主。天地会在六和塔囚禁乾隆，回部霍青桐大败清军主力。

1759年　香香公主在北京自尽，天地会挟持福康安逃到回疆。陆菲青返回武当，接任掌门。

1760年　天地会释放福康安。

1762年　苗人凤娶南兰。

1763年　苗若兰出生。

1765年　田归农带南兰逃走，至商家堡。福康安与马春花相恋，胡斐与赵半山结交。

1769年　天下掌门人大会召开，为天地会和胡斐所破坏。

1780年　宝树等人发现闯王宝藏。赛尚鄂与范七等试图擒杀苗人凤失败，苗若兰受辱，苗人凤和胡斐在玉笔峰决战。

约1800年　南四奇崛起。

约1804年　梅念笙被万震山等三弟子所杀，丁典得连城诀与《神照经》。

1813年　天理教举事，林清攻入皇宫。

约1815年　狄云被冤枉下狱。

约1819年　狄云脱困，旋与血刀老祖相遇，被挟至雪谷，练成《神照经》。

约1820年　狄云将连城诀写在荆州城墙上，梁元帝宝藏出世，为争夺宝藏死伤无数。

1840年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

1851年　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

1853年　刘丽川领导小刀会起义。

1885年　中法战争，黑旗军大捷。

1888年　白马李三于甘凉被杀，李文秀与晋威镖局诸人先后进入回疆。

1898年　戊戌变法，大刀王五联络江湖豪杰未果；李文秀从瓦尔拉齐学武。

1899年　义和团兴起，誓言扶清灭洋。

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失败。瓦尔拉齐死，李文秀找到高昌宝藏，后与斯坦因见面。

1905年　孙中山联络会党，成立同盟会。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

1924年　金庸出生。

附录二　武术世界重大集会及比赛列表

年代 | 名称 | 地点 | 目的 | 主要参与者 | 获胜者/推选领袖
1094 | 少林寺大会 | 少林寺 | 推举武林盟主，抵御契丹 | 丁春秋、庄聚贤、玄慈、萧峰、慕容复、萧远山、慕容博、段誉、虚竹、鸠摩智 | 萧峰、虚竹
1195 | 第一次华山论剑 | 华山绝顶 | 争夺《九阴真经》 | 王重阳、黄药师、欧阳锋、段智兴、洪七 | 王重阳
1220 | 第二次华山论剑 | 华山绝顶 | 争夺天下武功第一 | 黄药师、欧阳锋、段智兴、洪七、裘千仞、郭靖 | 欧阳锋
1243 | 英雄大宴 | 大胜关 | 推举武林盟主，抵御蒙古 | 郭靖、黄蓉、泗水渔隐、朱子柳、金轮法王、达尔巴、霍都、杨过、小龙女 | 小龙女
1259 | 英雄大宴 | 襄阳 | 推举丐帮帮主 | 武敦儒、武修文、蓝天和、耶律齐、霍都 | 耶律齐
1259 | 第三次华山论剑 | 华山绝顶 | 决定新五绝名号 | 周伯通、黄药师、段智兴、郭靖、杨过 | 周伯通
1357 | 屠狮英雄会 | 少林寺 | 争夺屠龙刀和谢逊的归属 | 张无忌、周芷若、宋青书、丐帮诸长老、夏胄 | 周芷若
1511 | 五岳剑派并派大会 | 嵩山封禅台 | 讨论五岳剑派并派事宜 | 左冷禅、岳不群、莫大、令狐冲、任 | 岳不群
1643 | 泰山大会 | 泰山石经谷 | 推举七省武林盟主，伺机举事 | 盈盈袁承志、程青竹、沙天广、焦公礼 | 袁承志
1670 | 杀龟大会 | 河间府 | 刺杀吴三桂 | 九难、冯难敌、郑克塽、韦小宝、顾炎武 | 陈近南、顾炎武
1769 | 天下掌门人大会 | 北京 | 决定天下掌门人位次，便于清廷控制武林 | 福康安、陆菲青、汤沛、田归农、石万嗔、胡斐、程灵素 | 被迫中断

附录三　金庸武侠时代丛考

金庸的十五部长中短篇小说，按照其内容的时代属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依附于具体的历史时代和重大事件的。虽然小说叙述虚虚实实，未必能和史实一一对应，但其基本时代却无疑可以确定。金庸大部分作品都属于此列，作品包括《越女剑》《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鹿鼎记》《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

另一类作品则相反，其历史背景是基本虚化的。虽然其中会提到前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但故事本身所发生的时代却没有清楚指明。这类作品包括《笑傲江湖》《侠客行》《连城诀》《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但是《鸳鸯刀》较为特殊，因为以反清为主题，显然发生在满清一朝。

小说本是虚构，作者不指名时代，目的也是要将背景架空，要确切地“考证”其发生在何时代未免穿凿。但是仍然可以讨论：这些作品中的故事，假设发生在我们的现实时空之中，那么发生在何时代相对最为合理？这个问题颇具兴味，且对于本书至关重要，下面让我们一一来看。

侠客行

出于某些下面会清楚的理由，我们首先讨论《侠客行》这部书。此书中提到武当派，在金庸武侠历史的基本设定里显然发生在明代之后。并且说到“张三丰祖师是数百年来武林中震烁古今的大宗师”，说明其时代远在张三丰时代之后的数百年。张三丰在元朝中叶（1300年前后）达到鼎盛时期，那么《侠客行》的时代至少在两百年后，也就是1500年之后，这是其时代的上限。

下限又何在？书中提到了“关东四大门派”，四派都为汉人，且称霸关东（辽东），也就是说辽东地区基本是汉人的天下。这只可能在明末之前或晚清以后。自满清在辽东兴起，在关外的汉人便惨遭屠戮，沦为皂隶，后来更竖起“柳条边”禁止汉人出关，关外人口极为稀少。直到晚清撤销弊政后，汉人才大量下关东。清代前中期，关东纵然有一些汉人高手居住和活动（譬如胡一刀、胡斐父子，杜希孟等），也不至于有四大门派来称王称霸。《侠客行》的故事又显然不会发生在晚清衰世，那么时代下限便可定为明末，亦即1618年后金起兵以前。事实上，由于要和《碧血剑》的时代错开（二者所描述的江湖差异极大，至少侠客行里没有天下第一高手穆人清其人），还应该再早数十年才合情理。

因此，《侠客行》的故事可以锁定在1500年—1600年之间。

书中更提到一个具体的干支年“庚申”：

只见簿面上写着“河北通州聂家拳”七字，打开簿子，第一行触目惊心，便是“庚申五月初二，聂宗台在沧州郝家庄奸杀二命，留书嫁祸于黑虎寨盗贼”，第二行书道：“庚申十月十七，聂宗峰在济南府以小故击伤刘文质之长子，当夜杀刘家满门一十三人灭口。”聂宗台、聂宗峰都聂老拳师的儿子，在江湖上颇有英侠之名，想不到暗中竟是无恶不作。

另外，白自在看完有关记载后，曾说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聂立人当真可杀。姓白的倘若早得几年见了这本账簿，侠客岛就是对他手下留情，姓白的也要杀他全家。”由此可见，庚申年当在故事主体情节发生的同时或稍早，考这一时期的庚申年有1500，1560，1620年。其中1620年努尔哈赤已经起兵，辽东大乱，显然太晚。因此只有1500和1560两种可能。

下一个，也是更重要的线索是书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闰二月。因为当年按传统历法有闰二月，阿绣等人才得以不死。也即是说：该庚申年之后几年内就是某个有闰二月的年份。那么哪些年有闰二月呢？陈垣先生有一本《二十史朔闰表》，给出了上下数千年的历法情况。查询可知，1500年之后数十年内无闰二月，直到1534年方有，而1560年后，1564年即有闰二月，与作品描述丝丝入扣。如此巧合，让人不得不觉得，似乎作者本人就是以这一年代为蓝本而写作的。

石破天从侠客岛归来是公元1564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那么侠客岛之行就发生在前一年即1563年，故事的大部分内容都发生在这一年。而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初现江湖则是在1533年。石破天在侠客岛武功大成之时，后来武功天下第一的穆人清最多还只是个孩子，故事结束之后，又过了七八十年，方有《碧血剑》的江湖。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毫无疑问发生在明代，以提到武当和张三丰来说，显然是在明朝之后，而《鹿鼎记》中澄观和尚回忆时曾想到“听说前朝有位独孤求败大侠，又有位令狐冲大侠”。既然是前朝，那必然是在清代之前，因此故事只能发生在1368年—1644年的明朝276年间。

这个年限还可以再压缩很多。《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武当掌门及主要元老历历可考，和《笑傲江湖》全不相同。倚天屠龙记中记叙的故事结束后，这些人也不会一下子死光，流风余绪至少会绵延数十年。所以《笑傲》故事绝不会发生在明初。《碧血剑》中明末华山派由神剑仙猿穆人清执掌数十年，而笑傲中未提到其人，那么明末也不可能。所以其时代应该是在1400年—1600的二百年之间。

再进一步来说，《笑傲》中提到任盈盈向武当归还“八十余年前”日月教攻打武当所抢夺的张三丰所传真武剑和《太极拳经》，说明“八十余年前”张三丰已经不在世。张三丰在《倚天屠龙记》结束时（1358年）还健在无恙。那么“八十余年”之后即故事发生的主体年份至少当在1440年后了。

并且既然当年日月教攻破武当，说明已经稍有声势。而在1358年时还毫无踪影，只有一个明教。如果日月教是传承自明教，那么显然是在明教主体消亡之后，即使不是，一个江湖容不下两个偌大魔教，和倚天时代也应该距离较远。所以日月教攻打武当之役最早也只能发生在1368年明朝成立之后，则八十余年后大约是1450年，故事最早可能发生在这个时代。

明代中期这一两百年虽然大体平静，但1450年前后恰是个例外。1449年蒙古瓦剌部的也先攻打北京，明英宗正统帝御驾亲征，在土木堡大败被俘。也先挟英宗兵临城下，明廷遂紧急立英宗之弟，是为代宗，改元景泰。1450年也先放英宗回国，被代宗软禁。到了1457年，英宗又发动夺门之变，咸鱼翻身，夺回皇位。这些轰动天下的大事在武林中不可能毫无反应，不但漠不关心，而且一句不提。所以故事发生的时间还得向后推数十年，至少是1470年以后了。

那么从1470年—1600年，究竟可以定位到哪一个时段呢？书中直接的线索已经不多，但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判断，故事发生时代应该比1470年还要再后推若干年。譬如说日月教与五岳剑派的斗争延续了百年有余：

方证微笑道：“令狐掌门此言差矣。魔教要毁我少林、武当与五岳剑派，百余年前便已存此心，其时老衲都未出世，和令狐掌门又有何干？”（《笑傲江湖》三十“密议”）

左冷禅道：“想我五岳剑派向来同气连枝，百余年来携手结盟，早便如同一家，兄弟忝为五派盟主，亦已多历年所。”（《笑傲江湖》三十二“并派”）

由1470年计，百余年前又回到了元末明教时代，就算可以将与少林武当的恩怨上溯到明教时的仇恨，但当时五岳剑派除了华山都不显赫，更遑论联盟。日月教与武当少林等的仇恨，以及五岳剑派的联盟都当在之后数十年，才有充分的时间发展出笑傲时代的百年恩怨。因此，设定五岳剑派最初结盟在1400年前后，而故事主体发生在1500年之后较为合宜。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上文考察的成果，排除1533年之后的所有年份，否则方证方丈、冲虚道长他们，就要去喝腊八粥了。而少林妙谛、武当愚茶等人，按《侠客行》的描述，在第一次腊八粥之约前多年已经成名，甚至成名后已经隐居（“妙谛大师隐居十余年，早已不问世事”），所以二者的年代还要隔得更远一点。至少也得在1520年之前。

如果框定在1500年—1520年之间，能否进一步确定具体的年份呢？

能，因为书中还有一条：

王夫人皱眉道：“这么事急求救，江湖上传了开去，实是大大堕了福威镖局的名头。”林震南忽道：“娘子，你今年三十九岁罢？”王夫人啐道：“呸！这当儿还来问我的年纪？我是属虎，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林震南道：“我发帖子出去，便说是给你做四十岁的大生日……”王夫人道：“为什么好端端给我添上一岁年纪？我还老得不够快么？”林震南摇头道：“你几时老了？头上白发也还没一根。我说给你做生日，那么请些至亲好友，谁也不会起疑。等到客人来了，咱们只拣相好的暗中一说，那便跟镖局子的名头无损。”

这段对话告诉我们，王夫人属虎，在故事发生之时实岁三十九岁，很容易算出故事发生在蛇年，即巳年。相关时段里，1497、1509、1521年为蛇年。综合上文所述，定位为1509年最为妥当。

综上所述，大约1400年前后，日月教或其前身（本书中设定为明教别支）兴起，开始和正教人士为敌。五岳剑派亦在其时结盟，二三十年后始坐大。八十余年前，即1420年后，日月教有攻武当之举。1485年，华山有惨烈的玉女峰比剑。任我行被囚于1499年。1509年福威镖局灭门，故事主体情节发生在之后数年，到1511年任我行暴毙。1514年令狐冲与任盈盈成婚。而侠客岛之现于江湖，在十八年后，其主体情节更发生在近五十年后，可以不发生大的交叉和矛盾。

鸳鸯刀

《鸳鸯刀》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不同于上述几部小说，整个故事是以反清为主线展开的，因此其基本背景很清楚，是在清朝，并且显然并非晚清，应该是在清中叶。

除此之外，文中还有一个不很知名的历史人物出现：

跟他说话的竟是川陕总督刘于义刘大人。周威信在江湖上虽然赫赫有名，但生平见过的官府，最大的也不过是府台大人，这一次居然是总督大人亲自接见，那自然要受宠若惊，自然要战战兢兢，坐立不安。

刘大人那几句话，在心头已不知翻来覆去地重温了几百遍：“周镖头，这一对刀，叫作‘鸳鸯刀’，当真是非同小可，你好好接下了。今上还在当贝勒的时候，便已密派亲信，到处寻觅。接位之后，更下了密旨，命天下十八省督抚着意查访。好容易逮到了‘鸳鸯刀’的主儿，可是这对宝刀却给那两个刁徒藏了起来，不论如何侦查，始终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天幸是本督祖上积德，托了皇上洪福，终于给我得到了。”

刘于义（1675年—1748年）确有其人，字喻旃，号蔚冈。江苏武进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曾任直隶总督及陕西总督，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十三年卒。其死法很有意思，是在养心殿朝见皇帝，跪拜后起身时踩中自己的衣袂，扑跌而死。

查刘于义任川陕总督的年份，是从乾隆元年到二年（1736年—1737年），只有两年，且为署理（暂代）。因此严格说，故事只能发生在这两年间。按说问题已经解决。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刘总督还说“好容易逮到了‘鸳鸯刀’的主儿，可是这对宝刀却给那两个刁徒藏了起来”，此事在下文也有描述：

“十六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听得宫中的两名侍卫谈起，皇帝得知世上有一对‘鸳鸯宝刀’，得之者可以无敌于天下，这对刀分在一位姓袁和一位姓杨的英雄手中。于是皇帝将袁杨二人全家捕来，勒逼二人交出宝刀。两位大英雄不屈而死，两位英雄的夫人却被逮进了天牢。”

也就是说，按照刘于义的说法，同一个皇帝十六年前逮捕了袁杨两位英雄，但没有得到宝刀，十六年后才由刘于义寻访得到。但乾隆初年，乾隆才刚刚即位，十六年前还是皇子，与文中描述不符。况且纵然按1737年算，十六年前乾隆也不过十岁左右，就年龄来说也不可能如此兴风作浪。

并且，这段话在旧版中描述则有不同：

刘大人那几句话，他在心头已不知翻来覆去地重温了几十百遍：“周镖头，这一对刀，叫作‘鸳鸯刀’，当真是非同小可，你好好接下了。那本来是大内中所藏之物，先帝康熙爷宾天之际，不知怎地给人偷盗出去，流落在外。今上接位之后便下了密旨，命天下十八省督抚寻访，十三年来，始终不见踪迹。总算是叨了皇上洪福，给我得到了。嘿嘿，你们威信镖局做事还算牢靠，现下派你护送这对鸳鸯宝刀进京，路上可不许泄漏半点风声。你把宝刀平安送到北京，回头自然重重有赏。”

以旧版来说，“先帝康熙爷”，“今上”在位十三年，则当为雍正无疑，故事当发生在雍正十三年。刘于义在雍正时任陕西总督，虽非川陕总督，地位也相仿佛。但是旧版中后文仍然是十六年前皇帝从袁杨二人手中得到宝刀云云，与这里说的大内中所藏之物仍有矛盾。当然，这或许不过是刘大人诓骗周威信的谎话。但是在十六年前，欲夺鸳鸯刀的显然是康熙而非总共才当了十三年皇帝的雍正了。

十六年前后是两个皇帝并没有必然的矛盾，但是如果仔细解释这个皇帝那个皇帝的异同，必然使得故事显得不必要的繁冗。因此新版删去了“康熙爷”的提法，将故事虚化，但却留下了川陕总督刘于义这个具体的历史坐标没有改动。

在无论哪种说法都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呢？十六年是关系故事内在逻辑的时间跨度，不可更改。而川陕总督刘于义只是外在的记号，不必死于句下。因此，故事还是按照金庸本人的初衷，放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宜，至于十六年前“逮到‘鸳鸯刀’的主儿”一事，可以视为雍正当雍亲王时，借康熙帝名义所为，本书中有详细的解释。

连城诀

《连城诀》在金庸作品中是时间极为模糊的一部作品，连武当、少林等标志性的门派也没提到。不过有太极剑高手刘乘风出场。这套剑法创自张三丰，在令狐冲时代还是武当秘传的绝学。因此故事的时代无疑已经是明后期或清朝了。

新修版《连城诀》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大清康熙年间，忽有一位身具高强武功的高僧驻锡荆州天宁寺，无意中发现了宝藏，他将此讯息写成书信，托人送交给当时天地会广东红旗香主吴六奇，请他去发掘出来，作天地会反清复明之用。因怕泄漏机密，他将宝藏所在处用密码（剑诀）注入一本当时流传的《唐诗选辑》之中，送交吴六奇。吴六奇是他师兄的弟子，同门相传，和那高僧都会“唐诗剑法”，知道剑法的次序。不幸密码送到时，吴六奇遭难，为人所害，这剑诀密码便流落在外。送信人辗转将讯息传了出来，讯息若不与《唐诗选辑》连在一起，凑不成一块；得讯之人如不会“唐诗剑法”，虽知剑诀，但不知剑招次序，宝藏也就难以找到。梅念笙是那高僧与吴六奇的同派门人，会使“唐诗剑法”，后来又得了剑诀，事机不密，落得给三个徒弟背叛杀害的下场。

吴六奇是清初人，也是《鹿鼎记》中重要人物，由此可知，梅念笙的时代必然在《鹿鼎记》之后。但后到如何程度？从“同派门人”四字中很难捉摸，可能在数十年后，也可能在一两百年后。

再从小说之间的关系来看，《连城诀》中南四奇、丁典、血刀老祖及最后的狄云都是傲视天下的高手，但与《鹿鼎记》《鸳鸯刀》《书剑》及《飞狐》中人物皆无明确关系，彼此间的时代差距至少也是数十年级别的。《鹿鼎记》结束于雅克萨之战后的康熙中叶，此后天地会等反清帮会仍很活跃。到了康熙晚年及雍正年间，九难奔走四方，收江南八侠，吕四娘刺杀雍正，不仅民间流传甚广，也是金庸本人在书中提到过的武侠历史，乾隆年间的事《书剑》《飞狐》《雪山》诸书言之甚详。要在这些时段间插入一个属于《连城诀》的时期，实在非常勉强。何况在乾隆之前，武林中反清声势仍然颇盛，但《连城诀》中却无丝毫反映。

因此，连城诀的故事，最可能发生在乾隆之后的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上距雪山飞狐的结尾又有数十年，此时是列强入侵前夜，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时段。天下掌门人大会后，武林中自相残杀成风，以众江湖高手不是惨死就是发疯而结束，作为金庸笔下武林的黑暗结局可谓再合适不过。

白马啸西风

本故事全发生在回疆。回疆为清代对新疆地区称呼，故当在清代。故事又因高昌迷宫而起。高昌国于公元640年灭国，此后唐朝赐给高昌国大量汉人之物，被高昌人封入迷宫。此后“千余年来，沙漠变迁，树木丛生。”即是说，故事发生之时，必然已经是公元1640年之后了。

回疆为乾隆时的称呼，且哈萨克人所住地区与内地之间似无政权隔阂。此地在乾隆平准之前长期属于准噶尔汗国，后又有大小和卓之割据战乱，到大约1759年后才完全归附清朝。此后哈萨克人与汉人之间，方有较多接触，故事当发生在此后，但只讲到回疆一域，未揭示武林全貌，时代特征不明显，具体于何时，实在难以考证，只能说在清朝灭亡前均有可能。不过哈萨克人瓦尔拉齐能在江南称霸，而李文秀不过学了两年的武功就被认为是“江湖上已可算得是一流好手”，都隐隐暗示出是武学衰世。当然，本书中设置得极为晚近，与斯坦因的新疆考察相衔接，只是笔者的自由想象，作为武术末世的一点尾声。

349　本表收入本书中所提到的重大历史事件，皆为公元纪年，以编年形式排列，有“约”字样者表示确切年份不可考，大概系于某年。关于金庸作品编年的体系，参考了丁俞斌的《金庸武侠故事编年和人物大全》一书，但也有许多不同，恕不一一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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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 Condor—Shooting Hero: A Biography）

——《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Crying White Horse, Gone with the Wind）

——《鹿鼎公爵传》（Life of Duke Ludingius）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

——《书本与剑的档案》（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Romance of the Divine Condor）

——《游侠之歌》（Song of Knights-errant）

——《天之剑与龙之刀》（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er）

——《绿色血液之剑》（A Sword of Green Blood）

——《满大人鸭子刀》（The Mandarin Duck Sa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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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和她奇特的精英》（The Regent Empress and her Strange Elites）

——《浮萍一样漂流的游侠生涯》（floating likeDuckweeds-The Life of Knights-errant）

——《1900年北京的龙虎战争》（1900：The War Between Dragons and Tigers in 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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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是以史学书写的方式，将十五部金庸武侠小说嵌入中国历史脉络的尝试。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工作，但笔者试图从中创造出一些意义：ex nihilo。

本世纪以来，一个基本事实已经越来越明晰，金庸武侠是现代中国人创造的，并且被全世界华人普遍接受的唯一一个幻想世界。当然不能否认还珠楼主、倪匡、古龙及当代许多幻想作家的杰出成就。但无可否定的是，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作家的幻想世界能如同金庸的江湖那样深入人心。随着岁月的推移，或许金庸的光辉会在新的幻想刺激和娱乐形式下逐渐褪色，但正如同水浒或红楼的世界，它们不会消散，只会一代代流传下来，成为积淀在我们民族意识深处的情怀。

或许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不能同意金庸武侠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对于接受并喜爱这些故事的读者来说，被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所感染，总会一再想到这样一些问题：“如果金庸的故事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历史是怎样的？那个世界是如何出现和演变的？那些人物对历史有怎样的影响？”本书的宗旨就是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与《剑桥倚天屠龙史》相比，本书更加注重长时段的历史脉络和集团分析，对于故事本身的再现则是粗线条和外在视角的。这里匮乏原著中浪漫悱恻的爱情故事或豪情满怀的英雄壮志，甚至许多小说中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不会提及。事实上，在宏观尺度上，即使对于金庸的忠实读者来说，整个历史脉络也都是陌生的。本书希望能带来这样的陌生化体验，无论是对小说还是对历史。小说本身创造了一个个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虚拟世界，而当这些世界被进一步投射到真实历史中去时，也会改变整个历史的面貌。

这里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代代的人，真实的或虚构的，在自身的历史处境中，怀着自己的爱恨与希望，登上历史舞台，如流星般炫目，而又匆匆下场。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业绩，然而又不断犯下同样的错误。他们并非都留下了存在的痕迹，正如这部武侠史也不是真正的历史遗产，然而他们的事迹却值得聆听，并在讲述和聆听中获得自身的存在。

自从《剑桥倚天屠龙史》结束连载后，我就着手开始写这部作品，但其写作并非顺畅，中间搁浅了好几年。在《剑桥倚天屠龙史》出版后，在编辑的鼓励下，我才重新捡起了这部中断的小书，战战兢兢地写完了。其中自然有酣畅淋漓，下笔万言的痛快体验，但也常常碰到枯坐桌前写不出一个字的困窘。其中苦乐，难以言表。

事实上《倚天屠龙记》最为适合用史书体写作的一部素材。其他的金庸作品总有这样那样难以与历史协调的部分，不是过于戏剧性，就是和历史的关注点大相径庭，许多段落的写作是令人相当头疼的，各部作品间动辄有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间隔，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作品根本没有确定年代可言。写这部书就像走钢丝，首先在原著和历史之间，其次是在忠于原著和自由发挥之间把握平衡，但或许早已失衡了而不自知。不过无论怎么有多少遗憾和不足，今天总算也可以交上一份答卷。

本书只有一个简单而庄重的承诺：如果金庸所记载的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那么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全貌，基本就会如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

本书只有一个简单而庄重的承诺：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2008．8.21-2013．5.13第一稿

2013.6.9第二稿

致谢

本书是题献给金大侠的，对他的感激和景仰在此就不必多说了。但有一件事，我一直印象很深。

2001年的寒假，我从北京坐火车硬座返乡过年，对面坐的是另一位大学男生。我们的学校和专业完全不同，坐在彼此对面，最初非常拘谨，没什么话说。但长夜无聊，慢慢开始聊起天来，在几个无趣的话题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彼此对金庸小说都是那么熟谙。于是大谈特谈起来，从武功高下到门派源流，到一众如花似玉的女主角，乃至小说中硬伤漏洞……聊得忘我，不知东方之既白。等到分手时，感觉就像多年的好友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清楚意识到，金庸武侠不仅是我个人喜爱的小说，也是千千万万同时代人共同的精神世界。在后来写作有关金庸的文字时，我常常想起火车上的那个夜晚。仿佛我一边写，一边递给对面的他看一样。谢谢你，我相忘于江湖的兄弟。

后来许多年中，我经常混迹于未名BBS、水木社区的武侠版和天涯社区的仗剑版块，去读那些大侠们关于金庸“科学”的武功论证，各种稀奇古怪的阴谋论，几可乱真的同人文，乃至mm们缠绵悱恻的武侠诗词。本书以及之前的《剑桥倚天屠龙史》，在精神上一直是这些网络金庸迷创作的一员。不追求多少深刻的思想内涵，只求想出新招来博金庸迷们一笑。当时的许多奇人异士我迄今记忆犹新。叶飘零、刘国重、茅十七、大脸撑在小胸上、落日刀、天怒人怨鬼见愁、陈怅……在此当然不可能列出所有人的名字，本书也不奢望能博得诸位高人的喜欢，不过，总要谢谢你们给我的快乐和启迪。

感谢我深深喜爱的作家马伯庸亲王，他在文体间转换自如的天才写作激发了本书最早的灵感。后来认识他后，他对我的鼓励也让我有勇气写完这部看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冗长无趣的书。

还必须提到我的朋友李红霞，因为我长期在国外，查找资料不便，她帮我找到了许多对于写本书来说极其必要的材料。非常高兴拥有你这样活雷锋式的的好友！

感谢之前出版《剑桥倚天屠龙史》的崇贤馆的几位编辑，和你们交流让我能重拾起这部搁浅数年的半成品。也要感谢最世文化的痕总、miu miu和小风几位美女。你们为这部作品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辛劳努力。你们不断的鞭策让我如同哭泣的白马，张开扯淡的翅膀飞过雪山。

更要感谢的，当然是自从《剑桥倚天屠龙史》网络连载以来一直追着剑桥系列的热情网友和读者。这些年来经常收到各种消息，询问本书的写作状况，没有你们的支持，这部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只有在你们之中，从你们的会心一笑中，这部书才能找到自身的微末价值。

最后，我要特别、特别、特别地感谢我的妻子宋珏，她在我写作期间明显地减少了对我的干扰，这对我是最大的帮助，为此我感激涕零。

新垣平

2013.5.4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插页

导论

西方人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冲突

武术世界在中国出现的条件

中国武学的基本特质和类别

文献回顾；查良镛博士的研究

第一部　中国武术世界的起源（史前—公元960年）

第一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0年）

越国女士的传说

江河与湖泊：诸国混战时代的社会流动者

游侠的出现及其历史影响

中华帝国的建立与游侠的消亡

第二章　中古时代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宗教根源（公元前100年—700年）

《黄帝内经》与道教的诞生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武学理论的重要性

达摩与慧可；少林武学的形成

少林寺与武曌的统治

第三章　8—10世纪的宗教与武术家（700年—960年）

八世纪的佛教、道教及诸宗教

唐代诗人与武术

唐代后期政治与女性游侠

宗教的衰落和吕岩教团的西征

唐朝的灭亡与武学传承的继续

第二部　两宋：武术世界的个人主导时代（960年—1279年）

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

政治与社会转变；江湖与武术世界的形成

宋代国际形势与武术世界轴心的形成

武术世界的非正统势力

慕容家族的计划：雁门关事件

乔峰的兴衰与少林寺之役

第五章　女真侵宋战争与武术世界低谷（1094年—1162年）

少林寺之役之后的武术世界

女真侵宋战争及其对武术世界的打击

武学的正典化进程

第六章　五绝体系的确立与调整（1162年—1227年）

少林的衰落与全真教的崛起

南宋-金对峙下的武术世界格局

第一次华山论剑及其后果

蒙古的崛起；金国武术集团的挑战

蒙古西征；第二次华山论剑

第七章　宋末武术世界与蒙宋战争（1227年—1279年）

从成吉思汗之死到大胜关会议

蒙古武术集团的建立；全真教的分裂

两次襄阳战役与南宋的灭亡

第三部　元明：武术世界的门派主导时代（1279年—1600年）

第八章　元代门派政治与明教运动（1279年—1336年）

元代门派政治的兴起

明教复兴运动

明教的分裂与转化

第九章　从明教到大明帝国（1336年—1368年）

武当与少林走向斗争

六大门派对明教的围剿

张无忌的统治与反元统一战线的建立

少林寺会议与张无忌之死

明教战争与明帝国的建立

第十章　明代前期的门派体系与秘密宗教（1368年—1440年）

明太祖对武术世界的政策

明朝内战与武当的鼎盛

明教残余势力与日月教的兴起

五岳剑派的崛起；与日月教的冲突

第十一章　明代中期的武术世界战争（1440年—1514年）

15世纪下半叶的武术世界格局

反魔教斗争与日月教的内乱

1511年的少林寺战役

五岳并派运动：太室山会议及其结果

五岳派的覆亡；武术世界内战的结束

第十二章　侠客岛的武术乌托邦运动（1514年—1600年）

门派政治的中衰

作为武术世界乌托邦的侠客岛

长乐帮的崛起与侠客岛的失败

第四部　晚明与清：武术世界的帮会主导时代（1600年—1911年）

第十三章　明清之际的战争与武术世界的动荡（1600年—1644年）

明代晚期社会与帮会的兴起

满洲的崛起与辽东战争

李自成与华山派的活动

从明朝灭亡到清朝迁都

第十四章　清朝征服中的汉族抵抗运动（1644年—1662年）

南明诸政权的兴亡

清世祖的统治；神龙教兴起

郑成功的海上战争

第十五章　康熙初年的武术世界与政治版图（1662年—1674年）

陈永华建立天地会

鳌拜的专权；庄廷鑨与苏克萨哈案

鳌拜的覆灭与桂太监的崛起

五台山之役：西藏、少林与清廷

第十六章　吴三桂的覆灭与清朝走向巩固（1670年—1689年）

反吴三桂运动与吴三桂的国际联盟

反清联盟的流产

三藩战争开始；武术世界的行动

三藩的覆灭、征服台湾和对俄国的和约

第十七章　从准噶尔战争到世宗被刺（1690年—1735年）

噶尔丹与桑结嘉措的覆灭

康熙末年的政局；天地会的余波

清世宗的统治与武术世界

第十八章　清高宗与天地会的密约及其破灭（1735年—1759年）

高宗即位与天地会的复兴

于万亭与高宗会晤；陈家洛的上台

高宗与天地会的秘密协议

天地会卷入回部战争

高宗的背盟与复汉计划的失败

第十九章　高宗后期的帝国与武术世界（1759年—1799年）

清廷对武术世界的政策变化

胡苗范田家族的仇杀

全国掌门人会议的筹备与召开

掌门人会议的过程及后果

1780年的玉笔峰之役

天地会的再度振兴；高宗之死

第二十章　武术世界在晚清的衰亡（1800年—1911年）

白莲教之乱与南四奇体系

寻宝狂热：武术世界的新浩劫

1820年之后的帝国与武术世界

义和团：武术世界的最后一战

结语

附录

附录一　金庸武侠史年表

附录二　武术世界重大集会及比赛列表

附录三　金庸武侠时代丛考

侠客行

笑傲江湖

鸳鸯刀

连城诀

白马啸西风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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